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广夺嫡
佛在菩提树下悟道,证得“三明”——发现无我与报果的真相——缘起,以此统一自由、良序两端——兼总成立世间流转与清净出离,一时独步五天。鹿苑首度说法,直至垂般涅槃,四十五年循循善诱,始终孜孜不倦。教法异常鲜明,可谓一以贯之:以根本般若——缘起原理、法印实相、四谛大纲为中心,撷取前人经验,改造而成三学、八正道、六度等诸行法,应机施设,令教学效果极大化。此间,除了基础逻辑架构(缘起无我),多是对于传统文化成果的继承、扬弃与总结;不仅是集大成者,还有质的飞跃——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堪称古印度文化史上的里程碑。既然其来有自,佛教便不是真空圣坛上的标本,其产生和发展必然会与时空背景紧密关联。默雷说:“一个学说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之重要并不亚于这个学说的内容本身。(《宗教改革的政治后果》)”是故,唯有纵览全局,才能精准把握佛教思想发展脉搏,领略最真实的佛教及其处境。本篇通过对印度宗教思想发展历程的梳理,简述佛教超越传统、方广超越部派脱颖而出的始末因缘。
早在佛教诞生前数世纪,古印度文化发展已然进入“轴心期”。婆罗门与治权合作,积极建立良序;利用“教说天启”、“梵化种姓”、“教职至上”、“神力决定”、“祭祀万能”、“灵魂不灭”诸说,垄断一切特权乃至社会资源,成为“哲人王”。这一文化理念与制度建设经过长期试验,逐渐走向成熟;由于顺应了时代、人心、治事之需,成为后续数千年来南亚次大陆上主流思想的骨干(犹吾伦的儒家)。然而,这一理念与模式基于“神本逻辑”,存在重大缺陷;譬如循环论证等,令既得利益趋于极端。由过度剥削的现实,引起被统阶级的反弹——总有人不愿意接受“命运”安排,便会反思其设计的合理性(乃至存在本身)。在当时,流民本就不少,汇聚成势;随着理想性的开发,有了理论依据,开始具备引动潮流的力能。他们模仿老年婆罗门的修道模式——主动脱离社会组织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专志于冥想并履践各种理念。依循梵志的修验成果——“奥义书”,别有新的追求——探索出离之道。既然价值另立,那么基于旧文化的一切上层建筑都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些人被称作沙门,成为反抗传统教权与文化垄断的中坚力量。同时,作为时代反题,也推动着位居主流的吠陀文化、婆罗门教、奥义书思想更往印度教发展阶段演进。
从神权理念到沙门思想,其内涵有着深刻变化,尤其是针对“梵”的诠释。吠陀文化注重神力,此时的“神”——“梵”几乎就是人格——“梵天”;作为“第一因”,必须积极取悦,否则将会失去“再生”权利(形同精神枷锁)。祭司口衔天宪,突显族群差异,俨然人间代言。婆罗门教将“神”推往形上,目的是与社会现实捆绑,让制度设计变得天经地义(类似董氏“天人”理念)。此时的“梵”仍具人格,但已有了高于一般神祇的超越性;作为最高意义的存在,与之“同在”成为全新目的。在此阶段,教界讨论的重心放在组织良序,尚无兴趣开发“宇宙本源”、“存在形态”等课题。随着文化积淀,“梵”被抬高至“位格”——成为无形的最高价值(“大梵”),由此带来沙门崛起的契机。与婆罗门教相比,“奥义书”更重履践;而且宽宥形下,令种姓差异弭平在理论上变得可行。既然“梵”在形上——超脱世俗,与之“合一”成为修道终极目标(此前“梵”具人格,世人追求“与梵同在”,类似神教的“永息主怀”)。有情不断轮转,灵魂生死不灭;唯有与“梵”契合,方能脱离苦海。形上之“梵”、形下之“我”居然可以“合一”;何以实现?两者关系?是一是异?这些课题成为时代显学。
沙门接棒梵志的修道理念与模式,继而更进一步:既然最高价值才是吾辈追求,“大梵”不外乎“至理”,则臻于至理即可;于是,舍弃现象世间各种美好(继而摒弃一切存在有的价值),清净出离、轮回止息成为唯一旨趣。由此“否定”形下之神祇,认为业报——法则才是主宰,神不过是世间有情里的一环;在绝对清净的标准面前,神与众生无异(在色界看来,欲界高低无非福德体现)。神亦在凡尘(三界)中,则无法赐予解脱乃至相关智慧;所以,拯救不能赖他,只能是靠自己。至此,人类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命运起伏不再仰赖神意、人间也不再是神国的对照;由于间接摆脱了附属地位,让人获得从未有过的尊严(从“神本”理念到“人本”倾向,人格乍立)。
