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與抵抗的藝術：潛藏在順服背後的底層政治，公開與隱藏文本的權力關係

導讀　小人物的大歷史　何明修
前言

致謝

第一章　官方說法背後

第二章　支配、表演與幻想

第三章　公開文本作為得體的表演

第四章　虛假意識或過分讚譽？

第五章　為異議次文化創造社會空間

第六章　支配下的抗議：政治掩飾的藝術

第七章　從屬群體的底層政治

第八章　權力的狂歡：首次公開宣告隱藏文本

參考書目

導讀　小人物的大歷史
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人們總是以上位者的視野來審視重大的歷史演進，沒沒無聞的尋常百姓只是被動跟隨潮流，他們始終不曾創造歷史。即使處於極端的壓迫處境下，勞動成果被剝奪、尊嚴被踐踏，也無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奴隸、農奴、佃農、賤民、被殖民者、獨裁統治下的人民等弱勢群體只能安分認命，公然的抵抗是少見的歷史短暫插曲。在更多時候，他們順從既有的遊戲規則，彷彿他們接納了統治者編織出來的謊言，也默認自己的從屬地位。要扭轉這些不平等的處境，我們只能依靠少數智勇兼備的領導者，他們宣揚另一種嶄新的世界觀，啟發蒙昧無知老百姓，鼓舞他們的參與士氣，最終才能通過集體力量，共同推翻不義的體制。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支配與抵抗的藝術︾大膽地挑戰上述的既定成見，讓那些從來沒有積極發聲的弱勢者獲得應有的歷史地位。簡而言之，就算被迫身處於支配的情境下，他們從來沒有喪失過自己的主動性。弱勢群體清楚了解他們身處於不利的社會位置，而且深知如果不經意地透露出自己的不滿或是反抗意圖，就有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他們知道自己不可能改變現狀，但是也沒有必要因此全然遵守既有的規定。在統治者面前，他們擺出謙卑順從的姿態，凡事畢恭畢敬；但是在其監督視線之外，他們卻採取了各種因地制宜、被特意掩飾的抵抗策略，其目的不只是維持他們的生存、減少自己的損失，也是為了捍衛其人格尊嚴。
　　統治從來就是雙重性，一方面是物質性的占有與剝奪，強勢者享有更優渥的生活條件，而弱勢者被迫處於貧窮與匱乏的不利情境；另一方面，統治也展現為一種文化觀念，強勢者顯得高貴而優雅，而他們所面對的他者則是低賤而粗俗的。在這種情況下，兩者的互動需要依循一套不對稱的準則，統治者總是試圖展現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震懾弱勢者，要求其遵守朝儀規範。不過，這本書指出，這樣的恭敬服從只是表面現象，不代表被支配者的真正內心想法，更遑論某種穩定的支配秩序獲得廣泛認可與接受。事實上，弱勢者往往只是特意呼應官方認可的說法，掩護其違背規定的各種舉動。換言之，面對官府大人言必稱自己是「愚民」的老百姓，不見得必然是循規蹈矩的﹁順民﹂，他們往往是踰越法律的「奸民」。本書作者斯科特（James C. Scott）是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系的講座教授，他的靈感來自於一九七○─一九八○年在馬來西亞吉打州（Kedah）的田野考察。在當時，斯科特原來是要研究東南亞綠色革命所帶來的農村現代化，然而，他卻看到了更深化的貧富落差。富人公然違背伊斯蘭律法所禁止的放款取利，用高利貸掠奪窮人的土地；但是窮人也不是完全束手無策，他們發動各種蜚言流語破壞富人的名聲，此外，他們也會用偷竊、占用等方式為自己取回公道。在一九八五年出版《弱者的武器》（Weaponsof the Weak），斯科特將這種匿名化的、被掩藏的鬥爭稱之為「日常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
