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國醫與病人－近代中國的醫療和身體（修訂版）

二、病人的經歷
讓我們的思緒先來到1924年，當時孫中山雖未滿60歲，卻已是一個步履蹣跚的老者，歲月的磨難，在他憔悴的神情中刻下了一道道的皺紋。此時他努力想要廢除中外不平等條約，並希望中國能達到真正的統一，擺脫軍閥混戰的大局勢。孫於11月12日發表「北上宣言」後，當日即乘坐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赴香港，然後再轉乘「春陽丸」繼續他離粵北上的行程。此次北上雖抱有救國的理想，然路途奔波，加以海相變化多端而導致船身不穩，例如在春陽丸上，「舟行既慢又不平穩，且時有風浪，故同行者多暈船。」孫自14日以後「均未到餐廳進膳，終日在臥室中閱書。」據隨行者所言，孫雖未暈船，然其面色已顯「黑暗蒼老之象」。17日早晨，抵達上海吳淞口，孫忙於接待各國記者與歡迎群眾，卻已經在「精神上似現疲勞，形容亦極現蒼老之象。」因為孫心繫於儘速召開國民會議，遂不事休息，馬不停蹄的於21日再乘「上海丸」往日本出發、再轉往天津。當時因上海往天津的火車受軍事影響而不通達，而且兩星期內也無輪船直航天津，故孫選擇繼續搭上搖晃的輪船，繞道至日本，順便於日本進行一些政治活動，隨後再折往天津，因此這趟旅程可說是山高水遠。30日，孫再次轉乘「北嶺丸」離開日本神戶往天津出發。然孫在船內的專屬臥室過於狹小，不方便休息，所以他每日均在餐廳閱讀，或遇「終日顛簸於狂風巨浪之中」，他就在臥室中休息，並未出來走動，但隨行者仍言孫「精神似不見疲勞」。12月4日黎明，輪船終抵天津大沽口外。只是，此時孫已感分外疲憊，加以「北地嚴寒」，待孫回行轅後，突然「寒熱遽作，而肝胃病相繼暴發，蓋本係宿恙，至是復劇也。」由此可見孫以往就有肝胃方面的毛病，只是一直沒有被重視與精確診斷。這一段旅程下來，至少有兩件事對孫身體有極大的影響。第一，從日本出來以後，孫都沒有帶特定的廚師，所以每天只吃日式食物，隨行者坦言：「味道既不適口、滋養成分又不多」。其二，也就是前述的「北地嚴寒」，孫是南方人，廣州與天津之緯度不同、氣候也不同，加以又碰上冬天，會使水土差異性增大；資料顯示，孫在這些年裡都非常怕冷，即使在廣東過冬天，房內也要升火取暖。故北方的冬天，對孫的身體而言是另一個雪上加霜的隱憂，現在只是一起發作而已。既有病況，隨行一干人等當下急延德國醫生施密特進行診治，一開始就診斷錯誤，認為只是臨時感冒，略事修養即可。直到6日中午，孫突然肝痛強烈到「幾不能發言」，德醫眼見無計可施，再邀日本醫生共同診治，結果又診斷錯誤，這次說孫是患了膽囊炎。在19日以前，醫生們推測孫之病情是樂觀的，在這段時間孫除了會客與閱報外，還會喝了一些能使胃腸通達的「德國瓦雪鑛泉」和水果；除此之外，醫生們複診了一個半小時，也並未對病情有任何新的發現。總之，到目前看來，孫的宿疾似乎並無大礙，只有一次吃了白飯魚粥後嘔吐大作，「徧體大汗，（李）榮以毛巾代拭，竟透濕兩巾。」然而，孫此時仍發電於各界：「刻以胃病，醫勸休養數日」，希望大家能放心。當時他認為應是自己的胃病在作祟，還說：「余極望入京，病中無奈，但據醫生確息，更一星期，可望痊癒矣。」可見醫生與孫本人對此時的病況都還抱持樂觀的態度。