再来看现实面。劳苦大众财力有限,供养婆罗门需要“黄金”,而沙门仅需少量餐食,自然更易亲近。且他们的学说——“免生死、尽轮回”,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好,隐隐然还压过神教一头,自然更叫人期待。这一选择无疑符合人性,尤其是不被神职高看一眼的低种姓者,纷纷“箪食壶浆”(遑论原住民本就没有“来世期许”)。沙门取得社会认可,又有稳定资源支持,吸引更多人士加盟,包括锐意探寻终极真理的社会精英。他们基于“灵魂逻辑”,摆脱“神定理念”,提出各种理论与方法(以各种“因力”代替“神力”),并各自抱团实践;彼此争鸣不已,一时异说纷纭。神与神国不再可靠,无异跌落神坛;如此针锋相对——“三大纲领”岌岌可危,婆罗门教有了劲敌。这一历史时期,东方由刹帝利治权主导的国度迅速发展起来;他们赞助新兴思想,与西方教权体制社会互成犄角之势。
在热切出世的慕道者中,就有后来成就佛果、建立佛教的释迦族王储乔达摩‧悉达多。怹本出身贵胄,复入沙门阵营;特殊的社经地位与文化素养,令其得以针对既有学说展开全面批判。释尊博采众长、触类旁通,敏锐地抓住了矛盾的本质——正反二题两大根本诉求——维持良序与解脱缠缚,由于立场不同所致水火不容、相持不下。因为前无古人,只能摸索行进;利用现有工具综合判断,果然发现端倪。经充分继承、普遍扬弃、杰出架构、积极辟新,借鉴并改造传统戒定技法,开创全新慧观之道。
在瑜伽状态中,检视有为世间,发现一切生命现象皆为“识现”——经验。(此处并不涉及“外客观存在”,不能说有说无!)继而辨析“存在”:无非心、色二法——具有质碍现象(有体积与相状)的物质性法和与之相对的非物质性法。蕴、处、界等诸法和合聚集,迅速生灭(无常)、不受控制(无我)——“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待缘而生、缘尽则灭”,完全不由人力与神祇所左右。由此可知:诸行因缘生,刹那即败谢;意志不能移,恒尔如实谛。
这就怪了:“神”、“梵”有无可以暂且不论,“我”是怎么来的?继而剖析“心流”。“大脑”本能地串联起此前各种经历——将诸多生命现象之体验汇总,并据时间顺序编排记忆;如此混合之印象(仍是经验),乃安立“我”的“观念”——“我见”。长期第一视角所致“本位”惯习,出于不能忍可的逼迫性,为“我见”安立“我体”,才是事实真相——“我”的本质;并无阿特曼、灵魂、命根、神识等实体存在,一切无非“无明”——随顺误会而已。故说:如是二无我,真实且可验;由非理抗拒,坚执而苦剧。
“事与愿违”——主观不明乃至逃避——不达实相的“无明”与不离我执之“爱染”,是为苦恼不住之源本、轮转不息的正因。于是,同样依据缘起法则,唯有端正态度,切实修验,亲见真谛、破除无明、接受事实,方能解决问题——不再被假相所囚困,不再怀有不实幻想,熄灭三毒烦恼,杜绝一切非理执着与追求,以至不生不灭的寂静,也即生死永断、恼苦永尽的涅槃。乃云:世间因缘灭,出离诸漏有;具足三达者,无明尽死尽。
“天上天下无如佛”,可谓独领风骚。三点道理。第一、佛教拥有全新逻辑架构——缘起无我(中正之道),对于传统文化全面而彻底地批判(针对基于灵魂逻辑,自由、良序两种倾向所导致的两极),意味着已然成功“脱嵌”。第二、涅槃绝非一类特殊形态的“永生”,故得突破“我”与“梵”的局限;基于不同原理,实现伟大成就,达到全新高度。第三、目标是解脱,工具是智慧,两者只能由己证得,绝不仰赖祭职口中的神意;至此,人类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超越三界独一无二的存在——实现人格独立。由此三点,佛与佛教得到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爱敬与拥戴,成为文化明星。
以上內容節錄自《自由与良序——佛教初学廿一讲》天佑 法师◎著.白象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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