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

〈推薦序〉歷史的思考、當代的回應——談呂昱的創作軌跡與《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李淑君
〈推薦序〉以故事傳承記憶，以文學抵抗媚俗／陳俊宏
〈導讀〉寫小說的理由——淺讀《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楊翠
〈自序〉難民營牛肉麵／呂昱
〈正文〉
一、顧左右而言他
二、冬日暖陽
三、牆的故事
四、就在今夜
五、寧靜革命
六、I will be free
七、遲來的遺書
八、契訶夫之槍
九、《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外一章

 

導讀

寫小說的理由——淺讀《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節錄)
作者／楊翠（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閱讀《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不能不了解呂昱與《南方》。二〇一〇年，我在澳門大學發表論文〈在左方，嗅聞土地的芬芳──論《南方》雜誌的關懷視角與實踐位置〉，細讀《南方》雜誌內容，強調《南方》的青年、本土、世界三大核心關懷，以及呂昱素樸臺灣左派的土地觀與文學觀。現在看來，依然如此。

　　層疊交織的書寫策略
　　從敘事結構來看，《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是以一種「書中書」的層疊書寫策略，營造多重敘事空間，造成眾聲喧嘩、多音環繞的聲效感。當然，這不只是一種聲效感，而是一個思考、對話、論辯空間的開啟。

　　《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文本的關係層疊，敘事者依據一部小說雛形來撰寫《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而呂昱的《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則是在寫一個正在寫小說的人，以及他所寫的小說《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至於小說初稿的作者是誰，從小說的前後文大致可以判斷出來，應該是一九八〇年代青年高志達，因為小說中的口述歷史訪談就是由他進行的，至於他為何未能完成這部小說，呂昱在這裡埋下伏筆。

　　三個文本的交織與增生，擴延了這部小說的時間線。還不只如此，呂昱更以日記、口述訪談的第一人稱敘事觀點，讓一九六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受害者主體現身／現聲，受害者當事人不再是被述說、被詮釋的。於是，《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呈現出複雜的時間線圖，同時，四個世代的青年都走進來了；就前者而言，《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交織三個主要時間線，一是敘事者正在撰寫《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的當下時間，二是小說中主要進行式時間的第一條軸線，一九九〇年野百合學運前後，「難民營牛肉麵店」的現場時間；三是小說中主要進行式時間的第二條軸線，透過十三次口述訪談逐字稿所具現的一九六〇年代臺灣與綠島監獄現場。

　　以年輕世代為記憶的發動者
　　由此拉出小說中四個世代的生命軸線：第一個世代，戒嚴時期受到威權政府侵害人權、剝奪青春與尊嚴的政治受難者，大多出生於一九三〇年代前後，最年輕的「小臺獨」出生於一九四六年，主要角色是嚴德環、蒙古人鞏明信；第二個世代是政治受難者第二代家屬，在書中主要是難民營牛肉麵店中，被稱為「阿桑」的施文蘭；第三個世代，難民營牛肉麵店中的年輕打工族，如阿達、阿輝、阿凸、翠雲，大都出生於一九六〇年代，或泛稱野百合世代，其中的嚴翠雲是受難者第三代家屬；第四個世代，交付資料委託敘事者撰寫小說的嚴小姐，是前一個世代嚴翠雲的女兒。

　　其實還有一個介於第三代與第四代之間的人物，那就是敘事者，出生於一九八〇年代初，難以直接歸屬到前面四個世代中。而且，作為一個小說家，一個不斷在小說中說話與評論，不斷舉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學家、思想家、藝術家、政治人物、政治受難者的話語的「講述者」，本身就具有鮮明的「中介性」，如果某個世代的屬性過於清楚明確，反而容易失去這種「中介性」。就此而言，呂昱對敘事者的人物設定是巧妙而有意義的。

　　四個世代的敘事重量當然不是均等的，小說家自有其特別想探索的面向。其中，第四代的嚴小姐僅出現在小說的開場與結尾，從交付資料、達成委託撰寫協議，到小說將屆完成，一共跨越五年，我認為，《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中嚴小姐這個人物角色的出現與設定非常重要，具有關鍵性意義。

　　這個關鍵性意義在於，由第四代作為這部小說和這段記憶敘寫、歷史真相的追索與辯證的啟動者，由最年輕世代發動記憶重構的艱困工程，由出生於一九八〇年代初解嚴前的中介世代，來執行這個記憶重構的工程，以此具現第一代（嚴小姐曾祖父）所走過的威權歷史與白色恐怖，以及第三代（嚴小姐母親）經歷的一九八〇、九〇年代解嚴前後的臺灣政治社會情境與野百合學運的時代語境。

　　這個發動非常重要，因為通過記憶重述，才能開展世代對話。這個發動非常珍貴，因為唯有年輕世代挺身戳破「遺忘政治」的虛假面目，抗議「記憶」被操弄，主張歸還記憶主體與主權，才可能真正抵抗黨國體制操控數十年的 「制度性遺忘」。這種 「制度性遺忘」，即使直到今日，黨國體制已然崩解，都還深植臺灣人的集體文化潛意識中。就如小說裡嚴小姐所言：「政治犯後代有責任和義務把這故事書寫出清晰的記憶。我認為，重要的不是究責和懲治，而是犧牲者和他們的故事，必須在我們的歷史記憶中完整呈現。」

