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杜甫的詩,比歷史還真實
安史之亂爆發三年前,天寶十一載(七五二)的秋天,杜甫與高適、岑參、儲光羲等詩人一起登上慈恩寺塔(大雁塔)。
每人賦詩一首。其他人的詩寫景都是天朗氣清,大好河山,只有杜甫看到的是: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節錄)
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
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從上往下一眼望過去,一片空濛濛,哪裡還分辨得出帝都長安在何處。這實際上是詩歌寫作的一種隱喻手法,包含了詩人的政治憂慮,他隱約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長安可能要面臨一場大亂啊。
〈壹〉
杜甫在世時,只是一個小官員和小詩人。但並不妨礙他在窮困潦倒的一生中,孜孜不倦地書寫和反思帝國盛世的衰亡,從而成為一個時代最真實而堅定的歷史記錄者。
希臘古哲亞里斯多德說過:詩比歷史還真實。我們將在杜甫的詩中,讀懂這句名言。
杜甫趕上了偉大而不幸的時代。唐玄宗即位的先天元年(七一二),杜甫降臨人世,到唐代宗大曆五年(七七○)病逝,他經歷了大唐由盛而衰的全過程。
杜甫比李白小十一歲左右,但在後世看來,他們的詩像是兩個時代的產物。
李白的詩,大氣磅礴,想像奇詭,縱橫無邊,確實是大唐盛世才能催生出來的鬼才作品。現實也是如此,安史之亂爆發後,李白在生命最後的幾年經歷悲情,鮮有好詩問世。而杜甫,整個的詩歌寫作重心都在安史之亂爆發後,之前雖然也有著名的傳世作品,但沉鬱頓挫、感時憂世的整體風格尚未形成。
現代詩人馮至說杜甫是兩個世界的親歷者:「杜甫生在唐代封建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他青年時期經歷的『開元之治』和他中年以後、也就是安史之亂爆發以後社會秩序相比,儼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國家的危機和人民的痛苦通過種種難以想像的、聳人聽聞的事實呈現在他的面前。他面對許多殘酷的事實,既不惶惑,也不逃避,而給以嚴肅的正視。他既有熱情的關懷,也能作冷靜的觀察,洞悉時代的癥結和問題的核心所在。」
亂世苦難,以及勇敢面對和書寫亂世苦難的態度,塑造了一個偉大的詩人。
也正因此,杜甫的成名之路十分坎坷。終其一生,他幾乎默默無聞,聲名不顯。天寶三載(七四四),三十二歲的杜甫在洛陽遇到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兩人一見如故。此時還有高適,三人結伴同遊。第二年,杜甫又跟李白見了一面,兩人互贈詩篇。從此卻再沒機會見面。
不過,杜甫後來給李白寫了許多詩,而李白再也沒為杜甫寫過一首詩。這段關係幾乎已成為一個學術八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兩人在世時的聲名明顯不對等,李白是曾經大紅大紫到轟動長安城的大詩人,杜甫更像是一個粉絲偶然結交到了自己的偶像,自然有全情的膜拜流露在許多詩裡。
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分析,杜甫的詩在他生前雖然也得到一些高度評價,但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社交場合的禮貌用語和客套而已。一直到九世紀初,在杜甫死後三、四十年後,由於中唐詩人領袖如韓愈、白居易、元稹等人對杜詩的推崇和不斷模仿,才使得杜甫的名聲越來越大。宋代以後,杜甫最終奠定了史上最偉大現實主義詩人的地位。
所以,我們現在認識的杜甫,與杜甫在世時的樣子和際遇,是截然不同的。這麼說吧,杜甫如果看到宋代以後世人對他的追捧,估計他自己都會被嚇死。
真實的杜甫,生前除了年少時過過一段優裕的快樂時光,一輩子都在盛世的底層掙扎,在亂世的途中歌哭。
他的朋友,李白是名噪天下的大詩人,高適後來做了大官。只有他,一生終了,僅是一個小詩人,一個小官員。
〈貳〉
有史學家以張九齡罷相的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作為盛唐的分水嶺,這是有道理的。因為,盛世的衰亡,總是從政治的敗壞開始的。