18日當天，孫接見段祺瑞（1865-1936）所派來的代表（許世英，1872-1964），商討北京政局。北京當局表明要繼續尊重外國不平等條約的立場，這個堅持立刻使孫勃然大怒，隨後孫即感到肝臟痛腫交至，脈搏跳至每分鐘120下以上，幾經施密特診治皆無效果，這多少可能也應驗了中醫「怒氣傷肝」的道理。從19日到12月底，是孫病情開始逐漸加重的時期，體溫與脈搏的遽增，顯示他的生理狀況相當不穩定。孫開始遵照醫生指示，不閱覽報刊且多事修養。25日，日本醫生小菅博士加入診視行列，他斷定孫患的疾病是肝臟疾病，此論推翻了前面醫生的診斷，但小菅也只知道是肝疾，至於是何種肝疾，他一時也無法斷定，也可見當時診斷技術之限制。

基於病情的混沌不明，積極的治療也無法展開，孫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據其夫人（宋慶齡，1893-1981）言：孫當時正在修養中，還無法坐起來，相當虛弱。在1924年的最後一天，孫選擇了以北京飯店作為他養病的地方，當時的北京飯店，是西人所開設的新式旅社，各房間都有新式的暖氣設備以取代傳統煤爐，可以調節溫度，這對身為南方人又不習慣北方寒冷天氣的孫，無疑是個養病的好場所。而孫的隨扈則暫居行館（即鐵獅子胡同，顧維鈞（1888-1985）宅），一方面孫希望由他自己負擔醫療費用；另一方面，他的隨行人員也可以幫助他代見絡繹不絕的重要賓客。根據旁人的回憶，孫當時躺在床上，枕邊堆著書籍，病中仍手不釋卷，只是憔悴的面容，反映了病情的每下愈況。
孫一入北京飯店，就延請德醫施密特與協和醫院的狄博爾、克禮醫生共同會診，斷定孫患的是「最烈肝病」。施密特雖一改前診斷孫得了臨時感冒與膽囊炎，但此「三個臭皮匠」卻仍無法診斷出孫的肝臟出了什麼問題，遂決定用外科手術來確定病灶究竟為何，結果當下被孫拒絕，醫生們只好用內科的方式，改用服藥來調養這個莫名怪病。
1925年，孫中山將蒞花甲之年。1月4日這天，孫除了睡眠不安外，在精神與體力各方面都逐漸好轉當中；克禮與眾醫生會診的結果，再次斷定孫的疾病為「肝臟癰瘍」，即肝臟潰瘍，並有肝部慢性發炎與腫脹之情形。群醫曾試圖加以注射，使孫的睡眠品質轉佳，但克禮醫生試過各種治療肝病之藥方，仍無法對孫的疾病做出正面貢獻。直到孫接受施以外科手術診斷之前，眾西醫仍推論「此病並非絕症」云云，雖然已有某醫生指出孫的病狀可能是肝癌，但醫療團隊以及孫本人都不願作如是悲觀的推論。3日，美國醫生首先提出用「愛克司光」（X光）來檢視肝臟，若真有膿瘍，則須開割。