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

第一章　從波士尼亞到巴格達

　　要恢復我們的地理意識，我們必須先整理好近來歷史上我們最深刻喪失它的那一刻，解釋為什麼喪失地理意識，並且說明它如何影響我們對世界的假設。當然，喪失是逐步的。但是我選定的那一刻，是柏林圍牆塌垮的當下，喪失似乎最尖銳。雖然是人為的邊界，其崩垮應該加強我們對地理及地圖的尊敬──以及這幅地圖可能如何預見鄰近的巴爾幹以及中東的命運──柏林圍牆的消失，使我們對依然分裂我們、等候我們的真正地理障礙視而不見。
　　因為我們突然間進入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德國的人為疆界被拆卸，導致人們假設所有的人為分隔都可以克服；民主將征服非洲和中東，與在東歐一樣容易；全球化──很快就成為流行語──只不過是歷史的道德方向和一種國際安全體系，遠超過其實僅是一種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階段。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才剛被擊垮，即使美國和西歐的國內安全也被視為理所當然。和平的外觀深入人心。美國國務院前任政策計畫處副處長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預先掌握到時代精神，於柏林圍牆拆除前幾個月發表一篇文章〈歷史的終結〉，宣稱雖然戰爭和叛亂仍會繼續，黑格爾式的歷史現在已經終結，因為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勝利，已經替哪一種政府制度對人類最好的論辯畫下句點。 因此，只不過是更以我們本身形象去塑造世界，有時候要透過部署美軍部隊為之；一九九○年代的部隊部署不會產生太大的懲罰作用。這是後冷戰的第一個主流思想，它也是幻想的時代。當時「現實主義派」（realist）和「務實主義者」（pragmatist）這種名詞被當作貶抑之詞，象徵嫌棄進行人道干預，似乎不論是傳統意義或狹義界定的國家利益都應該迴避。當時最好是當個新保守主義者或自由派國際主義者，他們被當作只是想要在巴爾幹制止種族屠殺的好人、聰明人。
　　理想主義在美國如此冒出來，並非史無前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高擎起「威爾遜主義」的大旗。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這套理想，後來經證明，很少考量到美國的歐洲盟邦之真正目標，甚至更不考量巴爾幹和近東的現實；一九二○年代這個區域的事件告訴我們，從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出現的民主和自由，只在這個舊帝國的個別地區提升了狹隘的種族意識覺醒。西方從冷戰得勝後也出現相同的現象，許多人相信它會在「民主」和「自由市場」的大旗下帶來自由和繁榮。許多人以為，即使是最貧窮、最不穩定的非洲大陸，它還受制於世界最人為、不合邏輯的邊界，或許也已站到民主革命的邊緣；彷彿位於歐洲中心的蘇聯帝國之覆亡對於全世界最欠開發的國家──他們被大海和沙漠阻隔在數千英里之外，只透過電視彼此產生關聯──意義極大。 可是，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樣，我們贏了冷戰，沒帶來太多民主和全球和平，只有為下一個生存而奮鬥，而且邪惡只不過換上了新的面具。
　　民主和良政事實上在非洲各地都開始冒出來。但它將是一段長久、艱苦的奮鬥，在奮鬥過程中有相當長的一段無政府現象（發生在西非若干國家）、叛亂和徹底的屠殺（發生在盧安達〔Rwanda〕）。非洲有一段漫長之路要走，才能界定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至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這十多年──也就是從柏林圍牆崩塌到凱達組織（al Qaeda）攻擊五角大廈和世界貿易中心這段時期：這十二年間的大規模屠殺和人道干預遲遲而來，令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倍感氣餒，而且這些干預行動的成功，雖然使理想主義者揚眉吐氣，但其實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的十年卻證明它們是災劫。
　　九一一事件之後的新年代，地理（在一九九○年代於巴爾幹和非洲肯定是個重要因素）卻對美國在近東的好意展開劇烈破壞。從波士尼亞到巴格達之旅，從巴爾幹半島前土耳其帝國西部最開發的地區之有限度空戰和陸戰，擴大到它東部最不開發的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地區的大規模步兵入侵，它暴露出自由派普世主義之局限性，在這個過程中承認對地理要重新尊重。
