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巨人：李登輝與李光耀（第1版）

名人推薦：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薛化元
前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 丘為君

第一章 國族與價值認同的轉換與調適

民主對於多數亞洲國家與人民而言，最重要的意義莫過於思想上的解脫與自由；因為在亞洲的傳統思想，尤其是中國傳統思想裡面，父權與一統的概念極為濃厚；也因為如此，對於多元思想與文化的包容就相對較低，只要是和政府立場不同的想法或是意識型態就會受到壓抑。
—李登輝

我相信，語言能傳承價值觀。學習華文，意味著同時吸收中國歷史、傳承與文化的精髓。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這些價值觀對於建設一個國家和培養國民的素質與情操來說都至關重要。它們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裡能充當我國人民的文化基石。
—李光耀

許多人喜歡比較李登輝與李光耀這兩位將其國家影響力在本國國家實力的基礎上翻了數倍的亞洲華人政治領袖，他們都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亞洲的「小國巨人」。兩人同為一九二三年出生，李登輝長李光耀八個月左右。從外表看，兩人在華裔中皆算高大身材者，臉型、體型皆相仿，連名字的涵義都相似—「光耀」與「登輝」可謂交相輝映。

看哪，兩個背道而馳的客家人
李登輝與李光耀的國家認同都幾經轉換：李登輝出生在日治時代，日本當局對臺灣人雖設有某些歧視性政策，但日本將臺灣當作一個與西方競爭的日式殖民地的樣板，大力推動現代化政策。總體而言，一九二○年代和一九三○年代的臺灣還算是「良治」，其治理甚至優於英國治下包括新加坡在內的諸亞洲殖民地。李登輝本人基本認同日本人的身分和日本的教育、文化模式，他選擇赴日留學就是證明。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臺灣的治權被日本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但這一變動並非包括李登輝在內的臺灣本地居民的自發選擇，他們不由自主地成了中華民國公民—五十年前，清帝國將臺灣割讓給日本的時候，日本畢竟給了臺灣居民一次選擇的自由，不願生活在日治下的臺灣人，可以回到中國去生活。但這一次，絕大多數臺灣人都無權選擇繼續當日本人。此後七十年，無論李登輝是否願意，他只能接受此一「自動」獲得的國籍。旅日學者王輝生形容說，「日治時代的李登輝，理所當然是日本人，卻又不是日本人，只好努力成為『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中華民國統治時代的李登輝，也理所當然是中國人，卻又不是中國人，只好努力成為『不是中國人的中國人』」。此後，在總統任上，李登輝暗渡陳倉，讓臺灣認同從絕對少數轉化為多數的國民意識—至二○○○年其卸任之際，唯一認同臺灣的人超過唯一認同中國的人，與雙重認同的人並駕齊驅。臺灣學者吳介民指出，李登輝完成了「國家條件的鞏固」和「臺灣獨立的再定義」（中華民國在臺灣），讓民主化與新的國家認同齊頭並進，這也招致臺灣內部統派及中國的嚴重不滿和攻擊。
李光耀出生在英國殖民的新加坡。與日本治下的臺灣不同，英國人從未將新加坡當作其國土的一部分來看待。新加坡的殖民地地位屢經變遷。李光耀出生在受英國殖民當局重用的華人菁英家庭，卻從未自認為是「英國人」—英國人也不把他當作英國國民看待，他在留學英國期間，頗有被種族歧視的感受，這跟李登輝留學日本的時候感到就像是在一個國家，完全不同。太平洋戰爭期間，新加坡被日本占領，日本沒有用治理臺灣的「完全同化」方式治理新加坡，李光耀從未將自己看作是日本國民，他與占領方合作，只是求生存而已。戰後，新加坡重新回到英國治下，但民族主義思潮不可遏制，英國被迫做出調整，但即便讓新加坡成為自治邦，當地居民仍不滿足。接下來，新加坡脫離英國統治，成為馬來西亞聯邦的一部分—李光耀第一次明確的國家認同，大約就是馬來西亞國民。然而，新馬很快因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可調和的分歧而走向分家，新加坡被動地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李光耀既是新加坡的「國父」，也是新加坡的第一代國民。
就民族認同而言，李登輝和李光耀都認同廣義的華人概念，他們又都是客家人。研究客家文化和歷史的學者湯錦台認為，客家人的發祥地是武夷山脈，涵蓋福建西南部、廣東東部和江西南部。從明朝開始，該區域發展出以傳承中原文化而自豪的客家民系。客家人作為華人當中的一個重要民系，從明朝至今六百多年過程中，為了生存，長期在社會底層掙扎，也曾在中國掀起過像太平天國那樣巨大的反叛和戰爭。清代以後，他們是臺灣和南洋早期開發史上的主流人群之一，並在世界各地延續了客家人群與文化的傳承。
李登輝和李光耀身上有客家人堅韌、固執、剛強的特質，但他們都沒有明顯的客家生活習慣，也都不會說客家話。李登輝的母語是日語和閩南語，中文和英文都不錯；李光耀的母語是英語，閩南語還不錯，但中文很差、不足以交流。
李登輝與李光耀學習中文的過程漫長而坎坷。李登輝小時候在三芝媽祖宮跟一位年老廟公讀中文古書，是通過臺語來學漢文。老廟公算不得私塾先生，只是比普通人多認識一些漢文字罷了。讀到公學校四、五年級以後，這個課就停了。在高等學校有漢文課，老師只是以日文來誦讀《論語》跟《孟子》等中國古典作品。他還透過日文譯本的魯迅的《阿Q正傳》及《狂人日記》還有郭沫若著作來了解現代中國。李登輝認真學習中文是在戰後，因為在國民黨統治時代，若是不懂中文很難找到一份像樣的工作—在這個新時代，日文變得幾乎無用，臺語則被國民黨視為粗俗野蠻的「方言」，唯有字正腔圓的「國語」是高級身分的標誌。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李光耀自己中文始終不行，卻竭力在新加坡強推英文和中文雙語教育（在清除了早年作為共產主義思想和大中華教育策源地的中文學校之後）。他認為，新加坡在過去四十年搭上中國的順風車，在中國發大財，得益於他本人的高瞻遠矚，特別是「雙語政策」。因為新加坡人講華語，比講粵語的香港人更能獲得北京的好感和信任。他舉例說，中國前副總理吳儀跟李顯龍說「步步高升」，李顯龍回應說「高處不勝寒」，兩人遂心有靈犀。但李光耀也承認，華語會給新加坡與中國的政治交往帶來一些優勢，但一些中國人也會對他產生不切實際的期望，認為他既然會講華語，就應該認同他們，站在他們一邊。李光耀認為，語言和國家認同當然要分開—講英文的美國人，在國家認同上不會認同英國，否則，當初美國人為何要為了獨立而跟英國開戰呢？
李登輝的祖籍地為福建龍岩永定，李光耀的祖籍地為廣東梅州大埔，雖分屬兩省，相距卻只有數十公里，有著相似的民風民俗。有趣的是，他們一輩子都沒有回過老家祭祖。李登輝因主張反共和臺獨，被中共視為萬惡不赦的敵人，不可能像卸任的馬英九回湖南祭祖那樣得到中共的高規格接待—李登輝也不會愚蠢到像馬英九那樣屁顛屁顛地主動跑去中國接受中共之統戰。李光耀與中國關係良好，常常訪問中國，本來是有去祭祖的條件，但他刻意迴避這一行程。江澤民的智囊、曾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鄭必堅問過李光耀，會不會去訪問祖籍地？李光耀說不會，「如果去，我在東南亞就有麻煩了」—他在東南亞管理一個華人占絕對多數（百分之七十五）的國家，卻有兩個龐大的回教鄰居，一直對之是否實行排他性的華人中心主義政策心存懷疑。「在居住著數億馬來或印尼穆斯林並由三萬座島嶼組成的群島裡，這樣的華族人口簡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馬來海洋中的一座華人島嶼，我們要如何在這樣一個不利的環境裡求存呢？」所以，他必須小心翼翼，不讓祭祖這種敏感事宜危及新加坡表面上的種族和諧。儘管如此，中國政府還是特別翻新了李光耀曾祖父擁有過的那所老房子，並將其設立為文物保護單位。此地甚至成了一個熱門的旅遊景點。這是中共非常嫻熟的統戰手段，李光耀心知肚明，並沉默應對。

