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親殺人：當家人成為加害人──來自法院與命案現場的社會悲歌紀實

前言──命喪於家人之手
 
1 真巴不得她消失 〈棄養悲歌〉
 
2 端詳兒子遺容三十分鐘的父親 〈手刃繭居子〉
 
3 ATM也借不到錢的話只能一死了之 〈窮極輕生〉
 
4 那傢伙持刀要殺我 〈精神病患與家屬〉
 
5 就連身為退休護士的老伴都撐不下去 〈老老照顧殺人〉
 
6 容不下獨占丈夫寵愛的兒子 〈虐待殺人〉
 
7 母親殺了妹妹與弟弟 〈加害者家屬〉
 
解說
 

前言

命喪於家人之手

　　二○一九年六月一日，下午三點半左右，日本警視廳通訊指揮中心一一○專線接獲一通報案電話。中心的員警一接聽起來，電話中一名年老的男性語帶驚慌，無措地表明：

　　「呃……我，我叫熊澤。我（拿菜刀）砍殺了我兒子，我想自首。這件事說來話長……。我不斷捅他，把人殺死了。他已經一動也不動了。我有三次差點死在我兒子手裡，而且他是來真的。東西（菜刀）就在遺體旁邊。」

　　撥打這通電話的人，是曾任日本農林水產省高層幹部，官拜事務次官的熊澤英昭（時年七十六歲）。這段內容亦即人稱前農水事務次官長子殺害事件的最初通報。

　　英昭自東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後，便踏上前途耀眼的精英官僚之路，仕途平步青雲，最終躋身高位，退任後甚至還成為駐捷克特命全權大使。然而，在私下的生活方面，卻只是一名為了繭居在家的長子而傷透腦筋的父親。

　　長子英一郎（時年四十四歲），是英昭在三十歲出頭時所生下的孩子。英一郎從小就不善與人交際，也曾因此引發許多麻煩（直到四十歲過後，他才被診斷為患有發展障礙）。在中學時期甚至遭到同學霸凌。

　　自大學中輟後，他開始過著形同繭居的生活，也逐漸會對家人暴力相向。他最常施暴的對象是母親，曾導致母親肋骨裂開，甚至還曾拿鉛筆猛刺她的手背，造成嚴重的傷勢。母親則因為恐懼與絕望而罹患憂鬱症。

　　英一郎過去都是靠著父母金援在外租屋生活，但仍會固定回老家露面。妹妺從小就被英一郎這個哥哥拖累，長大後在談婚事的階段也因為兄長的緣故而告吹。在發生了這些事情之後，妹妹便走上絕路，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即便年過四十，英一郎的言行舉止依舊不見長進。他曾在社群網站上留下這樣的一段話：

　　〈我想說的是，既然父母只顧著自己高興而生下孩子，那直到死之前的最後一秒，都應該對孩子負責。〉

　　在凶殺慘案發生前，英一郎已搬回老家又與父母同住了好一陣子。他在這段期間仍不改家庭暴力的行為，父母親總是被他打到遍體鱗傷、處處瘀青，就連送餐到兒子位於二樓的房間時，也只能躡手躡腳地盡快放下以求自保。

　　慘案當天，住家附近的小學正在舉辦運動會。英一郎對這些加油、歡呼聲感到十分不悅，揚言「要引發社會案件」。不過就在幾天前，神奈川縣川崎市才剛發生一名繭居的中年男子，襲擊正在等校車的明愛小學學童，造成二死、十八人受傷的不幸事件。

　　英昭心想，與其放任英一郎做出這樣的惡行，倒不如自己親手了結他。於是他拿起菜刀，死命地往兒子的胸腔捅了數十刀──。

　　這起事件提醒了社會大眾一件事：

　　就連看似與犯罪完全沾不上邊的家庭，事實上，在當今這個世道也有可能成為殺人事件的當事人。

　　有鑑於英昭的社經地位，無論是供養兒子的經濟能力或取得資訊的管道等，在各方面應該都比一般人來得優越。但在如今的社會，就連這樣有頭有臉的人物，也會被逼到犯下殺人案的地步。

　　關於這一點，透過親屬間殺人事件的統計數據變遷，便能略知一二。事實上，日本的殺人事件中有半數主要是起因於家庭問題，進而導致家人發生衝突。

　　在日本，殺人案的統計件數，以一九五四年的三千八十一件為高峰，之後逐年減少，至二○一三年首度低於一千件，近幾年則大概在八百～九百件左右。

　　然而，發生於家庭親屬間的殺人案件數，在這三十年來，長期不變地維持在四百～五百件不等，就比例來看，實屬居高不下。具體而言，在二十年前左右，親屬間的凶殺案件數約占整體的四成，近年來則增加至接近五成。

　　為何在日本，唯獨家庭還是持續瀕臨如此危險的狀況呢？

　　自古以來，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諸如育兒難題、照護上的負擔、經濟方面的問題……。遇到無法自行處理解決的情況時，則會求助親戚或鄰里來克服這些困難。這是「村落社會」所具備的守望相助功能。

　　然而，構成村落社會基礎的鄰里往來，時常伴隨著各種糾紛等麻煩事。因此，在社會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的同時，亦帶動人們離開村落遷往都市生活，逐步形成「核心家庭」。

　　這項變化令大眾獲得自由的生活，另一方面卻失去了在地的互助安全網，必須獨力解決家庭內產生的各種問題。然而，這絕非易事。許多人在育兒教養上求助無門、被照護的負擔壓得喘不過氣，而且隨著離婚率的上升，單親家庭也日益增加。

　　於是，大眾轉而倚賴政府所施行的社會福利政策。政府試圖透過公共援助找出能夠取代地域社會功能的解決方法。因此，每當慘絕人寰的虐待案件或一家赴死自殺的事件經由媒體報導出來後，就會引發「國家福利政策不夠充足」的討論，紛紛大聲疾呼公共援助的必要性。
　　然而，家人之間所產生的問題，真的有簡單到，只要獲得公共援助並加強自我努力就能迎刃而解的程度嗎。

　　我可不這麼認為。在另一樁殺人案中，母親為殺害繭居兒子的丈夫護航，並對法官傾訴：

　　「我兒子的心理疾病有多嚴重；有這種孩子的家庭，會對全家人造成多大的痛苦，我想這種事除了家人以外，應該誰也無法體會。因為有這個孩子在，才會發生這起事件。換作是其他家庭，我想也會是同樣的結果。」

　法官別過眼，不發一語，最後判定該名父親有罪。

　　本書所探討的事件內容，我都有實際到法庭旁聽、親身去現場採訪，再加以彙整而成。
　　從事件關係人的口中，有時會聽到超乎讀者們想像的冰冷無情說詞，有時則會聽到令人心痛的悲慘遭遇。

　　自二○二○年以來，因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家人的相處時間較以往多出許多，家庭暴力、兒童虐待、照護壓力等問題也與此成正比地不斷增加。在疫情緩解後，日本將步入這種「新常態」的新生活型態，還有領先全球的少子高齡化時代，相信家庭問題所占的比重會愈來愈高。正因如此，我相信我們有必要趁現在，聚焦於無法憑公共援助與自我努力解決的現實難題，了解其背後有多複雜與沉重。

　　究竟是什麼原因會令人選擇殺害家人？會引發事件的家庭與相安無事的家庭之間存在著什麼差異？

　　針對這兩項疑問，還請讀者們借鑑實際發生的案件，自行找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