　　後冷戰其實始於一九八○年代，比柏林圍牆崩塌還早，當時「中歐」一詞重新復活；後來牛津大學學者提摩太．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把它定義為「有別於蘇聯的『東方』（East）的一種政治及文化區分」。 中歐（Mittleuropa, Central Europe）理念的成分大過地理的事實。它構成記憶的宣示：它是濃郁、愉悅地散置而又浪漫的歐洲文明，代表著圓石街道和人字形屋頂、醇酒、維也納咖啡館和古典音樂，以及溫和、人文主義的傳統，而且灌輸了銳利、令人憂心的現代主義藝術與思想。它令人追憶起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以及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和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名氏，而且深受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和荷蘭猶太裔哲學家巴魯赫．史賓諾莎（Baruch Spinoza）的影響。的確，「中歐」代表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大破壞之前已陷入危機的猶太人知識界；它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經濟發展，強壯的波希米亞工業化水平其實高過比利時。它代表雖有種種衰頹和道德瑕疵，雖在愈來愈失能、但仍親善的哈布斯堡帝國大傘之下，仍有個相當多元種族寬容的區域。在冷戰的最後階段，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在他觀察銳利的經典大作《世紀末的維也納》（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還有義大利作家克勞迪歐．馬格里斯（Claudio Magris）在他豐富的遊記《多瑙河》（Danube）中，都精簡地掌握到中歐的新意義。馬格里斯認為，中歐是一種情感，「代表針對任何極權主義方案的一種防衛」。至於匈牙利作家喬治．孔拉德（Gyorgy Konrad）和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則認為中歐很「高尚」，是解放政治渴望的「總鑰匙」。
　　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談到「中歐」，指的是一種文化，它所形成的地理，與山脈或蘇聯坦克所形成的地理無殊。中歐的概念是對冷戰地理的責難，因為冷戰拋出「東歐」這個字詞，指的是由莫斯科控制的半個共產世界的歐洲。由於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都曾經是中歐的一部分，因此新興概念主張，它們不應被納入共產主義和華沙公約這批被囚禁的國家之列。幾年之後，挺諷刺的是，當南斯拉夫爆發族裔戰爭時，「中歐」不再是統一的代名詞，而變成了分裂的代表；人們從腦海裡把「巴爾幹」從中歐分割出去，使它實質上成為新／舊近東的一部分。
　　巴爾幹是舊時土耳其及拜占庭帝國的同義詞，它的險峻山脈阻礙發展，它普遍較低的生活水平可回溯到數十年前或數百年前，落後位於歐洲中心的前哈布斯堡帝國及普魯士帝國。共產黨宰制的灰澀的數十年當中，事實上，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巴爾幹國家，所遭受的貧困和壓制程度，是蘇聯帝國北半部「中歐」所不知道的慘烈。當然，情勢相當複雜。東德是這些衛星國家中真正遭受最多占領的國家，因此它的共產主義制度最僵固。連南斯拉夫──不是華沙公約正式會員國──尤其是它的城市，都享有捷克斯洛伐克未能擁有的某種程度之自由。可是，整體來講，前土耳其及拜占庭帝國的東南部歐洲國家，在共產主義政權下遭遇的苦難，並不低於東方專制主義的版本，彷彿第二次蒙古人入侵，當時這些信奉天主教的昔日哈布斯堡歐洲國家，吃的苦頭比較不惡毒：是不同程度的激進社會主義型民粹主義很灰澀的攙和。從雖是共產主義、卻比較自由派的匈牙利卡達（Janos Kadar）政府治下，進入西奧塞古的羅馬尼亞極權主義，就是典型的實例。我在一九八○年代經常如此旅行：當我坐的火車從匈牙利進入羅馬尼亞時，建築材料的品質突然惡化；官員亂搜我的行李，針對我的打字機作文章，向我索賄；公用廁所裡沒有衛生紙、燈光也昏暗。沒錯，巴爾幹深受中歐影響，但它們也深受同樣相近的中東之影響。塵土飛揚的草原、陰鬱的公共空間──兩者都從安納托利亞（Anatolia）引進──是科索沃和馬其頓生活中的特色，這在文明活潑的布拉格和布達佩斯是很難看到的。因此，種族雜處的南斯拉夫頻頻發生暴力，而單一種族的中歐國家（如匈牙利和波蘭）相對平靜，絕不是意外或完全可推諉在某名個別壞蛋頭上的事。歷史和地理也脫不了關係。
　　可是，高舉中歐做為道德和政治指南、而非地理方位，像賈頓．艾許──本年代最雄辯滔滔的聲音之一──這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提出一個並非歐洲的觀點，而是全世界的觀點，它兼容並蓄、不搞差異化。依據這個觀點，不僅巴爾幹不應被編派為低度開發和野蠻，其他任何地方──如非洲──也不應該。柏林圍牆的傾塌不只影響德國，也應該釋放出中歐的美夢。這種人文主義的作法，是自由派國際主義者和新保守派在一九九○年代都信服的四海一家精神本質。保羅．伍佛維茨（Paul Wolfowitz）在因強烈支持伊拉克戰爭而大為出名之前，就力主在波士尼亞和科索沃進行軍事干預。事實上，他與賈頓．艾許這個大自由派聯名在左傾的《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雜誌上撰文。前往巴格達之路其根源是一九九○年代的巴爾幹干預，它遭到現實主義者和務實派的反對，即使在前南斯拉夫的這些軍事部署，也證明是不容否認的成功。