孫之左右皆不敢妄下決定，商量後決定請孫夫人代為詢問，孫回答：「余曾習醫，深知此症難治，然余料余病不深，尚無須開割也。」孫夫人亦覺孫年事已高，恐不能承受開割手術，遂作罷。5日，醫療團隊決定共推克禮為主治大夫，當時此團隊共有四個德國醫生與三個美國醫生，大家開會討論的結果，還是決定開刀治療，但大家皆面有難色，原因是孫此時並不想用外科手術來治療；但僅用X光檢查肝臟後，並沒有什麼新發現，無如預期般的肝臟生膿，故只能繼續維持藥物注射，減少孫的痛苦，並囑咐孫少見賓客、不要吃硬性的食物。
到了21至23日間，克禮觀察到孫的眼球已經出現黃暈、無法進食。體溫高至攝氏41度，又時降至27度，相差甚大。據此斷言，孫的肝臟開始出膿，而且已擴散至身體其他部位，已到了非施行手術不可的地步了。當時由中、美、德、英、俄、日各國醫生共同開會討論開刀之事，但都沒有定論；在此危急之時，可以看到任何一個國家的醫生都不敢妄下決定，因為責任實在太重，病情又捉摸不定。後來經由協和醫院之法國醫生施以皮下注射先後達十一次，孫才脫離險境，但卻產生一食即吐的後遺症，只好先暫時停止進食；連續的注射，竟引起孫的前臂部靜脈栓塞性硬化病變。現下單靠注射治療，也顯得勢單力薄，難以回天。
文獻記載，1月24日是孫第一次沒有聽從隨侍人員的建議，而將自己的病情告訴了一位中醫，尋求幫助。這位中醫叫葛廉夫，在與他對話的一開始，孫就表明出自己選擇醫療的立場。孫言：「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藥，常喜聆中醫妙論。」孫接著說：「余請君以中（醫）理測我病機。夜不成寐，每晚則面熱耳鳴，心悸頭眩，嘈雜躁急或胸中作痛，乾嘔，甚則上氣面浮，有時而消。此何故？」當下葛即對孫開出了「三甲復脈湯」加減方，並判斷孫的病情是「肝鬱日久，氣火風化，上干肺胃」，氣血與真水皆耗散不少，然而仍可補救，並非無計可施。平日必須注意「戒之在怒，不再耗精，不過作勞，破除煩惱」等養生法，才能恢復健康。孫之前既已表明他選擇醫療方式的立場是不服中藥的，那麼他當然也對葛醫的藥方持「姑且聽之」的態度，回了一句：「我平生未服過中藥，恐不能受。欲以君之藥方，轉示西醫，使師君之法，改用西藥，以為何如？」葛醫一聽到此言，也不知該如何作答，只好說：「鄙人不知西醫，西藥能代與否，不敢妄答。」所以，這次孫與中醫的晤談，對孫的病情並沒有幫助。而現代西醫幾乎不瞭解中醫理論，也使得一般以西醫為主的療程中，中醫的力量難以介入，這個情況一直到現在都存在。