一個在位多年、志得意滿的皇帝,身邊圍繞著一群爭權奪利、不顧世道人心的臣子,這個王朝基本就在變亂的邊緣不斷溜達了。
盛世久了,也總會有一些烏七八糟的事情來終結盛世。在權相李林甫掌權的十多年間,帝國氣脈的衰微被獨裁和謊言掩蓋了。
天寶六載(七四七),唐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參加了考試。由於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
那個曾經寫過「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希望「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中年求職者,客居長安整整十年(七四五—七五五),鬱鬱不得志,過著極其困苦的生活。
他一直試圖建立在朝廷中任職的必要關係,但未獲成功。他最後奔走獻賦,為唐玄宗獻上三篇賦,終於再獲得一次考試機會,通過後,被通知等待授予官職。
這一等卻又是沒有盡頭。
史學家推測,杜甫和他的交際圈可能都是讓權相李林甫感到不爽的人,所以卡住始終不給他安排官職。到了李林甫的繼任者楊國忠當權,杜甫仍然未得到任命。
天寶十三載(七五四),四十二歲的杜甫希望追隨高適的腳步,向名將哥舒翰請求入幕,卻未得到理睬。
也就是在這一年,關中出現了被楊國忠捂住不報的大暴雨和饑荒。為了生存,杜甫被迫帶領全家北遷到了奉先縣(今陝西蒲城縣)。
或許是命運的刻意安排,杜甫在長安的十年辛酸生活,打開了他觀察帝國盛世真相的一扇窗戶。當其他精英詩人沉湎醉鄉之時,他穿著粗布短衣,和京城貧民排隊購買低價糧食。他從盛唐那群浪漫的詩人群體中游離出來,開始以清醒的目光審視這個社會。
在哭聲震天的咸陽橋頭,他聆聽過征夫的怨憤訴說,瞭解到唐玄宗好大喜功,輕啟邊釁,而楊國忠趁機邀功,出兵南詔掩蓋敗績的背後,是帝國無數家庭的生死離散,以及國家經濟的凋敝破壞:
兵車行(節錄)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在仕女如雲的曲江池畔,他遠遠地冷眼觀看楊國忠兄妹的游春排場,帝國的財富支撐起這個外戚家族的揮霍豪奢,京城長安成了他們肆無忌憚的極樂世界,而這背後是誰在縱容楊氏一手遮天,已經不言而喻了:
麗人行(節錄)
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帝國政壇籠罩在謊言編織的歌舞昇平之下,杜甫的詩,成了那個時代最勇敢、最真實的話語。
當杜甫孤身一人從奉先返回長安後,他的任命終於下達了。朝廷授予他河西尉的小官,他拒絕了:「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朝廷遂改派他出任太子府的一個官職——兵曹參軍,類似於武庫看守人的低階職務。迫於生計,他接受了這個離理想很遠很遠的官職。
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年末,杜甫赴奉先探望妻兒。一進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他的小兒子餓死了。個人的悲苦境遇,讓他想到了帝國底層人民正在經歷的艱難歲月,他拿起筆,寫下了著名的史詩: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節錄)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
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
入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
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
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
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
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他在詩中說:作為父親,竟然沒本事養活孩子,真是慚愧至死!今年的秋收還算不錯,可誰能料到,窮苦人家仍然有餓死的意外發生。我還算是個小官兒,也免不了這樣悲慘的遭遇,那平民百姓的日子,就更加苦不堪言啊——想想失去土地的農民,早已傾家蕩產;想想遠戍邊防的士兵,還不是缺吃少穿。一想起這些,我的憂愁就千重萬疊,高過終南山,浩茫無際……