　　渴望解救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穆斯林，不能與渴望恢復中歐分開來，兩者既是真實、又是深刻想像的地方，將證明道德與人道主義會將美麗聖潔化。（雖然提摩太．賈頓．艾許本人懷疑理想化中歐的作法，卻看到這種理想化可能出現的積極道德用處。）
　　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的人道主義作品掌握一九九○年代知識分子精神。提摩太．賈頓．艾許在回憶錄中寫到他在東德的生活：「我常說：『我是柏林人。』指的是我是以撒．柏林信徒。」 現在共產主義已經潰敗，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已被揭露是假的，以撒．柏林就是對過去四十年風靡學術界的一元論理論最完美的解毒劑。以撒．柏林曾在牛津大學任教，他的一生恰好貫穿二十世紀，一向替資產階級務實主義及政治實驗「暫時妥協」做辯護。 他厭惡地理、文化和種種其他形式的決定論，拒絕將任何人歸附於命運。他的觀點透過一生的文章和演講表述清楚，經常是曠野中孤獨的學術之聲，構成對謹慎的理想主義的完美綜合，用來反對共產主義、也用來反對「自由和安全只適合某些人、不適合另一些人」的理念。他的哲學和中歐的理想完全吻合。
　　但是，經過這些聰明、言詞便給的知識分子解說，雖然中歐的概念的確很高尚，應該在我將以例子說明的所有西方國家外交政策上常年不斷扮演角色，但它也面臨一些障礙，我稍後將會討論它。
　　這個崇高的觀點仍然有問題，一個醜陋的事實在整段歷史上，經常把中歐的概念變得相當悲悽。中歐在地圖上根本不具真實性。（提摩太．賈頓．艾許直覺到這一點，把自己的文章題目訂為：〈中歐存在嗎？〉） 於是乎，地理決定論者出現了，相較於以撒．柏林的溫柔言詞，他們是那麼的嚴厲、陰沉：尤其是愛德華時代代表人物哈福德．麥金德爵士（Sir Halford J. Mackinder）和他的信徒詹姆斯．費爾格瑞佛（James Fairgrieve），在他們看來，中歐的概念有「致命的地理瑕疵」。麥金德和費爾格瑞佛告訴我們，中歐屬於「擠壓地區」（crush zone），橫跨在注重「海洋利益」的海洋歐洲和「著眼大陸觀點的歐亞心臟地帶」兩者之間。總之，從戰略上來說，在麥金德和費爾格瑞佛的眼裡，中歐根本「沒有空間」。 這兩人的著作表示，歌頌中歐（這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合理的耽溺）代表地緣政治的暫停休息──或至少是希望暫停。可是，柏林圍牆拆除並沒有──也不能──終止地緣政治，只是把它帶進新階段。你不能光抱著希望就使地球上不再發生國家和帝國的鬥爭。
　　我稍後將以相當大的篇幅來討論麥金德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心臟地帶」（Heartland）論述。現在先說，一百多年前的解釋就相當堅實，經證明其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的動態相當有關。簡單地說，兩次世界大戰無非就是德國是否將主宰在它東方的歐亞心臟地帶的戰爭，而冷戰專注在蘇聯獨霸東歐──即麥金德所謂心臟地帶的西端。蘇聯掌控的東歐底下有東德，歷來多是普魯士傾向，傳統上有往東拓展領土的心態，換句話說，偏向心臟地帶；而北約組織的海洋同盟下含西德，歷來信奉天主教，側重工商業，傾向於北海和大西洋。冷戰時期著名的美國地理學家索爾．柯恩（Saul B. Cohen）主張，「分隔東、西德的邊區……是歷史上最古老的邊區」，從中古時期就是法蘭克人和斯拉夫人部落的邊區。換句話說，東、西德之間的邊界很少人工部分。根據柯恩的說法，西德「充分反映海洋歐洲」，而東德屬於「大陸型陸權範圍」。柯恩支持德國分治，是「地緣政治穩定、戰略上有必要」的安排，它可以穩定海洋歐洲和心臟地帶歐洲之間經年不斷的戰爭。 麥金德也在一九一九年有先見之明地寫道：「穿越德國這條線……就是我們在其他地方拿來把心臟地帶和海岸地帶從戰略上加以區隔的那一條線。」 因此，劃分柏林是人為的，可是劃分德國就未必是了。
　　柯恩認為中歐「只是地理上的表達，沒有地緣政治的內涵」。 根據這個邏輯，德國的再統一不會導致中歐的復活，反而會重啟爭奪歐洲之戰，推論起來，就是爭奪歐亞的心臟地帶：換句話說，在什麼情況下德國會轉向東方、轉向俄羅斯，對波蘭、匈牙利及其他前衛星國家產生重大影響？或是轉向西方、轉向英國和美國，在海洋範圍勝利呢？由於後冷戰仍處於初期階段，我們還不知道答案。柯恩等人無法精確地預見到今天德國統一後的「去軍事化」性質，在深沉的文化層面存在著「對軍事解決的嫌惡」，這在未來會有助於穩定或不穩定，要視狀況而定。 正因為他們是位居歐洲中央的陸權國家，德國人一向表示深刻了解地理和戰略是生存的重要機制。這是德國人仍有待恢復的東西，才好超越目前的準和平主義。重新統一的自由德國是否能在大西洋和歐亞心臟地帶之間成為平衡力量，讓對中歐文化大膽的新詮釋能夠生根，因而讓中歐概念成為地緣政治的穩定石呢？這就可以讓賈頓．艾許這些人講話的分量勝過麥金德和柯恩了。
　　總之，做為寬容和高度文明理想的中歐，是否禁得住新大國鬥爭的衝擊呢？因為在歐洲中心肯定會出現這樣的鬥爭。從二十世紀末的角度去看，十九世紀末中歐如此活潑的文化相當有吸引力，它就是一個特定的帝國及地緣政治現實──也就是哈布斯堡奧地利──這個結果。自由主義最終要依附在權力上；或許是仁義的權力，但畢竟總是權力。
（全文未完）