他們在青年時代都曾經是左派
就價值認同來說，李登輝與李光耀在青年時代都曾經是左派，這是那個時代—以及大部分時代—常見的情形，左派宣揚的看似高大上的理論和願景，非常容易俘獲涉世不深的年輕人的心。這兩位絕頂聰明的青年人也未能免俗。
李登輝出身於地主家庭，童年時候目睹農民的辛苦生活，開始思考「同樣是人，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的問題。他最早接觸左翼思想，是在高等學校上了鹽見薰老師的中國歷史課。這位日本老師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描述中國歷史的演進，讓李登輝非常厭惡中國的帝王專制並對中國本身（尤其是農民階級）產生同情感。
一九四三年十月，李登輝進入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系就讀。日本知識界從一九二○年代以來就盛行左派思想，大正時代的民主氛圍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提供了溫床，如日本學者梅森直之所論：「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產生於認識到俄國革命給資本主義找到了現實出口，並對這一出口展開理論化嘗試之處。他們探索著是否存在這樣的統一理論，既能完成從世界資本主義攻勢中『保衛』俄國所發生的『革命』的現實問題，又能實現構思日本『革命』這一理論課題。」進入昭和時代，尤其是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軍國主義當局嚴控教育、傳媒和意識形態，迫害共產黨及左翼知識分子，但左派思想仍然是一股強勁的潛流。那個時代日本的左派知識分子，大都相當真誠和正直，身體力行其政治觀念，讓青年學生肅然起敬。比如，社會主義思想家河上肇因拒絕向天皇像行禮而被校方開除，這為他在知識界贏得崇高聲譽。
在日本京都帝大留學期間，李登輝開始接觸河上肇的《社會主義評

第一章 國族與價值認同的轉換與調適

民主對於多數亞洲國家與人民而言，最重要的意義莫過於思想上的解脫與自由；因為在亞洲的傳統思想，尤其是中國傳統思想裡面，父權與一統的概念極為濃厚；也因為如此，對於多元思想與文化的包容就相對較低，只要是和政府立場不同的想法或是意識型態就會受到壓抑。
—李登輝

我相信，語言能傳承價值觀。學習華文，意味著同時吸收中國歷史、傳承與文化的精髓。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這些價值觀對於建設一個國家和培養國民的素質與情操來說都至關重要。它們在瞬息萬變的世界...

推薦序一 「普世價值」與「亞洲價值」的對決

余杰是臺灣中文出版界近年來出版量為數可觀、銷售量也相當驚人的作家。他撰寫的書，往往與時事相關，不過他也有志於做歷史的考察，討論他所關注人物的歷史發展，或是具有價值重估性質的重要歷史事件。《小國巨人：李登輝與李光耀》，是余杰在2024年要推出的新著，非常高興有機會可以事先拜讀書稿，並將我閱讀後的心得，與各位讀友們分享。
雖然不是專業的學術研究者，但是余杰努力閱讀、吸收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並檢視有關史料，進而將它做普及化的工作。也就是說，余杰易於閱讀的著作，相當程度是以學術為基礎的普及作品，這本新書《小國巨人：李登輝與李光耀》也是這樣的著作。看到這本書的目錄，就發現余杰努力地將兩個人共同擁有的歷史背景，或是不同的價值走向，透過章節結構的串聯，成為一本相當吸引人的著作。首先，他透過「國族與價值認同的轉換和調適」這個主題，思考李登輝跟李光耀兩個血緣都是客家人，而且曾經都是左派，在政治路線選擇的歧異。如我們所熟知的，李光耀強調的是「亞洲的價值」，而李登輝強調「普世價值」，此一主題正突顯他們兩個所追尋的道路，也就是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與以「亞洲價值」為名，壓制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路線。
他們都曾歷經日本的統治，而且都曾經在日本部隊服務，他們所認識的日本又有什麼不一樣，因而有了「日治時代的愛與恨」這個章節。李光耀和李登輝都曾經留學歐美，李光耀留學英國，而李登輝留學美國，在留學的過程中，對於英國或美國文化的認識，兩個人也是不同的樣態。李光耀對於工黨有相當程度的偏好，但是相對地對於英國傳統秩序與價值則未必掌握；李登輝則建立了他所認識的美國傾向，注意到美國與臺灣密切的關係。就兩個人的國家認同而言，都各自努力在他自己的國度，建構一個主權國家。李光耀所處的新加坡，從殖民地一路成為馬來西亞聯邦的一員，進而成為「新加坡」的主權獨立過程；李登輝則是由原本「中國認同的李登輝」，再逐步走向「臺灣認同的李登輝」，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脅與打壓，則試圖建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兩國論」論述。
而無論是新加坡或是臺灣，國家發展歷程與他們兩人參加的政黨有密切的關係。只是對李光耀而言，他參加的黨不但掌控了國家權力，也是由他一人主導的「他的黨」；而李登輝為了從政、為了他的政治理想，加入了國民黨，可是國民黨卻不是李登輝「他的黨」。因此，這也造成了李光耀與人民行動黨的關係，如膠似漆，在歷史脈絡中密不可分；而李登輝則在推動臺灣成為自由國家之後，最後黯然離開了「不是他的黨」。在統治國家的過程中，他們對於反對黨的態度也是截然不同。李光耀為了維繫他和「他的黨」的統治地位，作為威權的教父，不僅強力壓制反對黨，甚至箝制媒體發展；而李登輝固然希望國民黨的政權可以維繫，但更重要的是追求自由民主，在普世價值之下，則必然不能排斥政黨輪替的可能。
這兩位在華人世界受到注目的領袖，他們曾經有相當程度的互動，只是，從一開始彼此合作的樣態，由於價值理念不同—特別對中國立場的不同，終究無法成為長久的朋友。就此而言，李光耀與李登輝對於共產中國的定位是全然不同。當然，這與他們所處的環境也有密切的關係，終究新加坡透過中國有獲取更大經濟價值的可能，而臺灣則必須面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文攻武嚇、持續的併吞威脅。這樣發展的結果，一樣是海洋國家的兩個國度，李光耀選擇與中國合作擁抱，而李登輝則必須選擇破除大一統思想，為臺灣／中華民國作為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主權國家而努力。最後，新加坡與臺灣都曾經是亞洲四小龍的成員，問題是：新加坡與臺灣在經濟的奇蹟之下，臺灣進而推動了政治的自由民主改革，成為華人文化圈特有的成就，而這是新加坡所沒有的。究竟新加坡和臺灣的「奇蹟」，何者能夠比較持久？這也是余杰這本書關照的主題。無論如何，余杰在他的自序中已經明白表達了他的關切與立場，那就是李光耀之路是歧途，而李登輝之路才是正道。
這也是余杰寫作的特色，愛惡分明，勇於表現個人的選擇與立場，將他的意見透過著作與讀友分享。在某種程度上，他試圖透過著作，將所認識、所喜好的人物或思想，在與讀友分享之餘，同時儘量發揮他的影響力。相對於迎合市場或是讀者，誠實地面對自己，積極地與讀者對話，這樣的余杰是不是更像個知識分子呢？！
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薛化元


