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會飛
沒有什麼能毀掉下一代,除了上一代的嘴。
如果沒去過長城,不能說到過北京,那麼沒擠過北京早晚高峰的地鐵,不能說自己是北漂。初到北京那兩年,未來是將拆未拆的盲盒,充滿期待,然而最大的少年心氣,並不是取得事業上的成就,而是一個小小的發願,如果可以,不要再擠地鐵上下班了。
這本書落筆,我仍沒去過長城,但有幸擠過高峰期的地鐵,在車廂內,踮腳求過一絲還算乾淨的空氣,貼過別人的後背,見過搶位的爭吵,也聽見過情緒崩潰的號啕大哭。每一個地鐵站內,都像一個人性的收容所,乘客麻木地玩著手機,排隊站在閘門、電梯和等待的地鐵車門前,像傳送帶上的零件,源源不斷地輸送自己的能源。儘管體檢被查出脊椎變形,在正骨推拿店裡被按得嗷嗷叫,他們仍然保持埋頭的姿勢,不知道在忙碌什麼,但每天又有做不完的事。
這些年,在北京打拚的成果伴隨交通工具的變化,從地鐵到與人拼車,到一個人坐黑車,然後是出租車、專車。不再為日常出行發愁,只專注於自己的熱愛,好像過上了我想像中的生活。
在與命運的較量中,我不擅於還手,失之我命,對於那些不可得,很容易合理化,唯獨對已有的饋贈患得患失。那是隻身一人做過北漂,挨過長夜之後的創傷反應。
最近看的日劇《重啟人生》,主人公因為一次次意外從頭活過,在關鍵節點因為不同的選擇走向了不同人生。我很難想像自己重複四、五次的人生是何種模樣,不想再經歷一次高考,不想重蹈感情的覆轍,尤其已然成為想像生活的座上賓,實在不忍拱手相讓。
不想回到從前的原因,是對現在足夠滿意。
想起還沒出書的時候,我每天泡在微博上,發起了個話題叫「畫畫日記」。顧名思義,每天要發一則手寫的文字以及繪畫(還是太年輕,為什麼不起「畫畫週記」)。這個話題幾乎將日常焊死,在白天的工作間隙想一段文案,晚上到家謄寫在手寫板上,再畫一張圖。絞盡腦汁,時日久了,成了消耗。
碎片化的寫作容易分散靈感,原本可以寫進書裡的故事主題,也因為一百四十個字的高度概括,懶得再想。文學不比說話,說話是試圖讓自己和對方聽清楚,文學是一種曖昧,面對一朵花將採未採的試探,情感的綿延。
那時的暢銷書習慣兩段主情節後一定有漂亮的雞湯,變成短影音裡的熱門畫線、讀者摘抄的經典句子。當你的一句漂亮話成為閱讀的重心時,讀者往往只在乎最後的觀點,而你寫的故事如何,根本不重要。多少是有點投機的。
市場上這樣的東西多了之後,年輕的寫作者們需要靠很長的時間,來證明自己駕馭故事的能力。
這幾年出版的每本書,我都不只是寫作者本身,「惡魔之手」伸到了很多地方。圖書的印刷,封面設計,宣傳文案,甚至連銷售頁面的介紹,幾乎都是自己來的。
印象深刻的是二〇一七年,為了區別於同類作者,我們在暑假的簽售搞了個噱頭,叫「握手簽售會」。四十多個城市,每日一城,一坐就是一下午。左手與讀者握手,右手簽名,結束之後,在微博發布一條總結性質的長圖。長圖的文案是我自己寫的,一定要在簽售結束的一個小時內寫完,交給設計師趕圖,不能太晚發布,因為我的讀者學生居多,夜貓子們也扛不到深夜。
圍繞圖書的宣傳,我花了錢做動畫,拍微電影,請國際插畫師畫封面,總不想讓一本書潦草上架就結束了。但這些付出很難換得同等的回報,很多看書的人對此並不在意。前輩勸說,出版行業玩這些花拳繡腿沒用,花這些錢還不如多請幾個營銷號發發書裡的段子。為了讓更多人知道我出新書,我上過大大小小的媒體節目,穿著講究,以此證明作家的體面,消除刻板印象。但我名字旁的職業標籤,常會被錯誤地打上「歌手」或「演員」,為此又免不了幾輪溝通更正。
真的挺累的,卻也不知道在累什麼。明明努力過了,但收效甚微,那些大道理總勸你再堅持一下,就能走到最後,如果還沒有,就說明努力得不夠。可是終點到底在哪裡?
我那個做直播帶貨的朋友,每天說到後半夜,中午睡醒,繼續口乾舌燥地選品,終於聲帶長了結節,醫生讓他必須止語,否則後果會很嚴重。更嚴重的是,他如此忙碌一整年,幾乎沒賺到什麼錢,細算人工和場地成本,或許還倒貼了。不是所有趕上直播熱潮的人,都能輕輕鬆鬆一呼百應。
還有那些一次次考研失敗,仍然哭著挑燈夜戰,在浪中泅渡上岸的人;經歷過背叛,瘋狂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相信對方會回來的人;職場中努力為同事扛下工作,以為就能融入團體的人;在家人面前不斷證明自己的優秀,只為了求得一點話語權的人;即使身體無休止地呐喊,也要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只為了爭取與男性平等尊嚴的人。
即便內卷的說法不存在,我們也爭先恐後地從未放過自己。
我很少在公開場合聊努力這個話題,每個人都在修葺自己的舞臺,各有難處。就像我的職業,寫作是個抽筋剝皮的過程,不期待有人感同身受,多說無益。而那些在別處的努力,其實他人並不關心,說多了反倒顯得不務正業,還有既得利益者賣慘的嫌疑。主要是很多吃下的苦,弄得一身髒腥,也沒有結成果子。
不成功的努力,只是折騰。
在很多人眼中,我是個幸運兒,趕上新媒體的出現,仰仗一些得體的聰明,出的書有人看,就沒有然後了。
想起別人眼中的我,有幾件趣事分享。有一年,出版社新來的編輯帶我趕往寧夏簽售,車上他一路不語,到站已是深夜。他終於開口,第一句竟是彆彆扭扭的道歉,說當地沒有星巴克。我一愣,安慰他,沒關係呀,這麼晚不用喝咖啡。他面露難色,又說,可是明天也沒有星巴克。我疑惑不已,一個星巴克為什麼如此重要,問其原因,說是因為其他編輯交代了,我出行必須喝星巴克。
我攤手,又可笑又可氣,原來在別人印象中我有如此造作的氣質。我當場追問傳聞的來處。結果是前幾年最早帶我的營銷組長,怕我簽售犯睏,貼心準備了咖啡。這樣的好意流傳到他人口中,成了我咄咄逼人的要求。
暢銷作家,尤其是年輕的暢銷作家,自有原罪。就像某次接受群訪,一個媒體大姊在眾人面前給我難堪,說我這種九〇後寫的書不叫文學,外面排隊來看我的都是些小女生,問我怕不怕毀掉她們對文學的想像。我實在難忍,破罐子破摔,回她,沒有什麼能毀掉下一代,除了上一代的嘴。
你的畫像在別人眼中是固定的,沒有什麼能改變他人的看法,你唯一能做的,是少看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