二、病人的經歷
讓我們的思緒先來到1924年，當時孫中山雖未滿60歲，卻已是一個步履蹣跚的老者，歲月的磨難，在他憔悴的神情中刻下了一道道的皺紋。此時他努力想要廢除中外不平等條約，並希望中國能達到真正的統一，擺脫軍閥混戰的大局勢。孫於11月12日發表「北上宣言」後，當日即乘坐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赴香港，然後再轉乘「春陽丸」繼續他離粵北上的行程。此次北上雖抱有救國的理想，然路途奔波，加以海相變化多端而導致船身不穩，例如在春陽丸上，「舟行既慢又不平穩，且時有風浪，故同行者多暈船。」孫自14日以後「均未到餐廳...

再版序

約莫有一年多的時間，學生常常問我，他們已買不到這本書了，該怎麼辦？我因為諸事繁忙，也一直在寫新的東西，所以就不太在意。直到經歷了一些故事，方知生產過的文字，日積月累而成書，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不可不花心力看顧的。我打電話給編輯，他很熱心的幫我查了庫存，確實只剩最後一本，而各圖書網上已完全買不到了。

這本書在初版時，有位老師見到我，除了恭喜之外，也舉出書內的一些錯誤，很感謝她，因為那代表她真的很仔細讀完了這本書。藉著這次再版的機緣，我又好好讀了自己的書，除了校對與增補外，也試圖尋找該書和現實世界連結之意義。刻下新冠肺炎疫情雖逐漸趨緩，但和兩年前比較起來，依舊熾盛。相信每天更新病例數字是絕對正確的民眾，已逐漸減少。我們從2020年的防疫模範生，一天感染不到一個，到二年後幾萬幾萬人的感染；從一天沒有一個病例，到一天死幾十個到幾百個人，似乎大家也慢慢習慣了。有個極為合理的新詮釋，叫做「與病毒共存」，疫苗該打的也都打了吧，可憐的是因慢性病、老化而染疫死亡的人，他們的棺材上，有著「合理死亡」四個字。可惜了，活著的人慶幸活著，死去的人倒也無聲抗議，就這樣慢慢被忘記。這些人就是「病人」，他們沒有歷史，終將被經濟發展和正常生活的呼聲掩蓋過去。我今年也同樣染疫，還好採用了中西醫結合的方式治癒了，這本書內有很多對中西醫結合治病的討論，是一項值得思考的前瞻議題。如果那幾天，我因染疫而離開這個世界，應該會被認為體重過重且有慢性病，不意外的又是一例「合理死亡」吧。不是要發牢騷怪罪任何人，面對疾病，我們都只能軟弱下來，縱使人類做了許多舉措，還是有人不敵病魔。那麼，誰又能去撰寫和理解那些生病和苦痛的大眾呢？

身為一位人文學者，我不敢奢求幫歷史中的底層病患發聲，要依據史料，才能說一個完整的故事，而多數的歷史人物沒有記錄自己的病痛，就已離世，書寫這個面向的歷史，本身就是有難度的。所幸，經過選取，這本書中的每一位主角，都有著無數的光輝歲月，正如封面的孫中山先生，昂然而立，從醫人到醫國，但最終仍免不了成為病人，必須接受西醫與中醫的各種治療。後來的史家會用文字書寫他們各方面的歷史，但卻很少有學者關切他們的疾病和醫療觀念，而這本書正是要書寫這樣的歷史。當然，若只做到這樣，很多著作也喜歡用現代醫學去推測古人疾病，我認為完全是可行的，因為若不用現代醫學的眼光，根本無法對疾病史進行解析。此外，有沒有可能從這些人的經歷、言論、遭遇等過往，去思考更大的一種醫學技術或國族發展的歷史呢？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人對各種醫療技術、身體觀之批判；不過，現今的人們或知識分子卻很少對醫療或健康事務進行反思，甚至已無論述能力，來對健康的促進提出一己之見解。我們只能默默接受各種可能不合理的醫療，人民(病人)的聲音呢？歷史使人聰明，這本書將使讀者見識到當時的人如何對醫藥、衛生事務進行論述，表達自己的看法。

很多書內的意涵，已經在原序文內交代，此處不用再說一次，我只想在此刻談一些歷史與現實意義的結合，讓讀者更能理解這本書的寫作意義。這本書所敘述的時代背景，是晚清到民國時期，這段期間所不能迴避的問題，就是西力東漸與中國民族主義之勃興，也是中國近代史的基調。由於中國在當時積弱不振，由專制王朝一轉而為民主共和，諸多政制、經濟有待在新時代中轉換，但偏偏中國體質不良兼西洋外力打擊，其發展的歷史可謂跌跌撞撞。多數知識分子又急於學習西方、全盤西化，遂對傳統文化進行破壞打擊之能事。當然，我們不能苛求當時的知識分子，有時他們痛罵中醫，其實背後是希望國家因此能夠變得更強大。在這段時期的中醫藥，還有本書沒談到的戲曲、武術、藝術等等，這些作為傳統老玩意兒、舊文化的表徵，與中國之衰弱是相伴同行的，當然應該都被打倒，其命途多舛，可以預知。不過，正如本書所指出的，當大部份傳統的科技事物、思想都被批判，甚至現在都已經消失了，中醫藥依舊存在。儘管他長得和過去傳統面容不太一樣，但，又有什麼事物在經過歷史洗禮後，還是一模一樣的呢？歷史有趣之處就在此處。這段洗滌蛻變的歷程，令人感到好奇，中醫是怎麼挺過來的？我也持續編纂論文集，試圖釐清這段歷史的全貌。

