楔子
高貞白(伯雨)先生是鄉賢,又和我帶有遠親,更要緊的他是位掌故家。
「鄉賢」是指同鄉,「遠親」是我後來纔知道的,至於「掌故家」那是高先生的實至名歸,是在半世紀前瞿蛻之先生(一八九四—一九七三)曾撰序為之定位的。瞿氏是北方掌故家,名輩比高貞白先生更尊。以一掌故家去評論另一掌故家,內行評譽自足為人信服。瞿序是為高著的《聽雨樓叢談》前序,時維一九六四年。此後在我認識的朋友中,因瞿序而興感引發的文章見有兩篇,第一篇是黃玄同兄在《新晚報》發表《重讀瞿蛻之「聽雨樓叢談」序文》(一九八一年四月二日)。黃兄是持瞿氏之說,批評當時《新晚報》和《文匯報》經常發表常識出錯的掌故文章。第二篇是蔡登山兄的《最後一位掌故大家——高伯雨》。蔡文中對瞿序是多所闡發和推崇。該文蒐在《重看民國人物》,是二○ 一四年臺北出版。黃、蔡兩君的文章都因瞿序而感發興起的,但中間就相距了三十五年。於此,足見瞿序對掌故學的影響是既深且遠了。
瞿序說他所熟悉的掌故專家有兩位,一為高先生,另一為徐一士先生。但瞿氏更說及當時徐一士(一八九〇︱一九七一)已無法執筆。也等於說,當世能執筆談掌故的,就只先生一人。瞿序寫於五十二年前(一九六四年),是表達當時掌故人材的零落感慨了。而瞿氏謙抑,在文中沒把自己算進掌故家之列。而瞿氏作序後三年,躬逢「文革」,瞿氏即以言見罪,獄中瘐死。那掌故之學,就更有「人荒」之嘆了。所以蔡登山兄說高先生是「最後一位掌故大家」,這話是說於「瞿序」後的五十年,怕是當真了。「哀莫大於心死,悲莫大於人荒」,展望前途,後五十年的掌故學又將如何?言之也悲從中來了。
掌故的名實
關於掌故學,在瞿序之前,沒人下過準確定義。那瞿序自有澄清認識的功勞,所以本文談高貞白先生其人其學,謹以瞿序作為切入點。
掌故是甚麼?約定俗成的解釋是從《史記.龜策傳》的「因襲掌故」說起。或以是漢代官名,是泛指朝廷典章禮樂和人事,但這些解釋都是很混沌和含糊的。
近代龔定庵自稱是「掌故羅胸」。但他對「掌故」的理解卻很狹義,也可說重點在「故」而不在「掌」。
龔氏以「掌故羅胸是國恩」自負。他在《破戒草》也說「掌故吾能說,雍乾溯以還」,同樣是自負,但那只是典章文物制度的「因襲掌故」,而他卻把匡時濟世的通識類都摒出掌故範圍之外。即是他詩中說過的「略耽掌故非匡濟」。
他的好友魏源也持此觀點,魏在《聖武記》序言說:
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聞。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迄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
他說的「掌故海」和龔氏的「掌故」看法沒兩樣,都是指文獻典章制度,重點也是在「故」而不在「掌」。
但《今世說》的曹爾堪則是能把「匡濟」和「通識」等非文字的事物化為掌故,他「淹博多識掌故,又工強記,所過山川 塞,無不指畫形勢」。這就一反前例,是重點在「掌」而不在「故」了。(按:黃賓虹《零縑斷楮》也引錄記此事,但文字稍有不同。)
但瞿先生高明,他先且不論掌故的廣狹義,而是先論文體。更指出掌故的文體就是隨筆。他說:
很遠的不必說他了,像曹丕的《典論》,蕭繹的《金樓子》,就流傳到今天的片段看來,都只是信筆寫去,將自己的經歷告訴讀者,讀者自然覺得親切有味。
瞿氏接着纔說到:「有的已經組織起來,有的依然是零星片段的」。這「組織起來」就是「掌」,「零星片段」就是「故」。瞿先生只一語就把「掌」、「故」問題說清了。
瞿序繼而更深入地說高貞白先生的掌故學:
我所熟悉的掌故專家以隨筆擅長的,一南一北,有兩位。高先生以外,其他一位就是久居北京的徐一士先生。當然,此外一定還有,不過他們兩位著述較多,接觸較廣,而且從事的時期較長。徐先生現在年高,不再能親自動筆,所以高先生的著作就更是大家所先覩為快的了。
言下之意,就是當今談掌故的,僅數高先生一人了。接着瞿氏又說:
他們兩位從事掌故之學所以得到很大的成就,有兩點我們應當注意。第一、他們不是為掌故而掌故,卻是從其他方面兼收並蓄了許多的知識,然後來談掌故的。比如說,他們所談的近幾十年的掌故,實際上是幾百年前的掌故都已羅列胸中,所以談起來原原本本,不是道聽途說。第二、他們對於資料的運用都十分謹慎。因為資料的來源非常複雜,幾乎可以說沒有任何一種不存在問題。前人的記載常有不經意的錯誤,鈔書刻書當然都可能有錯。著書有時僅憑記憶,或者受到情感的影響,也可能有意無意地錯。甚至自己親筆題署的字也錯,鄭重刻在碑誌上的也錯。尤其是有些人說親身見聞的事也不一定可靠,因為一方面傳述的人儘管說的是親見親聞的事,可是他只看見、聽見當時發生的某一場面,而於事情的全部聯繫未必了然。另一方面,這些人自己有了成見,看問題總不免有點主觀,再加上有些人為了貪圖動人聳聽,不惜以偽亂眞。這種情況就使得掌故好談而又不容易談了。他們兩位卻都是對於鑑別眞偽一點不肯放鬆的,一字之差也必須追根究柢,不容許含糊過去。自己所說的話也總是保持一定的分寸。如果有疑問而實在無法得到正確的解答,也必有一番交代。其謹嚴負責的態度,是符合學術要求的。
瞿氏是前清軍機大臣瞿鴻禨的哲嗣,他見聞多,積學厚,是老一輩的掌故學家。高先生的《聽雨樓叢談》找他作序,當中自有所傾佩和推崇。不過,瞿氏始終沒把自己算入掌故家之列。
《聽雨樓叢談》的初版本就是由瞿氏題簽。前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聽雨樓隨筆》十大冊,有保留此序和題簽。
「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
「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這兩千年前的話,道盡了讀者心理。
高先生是怎樣的人呢?以我見,他是平淡中令人起敬、也令人思慕的人物。是讀書而不求致用,有正義感而不狂熱。喜朋友、喜文學、喜多聞的一位掌故家。
而其一生遭際,亦頗傳奇。說不清是性格抑是大環境令之成為掌故家。又或者是性格和環境的適然配合?
那先從我和高貞白先生的認識說起。
六七十年代,讀《聽雨樓隨筆》(初集)《聽雨樓叢談》《中國歷史文物趣談》諸書,又時在報刊如《大華》《大成》雜誌、《新晚報》等讀到高先生文章,深愛老人能將繁紛史實以輕鬆筆法出之。於是有「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的想法。值丁巳戊午間,澳門葡京酒店舉行有賞菊會,我躬逢盛會。席間由杅庵丈(汪孝博先生,一九〇八︱一九九三)介紹,始仰識高貞白先生。高先生面容晰白,身材瘦削,雙目炯炯。閒談一會,高先生雅興大發,在檯面取一柄團扇,寫「人品如西晉,家居愛北平」賜贈。此語曾是六橋贈癭公。甚雅嶲。
嗣後,我時到其灣仔寓所拜謁,或在英京酒家共餐(現為大有商場)。其時《書譜》主持曾榮光先生又多在英京邀約茶局,而我和高先生都是常客,故討教的機會亦多。筆者有時請高先生借用文獻資料,高先生是有求必應。《澳門日報》之李鵬翥丈聞之,嘖嘖稱奇,謂高先生靠寫稿「搵食」,資料該是不易借人的。可見高先生對我青睞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