推薦序二 亞洲菁英的抉擇：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

一
我的朋友余杰邀請我為他的書《小國巨人：李登輝與李光耀》作序，我欣喜他又一傑作付梓，深感有幸能為之序，但同時也頗感惶恐。首先，余杰著述極為豐碩，已是超過八十本著書出版上市、擁有廣大讀者群的重磅作家；他一年可以完成四本書，如此佳績是我所望塵莫及。其次，余杰探觸的課題十分多元，常有非常寬闊的視野與非凡的洞見。對照我們在學術界裡寫論文，多半將議題侷限在窄小的時間、空間裡，而他上山下海的能量與時代批判的大無畏勇氣，實非我等象牙塔裡的學者所能望其項背。這裡我只能以作為讀者的方式，略為抒發個人閱讀的若干心得。

二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三年期間（2020-2023），世界看到了三位令人敬重的傑出華裔思想家的辭世—余英時（2021）、張灝（2022）、林毓生（2022），他們都是在一九三○年代出生，從呱呱落地到懵懂之際就要經八年對日抗戰與四年國共內戰的苦難；以及成年後在海外見識了祖國所經歷的多個大規模災難，例如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等。他們後來都將這些自身經歷的戰爭苦難，與共產中國所發生各種駭人聽聞的倒行逆施政治運動，灌注在他們一生的學術探索裡：余英時的反智論、張灝的幽暗意識，與林毓生的創造性轉化。
相對來看，本書所書寫的是更早的一九二○年代出生的兩位亞洲代表性政治菁英—李登輝與李光耀，他們出世時—1923年，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他們是享受了二十世紀「喘息時刻」的「戰間世代」（Interwar generation）的人物。這兩位傑出的政治家不曾在戰火連連的中國本土生活過。雖然他們在青少年時期也經歷過戰爭的洗禮，但在二戰結束前後，他們基本上已經成人，而且幸運地進入了當時一流的高等學府，在那個時代裡受到當時最好的培育。出生富商家庭背景的李光耀在1946-1950年留學英國。出生中產階級的李登輝早在1943年便赴日，在京都大學學習農業經濟。後來更在1952年與1965年先後兩度留學美國，繼續農業經濟研究—愛荷華大學與康乃爾大學。兩人在青年時期都展現了追求知識的強烈意志，在學業上也都表現出不凡的成績。這種知識上的長期準備，與遊學海外所獲得的寬廣見識，都為他們日後從事政治事業，打下紮實的思想基礎。
在成長的過程中，二李都有殖民地生活的經驗，這種特殊的背景，讓他們在戰後亞洲的「去殖民化運動」驚濤駭浪中，能產生出早熟的人格，比其他同世代需要為基本生存而奮鬥的多數人，可以更早思考自己與國家的命運歸屬。臺灣的李登輝自認在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之後才開始學習作為中國人，晚年則回歸為「新臺灣人」。這種認同的變化，與外部環境的變化有關。1931年「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後，隨著滿洲的占領，「大亞細亞主義」思想也漸漸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政府的官方理論。1936年李登輝十三歲時，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產生了微妙變化，文官總督時代結束，進入後期武官總督時代，日本當局以「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原則統治臺灣。臺灣人民基本上是被統治者視為「日本人」，當然，這些殖民地的「日本人」與本土的日本人還是有所區別的。
李登輝這種日本殖民地生活經驗，與新加坡的李光耀是不同的。李光耀在十八歲之前是英國殖民地子民，十八歲後新加坡被日本統治三年半（1942-1945），直到他二十二歲。他回憶說：「因為這三年半期間，我看到了權力的意義，也看到了權力、政治以及政府可以如何相輔相成。我也了解困在權力狀況的人們，為了生活必須如何回應。」他顯然意識到，在仰人鼻息的環境裡，權力才是最務實的硬道理。作為英國殖民地子民，李光耀在英國求學（1946-1950）時，卻有過被種族歧視的不好經驗（被歸類為中國人而不是新加坡人），不過他自己對作為負面符號的「中國」所知甚少。但這種刺激，對他日後想努力認識中華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可能不無關聯。
李光耀於1950年二十七歲之際學成歸國，開始其律師事業。由於具有左派的政治理念，他傾向替下層民眾伸張正義，打抱不平。1954年李光耀成立具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人民行動黨」（PAP），作為政治事業的起點，一開始也是站在反對派角色，宣揚左翼民族主義。在國家認同上，他趨近馬來西亞，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當時的政治理念是爭取馬來西亞從英國獨立，然後將新加坡安置在馬來西亞，為新加坡爭取自治地位。
必須指出的是，這兩位一九二○年代出生的知識菁英，在青年時期發展其人生觀與世界觀的過程中，如本書作者所指出的那樣，都受到過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而這種現象在那個世代的熱血青年中，其實是相當普遍的。
歐戰之後，滿目瘡痍的歐陸與一九二○年代末期爆發的「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成為歐美發展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溫床。這個趨勢在當時於物質層面還十分落後的中國，更是獲得可觀的發展。就在蘇聯於1922年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已經在北洋軍閥政府主政時期的1921年7月建黨。特別是隨著「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在1920年春轉向馬克思主義，標榜追求民主與科學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至此為之變色，具有進步意識的知識陣營開始步向分裂，自由主義在新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地位，逐漸讓位於新興起的、激進的馬克思主義思潮。這種左翼大潮，在一九三○年代的中西知識界都變成了思潮的主流。青年李登輝一九四○年代在京都大學學習時，就已經接觸該校的日本馬克思主義先鋒河上肇教授的著作。用他的話來說：「大學時期，我遍讀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對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也曾深加鑽研，反複讀過好幾遍。」
至於戰後留英的李光耀，則是受到溫和社會主義費邊社的影響，特別是費邊社的代表性人物拉斯基Harold Laski）的影響。費邊社曾經協助創立英國政經學院（LSE, 1895），也協助創立勞工黨（Labour Party, 1900）。其核心理念是反對馬克思的武力革命路線，主張比較溫和的漸進式改革與議會路線。李光耀在新加坡成立的「人民行動黨」，雖然與馬共負責人林清祥合作，但黨的核心精神，主要還是比較接近費邊社會主義，而不是走武裝革命的共產黨路線。

三
李光耀能在很短的時間裡獲得他長期的絕對政治權力，依我個人粗淺的觀察，基本上是經過三個步驟。第一步是從英國政府手中爭取權益—新加坡自治的身分。李光耀於1954年11月創立「人民行動黨」，憑藉著他無礙的辯才與個人的魅力，以不到四年的時間，從英國政府手中為新加坡爭取到自治邦地位；人民行動黨在首次選舉中勝出，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政府總理，這年他才三十六歲。他1950年學成歸國時大約在二十七歲左右，十年之間就取得這樣可觀的成績，算是青年有成。但是他並不以寄人籬下、擔任英國殖民地的「特首」身分自滿。因為在東姑拉曼等人與英國政府的周旋下，馬來亞聯合邦已經於1957年8月31日從大英帝國手中獨立。而那個時候，在馬來半島南端要塞的新加坡，卻還在大英帝國的管轄內，並沒有與馬來亞聯合邦同時獲得獨立。
第二步是透過政治鬥爭手段，進一步鞏固權力。在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政府總理之後，青年李光耀初嚐權力滋味。為了鞏固自我權力，李光耀在1961年開始驅逐同志。人民行動黨內以李光耀為首的「反共分子」與黨內「親共分子」決裂，將創黨元勳之一、馬共成員林清祥逐出黨外。其戲劇性的發展情況，一如蔣介石1927年4月在上海發動「清黨」一般。此後，李光耀逐漸淡去他的左翼色彩，政治上表現出向右傾斜的強硬路線。1963年2月，尚未獨立的新加坡在李光耀帶領下，配合馬來亞、英國殖民政府政府發起大規模的反共保安行動，整肅新加坡境內共產黨，逮捕了他的昔日同志林清祥。在肅清共產黨後，1963年7月，李光耀在倫敦與馬來亞東姑拉曼政府達成協議，讓新馬正式合併。當時，新加坡連同馬來亞聯合邦、砂拉越以及北婆羅洲（現沙巴）共組成立馬來西亞聯邦，進而因此完全脫離英國統治。
第三步，與馬來西亞分離而獲得絕對權力。在1963至1965年間，新加坡屬於馬來西亞聯邦制下的一個州，而人民行動黨則作為一個馬來西亞政黨存在。由於馬來西亞以馬來族占大多數，實行「馬來人優先」的政策，但是若加入華人比例占多數的新加坡，則馬來西亞境內的華人數目就會超過馬來人，這樣對馬來西亞的馬來菁英便是一個重大的威脅，其「馬來人優先」政策勢必會受到華人杯葛而窒礙難行。由於雙方利益考量不同，政治立場歧異，最後馬來西亞決定促使新加坡退出聯邦並讓其獨立。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馬來西亞逐出聯邦。而這個看似具有悲劇性色彩的事件，反而是促成李光耀在新加坡掌握絕對權力的契機。他從1965年擔任新加坡共和國總理，到1990年六十七歲卸任，共25年。如果加上殖民地時期的總理任期（1959-1990），便是長達31年。這種獨裁紀錄在發達國家中絕對是異數了。有媒體封給他「二十世紀最成功的獨裁者之一」這個稱謂，應該是實至名歸。

