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時代人文科學危機（簡體版）

7．AI时代再谈新仁学（2025）

1）高科技发展与唯物质主义人类文明

在今日历史以空前加速度疯狂演变之际，对其每一阶段的感受和认知，转瞬间即不得不需再次更新。仅仅是这一个月来（指2025年初）突如其来的方方面面巨变及其现实影响，就在颠覆着人们的习常认知和经验判断。如此千变万化的历史节奏，其根本中的根本，正表现在一个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中：人类文明技术决定论定式之确立。人类意志如今已难控导形形色色高科技发明；人类正在被自己创造的此一“高科技怪兽”加以全方位推动与控制。自单维唯物质主义正成为历史文明唯一主导方向之时，我等致力于维持和发展精神文化史的人文学者，不仅正在被逐出历史主流轨道，并进而有失去自身存价值和意义之虞。因为，面对此日新月异演变中的历史现实，迄今一切文史哲宗艺理论传承，都面临着必须加以系统的、彻底的认知调整的时代任务。然而今日世界主流人文科学理论活动在其彻底职业化生态下，已然大部分蜕化为与历史现实脱节的职业运作场域，从而失去其对历史现实正确认知与判断的机能。我们东亚人文学理家，作为曾经毕生追求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者，当此之时，对此时代呈现的精神文化挑战自然最为敏感，并须不断回顾及反思自己毕生从事的各种现代西方理论引介以及投身东方传统思想现代化复兴的努力，其意义与价值仍在否？实际上我们需要不断重新检讨过去视为意旨深刻的各类理论知识，并须对自身旧有的认知立场与方法本身不断进行质疑并希图改善。正是所谓新良知学在促使我们得以首先区分两套学术标准：职场规范规则标准与认知现实的真实能力标准。二者并非一事。如果职场学者只须符合前者的需要，那么满足后一愿望（认知学术真相的能力）则须学人在态度与方法上，在职场标准之外，勇于独立反思与革新。新良知学不再是一种实用性的忠孝行为激励术（实用功利主义的“心学”），而是现代人文科学认识论（经验理性主义的“心学”）。今日人文学者之“良知”乃特指主体对此两套认知系统的辨析及平行实践的觉识。良知学的对象于是即为主体自身，或特指主体的态度和意志问题。而此一“新心学”，并非源于崇拜古典，而是与空前改变了的现实历史环境相关，此一主客关系论乃指：主体，作为社会性存在者，对于科技工商主导的当代文明大环境与由国际学术制度控导的人文学术小环境，虽须对其加以适应，但其自由意志仍可相对地贯彻于自身认知与实践层面。唯有此一良知学之觉醒，才会促进主体对大小客观环境的批评性观察和判断，而此批评性伦理观自然也与八十年代中国第二现代化时期呈现的种种新时代历史现象分不开：
- 唯物质主义文明不断提升着“物之学”，却相应地疏略或瓦解着“人之学”
- 人之学的传统脉络因科技工商主导的社会环境而演变成固化的职业化系统
- 几千年传统上作为主体的精神文化驱动力日渐萎缩，商业化人生观正在压制着精神文化创造性生机，系统地导致精神文化的商品化变异
- 人文科学的职业化强化，使其认识论与方法论愈益脱离现实认知与实践的需要；职业求成目标取代了学理求真目标
- 泛唯物主义文明发展观由于系统地忽略着乃至阻碍着“人学”或“人之学”的发展，高科技引导的人类文明正在导致人本主义精神文化创造力的萎缩
- 新人文科学其实是在延续着启蒙时代以来的怀疑论思考方向，它们首先相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这些纯粹产生于西方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其中含蕴着民主时代的法治道德观以及在新康德主义、解释学、现象学等德语哲学主流内的新伦理学理论创建活动。这些正是八十年代中国的欧陆思想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
- 但当代欧陆符号学理论的兴起，促使理性怀疑论思考进一步深化，以至于触及近现代以来西方人文科学重建的总方向问题。很快我们就与西人一道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极端怀疑论”阶段（违反着怀疑论内蕴的理性主义的一种虚无主义），并遭遇世纪初以来的逻辑理性主义思维在新伦理学建设上的瓶颈并发觉其内在的矛盾。
- 上述思维矛盾不仅涉及到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而且尤其涉及价值观方面，其弊端直接源于现代西方人文理论思维渐渐脱离现实标准和经验实证程序，而且忽略了在一般伦理理论性建设与具体伦理实践学智慧之间设定区隔的必要性。以至于人文科学理论建设与其相关伦理实践学策略脱节；其主要原因是外在的，即人文科学的职场制度化造成了理论思考身份的“异化”。我们的新仁学正是从这一关键点切入并发现所谓人文科学革新改造问题离不开学人的伦理实践学态度觉醒问题，后者乃根植于经验主义人性基因内部。由此我们发现了人类人文科学发展全局中的中西传统间的有效联接点：普适人本主义伦理学，它建基于开化的人物种基础之上。
- 我个人在八九十年代期间，研究重点从西方符号学理论转移到新仁学重建计划的过程，体现着上述认识论、实践论、价值观的综合性转化。从孔孟一般仁学到王黄良知实践学（体现于哲史一体性思维层面上）的发展，突显了仁学的时代性课题中心。无论是新仁学还是新良知学都是一种伦理实践态度学，而非儒道释一类的知识论，此一态度学的对象遍及人类新时代社会现实与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所以新仁学的身份当然不是什么“国学”，更不是什么“儒学”（这些学术名称所指者为古代社会认知及其政治实践内容），此二者当然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但不可能再成为高科技时代学术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可惜当代儒学家始终分不清对象与方法间的区别）

