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玫瑰，怎麼開花：龍應台演講集（上）

青春迷惘後發現的十三件事

案：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受邀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博群大講堂」主講嘉賓，在新亞書院戶外的圓形廣場，對上千名學生演講。晚霞滿天、秋風徐徐，講者認真，聽者凝神。

……講到這裡，你應該已經發現，我好像給錯了題目，「青春迷惘後發現的十三件事」，應該是「中年迷惘後發現的十三件事」。年輕人固然迷惘，你走到中年的迷惘，更複雜。
假設時間是一條流動的大河，今天的你們站在大河上游，我站在下游，已經走過中間的夾岸桃花也看過漩渦深處的黑洞；你們有一天會走到我今天的位置，那時我已不在，就如同當我走向素書樓去修復它的時候，錢先生早已不在。
可是在中年迷惘之後，我覺得我比從前更有能力理解錢穆。所以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十三件事，很可能也要等你們親身經歷時代性的迷惘之後，才明白；所以今天就姑且聽聽吧。我會比較多地提到錢穆先生，作為我從素書樓走到新亞書院對他的個人致敬。
好，青春迷惘後龍應台發現的十三件事：
1不要跟第一個你愛上的人結婚。但是不妨愛上你後來結婚的人。
2隨時準備對讚美你的人說Thank you, No.
如果有人對你說，因為「你特別棒，譬如聲音特別好聽、觀念特別正確、信仰特別純正，所以請你出來帶領呼口號」。說：Thank you, No.
3學會玩，培養幾個終身的嗜好。否則，有一天你退休了或者工作被人工智慧拿走了，你就一無所有，是一口乾涸龜裂的池塘。世界上最窮的人，是一個不會玩、沒有嗜好的人。當你老的時候，就是一個最讓人不喜歡的孤獨老人，因為你像一支乾燥的掃把一樣，徹底無趣。
4年輕時找幾個求知欲強的人結成終生摯友。愈老愈難交朋友，愈老求知欲愈低，所以，結交幾個求知欲強大的摯友，只有「青春正好」的現在可能做到。
擔任過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在就讀北大的時候，曾經描述一個大學生的寢室：「他房間裡住了四個同學，一個顧頡剛，靜心研究他的哲學和古史，對人非常謙恭；一個狄君武，專心研究他的詞章，有時唱唱崑曲；一個周烈，阿彌陀佛在研究他的佛經；一個就是大氣磅礡的傅孟真……在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
大家都說大學四年是人生的「黃金」四年。我年輕的時候以為，這指的是，我們終於有了談戀愛的自由。後來發現，我錯了，戀愛隨時可以談，到老都可以，但是，人生中唯一的自由時段，容許你義無反顧、赴湯蹈火、全身燃燒地瘋狂求知，就只有這四年。
這段時間一過，人生的種種責任像一條看不見的繩索，緊緊套住你，相信我，這一套就是一輩子。
5一個人一株樹，把「孤獨靜處」當作給自己的獎賞。
錢穆教小學生寫作文，把學生帶到松林間的古墓群裡，要每一個學生選一株樹坐下來，然後開始孤獨地「靜」。片刻之後，他問學生是否聽見頭上的風聲？學生說沒注意。他要他們再度靜聽。過一會兒，他跟學生說，這裡上百株松樹，風穿松針而過，松針很細，又多空隙，「風過其間，其聲颯然，與他處不同，此謂松風。」
我喜歡看星星。不看星星的人以為，只有在特定的日子，譬如流星雨，才看得到流星。事實上，任何一個晚上，你挑一片沒有光的草原，躺下來凝視天空，只要凝視得夠久，你就會發現，流星很多、很多，每天都有。
離開青春校園之後，你會踏上一條電扶梯，電扶梯有個名字叫做「努力」。這個電扶梯一直往前，不斷向上，沒有休息站，沒有迴轉站，沒有終點站。在名為「努力」的電扶梯上，你的心不斷地累積灰塵，努力和忙碌的灰塵，一層一層在不知不覺中厚厚地蓋住你青春時明亮如清水的那顆初心。
唯一可以除塵的時刻，就是你孤獨靜處的時刻。
