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歷史 （第三版）（3版）

名人推薦：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副教授　李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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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正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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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劉聿新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蔣竹山
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盧建榮
中央大學榮譽教授　賴澤涵

討論歷史研究的原理和方法論時，不涉及卡耳有重大影響的作品，簡直就沒有要點。──《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

第一章 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實

　　「何謂歷史？」為了不要讓人覺得，這是個毫無意義或者多餘的問題，我在本文中要引用兩段分別跟第一版與第二版《劍橋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有關的段落。1896年10月，阿克頓（Acton） 針對他負責編輯的《劍橋近代史》，向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評審員提出了一份報告：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以對最大多數人有用的方式，完整地紀載19世紀即將遺留下來的知識。……藉由審慎的分工，我們應當能做到這一點，也能使每一個人明瞭最新的證據，以及國際研究中最成熟的結論。
我們這一代還不可能擁有定論的歷史（ultimate history）；不過，我們能夠拋棄因循守舊的歷史（conventional history），也能夠說明從這一頭到另一頭的歷史道路上，我們己經得到的論點。既然所有的資料都能得到，每一問題也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然而，幾乎整整60年後，喬治．克拉克（George Clark） 教授在他為第二版《劍橋近代史》所寫的總論裡，對阿克頓及其共同撰稿人的信念———有一天終將寫出「定論歷史」———做了評論，他說道：

　　下一代的歷史學家並不期待這樣的機會。他們期盼自己的作品一再被人取代。他們認為，有關過去的知識，是通過一人或多人的心靈而流傳下來，也經由他們做過「處理」，因此，不可能由任何情況也改變不了的元素原子（atoms）和非人原子來構成。……歷史的探究似乎是毫無止境的，因而一些缺乏耐性的學者，便在懷疑主義，或者，至少是在下述信條中找慰藉：既然所有的歷史評判皆涉及到人和觀點，那麼此與彼，並無所謂的優劣，也沒有「客觀的」歷史真實。

　　學者彼此怒目相對之處，正是這一領域有待探研的所在。我希望，我還趕得上時代，能看出1890年代所寫的東西，不可避免無太大的價值；不過，我也還不至於先進到熱衷於這樣的看法，也即：1950年代所寫的東西，必然都有其道理。誠然，你可能已經想到，這樣的探研很容易歧出到比歷史性質還要廣泛的範圍。阿克頓與喬治．克拉克爵士之間的意見衝突，反映出歷經了這兩則表述之間的這段間隔，我們對社會的整個展望改變了。阿克頓所說的，是一種積極的信念，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那種敏銳的自信；喬治．克拉克爵士則迴響了「頹廢世代」（beat generation） 的惶惑以及不安的懷疑主義。當我們努力想回答「何謂歷史？」這一問題的時候，無論有意或無意，我們的答案，反映了我們自己當下的立場，也構成了我們對這個廣泛的問題———「我們採取什麼觀點來看待我們生活的社會」———所作之回答的一部分。我不擔心在仔細審視下，我的主題會顯得有些瑣碎。我怕的祇是，我提出了一個浩瀚而又重要的問題，會顯得有些不自量力。