　　從《弱者的武器》到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本書，斯科特的觀察視野從東南亞的鄉村民族誌擴大至全球尺度，他所引用的資料包括小說、回憶錄、歷史研究等，提出了一套關於支配與抵抗的通用模型。探討高度不對稱的權力關係時，我們需要以下列前提作為出發點：弱勢者通常沒有公然發言的機會，他們無法集結與討論，公開流傳的敘事通常是符合優勢者的利益、正當化他們所享有的特權，並且將兩者的差異歸因於某種自然的、神聖的、無法改變的原因。膚淺的觀察者有可能犯下這樣的錯誤，誤以為缺乏明顯可見的衝突即代表和諧的秩序，上位者與下位者都共同遵守一套互動規範。事實上，處於極端不利的情境，弱勢者早就習到抑制自己負面情緒的生存之道，他們忍氣吞聲，用各種偽裝與規避的手法隱藏各種大大小小的抵抗行為。弱勢者通常會強化自身群體的團結，通風報信是被嚴格禁止，以避免統治者覺察這些被掩飾的非法或不端行為。
　　斯科特以戲劇表演的角度分析支配情境下的互動，他指出有兩種相互對立的文本。「公開文本」（public transcript）是一種體面合宜的表演，統治者展現出與其地位符合的優雅姿態，以儀式性的操演正當化與美化其權力來源。公開本文即是在位者的自我投射，一種理想化的敘事，因此，有些看似完全不合理的公開文本仍發揮了政治作用。斯科特提到了一九八五年在永珍的一場盛大舉辦的遊行，寮國共產黨動員了農民、幾乎不存在的勞工、坦克車、聊備一格的空軍米格機，甚至連搖旗吶喊的觀眾都是經過彩排預演過的。這一場只有演員、沒有真正的觀眾的表演所要證明的是，寮國共產黨與他們在莫斯科、北京、河內的老大哥們一樣，都是貨真價實的社會主義國家。
　　公開文本是菁英的自我宣稱，但是鮮少真正說服了被支配者，至多只是能威嚇他們。在統治者看不到的角落，弱勢者所採取的行動符合所謂的「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在表面的恭敬順從之下，以各種手段為自己討回公道。馬克思主義者通常認為無產階級大眾無法認清自己的處境，意識形態、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等概念，都是用來說明階級洗腦是如何產生的。斯科特並不認為弱勢者採信進而認為現狀是美好的，或者說是自然而然的；毋庸說，這些理論誤信了公開文本，以為其宣稱就是真實。事實上，弱勢者也會策略性使用公開文本，以維護其利益，例如要求以家父長權威為名的統治菁英善盡﹁照顧﹂的責任。同樣一本聖經，黑人奴隸讀到的是逃離埃及與應許之地，而不是「要順從主人」的教訓。
　　隱藏文本經常附著於口述文化，以傳言、謠言，或是笑話的方式傳遞，這些幾乎查不到源頭的話語正是因其匿名性，較能夠安全的傳達被壓迫者的不滿。世界各地的民間故事也有常見的「搗蛋鬼」（trickster）角色，他們以智取勝、以小博大，破壞了既有的秩序。對於統治者而言，嘉年華或者是一些宣揚顛倒世界的傳言︵貴族服侍奴僕、牲畜屠宰人類︶具有高度顛覆性，因此他們常以維持秩序的理由，限制或是禁止這些有助於隱藏文本快速流傳的場合。
　　斯科特指出，從屬群體經常採取一種低調而審慎的「底層政治」（infrapolitics），他們的抵抗行為往往不是發生在公共領域。奴隸的偷竊、農民的越界採集、搗毀機器的勞工都是偷偷摸摸進行。就如同游擊戰一樣，弱勢的那一方總是避免正面交鋒，而是採取「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的迂迴戰術。斯科特認為，這樣的底層政治不只是某種無傷大雅的不滿宣洩，也不僅是疏導壓力的安全閥，而是弱勢者不斷在測試統治者的容忍界限。一旦時機成熟了，平常需要被特意掩飾的隱藏文本將得以公開展現，例如奴僕不再向主人致敬、被獨裁者禁止的異議言論可以公然講述，造反就等於正式登場。斯科特特別提到，打破長久禁令所帶來的喜悅與成就感，讓參與者覺知到有機會真正做自己，也重新取得了喪失的尊嚴。