第一章　從波士尼亞到巴格達

　　要恢復我們的地理意識，我們必須先整理好近來歷史上我們最深刻喪失它的那一刻，解釋為什麼喪失地理意識，並且說明它如何影響我們對世界的假設。當然，喪失是逐步的。但是我選定的那一刻，是柏林圍牆塌垮的當下，喪失似乎最尖銳。雖然是人為的邊界，其崩垮應該加強我們對地理及地圖的尊敬──以及這幅地圖可能如何預見鄰近的巴爾幹以及中東的命運──柏林圍牆的消失，使我們對依然分裂我們、等候我們的真正地理障礙視而不見。
　　因為我們突然間進入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德國的人為疆界被拆卸，導...

導讀　地理：命運的鎖鍊，自由的航標
張登及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副院長、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
地理的致命吸引力
　　讀書與思考要靠緣分，偶有所得也多少碰點運氣。近幾年來，這樣的感受特別深。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史名家卡普蘭（Robert D. Kaplan）的著作《地理的復仇》在二○一二年問世時，筆者曾匆匆地翻閱，卻未能仔細拜讀。五年之後，得知麥田出版社邀得我國文史譯著名家林添貴先生出手翻譯，並請筆者略述心得。非常巧合，這兩年筆者考慮國際議題，越發感覺歷史與地理的因素不僅重要，而且從宏觀的大歷史到微觀的小事件，彷彿繫著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綿延多彩的錦緞，靜靜地散發著致命的吸引力。
　　舉例來說，筆者認為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雖然細節未定，但這個新亞歐戰略的前世密碼，正藏在內陸亞洲的地緣政治史中，也就是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所謂「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特徵上溯至西元六世紀，甚至更早。拉鐵摩爾早在二戰前便遊歷長城內外，從滿州、蒙古、新疆到西藏與俄屬中亞。他當時就指出歷史與地理特徵造成的「連續意識」，對界線浮動的草原與農業文明人群的世界觀都具有關鍵性；即使有了電話線與南滿鐵路，亦是如此。筆者附庸風雅，除了乘會議之便，造訪過內外蒙古與雲南、青海、西藏，也趕上蘭新高鐵開通後，造訪了北疆。原本盼望看到電視劇作描述古代的客商「走一片無邊荒旱」，或許也神似卡普蘭從東歐到安納托利亞（Anatolia）再進入高加索轉土庫曼。想不到不僅沒看見三千里的「左公柳」，令人嘆息的是千百個煞風景的超大風車，「贏得風電度玉關」。
　　但是如同雅好行萬里路的卡普蘭與拉鐵摩爾共同強調的，噴射機與網路不能使我們喪失地理與歷史的敏感度。地理雖然不決定命運，卻是歷史邏輯的起點。筆者尤其覺得冷戰結束後的二十五年，因為國內外各種原因的匯聚，台灣社會特別排斥地緣政治史的嚴厲與陰沈，特別沉浸在現時主義（presentism）與「終結論」的歡呼中，訕笑落伍保守的「大外交」（《大外交》，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著）與「大棋盤」（《大棋盤》，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著），甚至認為「大國政治的悲劇」（《大國政治的悲劇》，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著）也將寬恕我們的小確幸。然而《地理的復仇》警告讀者「柏林圍牆並不可靠」，「地圖的位置恆久」；世界各大區域的政治力量在陸地與海洋縱橫捭闔千百年，蘊含著歷史模式的智慧。與「棋盤」、「悲劇」也有所不同，卡普蘭不僅從歷史描繪了暗沈的鎖鍊，更用故事指出了樂觀的航標。我們一直聽到台灣社會的國際觀是一片荒旱的喟嘆，那麼卡普蘭此書正是時節好雨，擲地有聲。
四條交錯軸線，一個中心主題