　　19世紀是一個講事實的偉大時代。《艱難時世》（Hard Times） 中的葛擂硬（Gradgrind）先生說道：「我所要的就是事實。……生活中所需要的也祇有事實！」總的來說，19世紀的歷史學家是同意他的看法。1830年代，蘭克合乎邏輯地抗議以歷史進行說教，其評論說，歷史學家的任務「僅在如其事而直書」（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那時這句不怎麼深奧的諺語，卻得到了令人驚愕的成績。德國、英國，乃至法國三個世代的歷史學家，口唸著這些神奇的字眼，向戰場邁進。「僅在如其事而直書」就像一句咒語———也像大多數咒語那樣，用途在於讓他們自己免除掉思考的煩人重負。實證主義者急不可耐地堅持歷史學是科學，其對於這種「事實崇拜」（cult of facts）有很大的影響。實證主義者說，先確定事實，再從事實中得出結論。在英國，這種歷史觀恰恰適合於經驗主義的傳統，而該傳統是從洛克（Locke） 到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 的英國哲學主流。經驗主義的知識理論，預先假定主體（subject）與客體（object）之間是完全分離的。事實，一如感官印象那般，從外在映照到觀察者，同時獨立於他的意識之外。觀察者的接受過程是被動的：接受了資料，然後對這些資料作出反應。《牛津簡明英文辭典》（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是經驗主義學派的作品，有用但又具有立場傾向，其將事實界定為「截然不同於結論的一種經驗資料」，清楚地指明了兩種過程之間的分離。這或可稱之為常識的歷史觀（common-sense view of history）。歷史由一些已查明的事實素材所組成。歷史學家從文獻、碑銘等等取得事實，就像在魚販砧板上取得魚一樣，歷史學家取走它們，帶回家，用他有興趣的方式下廚料理、上菜端湯。阿克頓的烹調口味樸素了些，對它們做了簡單的處理。在給《劍橋近代史》第一版撰稿人的吩咐信裡，他要求說：「我們撰寫的滑鐵盧（Waterloo），必須讓法國人和英國人滿意，同樣也必須讓德國人和荷蘭人滿意；倘若不看作者名單，沒有人能分辨得出，牛津的主教（Bishop）在哪裡停了筆，到底是費爾貝恩（Fairbairn）還是加斯奎特（Gasquet），李伯曼（Liebermann）還是哈里森（Harrison），接手往下寫」。 即使批評阿克頓態度的喬治．克拉克爵士，也是把歷史中的「事實」比喻作「硬核」，把「有待爭論的詮釋」比喻作「裹在外面的果肉」，以資對照 ——或許他忘了，水果的果肉，還是比硬核更實惠。先弄清楚事實，再冒險投入有如流沙的詮釋——這就是經驗主義的、憑藉常識的歷史學派的至理名言。這讓人想起偉大的自由派報人史考特（C. P. Scott） 受人喜愛的格言：「事實該受尊重，但評論不受限制」。
　　顯然這是行不通的。關於過去之知識的性質，我不想作哲學討論。為了當下的目的，讓我們假定說，凱撒（Caesar）渡過盧比孔河（Rubicon） 這一事實，跟房間當中有張桌子這一事實，是相同的事實，或者說，是類別上可比較的事實；這些事實都以相同的或可比較的方式，進入到我們的意識，而且對於知道這些事實的人來說，它們擁有相同的客觀特性。不過，即使作了這種大膽又不太有說服力的假定，我們的論證還是馬上會碰到這樣的難題：並非所有關於過去的事實，都是歷史事實，或者說，都會被歷史學家看成是歷史事實。歷史事實有別於其他關於過去之事實的標準，到底是什麼呢？