流星其實一直在那裡，誰看得見、誰看不見，唯一的差別只在於：你有沒有為自己保留一片孤獨寧靜的田野。
6華歆還是管寧，是有選項的。在沒有聲音的時代裡，多做華歆；在聒噪喧譁的時代裡，多做管寧。
一九四四年底蔣委員長發表《告知識青年從軍書》，王鼎鈞和很多同學讀到文告，邊讀邊放聲大哭，眾人哭成一團，大家決定立刻投筆從戎。
那天其實是個正常上課的日子，他在外面和摩拳擦掌的同學奔走了一整天，然後「頭上冒著蒸汽」、熱血沸騰地回到教室。一進教室，他看見「冷冷清清、空空洞洞的教室裡有三個女生、兩個男生，伏在書桌上鴉雀無聲、文風不動。」
然後很快地，那些熱血學生因為意見分歧，開始分派，「造反派」和「保皇派」陷入激烈鬥爭、打架，打得昏天黑地。
六十年以後回顧歷史，王鼎鈞說，那段歲月，給自己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的，是那幾個「在騰騰殺氣中守著那方寸清淨，晨讀晚修，分秒不輟」的人。
一九三七年，北大文學院遷到湖南南嶽衡山。錢穆跟馮友蘭吵了一架。學校有兩個學生決定輟學去延安，學生開歡送會。馮友蘭致詞，對兩個學生倍加讚許。輪到錢穆致詞，他竟然對那兩個被馮友蘭大大讚美的學生不假辭色，反而勉勵那些留下來繼續讀書的學生，說，國家所需要的棟梁是「努力求知」而「未來有用」的人，現在沒有得到知識的青年根本不是「棟梁」。
回到宿舍之後，馮友蘭對錢穆說，勉勵學生讀書可以，但你不該責備那兩個熱血學生。錢穆反駁說，你怎麼可以又認同學生應該讀書，又讚美學生輟學去延安。這是模稜兩可，是非不分，「余決不以為然。」
熱情奔放，本來就是青春的特徵，當然是天經地義的，美好而值得愛惜，但是要發燒的時候，不妨先自澆一桶冰水，冷一片刻，再做決定。大家知道《世說新語》裡「管寧華歆」的故事。兩個人一塊讀書，外面一有風吹草動，華歆就跑出去看了，管寧跟他「割席」而讀。最後兩個都很有成就。
不是說不能做那個放下書本去湊熱鬧的華歆——我自己就比較是個不專心的華歆吧，但是你至少得知道，這世界也存在「八方吹不動」的管寧一個選項。
7為了「正義」，衝出去。衝出去之前，先彎腰綁個鞋帶。綁鞋帶的時候，你就有半分鐘可以想幾個問題：
「正義」和「慈悲」矛盾時，你怎麼辦？兩種「正義」牴觸時，你怎麼辦？
譬如在饑荒的時候，你看到一個骨瘦如柴的少年搶一個老婦人手裡的一小袋米，老婦人摔倒在地上悲傷地哭泣，而少年，因為飢餓，他的腿浮腫，幾乎站不住，全身發抖，也拿不住米袋。
逮捕那個少年是不是正義呢？
譬如你旅遊時當街被搶了一百塊錢；你可以指認那搶你的人，可是你也知道在那個國家裡，搶劫一百塊是要被槍斃的。你要不要指認？
譬如，對一個惡人沒法可治，於是索性用另一個惡人去打死他，這是不是正義呢？
譬如，一個政黨清算另一個政黨曾經犯過的罪，但是為了達效而使用不符合程序正義的手段，你接不接受這個正義？
譬如，如果正義其實夾雜著偽裝的復仇，你該不該支持呢？
如果正義同時存在兩種，而且兩種彼此尖銳牴觸，那麼正義的最終依靠究竟是什麼，你有沒有個定見？
如果鞋帶綁好了而對這些問題你一概不知答案，那就……再綁一次鞋帶？
8真有本事的話，方和圓不矛盾。
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開始擔任北大校長。那一年學校裡有個聰明又認真的大二學生叫做傅斯年。他發現教文心雕龍的那位老師不太懂《文心雕龍》，錯誤很多，學生就商量怎麼把情況告到校長那裡去。
你覺得學生應該怎麼進行舉報？
首先要有證據。聽課做的個人筆記不能當作客觀證據，於是有人輾轉取得老師的全本講義，交給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九個錯誤，作為呈堂供證，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
這是學生集體對付老師了，你覺得校長蔡元培應該怎麼處理這個衝突？
傅斯年自己也正在思考這個問題。學生們判斷，校長有可能懷疑這三十九個挑錯不是來自學生，所以學生就組織起來，分組備課，把三十九個錯誤的說明模擬個清清楚楚，等著校長召喚。