四
對照李光耀耀眼的政治生涯，李登輝的權力歷程就顯得辛苦多了，用余杰的話來說—大器晚成。李登輝在臺灣所處的政治環境，比李光耀的新加坡更加複雜。首先，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在二戰失敗，日本政府放棄臺灣主權，這個突然的重大變化，讓他在1945年二十二歲之際，沒有選擇地由一個日本國民變成中華民國國民；他雖然懂得漢字，但是必須從頭學習國民黨政府帶來的「國語」。其次，在大陸慘敗於共產黨的蔣介石政府，從中國大陸帶來了一個迥異的日本殖民統治方式，特別是其鐵板一塊、箝制民主發展、戕害人權的僵化反共政策與其所造成的白色恐怖。在這種先天的限制下，作為一位有共產黨經歷的臺籍知識菁英，要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環境中尋求政治機會，簡直是緣木求魚。
受到1972年6月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看重，擁有優秀學識背景與非凡學歷的李登輝，被當成重點人才培養，四十九歲擔任政務委員，接著一路青雲直上，1975年擔任臺北市長；1981年臺灣省主席；1984年副總統；到了1988年1月蔣經國總統突然過世而依照憲法接任總統大位時，他已經來到一般公務員退休的年紀六十五歲。從四十九歲接觸國政，到六十五歲接掌國政，李登輝整整準備了16年之久。而李登輝這個掌握大權的年紀，已經是李光耀想要交棒的時刻。
在李登輝崛起的一九七○年代，臺灣無論是在外交或內政上，都經歷了前所未見的巨變。在蔣介石統治的末期，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外交上遭逢重大挫敗。接下來，厄運不斷。美國總統尼克森1972年10月訪華，計畫推動美中兩國的「關係正常化」，美方這背後的目的有兩個：希望中共幫忙美國擺脫越戰，以及想利用中蘇矛盾來向蘇聯施壓。北京政府當時還處於文化大革命的低谷，1972至1974年為中國知青大逃港的巔峰期。在中國當下的惡劣政治現實下，美方適時遞出的橄欖枝，對搖搖欲墜的北京政權，無異於雪中送炭。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終於看到了尼克森與周恩來在1972年2月簽署的《上海公報》。雙方聲明：「中美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的；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的危險；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臺灣問題是《上海公報》的亮點。在這裡，中方重申自己立場：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
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美方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not to challenge）。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在臺美軍設施和武裝力量。
在毛澤東於1976年9月過世之後，如所周知，表現出美中解凍的「關係正常化」的推動並未中止，最終是兩國於1979年1月正式建交。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在處理臺灣問題的三項原則是：美對臺斷交、撤軍、廢約（主要是《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弔詭的是，在美國行政部門做出與共產黨妥協、讓步的動作上，國會部門卻出人意表地通過國內法意義的《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授權美方政府建立一個實質大使館來管理美國和臺灣的「事實上的外交關係」；並且規定「美國將向臺灣提供必要數量的防衛物資及技術服務，以使臺灣能夠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本法基本上視為美國協防臺灣的法源，而且基於現實需要，本法回溯至1979年1月1日生效。
除了外交，臺灣內政在一九七○年代也是波濤洶湧的局面。1970年4月蔣經國應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avid Dean Rusk）邀請，以行政院副院長身分訪問美國，在華府與美國總統尼克森會談後，走訪紐約，遭遇了臺獨異議人士黃文雄和鄭自才企圖開槍刺殺。這件震驚海內外的槍殺未遂案件，雖然沒有改變蔣經國接下來的其他密集國是拜會行程，但至少已經讓他意識到臺灣人對蔣氏父子威權統治的不滿程度。這是1972年5月蔣經國升任行政院長後，啟動十項革新政策，大舉任用臺籍人士的重要因素之一。
蔣經國的新政策雖然帶來新氣象，但是在他父親蔣介石總統1975年春過世之前的絕對權威底下，他的作為還不能向民主邁進，只能做到像新加坡的李光耀一樣的「開明專制」地步。然而臺灣民間追求自由的動能，卻像地底下的岩漿，蓄勢待發。延續一九五○年代的《自由中國》與一九六○年代的《文星》雜誌的批判精神，「黨外雜誌」（與更具有指標性意義的「黨外運動」）從一九七○年代開始，如潮水般，一波波接踵而至：有標榜自由主義路線的知識型態《大學雜誌》（1968創刊），也有走左統反帝反臺獨路線、打出「鄉土」口號的《夏潮雜誌》（1976年創刊）。但更耀眼的，也是具有主流意義的，是走強調本土與民主立場的政論型雜誌，代表性的有：《臺灣政論》（1975創刊）、《八十年代》（1979創刊），與《美麗島》（1979創刊）等等。這些黨外雜誌，特別是政論型雜誌，與黨外運動互為表裡，儘管雜誌不斷地為國民黨政府當局所查禁，但是稍作人事整頓後，他們又以新面目再次上市。雖然黨外雜誌的壽命多半不長，但在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大傘下，象徵著「臺灣之春」的此起彼落的黨外運動與黨外雜誌，確實是一九七○年代，尤其是在政治強人蔣介石過世後，一股讓獨裁者不可忽視的強大抗議潮流。而1977年底爆發的「中壢事件」與1979年底的「美麗島事件」，更是黨外運動與黨外雜誌運動所催生下的產物。
蔣經國在1978年正式擔任總統職務，掌握大權。但是在他握有權力的一九七○年代，臺灣除了有黨外運動，還有兩個重大的思潮在展開：1971年年初爆發的民族主義性質的保釣運動，與稍後的具有本土意識覺醒的「鄉土文學論戰」。這裡無法展開這兩大思潮在一九七○年代臺灣發展的具體論述。非常簡略的說，保釣是一種具有民族主義性質的愛國主義運動，它的核心問題在主權捍衛，但是作為一種群眾運動，它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價值偏離，在國家認同上出現失焦現象—偏向中共，並且有進一步導向批判臺灣當局無能的狀況。
而發生在1977-1978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則修正了先前保釣運動的大中華傾向的民族主義。這個表面上是關於臺灣文學之寫作方向和路線探討的辯論，實際上是一個類似中國在一九二○—一九三○年代的「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路線、攸關意識型態的辯論—為藝術而藝術，還是為人生而藝術。在這個充滿火藥味的論戰中，具有本土意識傾向的鄉土文學，被主張中華民族文藝的黨國護衛者貼上「狼來了」的「工農兵文學」標籤，批判為流於地方主義，有分離主義（臺獨）的嫌疑。而鄉土文學的擁護者則認為，以書寫臺灣當下社會現狀的鄉土文學—社會寫實主義（social realism），其實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帶有馬克思色彩的社會主義文學（socialist realism）。
博學多聞的李登輝在步入權力核心的一九七○年代，正是臺灣三大思潮風起雲湧之際。以他長期準備所獲得的思想高度，李登輝不可能在內心對這些思潮沒有深刻的感受。就他在1988年六十五歲掌握政治實權後所開展的大政來看，除了保釣運動之外，追求民主與本土意識的思想潮流，都為李登輝精神所接收，並左右了臺灣後來在一九八○年代以後的民主轉型。