何謂歷史事實呢？這是我們必須稍稍仔細觀察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根據常識歷史觀的說法，有一些基本事實，對所有歷史學家來說都是相同的，而且構成了所謂的歷史中樞（backbone）——比方說這一事實：哈斯丁斯會戰（Battle of Hastings）發生於1066年。不過，我們需要對這種常識歷史觀作兩種觀察。首先，歷史學家根本上關切的，不在於這一類的事實。知道這場大會戰發生於1066年，而非1065年或1067年，是在哈斯丁斯，而不是伊斯特本（Eastbourne）或布萊頓（Brighton），無疑是很重要的；歷史學家勢必不能弄錯這些事。但人們提出這類論點的時候，我不禁想起了郝斯曼的評論：「準確是義務，而不是優點」（accuracy is a duty, not virtue）。 讚揚一位歷史學家敘述準確，就好比讚揚一位建築師在建築物中，用了充分乾燥的木料，或者，適當的混凝土。這是其工作分內的必要條件，卻不是主要的職能。正是這一類的事情，歷史學家應該藉助於一些所謂歷史學的「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s）——考古學、金石學、古幣學、年代學等等。讓專家能夠確定陶器或大理石殘片之起源和時代、譯解含糊的碑銘，或者，為確定正確日期而作詳盡又龐大數字的計算，這些特殊技能歷史學家並不需要具備。對所有歷史學家而言都是相同的這些所謂基本事實，通常屬於歷史學家的原始材料範疇，而非歷史本身的範疇。第二個觀察乃是，是否該確定這些基本事實，仰賴的不在於事實本身的特質，而在於歷史學家「先驗的決定」（a priori decision）。儘管有史考特的座右銘，但今日每一位新聞工作者都知道，影響輿論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適當地選擇和編排事實。常言說，事實自己會說話；當然，這話是不對的。祇有歷史學家要事實說話時，它們才能說話：是歷史學家決定，哪些事實可以登場，在什麼情況或脈絡下登場。或許是皮蘭德羅（Pirandello） 劇作裡的一位人物說過的，事實就像厚紙袋——你不放一些東西進去，它是不會站起來的。我們有興趣想知道，1066年發生在哈斯丁斯的那場會戰的唯一理由，乃是歷史學家認為，它是重大的歷史事件。是歷史學家基於自己的理由決定，凱撒渡過盧比孔河是歷史事實，不然在此前後，何以千百萬人渡過盧比孔河，卻完全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半小時之前，你用步行、騎腳踏車或坐車來到這棟建築物，此一事實就跟凱撒渡過盧比孔河一樣，也是一件有關過去的事實，但大概不會受到歷史學家的青睞。塔爾科特．帕深思教授曾稱呼科學為「對現實作認知定位的選擇性體系」（a selective system of cognitive orientations to reality）。 這句話或許可以說得簡單一些。不過，歷史尤其是如此。歷史學家必然是有選擇性的。相信確定不移（hard core）的歷史事實，客觀而又獨立於歷史學家之詮釋而存在，是一種前後顛倒的謬誤，但也是很難根絕的一種謬誤。
　　讓我們看一看一個關於過去的小事，轉化成歷史事實的過程。1850年，在斯塔利布里奇教區慶典（Stalybridge wakes） 中，一個賣薑餅的小販因為跟人有了小爭吵，而被一群憤怒的民眾蓄意踢踹致死。這是歷史事實嗎？一年前，我會毫不猶豫地說，「不是」！一個目擊者將此事記載在一本鮮為人知的回憶錄裡； 不過，我從來不知道有任何歷史學家會覺得，那是值得一提的事。一年前，基特森．克拉克博士在牛津大學的福特講座上提到過它。 這就使它成為歷史事實了嗎？我覺得，還沒有！我會提議說，其當下的身分乃是有人推薦它成為精選的歷史事實俱樂部之會員；如今它還在等候附議者和保證人。可能往後的幾年之中，我們會看到此一事實，先是出現在有關19世紀英國的論文和書籍之註解，後來又出現在正文，而且在二、三十年的時間裡，它也許會成為非常確定的歷史事實。反之，要是沒有人提及它，它在這種情況下，就會退回到有關過去之非歷史事實的被遺忘狀態，而基特森．克拉克博士則殷勤地想把它從這種狀態中挽救出來。這兩種情況會發生哪一種，到底由什麼決定呢？我覺得，這取決於基特森．克拉克引用此一突發事件來支持的論題或詮釋，是否被其他的歷史學家接受，認為它有憑有據又有意義。它作為歷史事實的身分，開啟了詮釋的問題。這種詮釋的成分，構成了所有歷史事實的一部分。
