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要眇宜修」的婉約美
王國維對於詞的整體觀描述,曾有一段精闢的言論,他在《人間詞話》中說:「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其中「要眇宜修」,是就審美價值來說的,詞以能傳達幽隱深微之情的婉約、細緻,為其美善標準。1「詩之境闊;詞之言長」,則在指出詞這樣一種形式的藝術創作之精神特質以外,同時點明了詞的侷限性。所以詩不能委婉曲盡的幽約怨悱之情,詞能言之。因此詞能興發讀者意蘊深微的無窮感發,使人讀之低迴不已;但是詞所要求的要眇之美,也同時限制了詞不能盡言詩所能言的「感物吟志」,諸如陳述民間疾苦、彈劾暴政的杜甫〈三吏〉、〈三別〉一類作品,就不是詞所適合的表現內容;而〈長恨歌〉〈琵琶行〉等長篇敘事的內容,也非詞體所能勝任。是故整體說來,詞充滿了一種「深」、「狹」的特質。深,在其情長、淵永;狹,在其不宜淺露、直率,必須選對題材。
為什麼詞會充滿這樣的一種藝術特質呢?這就要從詞的興起來談了。詞之興起,本是「綺筵公子」在酒筵歌席上交付給「繡幌佳人」,而佳人遂「舉纖纖之玉手拍按香檀」以演唱的歌曲之辭。這種娛賓遣興之作,由於經常是一種「男子而作閨音」,以男性士大夫文人,模仿女子口吻、訴說女子情事的代擬之作,所以詞也就整體性地呈現了婉轉嫵媚的女性化特質,「詩莊詞媚」也成了一般人總論詩、詞的大分。這種情況在北宋蘇軾的「豪放」詞沒有興起以前,大體來說是沒有什麼太大變化的。
詞不同於唐代「聲詩」之選詞以配樂;也不同於「樂府詩」之先有歌辭後入樂;詞是先有樂調然後才填詞的。詞既是歌曲的歌辭,則其與音樂的關係當然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對於從中唐以來便逐漸興盛的這一種新體式詩歌而言,音樂,扮演著推波助瀾之重要推動角色。唐代的音樂,可以分為「雅樂」(先王之樂),這本是周代文、武諸王所留傳下來的古樂,但是迭經亂亡淪散,唐加以搜集、考定之後,製為廟堂之音樂;其次是「清樂」(前代新聲),這是包括了漢樂府的「相和歌」與江南之「吳歌」、荊楚之「西曲」等各種民間音樂在內的一種音樂總稱;再其次是「宴樂」,亦可作「燕樂」,指當時所流行宴飲賓客時演奏的樂曲。這是多了胡樂成份、融合了外族胡部音樂於華夏音樂之中、介於清樂與胡樂之間的創作。而「詞」就正是為了配合這種新興曲調所填寫的歌辭。是故《舊唐書‧音樂志》所言「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就是指這類曲調而言。其後填詞的文人日眾,詞遂演為中國韻文的一種重要體式。
由於詞在抒情題材上極力地向「深度」開發,和詩比起來,其在情感之刻劃上顯得要細膩許多。在蘇軾以曠放之筆賦予詞「言志」功能之前,詞和詩是有著極明顯分工的。歐陽脩論「詩」之創作時曾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居士集‧梅聖俞詩集序》),對詩的認識,仍不脫傳統的美刺功能;但是當講到詞時,他便說:「青春才子有新詞,紅粉佳人重勸酒」(〈玉樓春〉)、「因翻舊闋之詞,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採桑子‧西湖念語〉)直把詞視為嚴肅生活外的感情宣洩口,只是一種用以「勸酒」、「佐歡」的「薄伎」罷了。以當時領袖學界的歐陽脩而有這樣的說法,是很可以反映時人一般看法的。這樣一來,詞便可以擺脫教化包袱,不必揹負道德責任,而完全自由地馳騁在感情世界裏,恣肆地向深刻、細膩的情感「深度」來開發了。但也因為如此,其題材便受到限制,而顯得狹隘許多。
以下即分就詞的若干審美特質,來談詞的「要眇宜修」─婉約之美。
一、以柔為美
詞在整體的表現上,具有相當濃厚的「南方文學」特色。首先我們從詞人的籍貫來看,南人佔有壓倒性的絕大多數,宋代詞人中即便也有少數幾位著名的北人:朱敦儒、李清照、辛棄疾,但是他們的後半生也都是在南方度過的。南、北方文學在精神樣貌、表現手法方面,有著極大的差異。陸機〈文賦〉論文學創作時曾說:「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認為氣候節令、山川風物都是觸動胸中沉鬱塊壘的誘因,對於文學藝術、創作者的心靈,影響是很大的。劉勰的《文心雕龍》也說:「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物色〉)指出物色的變動,就是促使詩人感物沉吟、情靈搖蕩,進而產生創作靈感的泉源,所以「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而對於屈原的《楚辭》之作,也說:「然屈平所以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對於上述的理論,我們可以從南、北朝民歌迥然相異的風貌,進一步得到印證。