五
本書非僅僅是李登輝與李光耀兩人的傳記，而是一本比較政治學的著作。在書寫上，作者敘述了二李的思想狀態、發展，與影響，以及更重要的，他們的思想所產生的物質變化—國家政策的設定，與國家發展的方向。
在這個議題上，李登輝與李光耀在人類文明的開展上，如同余杰所指出的那樣，分別創立了兩個重要且有對立意義的成功模式：臺灣模式與新加坡模式。這兩個模式之所以重要，在我粗淺的認識看來，是因為它打破了華人世界幾千年來的發展陷阱，或者借用英國學者艾爾文（Mark Elvin）的說法，「高度均衡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即是中國在千年的發展中，儘管有無數的人才，也有高水準的科學成就，並累積過可觀的財富，但從未經歷過本土意義的工業革命，從而成為一個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能做有效管理的高度物質文明的發達國家。
二李在大陸之外所創造的發展模式，基本上突破了中國本土發展的「高度均衡陷阱」限制。新加坡在1970年，人均GDP在926美元左右。到了李光耀卸任總理的1990年，到達11862美元，奇蹟似地成長近13倍。2022年新加坡更是創造了人均GDP82805美元的高水準成績。相對而言，臺灣在李登輝登上政治舞臺的一九七○年代初期，人均GDP僅僅是不到四百美元的開發中國家，不到新加坡一半。到了李登輝卸任總統的2000年，人均GDP已經跨過一萬美元的門檻為14844美元，成長高達37倍。臺灣在2022年的人均GDP為32679美元，雖然離新加坡所締造的驚人紀錄還有努力的空間，但在2023年已經超越日、韓來看，就臺灣半個多世紀來一直受到來自海峽對岸強大的共產黨武力的生存威脅而言，也屬於人類文明發展的奇蹟了。
余杰將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稱之為「亞洲價值模式」，李登輝的臺灣模式為「普世價值模式」。在我看來，這個非常睿智的論點是本書的論述核心。新加坡的「亞洲價值模式」彰顯民族主義、集體主義，與儒家倫理的威權主義，而「普世價值模式」則強調保障人權、和平與愛、捍衛自由主義之憲政民主。余杰基本上認同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的見解：李光耀的民族主義，在他過世後就會消失；而李登輝的民主主義，在他過世之後還會繼續存在。
李光耀的「亞洲價值模式」，根據BBC在2015年3月李光耀過世時的分析報導，是「在政治和社會方面控制，以求達到社會穩定，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創造財富，再用財富改善社會，以及提高民眾生活水平。」就發展而言，在我們的觀察，李光耀的「亞洲價值模式」基本上是「摸著石頭過河」走出來的。作為一位無神論者，他其實並沒有特別的政治理想，即便是推動新加坡的去殖民化，也是利益考量。他是一個利益導向的現實主義者（realist）而不是一個實踐政治理念的理想主義者（idealist）。用政治學的術語來說，李光耀是一名具有負面價值的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信奉者：在敵意競爭情境下，可以為了達成目的而不擇手段。這可以從他從政之路過程裡獲得檢驗，在權力的關鍵時刻，他可以不惜犧牲革命同志林清祥以保障自我的權益。而他在新加坡獲得絕對權力之後，又可以用各種理由箝制輿論與打擊異議分子，以鞏固自我的權威。又例如他可以一方面在國內對共產黨予以毫不留情的打擊。另一方面在國際社會上，到了中國大陸，他可以昧著良知，寬容中共的「六四」天安門武力鎮壓，和顏悅色地交好自毛澤東以後的中共各個世代的領導人，讓他變成了中國共產黨高層心目中「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對照李登輝的「普世價值」導向領導來看，他在青少年時期受到日本武士道精神很深刻的洗禮。中年（1961年三十八歲之際）接受基督教信仰；晚年（1988年起）掌握大權後，基本上在兩蔣離世後的「後強人時代」，堅持政治寬容與自由民主的開放路線：釋放政治犯、與反對勢力對話而不是鎮壓、耐心地與黨內保守勢力、既得利益者溝通周旋、審慎地導引臺灣往民主的方向發展。他的政治信念可以在他剛取得政治大權不久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反應，一覽無遺。李登輝於1989年6月4日當晚發表聲明：「中共所採取毫無人性的做法，必將受到歷史的裁判，為抗議中共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登輝要以最沉痛的心情，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呼籲全世界所有愛好自由，重視人權的國家與人士，對中共暴行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李登輝在1990年5月就職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的演說〈開創中華民族的新時代〉中，再次強調他的治國理念：「環顧世局，我們正處於一個風雲變化的大時代。全人類對政治民主、經濟自由與世界和平的追求，如怒潮澎湃，沛然莫之能禦，勢必摧毀一切故步自封的制度枷鎖與獨裁閉塞的思想藩籬。」李登輝的意志，對外不向共產極權低頭，對內堅持憲政民主，最終是確保了臺灣的民主轉型，用制度化的方式—1996年的總統直選，鞏固了日後政權和平轉移的模式。
余杰這本著作寫作嚴謹、思路流暢、材料豐富、觀察與分析細密。他不僅在「臺灣模式」vs.「新加坡模式」的意義上，為「臺灣學」開啟了比較政治學另一道窗口，也為世界思考中國前途的人士，提供了富有
深度價值的靈感。
前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特聘教授 丘為君 2023年12月7日 記於大度山

推薦序一 「普世價值」與「亞洲價值」的對決

余杰是臺灣中文出版界近年來出版量為數可觀、銷售量也相當驚人的作家。他撰寫的書，往往與時事相關，不過他也有志於做歷史的考察，討論他所關注人物的歷史發展，或是具有價值重估性質的重要歷史事件。《小國巨人：李登輝與李光耀》，是余杰在2024年要推出的新著，非常高興有機會可以事先拜讀書稿，並將我閱讀後的心得，與各位讀友們分享。
雖然不是專業的學術研究者，但是余杰努力閱讀、吸收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並檢視有關史料，進而將它做普及化的工作。也就是說，余杰易於閱讀的著作，...