就在這首詩中,他寫出了千古名句,深刻揭示了大唐帝國貧富懸殊的社會現實: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當杜甫寫下這些詩句的時候,帝國之病終於捂不住了。
安史之亂爆發了。
〈參〉
安祿山是在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十一月九日起兵叛亂的,這次叛亂成為唐朝歷史的一條分界線。但在當時,朝中那些狂傲而顢頇的君臣,都沒有意識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已經到來。
數日後,叛亂消息傳到長安,宰相楊國忠向唐玄宗保證:不用十天,安祿山的人頭就會送到陛下面前。
只有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是清醒的。安祿山起兵三十三天後,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十二月十二日,洛陽失陷。封常清因戰敗被唐玄宗派人就地處死,他在臨終上表中告誡唐玄宗:我死之後,望陛下不要輕視安祿山這個叛賊。
唐玄宗君臣沒有接受封常清的忠告。
名將哥舒翰堅守潼關長達半年,叛軍久攻不下。唐玄宗不斷派宦官催促哥舒翰出關決戰。哥舒翰再三向皇帝奏明,此時我軍輕出,必定落入叛軍圈套,到時追悔莫及啊。
唐玄宗又不聽。
天寶十五載(七五六)六月四日,哥舒翰「慟哭出關」,五天後,兵敗被俘。
噩耗傳來,唐玄宗和楊氏集團卻跑得比誰都快。
六月十三日夜,唐玄宗帶著楊氏集團倉促逃離長安。過了整整十天,沒有任何防禦的長安才被叛軍攻陷。
逃亡路上,太子李亨與禁軍首領陳玄禮操縱「馬嵬兵諫」,又派人唆使當地父老攔住唐玄宗,要其留下太子抗擊叛軍,並分去大半人馬。
七月初九,李亨到達靈武(今寧夏靈武),很可能經他本人授意,三天後,他被隨從諸臣擁立為皇帝,是為唐肅宗。從此時起,李亨掌握了帝國抗擊叛軍的權力。
安史之亂是唐玄宗後期惡政橫行、奸人當道導致的結果,它敲響了帝國衰亡的喪鐘。安祿山起兵的旗號,是要誅殺奸臣楊國忠,以此為自己的反叛行為爭取正當性。馬嵬兵諫中,憤怒的士兵首先殺掉了楊國忠,繼而逼迫楊貴妃自盡。可見,楊氏當政的短短幾年間,已經觸怒了所有的社會階層。
從本質上講,這場戰爭是朝廷高層權鬥引發的,但是,最終為戰爭買單的,卻是帝國的所有人,不分官位,不分身分,不分貧富。
在長安淪陷之前的半年裡,隨著戰況加劇,杜甫帶著家人避亂,先從奉先北遷到了白水(今陝西白水縣),又從白水繼續北遷到了鄜州羌村(今陝西富縣南)。一路輾轉,十分狼狽。
至德元載(七五六)八月,杜甫再次告別妻兒,從鄜州羌村投奔唐肅宗。途中,他被叛軍俘獲,並押解到長安。在叛軍占領的長安城中,杜甫度過了大半年時間。他寫詩悲歎唐軍的一次次失利,以及這座偉大城市的衰敗。
史書載,安祿山占領長安後,對未能逃出長安的王侯將相及其家人,「誅及嬰孩」,連小嬰兒都不放過。這是一場針對皇室成員和朝廷大臣的大屠殺。身陷長安的杜甫,遇見了在這場大屠殺中僥倖逃脫的一名皇孫:
哀王孫(節錄)
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
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
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
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
唐玄宗逃奔成都,留下王公貴族被滿門滅族,只有一個倖存者流落市井,體無完膚,乞求為奴。在杜甫的眼裡,長安城的血雨腥風,誰也難以逃避,不論昔日如何錦衣玉食。這就是亂世的縮影。
至德二載(七五七)的春天,杜甫想念家人,好久沒有妻兒的消息,生死未卜,憂愁滿懷。戰亂時期,所有倖存者的共同心理,被他用一首詩寫了出來: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後來,宋朝人說,這是第一等好詩,但想起當時亂世,就「不忍讀也」。
〈肆〉
至德二載(七五七)正月,安祿山被其子安慶緒所殺,形勢向對唐王朝有利的方向扭轉。四月,杜甫趁亂逃出長安,穿過兩軍對峙之地,到達鳳翔(今陝西寶雞)投奔唐肅宗。
