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歌

 

 

　　經常有人問我是流亡者還是移民， 我往往回答說兩者都是，但從未多談這種身分分裂所帶來的問題和困擾。總體來說，流亡者通常生活在過去，與眼前的世界格格不入，而移民更專注當下和將來，要在異地創建新的生活。據我個人觀察，許多人逃離中國，但並沒有立即要成為移民，往往是中國政府不依不饒，繼續迫害他們，最終迫使他們選擇移民，放棄原來的國籍，好在異地重新開始。就是說，首先是國家背叛了個人，個人才選擇放棄國家。大多數中國人都被洗過腦，相信離開了國家，自己什麼都不是。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正是基於這個戈培爾式的國家至上的理念；這種國家主義也構成了法西斯意識形態的核心。如果沒有宗教情懷來約束，愛國主義只能給人類帶來破壞和災害。其實，中國政府並不怕某個流亡者在海外參與反共活動，它怕的是脫離了國家和政府的個人仍能活得精彩，能以身戳破國家的神話，能證明愛國並非「沒有選擇」──國家並不是個人生存的基本條件。

 

　　總的來說，普通移民們一開始生活都很艱難，但經過十年左右的努力後，多數人能相對穩定下來，生活和事業多少會有著落。然而，藝術家們則不一樣。離開了原來的語境和文化氛圍，就像淡水魚落入鹹水中──很難繼續生存，更勿論蓬勃發展了。多年來，我注意到一些來自中國的藝術家們在北美的艱難處境，他們大多都才分過人，要努力在這裡以藝術家的身分來生存和發展，但阻力實在太大，找不到觀眾和聽眾，大部分人最終都回國了，選擇了相對安穩的生活。當然，也有個別人不給自己留退路，要一條道走到底，追求自己心靈的自由。《放歌》的主人翁姚天就屬於後者，視自由為自己生存的條件，所以他起於流亡，而終於移民。

 

　　《放歌》在美國出版後，一些華人讀者將姚天與他們所熟悉的華人歌唱家們對號入座。有一家媒體採訪我時追問這部小說是不是基於關貴敏的故事，言外之意，這個故事太真實。採訪中我強調，多年前我讀過曹長青寫的關於關貴敏的長篇報導，他的故事的確很感人，但姚天與關先生並不一樣，他有自己獨特的不幸，跟關貴敏先生的生命軌跡相異。我是從不同人的經歷中截取各個情節來融塑成姚天這個人物的。可以說，他的流亡和移民生涯更具有戲劇性。從廣義上講，他代表了來自他國的藝術家們在北美的失落、掙扎、以及他們的藝術追求和不屈的生命。我想許多生活在異鄉的藝術家會對姚天的故事感同身受。

 

　　可以說，這部小說中最具獨創性的部分是關於書中人物罹患肺癌和治療過程的描述。據我所知，這種經歷並沒有在以前的文學中細緻充分地描述過。由於我太太多年前得了肺癌，整個治療過程我一直參與，可以說有類似一手的經歷，而且治療過程也都有文字記錄，所以寫起這些片段和章節來我比較有信心。這段關於肺癌的病痛和治療過程的描述應該是此書中的一個小高潮，為文學注入了一點新鮮經驗。

 

　　現在，經過時報出版社數年的努力，《放歌》就要與讀者見面了，但願湯秋妍女士精細的譯筆能給大家帶來愉悅和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