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另一種時差 ◎黃宗潔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當全世界依著時差,輪流倒數讀秒、釋放煙火,迎向二○二○年時,大概無人能想像得到,新的一年迎來的不是新希望,而是翻天覆地的疫病時代。Covid-19 疫情以超乎想像的速度和規模蔓延全球,原本理所當然的「日常」,一夕之間被病毒擊潰。不堪疫情負荷之下的封城政策,讓各國彷彿都成為被第十三個女巫施了魔法的睡美人之城,所有計畫瞬間停擺,「社交距離」需要重新丈量。過去習以為常的跨境、跨國移動,成了既奢侈、又危機四伏的高風險活動。曾經,我們用城市與城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位移,做為生活中換取喘息的機制,將時差視為錨定家鄉與異
國的座標,感受並享受移動帶來的風景;如今,病毒帶來另一種時差。移動不再是應然與必然,我們如擱淺的鯨,只能看著一波波疫情起伏如浪。各國重複著全面封鎖與解封的輪迴,從中國、亞洲到歐美……我們全都被迫活在時差中──一種因應疫情節奏巡迴往復的「時間差」。
另一方面,空間隔絕亦為生活的流速製造出新的時差感,外在世界的轉速和居家生活突然之間不再同調,日子有了新的數算方式。為了打發多出來的居家時間,人們試著苦中作樂,開發出各式各樣的「潛能」:曾看過國外有民眾為寵物天竺鼠打造了精巧如皇宮般的迷你屋,用家中物品或「親身上陣」模仿名畫的也不少。但苦中作樂是有限期的,當隔離與空間封鎖的時程不斷延展,恐懼與不確定感讓心理時間益發緩慢。記得疫情之初,曾看過一個在網路上流傳的「行事曆」,半開玩笑地在每一格日期旁寫下:「未來十四天是關鍵」。日子變成一種均值而漫長的等待,居家工作成為多數人的常態,週一到週日不再有清晰的輪廓,有些人的「換日線」可能是每天下午兩點的疫情記者會,有些人的時間感,則在日復一日打理三餐、或是到處噴灑消毒酒精的過程中,逐漸消融模糊成一片。
病毒的威脅逼迫我們重新去量度自己與世界的距離,封城、限聚、居家隔離……人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島,但連結的渴望無法被消弭。網路過往被視為造成人際疏離的「元凶」,如今反倒成為人與人相連的隱性救命繩索。弔詭的是,因應居家上班上課而「被迫普及」的線上會議模式,卻製造出彼此更為「同步」的現象(假象?)。少了舟車往返的時間成本,點開電腦就可以「即時」參與的線上「群聚」,雖是實體互動受限下的替代方案,卻也多出不少創意與彈性:線上同學會、線上畢業典禮、線上頒獎、線上聚餐、線上運動、線上參觀博物館……後疫情時代,我們跌跌撞撞地訓練自己的想像力,去適應「防疫新生活」的方案與節奏。
沒有人會否認,疫情影響了全世界,但在人類歷史上,大規模的傳染病從來不是新聞,伴隨著病毒一起擴散流行的恐懼、歧視與傷害也不是。如果常識和經驗可能蒙蔽我們的眼,恐懼和偏見會蒙蔽的則是我們的心,疫病的恐懼讓人們對潛伏的帶原者感到憂慮,排除與隔絕那些(可能)造成威脅的他者,遂成為許多人心中未必敢直說的願想。社會中原本潛藏著的,各種意識形態、族群身分、年齡世代的緊張關係,更在疫情中以不同的形式引爆開來。恐懼愈擴散,各種排他與歧視也愈可能被合理化。疾病帶原者曾被視為一種「罪」,一種標記的方式──如同在孤島醫院中被囚禁了二十多年的瑪麗.馬龍(Mary Mallon),終身未曾得過傷寒的她,卻以「傷寒瑪麗」這個污名被記憶。一百年過去了,我們看待疾病、處理疾病的態度,卻未必有太大差別。
「疾病代表我們所作所為的非預期後果」,大衛.逵曼(David Quammen)在《下一場人類大瘟疫》一書中曾經這麼說。而我們選擇去對抗疾病的方式,也同樣會產生其他預期之外的後果與代價。沒有人能預期疫情何時平息,甚至會不會(以我們想像的方式)平息,未來是否能回歸過往所熟悉的日常?或是我們該想像一個什麼樣的「未來的日常」?在經歷了疫情幾度看似趨緩又再次延燒的起伏後,沒有人敢肯定。但文學或許能成為那顆照見未來的水晶球,以當下的經驗為養料,去記住現在、揣想將來。基於這樣的期許,我們邀請了三十四位寫作者,為這個時代我們所共同參與、無從迴避的巨大集體經驗,留下智慧與記憶。