杜甫已經半年多沒有妻兒的消息,但他沒有第一時間奔赴鄜州羌村的家。這是因為,他此時仍是朝廷官員,趕緊到鳳翔政府報到是他的職責所在。
唐肅宗授予他左拾遺的官職,雖然仍是一個八品小官,但可以向皇帝直接諫言了。杜甫忠於職守,報到後仍未返家,只是在詩裡擔憂家中的情況:
述懷(節錄)
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
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
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
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
嶔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
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
他發出無奈的疑問,這年頭有幾個人活著,希望全家團聚豈非做夢?正因如此,他盼望家信,又怕家信到來,因到來的可能是壞消息。
但很快,身在鳳翔的左拾遺杜甫,就感受到了戰亂當前,而新皇帝唐肅宗卻把鞏固帝位擺在了第一位。
唐肅宗連走了三步棋,每一步都充滿帝王權術:首先,唐肅宗發兵,消滅其弟永王李璘的「反叛」,李白因為追隨李璘,遭到流放,境遇淒涼。其次,清除唐玄宗舊臣,宰相房琯因為是父親唐玄宗所用之人,被認為是太上皇黨而遭貶。杜甫本是局外人,但他上疏替房琯說話,雖未治罪,卻被唐肅宗視為「房黨」,從此被疏遠,失去了參與朝政的機會。最後,唐肅宗急欲收復長安、洛陽二京,以證明他的能力和正統性。為了收復兩京,他決定孤注一擲,不惜撤空西北邊防,把精銳部隊調入中原與叛軍對陣,甚至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為代價,請求回紇出兵助戰。他寧願引狼入室,讓城中百姓再遭劫掠,也要奪回長安。
至德二載(七五七)九月,收復長安。但也錯失了著名謀臣李泌建議直搗叛軍老巢范陽的時機,導致安史之亂又拖延了好幾年才被平定。
人間又無故多了好幾年的生離死別。
兩京收復後,杜甫寫了長詩《洗兵馬》,暗諷皇帝和帝都官員不反思戰禍,而沉浸在一時的勝利中。戰爭還沒結束,但唐肅宗已經顯示了他的權威和能力,於是朝臣爭獻祥瑞,開始唱讚歌了:
洗兵馬(節錄)
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
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
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
此情此景,憂國憂民的小官員無力阻止,只能發出最微弱的歎息,但願戰爭真的早點結束,「淨洗甲兵長不用」。
此時,杜甫早已被貶出長安,到華州(今陝西渭南)任司功參軍。皇帝的身邊,果然容不下一個說真話的人。
〈伍〉
開始於乾元元年(七五八七五八)九月的鄴城之戰,最終以唐軍的詭異潰敗,而再次昭示著大唐帝國的無可救藥。此戰過後,杜甫對王朝前景徹底失望,對帝國中興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鄴城(今河南安陽附近一帶)是通往河北的門戶,這場戰役,朝廷和安史叛軍誰都輸不起。唐軍以六十萬大軍圍攻只有七萬人的鄴城,長達半年而不能克。史思明以十三萬兵馬來救,與城內安慶緒叛軍合共亦僅占唐軍的三分之一。然而,唐軍終遭慘敗。
復盤此役之敗,其實無關叛軍的強大與否,一切皆由唐肅宗猜忌功臣所致。
在名將郭子儀平復兩京之後,唐肅宗曾對郭子儀說:「吾之家國,由卿再造。」表面是對平亂功臣的感激之辭,但他內心實則十分忌憚郭子儀、李光弼等名將功高震主,權重難制。
命令郭子儀、李光弼等九個節度使圍攻鄴城之後,唐肅宗所考慮的,依然不是怎麼打勝仗,結束戰亂,而是怎麼分散這些名將的權力,避免一家獨大。這個本性陰暗狹隘的皇帝,做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決定──任命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去指揮六十萬大軍。
唐軍最終陷入混亂,猶如一盤散沙,以極大的優勢兵力卻被叛軍擊潰了。
唐肅宗只顧玩政治平衡術以固帝位,不把天下百姓之生死放在眼裡,故而一次次錯失了徹底平息安史之亂的機會,任由這場戰爭拖延長達八年之久。當他在寶應元年(七六二)四月病死的時候,安史之亂仍未得到平息。