江南「吳歌」往往纏綿悱惻,但喜歡將感情諧聲在雙關語中,以含蓄的手法呈現;2北方歌謠則不加矯飾、情感率真。以同樣描寫思春欲嫁的心情為例,北歌謂:「驅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喚天。」(〈地驅歌〉)換成南方民歌,卻是「晝夜理機杼,知欲早成匹」(〈子夜夏歌〉)的嬌羞扭捏之態了;另外江南民歌呈現了一種「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的綺靡富豔;北歌則表現出獨有的慷慨悲涼、豪健氣概,像:「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敕勒歌〉),這種蒼茫的景象,就不是沉浸在春花嬌媚、習慣於波光帆影、摘菱採蓮的江南人士所能體會、想像。所以「駿馬秋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正可以做為南、北自然風貌兩判的註腳。透過上述的觀察,則我們對於作者主要以南人為主、充滿了「南方文學」情調的詞之柔媚性,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江南多水,到處是山鄉水驛,瀟瀟春雨、濛濛煙波。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故文多奇氣;那麼,終日獨倚江樓,面對著搖曳碧雲、脈脈斜暉的詞人們,就宜乎以水的柔媚助長詞境的柔媚了。於是一幅幅交織著柳堤、煙埔、花橋、細雨、晚潮、歸棹⋯⋯的畫面,在詞中出現了─「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溫庭筠〈夢江南〉)「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為繫歸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秦觀〈江城子〉),是離恨悠悠也罷,是多情總被無情惱也罷,總之,那迷離、空濛、蒼茫、虛渺的「水」的意象群,提供了千迴百轉的柔情婉思絕佳氛圍。我們怎麼能夠想像這些使人悵惘的情傷、儂愁,不是發生在楊柳岸、春水邊、越溪旁、驛橋畔,或者江樓中、蓮舟裏呢?如果抽去了水,它們還能夠如此風采照人嗎?所以多水的江南,正是孕育了煙水迷離、婉轉嫵媚詞境的最佳溫床。
柔媚的江南,柔化了詞人的心,再加上經濟的高度繁榮,「鐘鳴鼎食,侍妾滿前」、「市列珠璣,戶盈綺羅」,文人們早春探梅、暮春賞花、清明踏青、夏夜泛舟、中秋玩月、重陽采菊⋯⋯;歌女們「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好一個「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於是宋人渡江以來的歡樂承平假象、富豔旖旎生活風情,構成了詞的「百年歌舞,百年酣醉」歡樂基調,同時也催化了詞人的柔情、以及「斜橋紅袖」3的香豔性詞風。於是乎詞人以深情的筆調,寫出了幽微細膩的心緒;以精美婉轉的語言,刻畫了詞的綽約丰姿、綺靡華豔。我們試看溫庭筠的「玉樓明月長相憶,柳絲裊娜春無力。門外草萋萋,送君聞馬嘶。畫羅金翡翠,香燭銷成淚。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菩薩蠻〉)詞中的「景」:弱柳、燭淚、落花、萋萋芳草,無一不交融著「情」之相思、夢殘、情迷,甚至馬「嘶」、與鳥「啼」,而呈現出一片纏綿悽婉的綺靡香豔。因此,深情、與柔婉,正標示著詞為南方文學特有的風貌。當然這與形成一般人認為「詞為豔科」的局面,關係也是很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