自序 李光耀之路是歧途，李登輝之路是正道

如果都由一個大得遠非一般人所能測度或理解的組織去獨攬一切權力和做出大多數重要決定，我們將絲毫不能維護和培育民主。對此，如果我們能夠創造一個適合於小國生存的世界，那對我們大家都會更有好處。
—海耶克

毛澤東說：「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善於鬥爭和善於統戰的中共，對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分辨得清清楚楚。
最近四十年來，中共政權以國家級媒體鋪天蓋地批判乃至謾罵的「箭垛」式人物，主要有四位：達賴喇嘛、李登輝、彭定康、蓬佩奧。
中共宣傳機構給達賴喇嘛扣的帽子有：罪犯、叛徒、分裂分子、惡魔。西藏自治區共產黨頭子潑婦罵街式地攻擊說，達賴喇嘛是「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怪物」。對此，達賴喇嘛一點也不生氣，反而笑稱：「如果使用此類語言來描寫我可以讓中國官員高興的話，他們應該繼續下去。我會很高興提供血液樣本，讓科學家決定我是人還是禽獸。」
中共宣傳機構形容末代港督彭定康為「千古罪人」。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香港回歸祖國已經二十三年了，末代港督彭定康作為賊心不死的老殖民主義者，仍不停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妄加置喙，這種自不量力的倒行逆施可笑又可恥！⋯⋯千古罪人彭定康一定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彭定康則在演講中引用東德歷史指出，極權政府如果崩潰，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而要事情有所改變，需要有勇敢的人站起來，捍衛美好、正確、良善的事。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任時，中國中央電視臺一連三天在新聞聯播中點名批評，指他「散播政治病毒，將自己變成人類公敵」、「背負四宗罪，喪失做人底線」、「硬是把在中情局期間撒謊、欺騙的那一套帶到美國外交場合，斷崖式拉低了美國的聲望」。蓬佩奧則在回憶錄中點名中國三百八十次，在演講中稱，對自由世界，中國是比當年納粹德國更大的威脅。
中共對李登輝的仇恨，跟以上三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四日，中央電視臺、新華社同時點名批判李登輝，七月與八月發動兩次「四評李登輝」系列文章，這八篇文章都以《人民日報》與新華社聯合評論員的名義發出，是中共最高等級的批判文章。毛時代批判蘇俄用了「九評」，如今單單批判李登輝一人就用了「八評」—「八評」之後，意猶未盡，八月下旬，在李登輝宣布參選翌年首次民選總統時，新華社又發表題為〈李登輝其人〉的萬字長文，宣稱「把李登輝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是海峽兩岸中國人民共同的歷史責任」。
與之相反，李光耀是極少數被中共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季辛吉亦有此「殊榮」）的外國元首。在北京舉行的「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大會」上，已故的李光耀獲習近平頒發「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但中共變臉比翻書還快。言猶在耳，二○二三年五月，在香港審計署建議圖書館加強檢視館藏、以維護國家安全後，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若干書籍和紀錄片，僅關於「六四」的書籍和紀錄片就有四十多項下架，其中包括新加坡出版的《李光耀看六四後的中國‧香港》。連李光耀都上了禁書作者名單，可見在「今上」習近平眼中，新加坡模式早已雨打風吹去。
李光耀是現實主義者，他對「六四」被屠殺的學生並沒有太多同情，卻也承認那是一場「悲劇」。他發現「六四」對香港的衝擊反倒是新加坡的一個機會：當時香港人心惶惶，出現新一波移民潮，新加坡向逃離香港的富人和專業人士殷勤招手，獲利頗豐。對於香港回歸後中共治理香港的政策，李光耀比絕大多數香港人看得深切。他指出，當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中國政府將為所欲為；當涉及權力鬥爭時，中共根本不會在乎國際聲譽。李光耀曾向香港議員代表團建議，他們應該組織起來，集合全港最重要的二十萬人與中國談判，一旦中央過度干預香港，這批菁英就會離開，拖垮香港行政及經濟命脈（若這些人真的離開香港，李光耀敞開懷抱歡迎他們到新加坡定居）。李強調，這個「非衝突性」的方法可應付中國，屆時中國必須聆聽。但香港民主派領袖李柱銘樂觀地認為，香港可「民主回歸」乃至推動中國民主轉型，對此建議不予考慮。

李光耀常常會趁火打劫、火中取栗，但他也確實是最早從中國發現商機的外國人之一。從一九七○年代末鄧小平剛掌權開始，他就全力推動新中合作，不止於經濟層面，更涉及政治層面—更準確地說是行政層面。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無論「三個代表」，還是「和諧社會」，背後都隱然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萬年執政模式作為學習榜樣。
一九九○年代初，新加坡與中國達成中國高級官員到新加坡考察訪問、短期進修的合作計畫。最早招收中國官員的南洋理工大學，從一九九二年開始辦一週至三個月的短期培訓班，內容包括經濟管理、企業管理和公共管理，至今受訓者已超過一萬人。為因應中方不斷增長的需求，南大自一九九八年又開辦為期一年的管理經濟學碩士課程，二○○五年更與中共中央組織部及各省市組織部合作開辦公共管理碩士課程。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市長班」。後來，國立新加坡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也為中國官員開辦高級公共行政與管理碩士課程。二○一○年四月，到訪新加坡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李源潮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致辭說，中國把新加坡作為領導幹部海外培訓首選，是因為新加坡的發展經驗對中國有特殊的借鑑作用：「新加坡在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決辦法，正是我們現在遇到或將要遇到的矛盾，我們現在需要用或探索將要用的辦法。」李光耀對這類培訓寄予極高期待，但成果遠不如預期—中共官員學到的新加坡威權模式，不可能與中共極權模式無縫接軌。這種培訓無非是中共官員「洗學歷」的終南捷徑。
習近平剛被確立為接班人時，對新加坡模式饒有興趣。李光耀是習近平「立儲」後會面的第一個外國客人。見面時，李光耀故作謙虛地說：「再過十年、二十年，你們將不再需要我們。」習近平立即表示：「不，我們在未來的很多年都會需要你們。我去過新加坡，我知道你們有什麼，我們的人民想從中學習。我們希望向你們學習。我們從你們身上學到的要比從美國學到來的多。」李由此頗感寬慰：「這不是隨便說說的客套話。因為去美國，制度、環境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看到的東西是西方的處事方式。在這裡，他們來看我們是如何吸收西方的方式，並融入亞洲的環境。因此，他們發現我們很有用。」
習近平上臺第二年的二○一三年，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表了一篇題為〈建設服務型政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經驗與啟示〉的文章，認為人民行動黨「有自覺為國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二○一五年，在中國引人矚目的微信號「學習（暗指習近平之習）小組」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習近平、李光耀與新加坡模式〉的文章，文章指出：「新加坡模式不時受到一些西方學者的批評，認為是『假民主』、『櫥窗民主』⋯⋯但新加坡的成功在於它充滿著深深的憂患意識，特別是人民行動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非常重視民意的習近平，已經嘗試對公眾的期待做出回應。他和他的團隊正在尋找一種有效的發展模式，對於中國來說，新加坡模式允許更多的自由經濟政策，同一黨執政並存，這一點很有吸引力。」這篇文章顯然是中南海的傳聲筒。
然而，早在胡溫統治末期，新加坡模式在中國的光環就已開始黯淡無光。習近平掌權後，更是斷然丟開新加坡這個光鮮榜樣，重新撿起「太祖」毛澤東鏽跡斑斑的遺產—新加坡不再是中共黨內新星競相前往的鍍金之地，井岡山和延安才是，在「革命老區」興建起規模龐大的、作為中央黨校分校的幹部培訓機構。對習近平來說，中國未來只有一種模式，即毛澤東模式—他連新加坡幫助培養的技術官僚都不予信任。他要重建鐵桶般的史達林—毛澤東極權制度，新加坡的威權制度他已然瞧不上眼。