2）学术职场化与新仁学的提出

如上所述，本人所说的良知学与时下国学、儒学、乃至现代史上流行的“阳明学”没有直接关系，特别是我将其与政治谋略学及节义激发术完全脱钩，而是将其纯粹应用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实践学，故也可称之为新良知学。对此，几十年来我已多有阐述，而本文特别强调良知学与AI高科技时代的精神生命存续间具有本质关联性。此一“旧学新用”的直接动因源于现代人文学术的国际职场制度化，后者倾向于消弱主体的独立思考意志，因职场人不得不全面顺从包括学人一生各阶段在内的全方位外力制约系列（从幼儿训练直到终身教授的一条龙般的文教、就业、荣誉体系），从而导致人文学理的身份发生了结构性异化：从传统理性求真目的转化为现代职场求成目的。受到职场客观条件的系统性制约，学者将欠缺适当知识能力与独立意志批评性地认知自身所处的职场性质而只能依规而行，以求顺应职场规定的规范与法则。所谓主体良知学即相关于对当前职场化人文科学理论合理改进及再造的问题，为此新良知学首先即指学人意识到须要摆脱内嵌于职场制度内的各种学术权威及公认标准的固化限制；并认识到此一人文学术制度化格局与决定其结构与功能的科技工商权势之间还存在着被决定性关系（今日人文科学职场制度是由科技工商文明形态所间接规定的，因前者不创造经济价值，故须寄生于后者的物财支持之上）。如果学者不能在职场角度之外设立独立观察视角，也会对于高科技所带来的人类文明的正反方面熟视无睹或听其摆布，人文学者将转化为职场寄生者或成为高科技时代之“精神装饰品”。古代自由思想者身份今已转化为现代被职场制度加以组织化改造的职场人。
自古以来，读书人属于人类中的少数，有志于学术求真者，尤为少数中的少数。时代的进步，教育空前普及，古代大多数人为文盲但各为有一技之长的从业者，其主要生存目的是通过“工作”换取生存资料。今日大多数民众，不论行业如何，均已成为大小知识人，而其共同生存目的仍然是通过各式各样工作换取生存资料（人类绝大多数的人生观或欲望本能，千万年来没有变化）。在古代，少数有条件怀抱工作为纯粹求知、学理求真目的的人文学者，其生存方式与其工作方式可相互分离（少数思想家均非靠自身劳作维生及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而现代化后，随着教育文化的大众化发展，文史哲知识普及后也可成为现代职场内的专业运行手段。文史哲宗艺的知识遂成为了职场化材料与工具，大多数职场参与者的目的在于以文史哲知识谋求职业。求知目的彻底融入到职业生涯之内。此一职业化生态自然导致学人形成“知识—职业”一体化观念与行为习惯，“思想”也即仅指运作职场内规定的知识技能以期取得职场成功之谓。今日国际主流人文学理均按职场专业方式进行，思想的学术化（专业化）即相当于将职场专业技能应用于各种对象，而此技能（认识论+方法论）正是形成于从学场到职场的一条龙训练系统中的。
