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閒集：一場場精采的文學思想論辯

怎麼寫——夜記之一

　　寫什麼是一個問題，怎麼寫又是一個問題。
　　今年不大寫東西，而寫給《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這原因。說起來是極可笑的，就因為它紙張好。有時有一點雜感，仔細一看，覺得沒有什麼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麼潔白的紙張，便廢然而止了。好的又沒有。我的頭裡是如此荒蕪，淺陋，空虛。
　　可談的問題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會國家，高超的還有文明，文藝。古來許多人談過了，將來要談的人也將無窮無盡。但我都不會談。記得還是去年躲在廈門島上的時候，因為太討人厭了，終於得到「敬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裡。白天還有館員、釘書匠、閱書的學生，夜九時後，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裡，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沉靜下去了。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後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是叢塚；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面則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撲到心坎裡。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彷彿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它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莫非這就是一點「世界苦惱」麼？我有時想。然而大約又不是的，這不過是淡淡的哀愁，中間還帶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卻愈渺茫了，幾乎就要發見僅只我獨自倚著石欄，此外一無所有。必須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結果卻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鋼針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用手掌向痛處直拍下去，同時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麼哀愁，什麼夜色，都飛到九霄雲外去了，連靠過的石欄也不再放在心裡。而且這還是現在的話，那時呢，回想起來，是連不將石欄放在心裡的事也沒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走進房裡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籐椅子——上，撫摸著蚊喙的傷，直到它由痛轉癢，漸漸腫成一個小疙瘩。我也就從撫摸轉成搔，掐，直到它由癢轉痛，比較能夠打熬。
　　此後的結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電燈下吃柚子。
雖然不過是蚊子的一叮，總是本身上的事來得切實。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也只能寫一些這類小事情，而還萬不能寫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顯明深切。而況千叮萬叮，而況一刀一槍，那是寫不出來的。
　　尼采（Nietzsche）愛看血寫的書。但我想，血寫的文章，怕未必有罷。文章總是墨寫的，血寫的倒不過是血跡。它比文章自然更驚心動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變色，容易消磨。這一點，就要任憑文學逞能，恰如塚中的白骨，往古來今，總要以它的永久來傲視少女頰上的輕紅似的。
　　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就是隨便寫寫罷，橫豎也只能如此。這些都應該和時光一同消逝，假使會比血跡永遠鮮活，也只足證明文人是僥倖者，是乖角兒。但真的血寫的書，當然不在此例。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便覺得「寫什麼」倒也不成什麼問題了。
　　「怎樣寫」的問題，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初知道世界上有著這麼一個問題，還不過兩星期之前。那時偶然上街，偶然走進丁卜書店去，偶然看見一疊《這樣做》，便買取了一本。這是一種期刊，封面上畫著一個騎馬的少年兵士。我一向有一種偏見，凡書面上畫著這樣的兵士和手捏鐵鋤的農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為我總疑心它是宣傳品。發抒自己的意見，結果弄成帶些宣傳氣味了的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等輩的作品，我看了倒並不發煩。但對於先有了「宣傳」兩個大字的題目，然後發出議論來的文藝作品，卻總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樣，就和雒誦教訓文學的時候相同。但這《這樣做》卻又有些特別，因為我還記得日報上曾經說過，是和我有關係的。也是凡事切己，則特別關心的一例罷，我便再不怕書面上的騎馬的英雄，將它買來了。回來後一檢查剪存的舊報，還在的，日子是三月七日，可惜沒有註明報紙的名目，但不是《民國日報》，便是《國民新聞》，因為我那時所看的只有這兩種。下面抄一點報上的話：
　　「自魯迅先生南來後，一掃廣州文學之寂寞，先後創辦者有《做什麼》、《這樣做》兩刊物。聞《這樣做》為革命文學社定期出版物之一，內容注重革命文藝及本黨主義之宣傳。……」
　　開首的兩句話有些含混，說我都與聞其事的也可以，說因我「南來」了而別人創辦的也通。但我是全不知情。當初將日報剪存，大概是想調查一下的，後來卻又忘卻，擱下了。現在還記得《做什麼》出版後，曾經送給我五本。我覺得這團體是共產青年主持的，因為其中有「堅如」、「三石」等署名，該是畢磊，通信處也是他。他還曾將十來本《少年先鋒》送給我，而這刊物裡面則分明是共產青年所作的東西。果然，畢磊君大約確是共產黨，於四月十八日從中山大學被捕。據我的推測，他一定早已不在這世上了，這看去很是瘦小精幹的湖南的青年。
　　《這樣做》卻在兩星期以前才見面，已經出到七八期合冊了。第六期沒有，或者說被禁止，或者說未刊，莫衷一是，我便買了一本七八合冊和第五期。看日報的記事便知道，這該是和《做什麼》反對，或對立的。我拿回來，倒看上去，通訊欄裡就這樣說：「在一般CP氣焰盛張之時，……而你們一覺悟起來，馬上退出CP，不只是光退出便了事，尤其值得CP氣死的，就是破天荒的接二連三的退出共產黨登報聲明。……」那麼，確是如此了。