更令人驚訝的是，正當新冠肺炎疫情於全球肆虐時，百年前被認為是拖累國族健康發展的中醫藥，竟然一躍而成為眾所矚目的新星。像是臺灣的「清冠一號」，中國大陸的「蓮花清瘟膠囊」與「清肺排毒湯」等等，都成了對抗新冠肺炎的法寶。這些新聞，後面還有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就是百年來中醫藥的發展，從幾乎要被廢除，到現今反倒成了國族興盛、自信心的「利器」，其歷程與背後意義之轉變，值得思考。可以從幾個地方進行觀察，首先，此次抗疫成績，在美國死亡超過百萬人以後，中國人開始擁有了無比的信心，從輿論的變化中可以清楚看出；雖仍有嚴格管理、動態清零之政策爭議，但不少民眾認為國家權力的積極介入管控，發揮了無比的效力，染疫而死的人數在中國被有效的降低；而且因為有中醫參與而達成的中西醫結合，成了全世界抗疫歷史中最有成效的一種組合。中醫與國族的連結，已不再是恥辱、過時的國族印記。

而中醫在臺灣呢？也同樣具有峰迴路轉的發展脈絡。從歷次抗疫史中的沉默不語，到這次民眾搶買清冠一號，政府還用公費來支持中藥之發放，這都是百年前所無法想像的發展。有意思的是，大家都搶買「清冠一號」，我自己也吃了不少，其實它的全名是「臺灣清冠一號」(NRICM101)。「臺灣」一詞冠在藥名之前，其實抹去了它多是一個中國文化的產物，無論是概念、藥材來源，其實都與中國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英文藥名，不單是為了國際化而已，其中的「N」，即是National的意思，標記了它是由臺灣「國家」或「國家級」研究機構所生產，這些發展都極大的淡化了它的生命史，而賦予了這個新藥全新且符合臺灣目前政治局勢之意義。百年中醫藥的發展還未停歇，它仍處在變動當中，歷史學者有幸從旁觀、客觀的角度，來看待這樣的發展。

這些歷程，值得持續關注與探究，但本書並非要釐清爭議，而是要提醒讀者，必須將本書所談及的歷史過程，放在時代脈絡中來思考。歷史學的工作畢竟還是要回到過去，我們不是政治人物、更非醫者，歷史學者要溝通的現在與過去的連結，讓讀者有更深層的人文思考，訴說一個讀者想像不到的時代，那個中醫藥幾乎要被打趴的年代；所有國家未來之發展，都儘量與中醫藥或傳統文化脫勾，而中醫界則是努力要將國家興盛、國族發展等意義，灌入在傳統醫藥的新發展中，以避免被「科學」和「西化」滅頂。希望讀者能在這本書中明瞭這樣的發展，書中主角們的言論與作為，恐怕不僅是醫療疾病史，更是不同視角的思想史和政治史。

在學術書的市場中，能夠再版的機會不算多，既然已出版一次，再版的話題性與新穎性更是少了許多，若無特別經費支持，很難再次問世。但學術就是如此，不能只追求新穎，要不斷能與當代意義對話，才是具有新穎性的展現，我期許這本書有如此之意義，更感謝出版社願意讓這本書重新問世。此次增補，除校正、補充文字外，也加了一些新的二手研究，原想再大規模增加篇幅，但由於字數已近25萬字，似不宜再增加新的章節，編輯建議或可再寫一本，也比較不會破壞原書架構。很謝謝蘇美嬌主編，促成了這一切，還應允設計一個煥然一新的封面。而第一版的封面(詳見下頁)還是很有意義，病人躺的那張床上，寫著「中華民國」四字，象徵國族已成病入膏肓之病患；而開藥方的醫者，正是本書主角之一的蔣介石。這張1934年的漫畫，充分顯示了當時的政治環境與國族危機，很切中當時風雨飄搖、內憂外患的情勢， 也在此給老讀者留個紀念，書中再現分曉。本次校對，還要特別感謝中央歷史所碩專班畢業的周明秀小姐不計酬勞的細心校對，她說不是為校對而校對，而是真的想好好讀這本書。但願那些發不出聲音的病人，都藉由這本書而精神於紙上重生，訴說過去不被重視的個人疾病史。