　　縱貫卡普蘭《地理的復仇》，有四條相互交錯的軸線，分別是地理、歷史、陸權、海權。四條軸線上密布著理論的透視、史家的智慧，和旅人的見聞。從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到西緣的歐洲、地中海，再到歐亞東緣的中國、南海（卡普蘭稱為亞洲的地中海），同時沒有遺忘強大的離岸制衡者美國，與可能的「終極樞紐」印度，卡普蘭做到綱舉目張，同時又能平衡地照顧到所有重要的強權與事件細節，這些不勞筆者贅言，應由讀者自己品味。
　　四條軸線中間有一個中心的主題，同時也是一個哲學與歷史上永恆的難題：決定論vs.自由意志。乍看之下，地理的「復仇」正顯示國家在地圖上的恆久位置，代表冷戰後一波對「終結論」、「民主和平論」的反撲。在這個貫穿所有章節的主題上，卡普蘭處處部署重兵。在代表人物方面，決定論一邊是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領軍，史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據守各個關隘據點。而力主用自由意志克服地理的一邊，則是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領軍，後面有威爾遜（Woodrow Wilson）、康德（Immanuel Kant）的聲援。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馬漢（Alfred T. Mahan）、柯白（Julian Corbett）等人，則從戰場的舞台出發，在地理的條件下，竭力展現自由意志的極限。
越南vs.慕尼黑
　　決定論vs.自由意志的張力不僅透過思想家、政治家與戰略家來較量，卡普蘭還布置了兩齣歷史大戲，用案例展示雙方不分高下的雄辯。越南案例處處顯示樂觀的自由主義強權無視地理與歷史的誡命，迷信象徵普世價值必勝的空軍優勢，盲目干涉招致慘重的失敗。這樣的教訓，在冷戰後諷刺地變成自由派對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sm）迷信單極優勢，無視地理現實，肆行干預中東的批判論據。歐巴馬總統從混亂的伊斯蘭世界抽身，展示著自由派的智慧。
　　相對地，張伯倫（Arthur N. Chamberlain）謹小慎微的現實主義，使慕尼黑變成姑息主義的恥辱，造成更嚴重的悲劇。慕尼黑教訓，在冷戰後卻變成保守派批判自由制度主義姑息中、俄崛起與「邪惡軸心」（Axis of Evil）橫行的標語。圍堵俄、中，改造中東政權，成為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奉行普世價值的證明。
地圖：明智的自由主義指南
　　卡普蘭不打算做哲學家，也不羨慕理論的宏大與偉岸。他用阿拉伯之春先盛後衰為案例，警告我們人造的柏林圍牆，不能終止地緣政治與戰爭。他呼應拿破崙的名言，「了解地理，才能了解外交政策。」所以如果美、英不是大島國，也很可能變成俄、德一樣的陸權獨夫。但卡普蘭一如傅柯（Michel Foucault），知道「地圖」是權力的產物，也是建構的結果。特別是在歐亞大陸這片農業、游牧、種族、宗教與強弱國家擁擠之地，地圖的顏色和邊界往往既是戰爭與人性的刻痕，又是交流與互動的軌跡，充滿著流動的能量。然而，總是要認識地圖，才能克服孤立；理解地圖，才能爭取自由，獲得明智的自由主義之青睞。
　　《地理的復仇》編入眾多的地圖，也有豐富的引證與註腳。不過似乎欠缺一幅圖來闡明整個國際體系的地緣關係。去年筆者與台大學友陳冠安先生從杭廷頓與米爾斯海默的論點出發，提出了世界地理孕育潛在強權國（極數國）的九個大區，呼應了卡普蘭對當今俄國仍據有地緣關鍵位置的論斷。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只有歐亞大陸五大區存在著全球極數國。十九世紀迄今加入了北美洲，同時南亞與伊斯蘭世界的鄂圖曼帝國退出。最後美國控制了西歐與東亞兩條海線，在蘇聯解體後更躍為體系單極。但是除了虎視東歐，俯瞰中東的普丁（Vladimir Putin）俄國外，統一的德國仍保有神聖羅馬帝國的印記。現在英國脫歐與歐洲難民危機持續進行，如若歐盟的法德軸心崩塌，德國像梅克爾（Angela Merkel）總理所說轉向自助，卡普蘭擔心的東歐「芬蘭化」並非毫無可能。