所以，我们所提出的人文科学面对的高科技时代的历史性挑战，与大多数人文学职场工作人员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只需按照社会约定的传承文籍系统和规范程式进行操作即可。我们说的人文学理危机问题，虽与自古以来古典时代一些哲人、思想家、学者有关，却与今日世界上人文学职场上大多数专业人员关系淡薄（即这不是他们的真实关切所在，他们想到的只是如何按照职场标准追求个人利得）。我们说的人文学理危机，也就当然不是指文科职场的就业危机。这是今日必须首先分清的（此一“紫朱之辨”所以须要通过良知学觉醒进行，即为了避免学界混淆两套本质上不同的问题：文科职场问题和真理探索问题，二者完全是两回事！）。否则， 一来，大多数职场专家会对此危机论加以否定，二来误以为所谓克服危机乃具体地指如何安排文科教育与就业关系问题。当然，另一方面，文科职场就业危机也是人文科学本身危机存在的表面徵象之一，即有助于显示人文学术构成的实用性特点及其学理的虚弱性。不久前又见报载加拿大著名的约克大学决定裁撤人文学院内18个专业，包括英语，东亚语言和社会学等。裁撤的理由与学理本身无关，而是纯因缺乏报考生源等教育经济学问题。至于人文科学主体文史哲专业，几百年来都是代表西方社会精神文化发展方向的学问，当代以来大多数文科毕业生都难以找到对口工作，但这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这些具有学衔者中大多数人也仅只是待选职场雇员而已；其中大多数人也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备选者”；虽然目前由于媒体文化泛滥，“思想家”可被定义为媒体界大V或《时代周刊》所说的“最有影响的人”，二者都是当代实用主义文化观的产物）。历经种种考核有幸成为职场专业人士者，不论其才能潜力如何，其思考、研究、著述方式，也始终须受制于既定规程与学术市场的态势。我们称今日人文学术的商业化蜕变，就是指它不仅受限于文教学术制度之约制并需参照种种外在因素来决定自身学术身份，包括：既定学术范式，同侪评价标准，读者定式化需要，市场行情与流行文化，以及等级化的奖誉荣衔等。此一人文学术商业化异化的基本表徵即：以求利、求名、求胜、求成功等动机与目标，它们合法地取代了传统的（虽然一向也是难以实现的）求真、求善、求美的动机与目标，尽管后一动机系列都必 装饰以前一动机系列。求胜而非求真动机，必定导致学人间相互竞争以追求自身的胜利（按商场或准商场方式）。而商业化的文人在风格上逊于真商人处在于，后者公开标榜其争名夺利动机与目的以明取之；而前者必伪饰以高尚名目以阴取之。二者求名利动机相同而各自采取的手段方法不同，仅此而已。

7．AI时代再谈新仁学（2025）

1）高科技发展与唯物质主义人类文明

在今日历史以空前加速度疯狂演变之际，对其每一阶段的感受和认知，转瞬间即不得不需再次更新。仅仅是这一个月来（指2025年初）突如其来的方方面面巨变及其现实影响，就在颠覆着人们的习常认知和经验判断。如此千变万化的历史节奏，其根本中的根本，正表现在一个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中：人类文明技术决定论定式之确立。人类意志如今已难控导形形色色高科技发明；人类正在被自己创造的此一“高科技怪兽”加以全方位推动与控制。自单维唯物质主义正成为历史文明唯一主导方向之时，我等致力于维持和发展精神文化史的人文学者，不仅正在被逐出历史...