　　這裡又即刻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這麼大相反對的兩種刊物，都因我「南來」而「先後創辦」呢？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為我新來而且灰色。但要講起來，怕又有些話長，現在姑且保留，待有相當的機會時再說罷。
　　這回且說我看《這樣做》。看過通訊，懶得倒翻上去了，於是看目錄。忽而看見一個題目道：〈郁達夫先生休矣〉，便又起了好奇心，立刻看文章。這還是切己的瑣事總比世界的哀愁關心的老例，達夫先生是我所認識的，怎麼要他「休矣」了呢？急於要知道。假使說的是張龍、趙虎，或是我素昧平生的偉人，老實說罷，我絕不會如此留心。
　　原來是達夫先生在《洪水》上有一篇〈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說這一次的革命是階級鬥爭的理論的實現，而記者則以為是民族革命的理論的實現。大約還有英雄主義不適宜於今日等類的話罷，所以便被認為「中傷」和「挑撥離間」，非「休矣」不可了。
　　我在電燈下回想，達夫先生我見過好幾面，談過好幾回，只覺他穩健和平，不至於得罪於人，更何況得罪於國。怎麼一下子就這麼流於「偏激」了？我倒要看看《洪水》。
　　這期刊，聽說在廣西是被禁止的了，廣東倒還有。我得到的是第三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二期。照例的壞脾氣，從三十二期倒看上去，不久便翻到第一篇〈日記文學〉，也是達夫先生做的，於是便不再去尋〈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變成看談文學了。我這種模模糊糊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對的，但「怎麼寫」的問題，卻就出在那裡面。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說凡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點自敘傳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稱來寫出，則時常有誤成第一人稱的地方。而且敘述這第三人稱的主角的心理狀態過於詳細時，讀者會疑心這別人的心思，作者何以會曉得得這樣精細？於是那一種幻滅之感，就使文學的真實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當的體裁，是日記體，其次是書簡體。
　　這誠然也值得討論的。但我想，體裁似乎不關重要。上文的第一缺點，是讀者的粗心。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別人以敘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別人的東西，便不至於感到幻滅，即使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真實。其真實，正與用第三人稱時或誤用第一人稱時毫無不同。倘有讀者只執滯於體裁，只求沒有破綻，那就以看新聞記事為宜，對於文藝，活該幻滅。而其幻滅也不足惜，因為這不是真的幻滅，正如查不出大觀園的遺蹟，而不滿於《紅樓夢》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犧牲了抒寫的自由，即使極小部分，也無異於削足適履的。
　　第二種缺陷，在中國也已經是頗古的問題。紀曉嵐攻擊蒲留仙的《聊齋志異》，就在這一點。兩人密語，絕不肯泄，又不為第三人所聞，作者何從知之？所以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竭力只寫事狀，而避去心思和密語。但有時又落了自設的陷阱，於是只得以《春秋左氏傳》的「渾良夫夢中之噪」來解嘲。他的支絀的原因，是在要使讀者信一切所寫為事實，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所以一與事實相左，那真實性也隨即滅亡。如果他先意識到這一切是創作，即是他個人的造作，便自然沒有一切罣礙了。
　　一般的幻滅的悲哀，我以為不在假，而在以假為真。記得年幼時，很喜歡看變戲法，猢猻騎羊，石子變白鴿，最末是將一個孩子刺死，蓋上被單，一個江北口音的人向觀眾裝出撒錢模樣道：「Huazaa！Huazaa！」大概是誰都知道，孩子並沒有死，噴出來的是裝在刀柄裡的蘇木汁，Huazaa一夠，他便會跳起來的。但還是出神看著，明明意識著這是戲法，而全心沉浸在這戲法中。萬一變戲法的定要做得真實，買了小棺材，裝進孩子去，哭著抬走，倒反索然無味了。這時候，連戲法的真實也消失了。
　　我寧看《紅樓夢》，卻不願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記》，它一頁能夠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橋家書》我也不喜歡看，不如讀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歡的是他題了家書兩個字。那麼，為什麼刻了出來給許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裝腔。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日記體，書簡體，寫起來也許便當得多罷，但也極容易起幻滅之感；而一起則大抵很厲害，因為它起先模樣裝得真。
　　《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點很不舒服的東西。為什麼呢？一是鈔上諭。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響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覽」。二是許多墨塗。寫了尚且塗去，該有許多不寫的罷？三是早給人家看，鈔，自以為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彷彿受了欺騙。翻翻一部小說，雖是很荒唐，淺陋，不合理，倒從來不起這樣的感覺的。
　　聽說後來胡適之先生也在做日記，並且給人傳觀了。照文學進化的理論講起來，一定該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陸續的印出。
　　但我想，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做作的寫信和日記，恐怕也還不免有破綻，而一有破綻，便破滅到不可收拾了。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十八、十九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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