　　《支配與抵抗的藝術》的寫作流暢，非常具有可讀性，斯科特展現深厚的人文素養，信手引徵豐富而有趣的個案資料，的確堪稱社會科學的經典名著。更重要的是斯科特所提供的理論創見，處於壓迫情境下的小人物並不是被動無助，他們反而是非常機靈地洞析世局，敏捷地捍衛自己的權益。這樣的看法直接挑戰了相信科學理論與組織紀律的馬克思主義，帶有濃厚的無政府主義色彩。同樣的源於十九世紀的左派運動，無政府主義認為國家即是壓迫的來源，而且人民具有自發的抵抗能力，他們不需要理論家或是革命先鋒隊的帶領。
　　斯科特的無政府主義信念更明顯展現於後來的幾本重要著作，也同樣獲得相當程度的重視。在《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從生活中的不服從論自主、尊嚴、有意義的工作及遊戲》（Two
Cheers for Anarchism: Six Easy Pieces on Autonomy, Dignity, and Meaningful Work and Play）一書，他指出小人物追求自身的自主性與尊嚴才是驅動歷史的主導力量。大部分勞工階級不會想要推翻
資產階級，或是廢除資本主義，他們真正的想法是成為小資產階級的頭家，不用看別人的臉色過活。同樣地，推翻俄羅斯沙皇體制的也不是高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分子，而是前線逃亡的士兵、占領工廠的勞工、拒絕繳租的農民。
　　《國家的視角：改善人類處境的計畫為何失敗》（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回顧了二十世紀幾場人為的重大慘劇，包括俄羅斯的農業集體化、坦尚尼亞強制游牧民族定居化等。斯科特指出，一旦國家全面壓制社會，而且掌權者又抱持高度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的信念（例如科學的社會主義），其推動的政策將會忽略當地人長年累積的智慧，導致人為的災難。宣稱要提升人類福祉的現代國家是禍源，依賴農業剩餘的傳統國家也不遑多讓。在《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中探討東南亞高原眾多難以被歸類的少數民族，斯科特強調他們不是文明化程度低的﹁野蠻人﹂，而是躲避平原政權統治的自由人。為了避免各種稅捐徭役與以教化為名的控制，有些民族甚至拒絕使用文字或是姓氏。
　　在《反穀：穀物是食糧還是政權工具？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何種代價？一個政治人類學家對國家形成的反思》（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斯科特更進一步從生態史的角度考慮國家的古代起源。過往說法認為，新石器時期的農業革命帶來生產力提升，剩餘糧食促成了國家的出現。斯科特卻指出，定居農耕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也容易招致人畜共通傳染病的危害，如果人類有選擇，這樣的勞苦而危險的生活不會是首選。相反地，定居農耕是被國家強行加諸的文明形態，因為一群沒有移動性、可以被清楚看見與盤點的人口是統治者所需要的，就如同人類馴化若干野生動物成為家畜。穀物的種植也是符合國家的需求，不像根莖類作物，長在地上的稻米與小麥有固定成熟的季節，也能清楚計算產量，有助於統治者的徵收。換言之，以國家為名的文明即是帶來了不自由與不健康的人類。
　　斯科特的這些後續研究作品在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政治學等領域都引發許多的迴響與討論。他對於小人物的關注，尤其是他們如何靈巧地因應各種具有壓迫性的權威、維繫自身的生存與尊嚴，幾乎都可以在這一本書找到。這也是為何每次重新閱讀《支配與抵抗的藝術》，都會帶來新的收穫與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