　　我可以提一件個人的舊事嗎？許多年前，我在這所大學學習古代史的時候，有一個「波斯戰爭期間的希臘」專題。我的書架上堆積了15或20本的書籍，理所當然地認為，專題內容就記錄在這些書裡；我擁有所有跟專題有關的事實。讓我們假定說——而且也極有可能為真——那些書籍含有當時已知道或能夠知道的關於專題的所有事實。我從未曾想過要去詢問，有人曾知道的無數事實，究竟藉由什麼樣的機緣或損耗過程，才讓這些仔細挑選過的事實，存留下來變成了歷史事實。我猜想，即使在今日，古代史和中古史的魅力之一，乃是讓我們有錯覺，以為我們在一個可控制的範圍內，擁有可自行支配的所有事實：歷史事實與其他有關過去的事實之間惱人的差異不復存在，因為少數的已知事實，全都是歷史事實。柏雷（J. B. Bury） 研究這兩個時期，就像他所言：「古代史和中古史的紀載，到處都有闕文」。 歷史被稱之為有許多缺塊的巨大拼圖（jig-saw）。不過，主要的問題不在於闕文。我們對西元前5世紀希臘的描述是有缺陷的，根本上不是因為有很多片段無意中遺失了，而是因為總的來說，那是雅典城的一小群人所作的描述。對雅典公民而言，5世紀的希臘看起來如何，這方面我們相當了解；不過，對斯巴達人（Spartan）、哥林多人（Corinthian）、底比斯人（Theban）而言——更不用提對波斯人、奴隸，或者，雅典的其他非公民的居民而言——希臘看起來如何，我們卻近乎無知。我們的描述，與其說是機遇，不如說是一些人為我們預先作了選擇和確定，而這些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抱持一種特定看法，認為支持此一特定看法的事實才值得保留。同樣地，我在一本現代的中世紀史著裡，讀到中世紀的人們跟宗教有深刻關連時，我很好奇我們怎麼會知道，這是否為真。我們所知道的中古史事實，幾乎都是歷代的編年史家（chroniclers）為我們選擇的，而他們的專業便是從事宗教的理論和實踐，於是認為宗教有無上的重要，因而記載下每一件與宗教有關的事，其他的就不多了。1917年的革命，推翻了有關俄國農民在宗教上虔誠的描述。有關中世紀人在宗教上虔誠的描述，不論是否為真，都是推翻不了的，因為幾乎所有關於中世紀人的已知事實，都是由相信這種描述，也要求別人相信的一些人，預先為我們作了選擇，而我們在其中能會找到相反證據的大量事實，卻又以無可挽回地佚失了。作古的歷代歷史學家、抄寫員和編年史家的不散陰魂，決定了過去的模式，不可能重作審理。受過中古史培訓的巴拉克洛夫教授寫道：「我們所讀的歷史，儘管以事實為根據，但嚴格來說，完全不是事實，而是一系列獲得接受的評斷」。
　　儘管如此，還是讓我們轉移到現代歷史學家的不同困境。古代史家或中古史家可能很感激大規模的篩選過程，經年累月之後，提供了大量任他處理的歷史事實。就像里頓．史特拉奇（Lytton Strachey） 以調皮的方式所說的：「無知是歷史學家的第一必要條件，但它是能簡化和釐清、能選擇和省略的那種無知」。 當我想羨慕——就像我有時的確羨慕——寫作古代或中古史著之同事的極大能力時，我在下述的深思中找到了慰藉：他們如此有能力，主要因為他們對其主題如此無知。現代的歷史學家並未從這樣的必要無知中得到任何的好處。他必須獲得這種必要的無知——愈是如此，他就愈接近他自己的時代。他有雙重的任務：其一，發現少數有意義的事實，使其變成歷史事實；其二，將許多不重要的事實當成非歷史事實而加以拋棄。然而，這正好跟19世紀的異端學說相反。該異端學說主張，歷史由最大數量毋庸置疑的客觀事實之彙編所組成。任何屈服此一異端學說的人，要嘛就放棄歷史研究這個壞差事，開始從事集郵或其他形式的古物研究，要嘛就是終老於精神病院。過去的百年間，正是這種異端學說，對現代的歷史學家有如此醒目的影響，其在德國、不列顛和美國，創造出一大批不斷增加的枯燥無味的事實性史著、極度專業化的專論，還有想要成為歷史學家的人們，而這些人對愈來愈小範圍的事，知道得愈來愈多，終而了無痕跡地沉入了事實的海洋。我猜想，正是這種異端學說——而非該對自由主義或天主教忠誠之間的所謂衝突——使得作為歷史學家的阿克頓感到挫敗。他在一篇早期的論文裡，談到他的老師德林格爾（Döllinger） ：「他不用有缺點的材料來寫作，然對他而言，材料卻始終是有缺點的」。 誠然，阿克頓在此是預先為自己，也為那個奇怪現象作了裁斷：很多人認為這位歷史學家，是這所大學有史以來最卓越的欽定近代史教授——卻不曾寫出任何的史著。而阿克頓哀悼說，強加在歷史學家身上的要求，「揚言要迫使他從文人，轉變成百科全書的編纂者」的時候，他在身後不久出版表的《劍橋近代史》第一冊的入門短箋裡，可說為自己寫下了墓誌銘。 這裡出了一些毛病。不對勁之處就在於，相信孜孜不倦、無窮盡地積累鐵的事實是歷史的基礎，相信事實可以為自己說話，還有事實永不嫌多。在當時這類信念顯得如此理所當然，以致於後來很少歷史學家覺得有必要——今日，還是有一些歷史學家覺得沒有必要——問自己這個問題：「何謂歷史？」