序於 中央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大樓210室
2022年7月10日

再版序

約莫有一年多的時間，學生常常問我，他們已買不到這本書了，該怎麼辦？我因為諸事繁忙，也一直在寫新的東西，所以就不太在意。直到經歷了一些故事，方知生產過的文字，日積月累而成書，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不可不花心力看顧的。我打電話給編輯，他很熱心的幫我查了庫存，確實只剩最後一本，而各圖書網上已完全買不到了。

這本書在初版時，有位老師見到我，除了恭喜之外，也舉出書內的一些錯誤，很感謝她，因為那代表她真的很仔細讀完了這本書。藉著這次再版的機緣，我又好好讀了自己的書，除了校對與增補外，也試圖尋...

再版序
序 十年磨一劍

緒論 民國時期中西醫論爭下的國族與病人再思考
一、前言
二、近代中國的身體與國族
三、從病人出發的醫療史
四、從病人的言論與視角出發
壹 略論胡適的醫學觀
一、前言
二、在掙扎中的傳統中醫
三、胡適的身體與醫療
四、國故中醫、科學西醫：再探知識分子擇醫觀
五、醫療、身體與國族：醫療化下的國民性再造
六、小結
貳 民初醫療、醫生與病人之一隅：
孫中山之死與中西醫論爭
一、前言
二、病人的經歷
三、早年為學與發現罹患肝癌始末
四、中西醫對肝癌的認識
五、更換中醫治療始末
六、中醫治療的轉機與困境
七、孫的最後時日
八、小結
參 「國醫」的誕生：中國醫學之近代轉型與再造
一、前言
二、重省中西醫匯通史：正視中西差異
三、國醫建構之初：國學與國粹之形象
四、國醫轉型的關鍵年代
五、形塑科學國醫之困境
六、面對國家與民族：國醫責任之再造
七、小結：一次失敗的「成功」轉型
肆 醫療與近代社會：試析魯迅的反中醫情結
一、前言
二、緣起：反中醫幼苗誕生
三、至死不渝的迷信：偏方與秘方
四、騙人的把戲？中醫辨病與診斷
五、科學與國粹
六、略論當時中國西醫的問題
七、小結
伍 醫療疏失與「中西醫匯通」擇醫觀：梁啟超之死與「腎病」公案新考
一、前言
二、「失腎記」前因後果
三、此案所反映之中西醫技術與醫療環境
四、餘波盪漾：中西醫論戰與最後的真相
五、小結
陸 國家與身體的公與私：抗戰前蔣介石的日常醫療與國族衛生觀
一、前言
二、個人生活經驗：1924年前的蔣介石
三、軍校校長與北伐時期
四、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蔣的「私」領域日常衛生與醫療
五、西安事變後：蔣的疾病醫療史
六、國家衛生和「公領域」身體之現代性實踐
七、小結
柒 結論

徵引書目
中英文摘要

再版序
序 十年磨一劍

緒論 民國時期中西醫論爭下的國族與病人再思考
一、前言
二、近代中國的身體與國族
三、從病人出發的醫療史
四、從病人的言論與視角出發
壹 略論胡適的醫學觀
一、前言
二、在掙扎中的傳統中醫
三、胡適的身體與醫療
四、國故中醫、科學西醫：再探知識分子擇醫觀
五、醫療、身體與國族：醫療化下的國民性再造
六、小結
貳 民初醫療、醫生與病人之一隅：
孫中山之死與中西醫論爭
一、前言
二、病人的經歷
三、早年為學與發現罹患肝癌始末
四、中西醫對肝癌的認識
五、更換中醫治療始末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