中國與東亞
　　台灣讀者必定關心卡普蘭如何論斷中國與東亞，這也是筆者認同「恢復地理意識」的重要理由。與米爾斯海默和眾多觀察家相同，卡普蘭知道中國將是新世紀美國最重要的競爭者。但從地理條件與歷史稟賦來看，他並不認為美、中兩強是針鋒相對地準備戰爭。只是美國雖然開始發揮戰略彈性，卻絕不能坐視中國恢復東半球的霸主地位。中國則將如麥金德一百年前預言的，成為「既非東方，也非西方的新文明」。
　　卡普蘭認為，當代中國將比他的前輩唐帝國、清帝國更有企圖心。缺乏傳教熱情，中國仍將一如前代，不在意他國的意識形態與政體，這可能就是「東方傳統」。但需要以百分之七的耕地供養百分之二十三全球人口，承諾讓全球最龐大的中產階級過上與西方中產階級同等豐裕生活的現代中國政府，必定只能更擁戴全球化，維持自由貿易與資源交易的暢通，這更是中國的「西方特色」。那麼中共執政的中國如何促進自由貿易呢？卡普蘭必不求教於革命導師馬列史毛（馬克思、列寧、史達林、毛澤東，前三人都來自「西方」），他必求助於麥金德：如果二十世紀強權以艦隊填滿大洋，是否有一天，歐亞陸塊會為鐵路所覆蓋呢？《地理的復仇》成書時，還沒有「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與「一帶一路」。但麥金德與卡普蘭若能穿越時空討論此事，必將會心一笑。
　　卡普蘭談論台灣，透露著明智自由主義的友善與溫情。他注意到美國對各地盟友的承諾、共軍對西太平洋的專注，以及兩岸貿易互賴的現實。所以美、臺目標不是尋求軍事勝利，而是要發展高品質、不對稱的制衡方式，使北京發動戰爭代價高昂，同時促進中國的自由化。他也注意到臺海與朝鮮半島共處在同一條命運的絞鍊上。一個統一的韓國，可能是略向中傾的中大型國家；兩岸統一，則象徵多極體系正式來臨。美國必須結合東亞盟友，守好「反向長城」，延遲這個情境的實現。
美國：優雅的退場？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展望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的前景，有識者總是追憶羅馬和平（Pax Romana）。卡普蘭引述陸瓦克（Edward N. Lutwak）對羅馬帝國的分析，認為美國可能正進入備多力分、疲於奔命的羅馬最後一個戰略時期—戴克里先（Diocletian）時期。美國應該全力拉升自己，至少回到各處布署羅馬軍團、但蠻夷願意羅馬化的安東尼（Antonine）時期，同時規畫優雅退下霸主地位的機制，才是帝國延壽的最佳戰略。卡普蘭疾呼，與其師老兵疲無止境投入中東泥淖，避免墨西哥成為失敗國家才是美國戰略的優先關切—我們依此知道，卡普蘭必定譴責川普（Donald Trump）總統美墨圍牆的消極政策。如果能回頭鞏固好墨西哥與拉美，美國坐穩美洲區唯一強權國與世界秩序樞紐的前景，自然仍可樂觀。
　　明智自由主義在此否定了盲目的自由意志論和空洞的大同主義（Metropolitanism）激情，但它也拒絕了令人絕望的地理決定論。卡普蘭提醒我們，全球的城市化、網路化帶來的「自由」，可能只是在空前的疏離中創造出更激烈的歸屬感，伴隨著戰爭技術的進步與普及，反而使極端主義的思想影響力更加強大。「二十世紀的戰國時期」如何找到解決之道，答案恐怕還很遙遠。但恢復人們的地理意識，尊重地理因素的歷史特徵，恐怕才是在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之下，維持和平的唯一鑰匙、確保自由的最佳方案。