果然，蔡元培擔心這個行動會不會是教員之間的攻訐，學生只是棋子。他把傅斯年和其他學生全部找來校長室，針對那三十九個錯，當場一一考試，學生對答如流。
接下來呢？
校長立刻給教授難堪？或者看見校長不立即處置，學生開始鼓譟？
結果是，蔡元培按兵不動，學生也耐心等待，那位老師繼續上課，但是調課的時間一到，老師就被調走了。
這件事，無處不是尖銳的衝突，無處不是可爆燃的乾柴，可是你看到幾件事：一、學生冷靜地準備證據，二、學生信任而耐心地等候結果，三、校長依證據辦事，四、校長做到改革的結果卻又未傷人尊嚴。
真的有本事、有自信的人，做得到「外圓內方」。
9容忍比自由重要，真的。
年輕的時候，譬如寫《野火集》的時候，當我說「容忍比自由重要」，那是對權勢者說的，呼籲掌權的人對異議者、反對者要容忍。
這句話，對今天的掌權者，還是要不斷地說，不斷地說，不斷地說。
但是同時，「青春迷惘」之後，發現很多異議者、反對者，即使身在牢獄也相信自己擁有強大的道德力量，而正是這分對自己道德力量的強大自信，既支撐了他，也同時使得他往往對與他意見不合、他自己的異議者無法容忍。
從青春走向初老的路上，看到太多曾經被壓迫的反對者以「自由」的旗幟來排斥反對者的反對者。也就是說，我的「中年迷惘」其實就重複了胡適之的發現，他在一九五九年《自由中國》的十週年紀念會上回答殷海光的問題，說，他主張容忍比自由重要，不僅只是對壓迫言論自由的人說的，也是對「我們主持言論自由」的人說的。
容忍是雙方面的，絕非單方面。
10下山比上山難，下台比上台難，退場比進場難，結束比開始難。
我才剛剛去登了屏東的大武山，三○九二公尺。上山的時候，雖然艱辛，大家還可以邊走邊笑邊看風景。下山的時候，卻一片安靜，因為你要看著你的腳每一步落在什麼地方，每一個石頭都是滑的，每一塊土都可能鬆塌，一不小心就會墜落山谷。
同樣一條山路，下山需要上山好幾倍的注意力。
至於下台和退場，曾經在台灣一次大型的群眾示威運動裡，這個我很尊敬的發起人在風起雲湧的時候曾經來邀請我加入。我說，我百分之百支持你的主張，但是請問，你的退場機制是什麼？
他很誠實地說，沒想。
我倒是愣住了。沒想？那麼那些熱情澎湃的群眾，為了一個理想而站出來的善良的人們，留在廣場上，日子久了，太陽曝曬、風雨交加，然後上班上學的人開始對他們抱怨的時候，怎麼轉彎？當他們最後被狡猾的權力打敗的時候，你豈不是毀了他們最純潔的信仰？
他沒法回答我，他還在忙著進場的布局。
進，需要勇氣；退，需要智慧。缺一不可。
11做一個終身的人類學家。
人類學家，不會急著做價值批判；他一定先問「這是什麼」，「這是為什麼」；就是夜半叢林遇到鬼拍肩膀，他也要抓著鬼的衣袂飄飄，問清楚這鬼的陰界來歷。
如果我們對所有我們堅決反對的事、仇恨的人、無法忍受的觀念、不共戴天的立場，都有一個人類學家的眼光，在決定要反對和仇恨之前，先問清楚「這究竟是什麼」，「你這是為什麼」，整個世界可能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
小王子畫了一頂帽子，如果你願意打開，你會發現裡頭其實是一隻大象，如果你願意看得更深一點，原來是一頭被蟒蛇吞在肚子裡的大象。
一七五六年在歐洲開始的七年戰爭，一方的法國死了二十萬人，另一方的普魯士死了十八萬人。當法國的軍隊打進了法蘭克福、法國占領軍進駐歌德家的時候，歌德還不到十歲。歌德一家人，跟占領軍之間，不該是一個你死我活、相互仇恨的關係嗎？
可是，真正發生的卻不是這樣的。這個法國的指揮官，在歌德家看見了當地藝術家的作品，開始問，「這些藝術家在哪裡？我想認識他們。」他熱愛這些敵國藝術家的作品，在藝術的面前，國界突然毫無意義。而小小的歌德，對七年戰爭最重要的記憶，竟然是一個敵國軍官對藝術的尊重，而他自己的美學啟蒙，竟然來自一個他應該要仇恨的敵人。
只要懂得先問「這是什麼」、「這是為什麼」，你就會發現，帽子裡面其實有大象、戰爭裡面其實有遠比戰爭重大而長久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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