安史之亂的八年間,唐朝全國人口銳減三千六百萬。但百姓和士兵的死,對於心中只有權力的皇帝而言,只是一個個冰冷的數字。
殊不知,數字的背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家庭慘劇。正如日本導演北野武所說,災難並不是死了兩萬人這樣一件事,而是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兩萬次。
在這場影響大唐國運的戰爭中,杜甫幾乎是唯一一位從頭到尾關注個體命運與生死悲劇的記錄者。
乾元元年(七五八)年底,當朝廷軍隊圍攻鄴城之時,杜甫從華州出發,前往洛陽探望故舊、故居。第二年二月以後,唐軍大敗,損失慘重,杜甫正好從洛陽返回華州,一路上都是朝廷為了擴充兵力拉夫抓丁、無數家庭妻離子散的情景。安史之亂的巨大浩劫,朝廷全部轉嫁到了老百姓頭上。
杜甫沿路自新安—石壕—潼關,耳聞目睹無不是戰亂的哭泣和死亡的陰影。他以目擊者的身分,記錄下一路的所見所聞,寫出了震撼千古的災難史詩——「三吏三別」。
在他這組詩中,戰爭給人民造成的創傷,不再只是冰冷的數字,而是一個個可以感知的家庭悲劇。
老翁、中青年人和未成年人,這些不同年齡層次的男子,被拉夫推上戰場。他們在戰場上大量死亡後,留下了大批獨寡孤幼,有苦守荒村的老寡妻,有懷抱乳嬰的年輕寡婦,還有剛剛新婚就要準備守寡的小媳婦。老母無子送終,乳孩無父照應。所謂盛世,不用幾年,就淪為了人間荒原。
看到新安縣吏抓壯丁,把未成年男子都拉走了,沿路都是一個個家庭生離死別的哭聲。杜甫無能為力,只好安慰他們說:
新安吏(節錄)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把你們的眼淚收起吧,不要哭壞了眼睛,徒傷了身體。天地就是這麼無情啊!
傍晚投宿石壕村,看見差役半夜來拉夫,這家人的老頭子趕緊翻牆逃走了,杜甫只聽得一個老婦人開門對著差役哭訴:
石壕吏(節錄)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
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這是一個為國家做出巨大犧牲而貧窮至極的家庭啊,三個兒子有兩個戰死在鄴城,剩下唯一的兒子還在軍中。即便如此,官府也沒有放過這個家庭,嚇得老頭子連夜躲起來,而老婦人還要被拉去做後勤。
沿路又經過一個寂寞荒涼的村子,這個村子百餘戶人家,因世道亂離都各奔東西。活著的沒有消息,死了的已化為塵土。剛從鄴城戰場下來的老兵,回到村子,舉目無親,還來不及悲歎,縣吏又要趕著他去服役了。而他,臨走前,連一個可以告別的人都沒有:
無家別(節錄)
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人活在世上卻無家可別,這世道,當個老百姓怎麼就這麼難呢?
這些具體的悲劇,杜甫看得見,而帝國的決策者,看得見嗎?看見了,在意嗎?
杜甫在寫這些悲慘的個案時,內心懷著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一方面,他知道這一個個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是帝國高層無視民間疾苦,肆意釀成戰爭導致的,是赤裸裸的人禍。但另一方面,在戰爭膠著已成定局的前提下,儘快平息叛亂,才能解除叛軍的劫掠和朝廷的拉夫強加給百姓的災難,而要儘快結束戰爭,則只能由百姓繼續付出代價上戰場。
面對這對矛盾,杜甫唯有一邊批判朝廷的黑暗無道,一邊含淚讚美百姓的愛國精神。他感到極端的痛苦,寫出來的「三吏三別」是那樣的悲涼,而又悲壯。
回到華州後,四十七歲的杜甫修訂完「三吏三別」,內心悲愴而又無力,隨即棄官而去,徹底告別了這個腐爛的朝廷。
正如那句名言所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帝國那麼多底層平民,喘不過氣來,向來憂國憂民、感同身受的杜甫,也已喘不過氣來。
〈陸〉
唐朝的一些詩人選擇棄官,過起隱居生活,基本都有雄厚的家產和莊園別墅做後盾。杜甫顯然沒有這樣的資產。他的棄官,便註定了是一個痛苦的決定,並且,這種痛苦將持續影響他和他的家人。
史書記載杜甫棄官的原因說:「關輔饑,輒棄官去。」因為京畿地區鬧饑荒,所以就辭官而去。現在看來,這種解釋很難說得通,杜甫官階低微,俸祿雖薄,但總比棄官之後沒了收入來源強呀。
而杜甫寧願帶著家人困苦潦倒,四處覓食,也不願再做著他的小官員,可見內心對朝局已經失望透頂了。這或許才是他下定決心棄官的真實原因。