導讀　地理：命運的鎖鍊，自由的航標
張登及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副院長、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
地理的致命吸引力
　　讀書與思考要靠緣分，偶有所得也多少碰點運氣。近幾年來，這樣的感受特別深。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史名家卡普蘭（Robert D. Kaplan）的著作《地理的復仇》在二○一二年問世時，筆者曾匆匆地翻閱，卻未能仔細拜讀。五年之後，得知麥田出版社邀得我國文史譯著名家林添貴先生出手翻譯，並請筆者略述心得。非常巧合，這兩年筆者考慮國際議題，越發感覺歷史與地理的因素不僅重要，而且...

推薦語 任天豪、杜念中
導讀 地理：命運的鎖鏈，自由的航標 張登及
序言 邊界

第一部分：先驅視野
1. 從波士尼亞到巴格達
2. 地理的復仇
3. 希羅多德和他的後繼者
4. 歐亞大陸地圖
5. 納粹的扭曲
6. 邊緣地帶理論
7. 海權的誘惑
8. 「空間危機」

第二部分：二十一世紀初的地圖
9. 歐洲分立的地理
10. 俄羅斯與獨立心臟地帶
11. 強權中國的地理
12. 印度的地理困境
13. 伊朗樞紐
14. 過往的鄂圖曼帝國


第三部分：美國的命運
15. 布勞岱爾、墨西哥與大戰略

後記 邊界取代國界
致謝

推薦語 任天豪、杜念中
導讀 地理：命運的鎖鏈，自由的航標 張登及
序言 邊界

第一部分：先驅視野
1. 從波士尼亞到巴格達
2. 地理的復仇
3. 希羅多德和他的後繼者
4. 歐亞大陸地圖
5. 納粹的扭曲
6. 邊緣地帶理論
7. 海權的誘惑
8. 「空間危機」

第二部分：二十一世紀初的地圖
9. 歐洲分立的地理
10. 俄羅斯與獨立心臟地帶
11. 強權中國的地理
12. 印度的地理困境
13. 伊朗樞紐
14. 過往的鄂圖曼帝國


第三部分：美國的命運
15. 布勞岱爾、墨西哥與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