　　19世紀的事實崇拜（fetishism），因文獻崇拜而更徹底、更有正當理由。文獻就是事實這座神殿裡的約櫃（Ark of the Covenant）。恭敬的歷史學家低著頭著手處理它們，以敬畏的聲調談論它們。祇要是文獻所言，那就是對的。不過，當我們開始認真思索時，這些文獻——法令、條約、地租帳簿、藍皮書、公務函件、私人信函和日記——告訴了我們什麼呢？文獻能告訴我們的，都沒有超出文獻作者所想到的東西——他認為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認為應該發生或會發生什麼事情，或者，也許祇是他希望別人認為他怎麼想，甚至祇是他自認為他是在想什麼。所有這一切都沒有意義，除非歷史學家對在作研究、作譯解。事實，不論是否在文獻裡發現，在歷史學家能夠作任何使用之前，他還是必須加以處理：倘若我能那樣說的話，那麼歷史學家對事實所作的使用，就是不斷加工的過程（the processing process）。
　　讓我舉一個我碰巧相當清楚的例子來說明我想要說的話。1929年，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外交部長高斯塔夫．史崔哲曼（Gustav Stresemann） 過世之後，留下了一大批——滿滿三百箱——官方、半官方和私人的文件，這些文件幾乎都跟他6年外交部長一職有關。他親友當然認為，應該立一座石碑來紀念這麼偉大的人物。他忠實的秘書伯恩哈特（Bernhardt）就開始工作；而3年內，就出版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史崔哲曼的遺稿》（Stresemanns Vermächtnis），其內容選自三百箱的文獻，共計三大冊，每冊大約六百頁。在一般的情況下，這些文獻會在某個地下室或閣樓裡發霉腐朽，永遠不復存在；或者，百年後，也許有個好學的學者偶然看到這些文獻，打算拿它們跟伯恩哈特的版本作比較。後來發生的事則戲劇性得多了。1945年，這些文獻落到英國和美國政府的手裡，它們拍了很多照，而且把照相複印本交給倫敦的國家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和華盛頓的國家檔案及文件總署（National Archives）的學者作處理。倘若我們有足夠的耐性和好奇心，就可以發現伯恩哈特到底怎樣作選編。他做的選編，既非罕見，亦不驚人。史崔哲曼過世的時候，他對西方的政策似乎有許多出色成績——羅加諾（Locarno）公約、 德國獲准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道斯與楊格計劃（Dawes and Young plans） 和美國貸款、協約國聯軍從萊茵地區撤軍。這似乎是史崔哲曼外交政策最重要且有收獲的部分；伯恩哈特的文獻選集當然應該特別表現出來。另一方面，史崔哲曼對東方的政策，亦即，他跟蘇聯的關係，似乎一無所獲。既然協商祇產生一些瑣細的結果，大量有關協商的文獻不會引起人們興趣，對史崔哲曼的名聲亦無助益，那麼選擇的過程自該更嚴格一些。事實上，史崔哲曼持續地掛念對蘇關係，而且就他整個外交政策來看，對蘇關係扮演的角色，比起伯恩哈特選集之讀者所臆測的還要大得多。但我覺得，伯恩哈特選集相較於平庸史家暗地信賴的許多文獻集要好得多。