李光耀與李登輝是同齡人，都是客家人，在兩個以華裔族群為主體的國家—新加坡與臺灣—擁有類似國父的崇高地位。然而，中共及被其洗腦的華人群體對他們的評價天壤之別，通常推崇李光耀而貶斥李登輝。兩人的政治遺產充滿爭議，堪稱蓋棺而未論定。
兩人都是小國元首，但都讓小國在國際社會投射了超過其實力的能見度和影響力，也讓他們本人成為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巨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李登輝的道路就是臺灣的道路，李光耀的道路就是新加坡的道路。對兩人的比較，也是對兩國道路和發展模式的比較。未來，新加坡與臺灣何去何從，尚有頗多未知之數；而未來中國的轉型之路，是學新加坡，還是學臺灣，對中國、亞洲乃至世界而言，更是影響深遠。
《小國巨人：李登輝與李光耀》是我繼《偽裝的改革者：鄧小平與蔣經國》之後第二部「比較政治學」專著。若再放寬視界，還可納入另外幾位同為一九二○年代出生的政治人物—美國總統老布希、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德國總統魏查克、日本首相村山富市、韓國總統金大中、中共黨魁江澤民等—進行更為廣泛的比較研究。那又可以寫成另一本書了。
第一章「國族與價值認同的轉換與調適」，討論李登輝與李光耀兩位祖籍中國的客家人，身負相似的客家文化，後來為何背道而馳。兩人在年輕時代都曾是左派，執政之後都成為某種程度的右派，倒應了愛因斯坦的名言：「三十歲之前不是左派，說明此人沒有良心；三十歲之後仍是左派，說明此人缺乏理性。」兩人關於「亞洲價值」與「普世價值」的爭論，決定了兩人治國方略的重大差異。
第二章「日治時代的愛與恨」，李登輝與李光耀都曾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生活過（時間長短相差頗大），且主動或被動地參與了殖民政權之運作。不過，日本當局在臺灣和新加坡所採取不同的殖民模式—前者苦心經營、緩慢同化，後者橫征暴斂、竭澤而漁，使兩人對日本統治當局的印象迥異—李登輝對日治時代充滿溫情，李光耀對日治時代則是滿腔怨毒；也深刻影響了兩人執政後的對日外交政策及地緣政治觀念—李登輝的親日自不待言，李光耀的反日亦淵源有自。
第三章「英風去矣，美雨猶在」，比較李登輝留美和李光耀留英的不同觀感與機遇。李光耀留英時，英國正處於二戰後的殘破狀況，大英帝國已是最後餘暉，左派思潮崛起，福利國家成形，殖民地的民族主義勃興。李光耀未能洞悉英國文化及制度之優長，反而產生強烈的反英意志。李登輝兩度留美，均是在美國戰後成為超級強國的黃金時代，他深入學習美國的農業、經濟、技術，更受美國基督教文明吸引，受洗成為基督徒，沐浴在美式清教文明雨露之下，形成古典自由主義世界觀。
第四章「意外的國父，各有朝聖路」，探討新加坡與臺灣在獨立之路上陰差陽錯、擦肩而過的命運及兩位國父的不同應對策略：李光耀最初力圖讓新加坡成為馬來西亞聯邦的一部分，卻遭馬來西亞驅逐，被迫獨立，意外地鍛造出亞太地區最富庶的城邦國家。而李登輝的願景是如摩西般帶領臺灣人「出中國」，卻受制於嚴酷的國際環境和臺灣內部的認同分裂，只能走出「中國民國在臺灣」的小半步，蔡英文後來又走出「中國民國臺灣」（去掉「在」字）的小半步。
第五章「『他的黨』與『不是他的黨』」，呈現兩位黨魁與黨的不同關係：李光耀是人民行動黨名副其實的「黨父」，逐步排除黨內競爭者和不同派系，讓該黨成為他一人的黨，黨內無派，唯有「李光耀派」；而且，新加坡是內閣制，他控制了黨，就順理成章控制了議會、政府和國家。反之，李登輝半推半就加入「百年老店」國民黨，意外地成為總統和黨主席，在激烈政爭中擊敗挑戰者，鞏固權力，修改憲法，推動政治改革，卻未能將國民黨改造成議會制下競選型政黨，最終與之決裂。
第六章「威權教父與民主先生」，描述李光耀與李登輝不同的個性、思維方式及對政治本質的認識。若說新加坡是幼稚園，李光耀就是幼稚園園長；若說新加坡是幫派，李光耀就是幫派的教父。新加坡沒有言論自由，尤其是沒有批評李光耀的言論自由，批評者都被以「法制」或其他手段整得傾家蕩產乃至鋃鐺入獄。而李登輝雖善於奪取和運用權力，卻深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對民主有堅定的信仰，故而一步步還權於民，實現總統直選，和平移交權力，自己成為反對派攻擊和辱罵的對象亦不以為然。
第七章「從『二龍相會』到『李不見李』」，梳理「二李」奇特的互動方式—「因不了解而走近，因了解而分手」。李光耀與蔣經國是惺惺相惜的好友，他以為蔣經國的接班人李登輝必然是「蔣經國第二」，最初懷著這種心情與李登輝交往，卻逐漸大失所望。李登輝則清楚地看到李光耀試圖扮演兩岸之間的說客的野心，對李光耀越來越偏向中國一邊的立場不以為然。兩人的不同氣質和觀念，以及兩國國家利益的分歧，讓「二李」凶終隙末、分道揚鑣。
第八章「共產中國是友邦，還是敵國？」，李光耀與李登輝的重大分歧之一，是對共產中國的不同看法。李光耀認為，中國未來將取代美國成為亞洲乃至全球霸主，故而新加坡必須向中國示好，在中國崛起中分得一杯羹。李登輝則認為，共產中國是外強中乾的「泥足巨人」，臺灣必須與之保持距離並抵抗其蠶食鯨吞的企圖。李光耀以共產中國為友邦乃至盟主，李登輝以共產中國為惡鄰和敵國。兩人逝世後不到十年，共產中國圖窮匕見，成為全球公敵。二李孰對孰錯，不言自明。
第九章「新加坡奇蹟與臺灣奇蹟，誰能持久？」，通過揭祕兩國經濟奇蹟的來龍去脈，預測這兩個同為「亞洲四小龍」的國家未來的發展。李光耀和李登輝都已逝去，但他們生前的競技尚未結束，他們的遺產將面臨時間的考驗。新加坡人對家長式政府越來越不耐，新加坡與中國的捆綁也讓其陷入飲鴆止渴的怪圈；而臺灣的民主政治漸入佳境，臺灣的經濟模式在資訊為王、晶片為王的新時代更是呈現出強韌的生命力。

