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怪獸：被歷史塑造的大英帝國進步假象

 

 

　　「我發現我為此感到驕傲。我當然不是唯一擁有白人血統的人，但是我有一個白人祖母，這可不像白人祖父這麼普通！所以我母親是一個混血！我從前看到她比較淡的膚色，早就該猜到了。我現在發現她比以前更漂亮了，更聰明和更優雅……我無法停止不去幻想我們的（白人）牧師，我做了一個決定，我永遠不會愛任何人，除了一個白人，一個金髮碧眼、一個法國人！」

 

　　這是弗蘭茨．法農（Frantz Fanon）在他的革命性著作《黑皮膚，白面具》記錄的一個阿爾及利亞黑人女孩瑪約特（Mayotte）意外發現她的祖母是白人後留下的陶醉文字。如果說殖民地的黑人女性可以透過情愛的夢想染白，黑人男性的憤怒則來自這樣的普遍經驗：當他們去看診時，白人醫生刻意對他們講洋涇浜的法語，這些白人對他們「不存在希望、沒有興趣、漠不關心、自動地分類他們、監禁他們、原始化他們、將他們去文明化。」

 

　　一九七○年代之後，全球各地的歐美殖民地已經紛紛獨立，但是到了今日，帝國主義在非洲、南亞、東南亞和中南美洲留下來的各種創傷並沒有癒合。許多獨立後的殖民地人民仍然處於被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體制邊緣化的賤民地位。如法農觀察，被殖民者不僅需要克服外來的政治統治，而且更需要克服外來暴力深入被殖民者身體和心靈的傷害、禁錮和控制，才能奪回被殖民者的自我意識和能動性。

 

　　在二○○○年前後，印度學者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等人從歷史和殖民地賤民階級的觀點，分析歐洲帝國主義及其相關制度和意識形態，如何自我正當化地粗暴擴張、如何繼續影響殖民地人民今日的次等地位，以及殖民地人民各種非西方式的抵抗形式。他們全面批評了啟蒙（以及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合謀的曖昧遺產。畢竟啟蒙和自由主義的世代，就是歐洲帝國主義如日中天的時代。但是他們對啟蒙和自由主義的分析，偏重於和帝國主義結盟的後果，我們不是很確定啟蒙和帝國主義的結盟是偶然、還是必然？

 

　　以珍妮佛．皮茲（Jennifer Pitts）為代表的政治理論學者在二○○五年的《轉向帝國：英國與法國帝國自由主義的崛起》對後殖民研究對啟蒙的全盤質疑提出回應。她認為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知識分子普遍都反對帝國主義，例如伯克（Edmond Burke）、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邊沁（Jeremy Bentham）都不支持帝國主義，到了十九世紀，歐洲知識分子才開始全面轉向帝國。簡言之，皮茲重新以后翼棄兵開局，棄了十九世紀自由主義，保護了十八世紀的啟蒙皇后。

 

　　本書作者普莉亞．沙蒂婭教授（Priya Satia）的《時間的怪獸：歷史如何製造歷史》（本書翻為《時間怪獸：被歷史塑造的大英帝國進步假象》）可以視為對皮茲等政治理論學者的再回應。這本書細數了英國帝國主義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上半葉、十九世紀下半葉、一戰前後以及二戰之後，在每個階段遭遇殖民地的反抗以及帝國的血腥反撲後，英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社會菁英如何透過召喚歷史感和歷史意識，管理他們的良心，為他們的能動性提出遁辭，或者洗脫罪惡感、或者英雄化地承擔起罪惡感，反而證成了他們支持帝國主義繼續擴張的主張和行動。

 

　　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不是荒誕的冒險家或者汲汲營營於暴富的投機者。他們原則上都是對自己的道德良心嚴肅和認真的人。但是每次的殖民挫敗，在良心管理之後，都成為他們更支持帝國主義的理由。本書作者沙蒂婭認為關鍵的鑰匙就是啟蒙和自由主義的歷史感和歷史意識。

 

　　一七九六年，英國槍枝製造商加爾頓（Samuel Galton）被他的貴格會基督教社群控訴他的事業違反了基督精神。他為自己辯護說，戰爭是推動（神意指引的）歷史進步的必要之惡，當前戰爭驅動的軍事工業社會是無可避免的歷史現實，每個人都參與其中，他一個資本家不可能抵抗歷史進步。訴求歷史作為倫理的嚮導，提供了他否定自己能動性的理由，幫他清洗了良心。

 

　　加爾頓的歷史感來自啟蒙的歷史觀念。啟蒙認為時間朝向一個特定、線性的方向前進。意識到這樣的時間的人們會認知到歷史的審判之眼在看著他們。指引加爾頓的倫理行動的羅盤，不再是他原本面對社群的制度性良心，也不是其他人的苦難引發的同情心，而是他獨自面對歷史審判的個人化的良心。在基督教末世論，在人類歷史的終點，上帝是審判者。啟蒙的歷史觀念沿襲了末世論的形式，人類歷史也有一個最終目的，而歷史取代上帝，成為了審判者。

 

　　康德（Immanuel Kant）的朝向普世主義公民前進的歷史哲學，正是要透過這樣的歷史之眼督促統治者的倫理行為。康德甚至提出了一個理性斷定，歷史進步是註定的，但是歷史的力量高過任何個人目的，隱密的自然律則或目的（或者神意）會推動愚蠢自私的人類整體進步。這樣的歷史觀點對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者非常方便，允許他們到世界各地推動歷史進步，但是一旦事情出錯了，他們也可以聲稱個人沒有能力超越歷史力量，否定自己的能動性，而且那些看來愚蠢的過錯，最終仍然會推動歷史進步。