棄官的這一年,乾元二年(七五九),杜甫一家就遷移了三、四次。從華州遷到秦州(今甘肅天水),再到同谷(今甘肅隴南),直到年底遷到四川成都才算暫時安定下來,可謂顛沛流離,漂泊無根。他當初決定去同谷,是因為得到同谷縣令的信,說此地盛產一種薯類,吃飯問題好解決。可是,杜甫去後,卻發現情況並不那麼樂觀,他在《同谷七歌》中寫道:
同谷七歌(節錄)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
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裡。
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手腳凍僵的杜甫苦苦尋找的「橡栗」,是一種極其難吃的苦栗子。莊子《齊物論》中,那個養猴子的狙公,正是拿這個橡栗給猴子選擇要「朝三」還是「暮四」。可見詩人的生活是相當饑寒交迫、狼狽不堪的。所以杜甫在同谷住了一個多月就只好離開,輾轉到了成都。
在劍南西川節度使嚴武的幫助下,杜甫出任節度參謀,並在城西浣花溪畔建了一座草堂,住了下來。著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就是寫這座草堂在八月被大風暴雨破壞的情景,詩人徹夜難眠,心中所念,卻仍是整個家國的憂愁: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節錄)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自從寄寓成都以後,杜甫生命中的最後十年,一直在川湘多地漂泊,再未回到中原。雖然遠離政治中心,但他其實沒有放下對家國天下的關注。
唐代宗廣德元年(七六三),當漫延八年的安史之亂終於以史思明之子史朝義的自殺宣告結束時,杜甫表現出一生中難得一見的異常興奮,手舞足蹈,放歌縱酒,並寫出他最歡快的一首詩: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他謀劃好了還鄉的路線,可是短暫的興奮過後,殘酷的現實直刺過來。安史之亂是結束了,但中原戰火長期未能停息,藩鎮割據和此起彼伏的爭鬥,讓詩人回歸到沉鬱頓挫的生存狀態。
根據宇文所安的分析,寄居成都之後,杜甫的詩日益與自我有關,他是一位關注基本問題的詩人,如同他早年曾詢問「雄偉的泰山似什麼」(岱宗夫如何),在沿長江而下時他轉向「我似什麼」的問題,並反覆從大江的各種形態和生物中尋求答案:
旅夜書懷(節錄)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他一生經歷了兩個斷裂的時代,以至於後來只能從歷史的巨變中體味人生的悲涼,又從人生的悲涼中觀照歷史的巨變。開元盛世年間,他交往和見識過的許多文人藝術家,為了逃離亂世,都像他一樣,漂泊在西南天地間的小城裡。他用詩歌寫他們,也寫自己的飄零,為一個逝去的時代留下極為沉重而蒼涼的篇章。
大曆五年(七七○),人在潭州(今湖南長沙)的杜甫,竟然遇到了開元年間皇家梨園中的著名樂師李龜年。當年,杜甫曾在岐王李範、殿中監崔滌府內聽過李龜年的演奏。舊人相見,同病相憐,感慨萬千,杜甫遂寫下《江南逢李龜年》相贈:
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詩中繁華消歇,物是人非,讀來令人黯然神傷。一個時代都這樣被摔壞了,遑論個人!
一切盡在不言中。
杜甫已經老了,常年貧苦,心力交瘁,各種疾病纏身,更容易在詩中落淚。
這一年的冬天,他在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病逝,結束了五十八年的生命歷程。至死,流落湖湘間,未曾還故鄉。
「二流的詩人,以詩為生命;一流的詩人,以生命為詩。」杜甫至死都是被埋沒的一個小詩人,但接下來的時代,將發現這個在七七○年冬天離世的苦命人,不僅是「一流的詩人」,而且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史學家洪業在他的書《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中說,杜甫是孝子,是慈父,是慷慨的兄長,是忠誠的丈夫,是可信的朋友,是守職的官員,是心系家邦的國民。
世間已無杜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