本書並不標榜所謂的客觀中立，對李登輝和李光耀有著明確的褒貶立場：褒揚李登輝而貶斥李光耀。本書認為，在華語世界備受推崇的李光耀，隨著其政治遺產褪色，未來的歷史地位會越來越低；而除了臺灣本土派之外被大多數華人非議的李登輝，隨著其政治遺產增值，未來的歷史地位會越來越高。肯定李登輝而否定李光耀，不是作者對人物本身有強烈的偏見或成見，而是作者對民主、自由、人權等理念有堅定的認同和持守。在此意義上，本人是價值一元論者。
李光耀終身沒有走出威權主義的陰影，與其說他愛新加坡和新加坡人，不如說他最愛的是權力和他自己（及其家族）。所以，他對中共的專制統治表示理解：「一人一票制度從未在中國存在過，也絕不會帶來一個繁榮的中國，他們不會嘗試這種制度。」他為中共的極權體制背書，否定中國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新加坡本身亦非自由民主國家），因為「中國若成為民主國家，則會崩潰。關於這一點，我很肯定，中國知識分子也了解。⋯⋯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今天都跑到哪裡去了？他們完全不相干了嘛。」他還說：「我不認為你可以把和一個國家的過去毫無關聯、完全陌生的標準強加在他們身上。要求中國成為民主國家也是一樣。五千年來有記錄的歷史中從來沒有數過人頭；所有的統治者以皇帝之權力統治；如果你不同意，就砍人頭，不是數人頭。」李光耀被譽為哲學家和思想家，其實他的哲學和思想與鄧小平的水準差不多，是粗鄙的「摸論」（摸著石頭過河）和「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也就是赤裸裸的實用主義和厚黑學。李光耀的文化、人種和地理決定論，根本不合邏輯，也違背基本事實—日本、南韓、印度、臺灣包括新加坡在內的諸多亞洲國家，雖然在歷史上沒有存在過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及保障個人自由、人權及財產的法律和制度，但並不意味著這些地方現在或未來就不能擁有已成為普世價值的民主、人權和法治。制度可移植，制度非永遠一成不變。李光耀所創建的新加坡模式和新加坡道路，前途未卜，新加坡人的權利意識正在覺醒和增強，若李光耀的繼任者不能開放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給新加坡人，各種形式的反抗必定越演越烈。
而李登輝對民主自由理念的信仰，不僅改變了臺灣，更讓臺灣成為亞洲民主自由的燈塔，啟發中國及其他非民主國家選擇民主轉型之路。二○○五年十月十三日，李登輝在美國阿拉斯加世界事務會議午餐會上發表題為〈臺灣與亞太的民主〉的演講：「在個人執政、開啟臺灣民主化的道路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讓臺灣人民，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讓人民可以自由的表達他們的意見，表達他們對於政治，以及臺灣自己未來前途的看法，甚至勇於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與制度。這也是為什麼，臺灣在過去二十年來，在人民自主的思考下，逐步走出過去日本統治與中國帝國的陰影，釐清自己和中國的關係，找到自己的認同，以臺灣作為主體，重新定位臺灣自己，以及臺灣與亞太、國際的關係。臺灣也因為這種自由與思想上的解放，以及對自己理想的追求，展現臺灣蓬勃的經濟與創意，邁向現代化的國家。」他特別梳理了臺灣民主化的過程：「對於亞洲多數政府及領導人而言，如何走出專制與獨裁的迷思，在政治體制上，徹底民主化，讓政治權力回歸人民，而不在是由執政者或是少數統治階層獨斷，是重要的一步。在個人執政期間，如何讓臺灣從過去的戒嚴體制，回歸正常的民主體制，將主權還給人民，正是個人推動臺灣民主化的第二步。這也是為什麼個人在推動的過程中，廢除所謂的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讓憲法回到正常的運作；讓憲法的適用回歸到臺灣的兩千三百萬人；讓臺灣兩千三百萬人民，選出真正代表他們的民意代表；讓兩千三百萬人民，用選票直接選出他們自己的總統。這對父權文化下的亞洲領導人而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相信人民會作自己的判斷和抉擇，將權利還給人民，正是民主化的最大關鍵。」李登輝留下的民主遺產，在其卸任之後經歷了種種考驗，並繼續改革和深化，成為絕大多數臺灣人引以為豪的臺灣價值和願意實踐、守護的生活方式—這就是臺灣人對李登輝最好的肯定和紀念。
通過對李登輝和李光耀的比較，以及臺灣道路和新加坡道路的比較，再以此作為審視中國的鏡子，就能得出簡單而確鑿的結論：中共從來都是「擇惡固執」，被中共視為朋友的，必定是壞人，是與之臭味相投、狼狽為奸的「損友」—如今，習近平連李光耀父子這樣的朋友也不要了，唯有普丁等更壞的傢伙才配做他的朋友；同理，被中共視為可效仿路徑的，必定是窮途—習近平嫌新加坡獨裁專制的程度不夠，連新加坡道路都不學了，只願意走毛澤東道路。反之，被中共視為敵人的，必定是好人—達賴喇嘛、李登輝、彭定康、蓬佩奧等人均是如此；同理，被中共視為刀山火海的畏途，必定是人心所向的坦途—李登輝帶領臺灣所走的民主化之路，是熱愛自由的人所嚮往的正道與大道。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初稿
二○二三年十一月二日二稿
二○二四年二月六日三稿
美利堅合眾國維吉尼亞共和國費郡綠園群英堂

自序 李光耀之路是歧途，李登輝之路是正道

如果都由一個大得遠非一般人所能測度或理解的組織去獨攬一切權力和做出大多數重要決定，我們將絲毫不能維護和培育民主。對此，如果我們能夠創造一個適合於小國生存的世界，那對我們大家都會更有好處。
—海耶克

毛澤東說：「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善於鬥爭和善於統戰的中共，對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分辨得清清楚楚。
最近四十年來，中共政權以國家級媒體鋪天蓋地批判乃至謾罵的「箭垛」式人物，主要有四位：達賴喇嘛、李登輝、彭定康、蓬佩奧。...

歷史的機遇與危機—序《國局與世變》叢書／丘為君 (3)
推薦序一　「普世價值」與「亞洲價值」的對決／薛化元 (14)
推薦序二　亞洲菁英的抉擇：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丘為君 (17)
自序　李光耀之路是歧途，李登輝之路是正道 (28)
第一章　國族與價值認同的轉換與調適 001
看哪，兩個背道而馳的客家人／他們在青年時代都曾經是左派／「亞洲價值」與「普世價值」，哪一個靠得住？／杭廷頓為何褒揚李登輝、貶斥李光耀？

第二章　日治時代的愛與恨
李登輝：「我們這個世代的臺灣人都有純粹的日本精神」／作為榜樣的日本人：新渡戶稻造、坂本龍馬、八田與一／李光耀：被日本兵打耳光，是平生的奇恥大辱／李光耀為何擔任日本軍部報道員：如果不能打敗他們，就加入他們

第三章　英風去矣，美雨猶在
李光耀留學英國，卻未能洞悉「英國秩序」之真諦／李光耀對英國工黨政策的取與捨：政治上的大政府與經濟上的自由市場經濟／李登輝在愛荷華：如此遼闊強大、充滿活力的美國／李登輝在康乃爾：臺灣與美國休戚相關、榮辱與共

第四章　意外的國父，各有朝聖路
新加坡的前世今生：從「次殖民地」到殖民地，再到馬來西亞聯邦的一部分／新加坡被「踢出」聯邦，李光耀「含淚」宣布獨立／「兩個李登輝」：從「中國人李登輝」走向「臺灣人李登輝」／「兩國論」與「中華民國在臺灣」

第五章　「他的黨」與「不是他的黨」
人民行動黨如何麻雀變鳳凰？／李光耀：以一人控制一黨，以一黨控制一國／李登輝無奈的選擇：「如果要從政，一定要加入國民黨」／李登輝讓臺灣成為民主國家，卻未能讓國民黨成為民主政黨

第六章　威權教父與民主先生
李光耀：「必須在反對黨羽翼未豐的時候剷除掉他們」／李光耀：「所有的媒體都是我們的，我們不會蠢到自己來辦報紙」／李登輝啟動「分期付款的民主改革」／李登輝推動總統直選，不怕政黨輪替

第七章　從「二龍相會」到「李不見李」
冷戰時代新加坡與臺灣合作的典範：星光計畫／李光耀與蔣經國惺惺相惜，因為他們都是威權人物／一場並不美麗的誤會：李登輝與李光耀的「二龍相會」／李不見李：「三觀」對立的人不可能成為朋友

第八章　共產中國是友邦，還是敵國？
李光耀：新加坡必須能對中國扮演為它增值的角色／李光耀：中國共產黨已不再是原有字面概念上的共產黨了／李登輝：「中共就是一個土匪政權」／李登輝破除大一統思想，帶領臺灣走向海洋文明

第九章　新加坡奇蹟與臺灣奇蹟，誰更持久？
李光耀及其同仁如何創造新加坡奇蹟？／新加坡人會永遠滿足於生活在「有錢的北韓」嗎？／臺灣奇蹟的第一功臣，不是蔣經國，而是李登輝／「戒急用忍」政策，是與「紅色生產鏈」脫鉤的先聲

參考書目　

歷史的機遇與危機—序《國局與世變》叢書／丘為君 (3)
推薦序一　「普世價值」與「亞洲價值」的對決／薛化元 (14)
推薦序二　亞洲菁英的抉擇：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丘為君 (17)
自序　李光耀之路是歧途，李登輝之路是正道 (28)
第一章　國族與價值認同的轉換與調適 001
看哪，兩個背道而馳的客家人／他們在青年時代都曾經是左派／「亞洲價值」與「普世價值」，哪一個靠得住？／杭廷頓為何褒揚李登輝、貶斥李光耀？

第二章　日治時代的愛與恨
李登輝：「我們這個世代的臺灣人都有純粹的日本精神」／作為榜樣的日本人：新渡戶稻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