 

　　亞當．斯密雖然尖銳地批評東印度公司和英國帝國主義，但是他也認為個人無法抵抗像戰爭這樣的歷史力量。所以他說英國無可避免地不會自願放棄美國，戰爭無法避免。他也說，歐洲人對非洲、美洲和印度令人髮指的掠奪無可避免，因為接觸時歐洲人意外恰巧擁有絕對優勢的武力。在歷史力量之前，這些不義都被免責了。亞當．斯密說只有靠持續的商業往來讓那些被殖民者變得強大，才會因為相互恐懼，讓歐洲人尊重被殖民者的權利。亞當．斯密和康德一樣，相信巨大的歷史力量可以確保那些看起來的邪惡最終帶來進步的目的，他的歷史視野可以容忍這些不義。

 

　　一七八三年英國敗給美國引發了英國輿論對殖民地的全面檢討，包括檢討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毫不遮掩的掠奪和腐敗。埃德蒙．伯克在國會發起了委員會要審判東印度公司的前總督沃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黑斯廷斯掠奪腐敗，惡名昭彰。但是這場審判成為一場懺悔的演出，一場英國人淨化和再生帝國主義任務的一場儀式。伯克控訴印度帝國只服務了少數人，可是審判把黑斯廷斯當作代罪羔羊，確保了這只是黑斯廷斯個人的醜聞，而不是帝國本身的醜聞。審判確保了英國人統治印度必須被課責。而且帝國主義必須持續，這是英國贖罪的方式，為了補償英國羞恥的過去，英國必須致力幫助印度進步。對英國人來說，放棄印度有罪惡感，統治印度也有罪惡感，英國的良心必須為了印度的道德進步而壯烈犧牲。這場審判成為帝國合理存在的倫理基礎。幫助英國人管理良心的仍然是歷史進步的啟蒙意識。

 

　　在十九世紀初，英國人對印度的觀點開始轉變，醜聞從帝國轉移到印度殖民地身上。詹姆斯．彌爾（James Mill）的《英國印度的歷史》擁抱了啟蒙線性發展的社會路徑。是印度的專制主義讓它的野蠻文明停滯了，英國人抵達就是為了解救印度脫離野蠻。征服不再是帝國權威的正當性來源，取而代之的文明化的使命。英國人改革印度是為了贖罪、為了補償過去犯下的罪，這是英國人的道德義務。

 

　　自由主義認為人性是普遍的，只要在法律、教育和自由市場的條件下，人就可以完全轉變。自由主義的目標要解放個人，將個人從宗教、政治和其他形式的專制主義解放出來，讓個人成為理性、一致和自主的自我。詹姆斯．彌爾試圖在印度直接推行符合自由主義標準的法律，但是他的兒子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主張野蠻社會還不能滿足這些法律和代議政府需要的條件。只要目的是為了進步，專制統治對野蠻社會來說仍是正當的統治模式。紀律是文明的主要特徵，但紀律要成為無意識的習慣需要長久的訓練和練習。因此印度需要被託管，英國必須盡責地、家父長主義地治理印度。神意不再是隱密的自然目的，英國的統治就是神意本身，給次等文明帶來進步的賜福。

 

　　英國在第一次英國－阿富汗戰爭遭遇羞恥的慘敗，英國的復仇軍在一八四二年回到喀布爾，展開極恐怖的暴力報復，屠殺了好幾個村落。這帶來了英國社會普遍的震撼和譴責。這樣的暴力不符合自由主義的敘事。但是沒有關係，因為英國採取這種展示、奇觀和恐怖主義的暴力是為了保護他忠誠的印度子民。英國將暴力扭曲為英國為了印度進步做出的道德犧牲。英國人將他的靈魂抵押出去是為了保護他帶給印度進步的神聖計畫。我們再次遇到自由主義內建的悔罪良心，自由主義知情地以歷史進步之名參與了罪行。如果英國戰敗是上帝的報復，那麼復仇軍就是英國極大膽的主張：歷史而非上帝是人的終極審判。

 

　　本書對英國帝國主義在不同階段面對的局勢和良心挑戰的分析極為豐富。我上面只能簡要地說明作者的核心論旨。十九世紀後半到一戰之間的帝國主義，帝國的行為只有變得更邪惡和墮落，英國人對於殖民地人民的觀點和態度也變得更失望、更殘酷。沙蒂婭也仔細討論了阿拉伯的勞倫斯對我們了解大英帝國的意義，有興趣的讀者千萬不可錯過。

 

　　這本書涵蓋的知識非常廣博，哲學、歷史哲學、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交互穿插，但是有耐心的讀者不會空手而回。沙蒂婭幫助我們進一步釐清了這個困惑：為什麼這些對自己的道德良心認真的歐洲人，可以容忍如此明顯違背良心的帝國主義暴力和恐怖？她的解答也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二十世紀東亞以民族和文明之名發生的各種暴力和恐怖。法農要我們克服帝國主義暴力對身體和心理帶來的創傷，這趟療癒旅程需要被殖民者和殖民者重新承認彼此的人性。從了解帝國主義者蜿蜒的良心開始，本書是很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