或許有人會懷疑,對於一個仍充滿未知、還在變化與發展中的「事件」,這樣的紀錄會不會顯得太快、太早?但編寫本書的目的並非為了將疫情視為議題予以回應,而是希望呈顯經驗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在這場所有人都被捲入、無一得以倖免的災難中,人該如何安頓自己?如何可能安頓自己?亞歷山大.托多洛夫(Alexander Todorov)曾說:「我們的身體站在靈魂與整個世界之間,是一面同時反映兩者影響的鏡子;不光是我們的意願與能力,還有命運、天氣、疾病、食物與無數苦難所揮下的鞭子──苦難不見得是因為我們做錯決定,常常反而是運氣與無奈的結果。」(出自《顏值》) 對我而言,文學也是這樣一面反映了靈魂與世界影響的鏡子。透過作家們不同位置的觀察、思考與想像,我相信人們將能在個人經驗與集體記憶之間,在相同的憂慮與相異的處境之間,看見命運與苦難背後,各有其難以複製的形貌與紋理。
因此,我將這三十四篇作品,視為三十四個通往疫境/異境的入口,它們彼此既隔絕也相連。這是何以本書既不依照文類,也不依照地域分類,而是依作品本身的氛圍與觀照,再分別借用其中三位作者的篇名:馬尼尼為〈在我回不去家的路上〉、廖偉棠〈愛在瘟疫蔓延時〉與隱匿〈病從所願〉,將其區隔為三輯。第一輯所收錄的,較著眼於「移動」與「異動」的描繪,大疫之年,每個人都在不同的「路上」,移動或無法移動的新日常,映照出疫境下各地的處境與焦慮;第二輯的篇章,多能呈顯出疫情之中,連結或無法連結的「人情」百態,我們與父母、夫妻、鄰人、陌生人、甚至矽膠娃娃的距離,都產生了新的「換算方式」與感受;第三輯的作品,則對「病」與「人」的關係,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同的切入角度,若病從所願,所願為何?我們又是否可能與病磨合出後疫情時代的生存之道?
當然,這只是粗略的畫分,是為了讀者閱讀上的便利,而非分類上的必然。此外,考量到若將文類完全打散,在閱讀上可能會造成干擾,故各輯仍以詩、散文、小說依序排列。事實上,讀者大可以把它們想像成三十四個登機門,從任何一篇隨機進入,在作者的文字地圖上自由降落;但若照著分輯順序逐篇讀,相信會有另一種閱讀的興味,從而感受到它們所交織出的,一種微妙的互文感。若從中抽取某些關鍵字,將會發現這些作品不同的關懷面向,更共構出既互補又相容的立體視角。
舉例來說,口罩做為最具體而微的疫情象徵,彷彿也成為與他人社交距離的度量單位。但是,保住了安全,會不會卻因此失去了表情?除去口罩之後,我們還能認出彼此嗎?口罩下的面容,遂成為不少作者關注與思考的核心。在戴與不戴之間,卻非只是防疫觀念正確與否,或搶購能力優劣之別,還包括了身分的考量、處境的弔詭:例如在特別著重建立關係的晤談情境中,諮商師該除下口罩讓對方看清自己、建立信任感,還是建議學生也戴上口罩,才能心無旁騖、專心聆聽?至於經歷過動盪的二○一九年,由「役境」成為「疫境」的香港,口罩的象徵意義,更遠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來得複雜與難以言喻。戴口罩到底是「使人更真實」,還是更隔絕?這些不同身分位置的思辨與想像,當能深化我們看待事情的角度。
又或者疫情所造成的人際距離之挪移,亦有著各式各樣的面貌與可能性:被迫長時間困居在家的夫妻、母子,多出了更多衝突的理由,對疫苗的態度、防疫的標準……任何雞毛蒜皮之事都可以成為導火線;分隔兩地反而成為在關係中「鑿壁偷光」的出口;染病的焦慮讓我們對鄰人、朋友心懷疑慮;素無交情的理髮師,反而成為城中最受歡迎的角色,與訴說心事的對象;時鐘旅館裡的矽膠娃娃,是抵抗病毒與時間的救贖嗎?當繭居在家的弟弟突然遞上一張自己嗅聞過的衛生紙,又該如何回應與磨合出此種疫情下的新距離?這些形形色色的故事,是浮世繪、是寓言、是童話,也是警語。相信每個讀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與自己共鳴的聲音。
最後,謝謝琬融辛苦地居間聯繫和處理種種繁瑣的編務,也謝謝所有參與本書撰寫的作者。我選擇陳慧的《白蝶》做為收束全書的作品,在小說結尾,她引用了泰戈爾《漂鳥集》中的詩句:
「曾經,我們夢見彼此素昧平生。
我們醒來,卻發現我們是彼此的親愛。」
大疫宛如一場不會醒的夢,仍在發酵與持續中。我們每一個人,都共同捲在這集體的真實夢境裡,朝向不可知的未來。但願醒來時,能發現我們是彼此的親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