　　在轉型正義脈絡裡談「記憶與遺忘」，必須體認「遺忘」這件事絕不是基於自然的時間因素，而是充滿政治性的。亦即，某些特定記憶並不是被時間的煙塵覆蓋，不是被時間潮水沖刷，而是被政治性地全面刻意遮蔽抹除。

　　看不見「政治的」，就是「最政治的」。這種面對「記憶與遺忘」的社會主流態度，讓受害者家庭的每一個世代青年，都更加逃避去了解，不敢去記憶，因為「記起來」將會讓他們面對雙重痛苦：一個是歷史真相所帶來的痛楚，一個是主流社會因為你「記起來」而恐懼，繼續施加排擠、否認、棄絕；後者才是真正的刺痛，讓他們更不敢去探掘歷史真相。

　　然而，刻意遺忘是傷痛記憶最深沉的烙印，不敢記憶就無法贖回歷史正義，無法達成轉型正義。從這個角度來看，《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以最年輕世代作為記憶建構的發動者，而以次年輕的、介於第三代與第四代之間的敘事者，作為記憶建構的中介者與實踐者，非常有意義。

自序

難民營牛肉麵（節錄）
作者／呂昱

　　這些年行走江湖，我有兩個頭銜，一個叫「作家」，一個則是被稱為「政治受難者」的「前輩」。

　　前些年，有位還算熟悉的友人經常關心地問我：「最近都寫了什麼創作呢？」我如實地順口回：「正埋頭寫一套有關白色恐怖題材的小說系列組曲。」殊料，她竟然蹙著眉頭以高度疑惑的語態反問：「寫這類小說能賣錢嗎？」我當場為之語塞，良久後才禮貌性地回她一個苦笑。其實當下我暗自驚覺：何以我從沒想過我的創作到底會不會賣錢？

　　換個角色，偶然跟一位玩電影的朋友聊天，也曾問我最近忙什麼成績呢？我依然如實地回說：正埋頭寫一套有關白色恐怖題材的系列小說。她興奮地拍手稱許：「你寫這題材正好趕上潮流，到時拍成電影絕對叫座。」我又當場結舌，不知如何回話。許久之後，我才恍然，她可能是根據前幾年的電影「返校」出人意表的亮麗票房而有所聯想吧！

　　這兩個問題裡，正好導引出一個涉及精神世界構築和物質世界發展之間的很嚴肅的議題：「文學死了嗎？」不過，我這裡要提出的觀點跟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的名著《文學死了嗎？》一書中的立論還是有所區隔的｜希利斯．米勒該書中指責：文學理論的繁榮標誌著文學的死亡；他認為「當代的文學理論正出現於文學的社會功能削弱之時」。我的看法正好與此相反，我堅定認為「當代眾多紛雜的文學理論適足以啟動更豐富的文學生命」。

　　比較諷刺的是，絕大多數作者幾乎都不會故意去依賴文學理論而進行創作；或者說，依賴任一文學理論而創作的文學作品其實很少完滿的。我正是基於這樣的觀察而敢於確認：文學理論對文學作品的詮釋乃是基於後設的解剖與演繹，絕不會是先驗的武斷的一種審視。所以希利斯．米勒才會在其著作中提示「文學要求人帶著同情，居住在一個虛構世界裡」。

　　不過，小說讀者光只是帶著同情顯然是不夠的，應該要經由虛構世界中的閱讀過程點燃起愛的熾點，並進而促發讀者得以觸引生命的懷想與憧憬，以及無論是個人或想像的那個社會集體性之未來希望。現實上，就像慘烈的二二八鎮壓屠殺事件一樣，白色恐怖年代已然成了臺灣歷史上的一個鮮明標記，涉及到數十萬人的生命故事曾經綿延了四十年以上，即使窮我畢生之力也絕難訴盡道完。我這支孤獨之筆所能捕捉與勾勒的白恐情境畢竟有其限度，這是下筆之前就應該自我理解的困窘！但，至少我能自期不至於成為「沉默者」或是「過去就過去了」的「異鄉人」！

　　臺灣民主化之後，史學界興起一波白恐口述歷史的風潮。二〇一八年五月「國家人權博物館」正式掛牌之後，白恐口述歷史即列入常規工作作業程序。這是史料的保存，跟文學乃分屬兩套思維範疇的系譜。儘管「國家人權博物館」也出版了少數白恐相關的文學作品，但是在成就上仍然十分蒼白，大體上為了滿足歷史意義上的需求性顯然遠大於文學性的敘事藝術。這樣的說法絕無意於提出任何是非針貶，毋寧是對臺灣文學界關於這類苦難現實與哲學上的藝術創作和經營，提出我個人更深沉的一種自我期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