这是一部主要写于近两三年的文章汇集，其中除几篇曾经在大陆编辑部有所删节后曾发表于几家刊物外，多数文章仅只上贴在我个人的两个网站上，现将它们结集出版。在如今图书市场情况下学术文集的正式出版，可以说各地都是困难重重，而大陆的出版困难还源于较严格的意识形态限制，于是台湾的自费出版方式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本文集读者对象主要应该还是大陆学界，作者写作时心中浮现的读者自然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大陆学人，尽管论题本身是不分界域地朝向一切汉语读者的。虽然论述方式是同一汉语，内容属于同一现代文史哲领域，不同地区读者之间仍属不同类别。因不同地区的学人在论题关切、思考方法、学术需要、社会条件、历史背景、以及读解习惯等等方面彼此并不一致。虽然如此，就我的人文学术理念而言，其实认为文史哲也和政经法一样，今日也应该是部分界域具有普适性的。我本人长期从事的符号学研究也正是朝向着这一“普遍人文科学”目标的。我所常用的学术门类用语中，不仅“人本主义”和“人文科学”都显示着此一普适性特点，即使“新仁学”乃至“新阳明学”，（在加上“新”字后）也可显露其超出史地局域性的明显性格。时当全球化互联网时代，人文学术形态本应超出任何学术民族主义或地域性偏见。严格说来，“人文科学”在构成和目标上一定得是普适性的，即适用于全人类的。人本主义认识论立场固然是一种普遍性原则，但从实践学维面上看，则在形成过程中也必于阶段上、面向上、乃至侧重点上，彼此之间自然互有不同。多年来我自己的学术实践，原则上也仅处于基础性、准备性、方向性阶段。应当承认，这样的学术实践选择纯粹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构想，并非为了符合任何地区客观的或职场的学术需要。之所以在写作中选择大陆读者作为设想的主要对话方，一来因为有些文章是应大陆刊物和会议之邀而写，二来因为自己成长于大陆，近半生生活在大陆，比较了解并长期参与大陆人文学理复兴重建事业的方方面面，故易于把握大陆学界真实的轻重缓急发展节奏。另外一个“辩证的理由”则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学界开始现代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学术现代化运动以来，一切百废待举，从零开始，遂提供了一段相当自由的学术实践选择的历史区间。换言之，正因为新时期的大陆人文学术生态尚未成熟，学术实践尚未严格制度化，而改革开放政策下国际资讯纷至沓来，学术主题自由选择的机会一度空前大增，遂给与了学术复兴的理想主义以极大的激发力和可能性。与此相反，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当时的港台，都因学术社会大多纳入了国际统一学术生态与市场系统，而在学术实践的动机、目的、方法上不同程度上已被普遍制度化了。此一人文学术教育与科研的职场制度化发展，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者，国际化与正规化都是学术秩序化的必要条件，而忧者则是，随着文教制度化发展人文学术的职能易于发生惟职业化的方向性僵化转变。多年来我的中外学术活动经验使我深刻体验到，学术职业化因内在地繫于学术文化市场化规律而必然会改变历史传统上以学求真的治学观。当前我们观察到的国际人文学理思潮的混乱无序（但均掩盖在职场、市场上表面的秩序中），可以说主因在学术生态商业化下以学求利原则之牢固确立，从而弱化了现代人文科学中以学求真原则之自由贯彻。此一缺点之所以被国际主流学理界所普遍忽略，也正因彻底职场化了的学人均从其各自专科视角，按照以学求利原则，去思考与表达之故；也即，其动机，判准，目的，方法都已被职场规章与制度予以分门别类地统一化了，并进而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学术世界共同遵守的既定共识体系。此一共识体系（the established academic consensus）之牢固确立，乃是普适职场制度化之产物，而非表现为我所说的科学理性之普适性，更非我所强调的人本主义伦理观普适性。

这是一部主要写于近两三年的文章汇集，其中除几篇曾经在大陆编辑部有所删节后曾发表于几家刊物外，多数文章仅只上贴在我个人的两个网站上，现将它们结集出版。在如今图书市场情况下学术文集的正式出版，可以说各地都是困难重重，而大陆的出版困难还源于较严格的意识形态限制，于是台湾的自费出版方式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本文集读者对象主要应该还是大陆学界，作者写作时心中浮现的读者自然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大陆学人，尽管论题本身是不分界域地朝向一切汉语读者的。虽然论述方式是同一汉语，内容属于同一现代文史哲领域，不同地区读者之间仍属不同类别。因不同地区的学人在论题关切、思考方法、学术需要、社会条件、历史背景、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