　　我要說的往事，不是在這裡就打住了。伯恩哈特選集出版不久，希特勒便上臺執政。史崔哲曼的名字在德國被逐漸遺忘，而這些選集也就不再流通；其中有大半想必是遭到銷毀了。今日，《史崔哲曼的遺稿》是相當罕見的書籍，但史崔哲曼在西方仍有很高的聲譽。1935年，英國一家出版社發行了一部伯恩哈特作品的節譯本——一部根據伯恩哈特選集所作的選集；大概刪掉了原書的三分之一。著名的德語翻譯家薩頓（Sutton），他的工作作得很出色。他在前言中解釋說：英譯本「稍作刪節，而且僅刪掉英國讀者或學生不大會有興趣的……一些曇花一現的事情」。 這也是極其自然的。不過，後果卻是伯恩哈特選集裡已經呈現得不夠的史崔哲曼對東方的政策，如今就更無足輕重了，而在薩頓的選集裡，蘇聯看起來祇是史崔哲曼以西方為主的外交政策中，一個偶爾出現且相當不受歡迎的闖入者。然而，可以肯定地說，除了少數之外，所有的專家都認為，是薩頓而非伯恩哈特——更不是那些文獻本身——向西方世界呈現了史崔哲曼的真正意見。要是這些文獻在1945年的轟炸中毀壞了，而餘留的伯恩哈特選集也不復存在，那麼薩頓選集的可信賴性和權威性，就永遠不會受到質疑了。因為沒有原稿，歷史學家所樂於接受的許多排版過的文獻集，並不比薩頓選集來得可信。
　　不過，我還想繼續談一下這個往事。讓我們先把伯恩哈特和薩頓擺在一邊，也讓我謝天謝地，要是我們喜歡的話，我們就能夠查閱這位參與過晚近歐洲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重要人士的可靠檔案。這些檔案告訴了我們什麼呢？除了別的事情以外，這些檔案包括了史崔哲曼跟柏林的蘇聯大使幾百次的談話紀錄，以及跟契切林（Chicherin）二十幾次的談話紀錄。這些紀錄有一個共同點：它們著墨最多的是史崔哲曼的談話，顯示他的論據總是提得好又有說服力，而談話對手的部分則往往是稀疏、混亂又不足以令人信服。這是所有外交談話紀錄的常見特色。這些文獻告訴我們的，並非發生什麼事，而是史崔哲曼認為發生了什麼事，或者說，他希望別人認為，甚至是他自認為發生了什麼事。開啟這種選擇過程的，並非薩頓或伯恩哈特，而是史崔哲曼本人。倘若我們有（比如說）契切林關於這些相同談話的紀錄，那麼我們所能知道的有祇是契切林的想法，而真正發生什麼事，還是祇能在歷史學家的腦海裡重建。當然，事實和文獻對歷史學家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要盲目崇拜它們。它們本身不等同於歷史；對於「何謂歷史？」這個煩人的問題，它們本身也未提供現成的答案。
　　在這個點上，我想談一下這個問題：19世紀歷史學家何以對歷史哲學漠不關心。這個術語是伏爾泰（Voltaire） 創造的，而且此後就有不同意義的用法；不過，要是我真要用它，我會用它來表示我們對「何謂歷史？」這個問題的回答。對於西歐的知識分子而言，19世紀是一個充滿自信和樂觀的時期。大體說來，這些事實相當令人滿意的，也因而對於難應付的事實問題，相應地便有缺乏探詢和解答的傾向。蘭克虔誠地相信，祇要他處理好事實，天意（divine providence）就會負責歷史的意義；而布克哈特（Burckhardt） 則帶著更為現代氣息的犬儒主義（cynicism），觀察到「我們沒有傳授到永恆智慧的奧秘」。直到1931年，巴特菲爾德教授顯然還很滿意地指出，「歷史學家對事物的性質，乃至自己學科的性質，很少作反思」。 不過，這個講座的前任講者羅茲博士，討論到溫斯頓．邱吉爾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的《世界的危機》（The World Crisis） ——他那本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書籍——時，相當公正地批評說，儘管它在品評人物、逼真度和生動性方面，堪與托洛斯基（Trotsky）的《俄國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相匹敵，但它在一個方面較為遜色：這本書「背後沒有歷史哲學」。 英國歷史學家不願談，不是因為他們相信，歷史沒有意義，而是因為他們相信，歷史的意義是內含又不解自明的。19世紀的自由主義史觀，與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經濟學說，有某種緊密的親近性；也是一種安詳而又自信的世界觀下的產物。祇要每個人守住他自己的崗位，那隻看不見的手自然會照料普世的和睦。歷史事實本身證明了此一至高無上的事實，亦即，邁向更美好的事物的一種有利又明顯無止境的進步。那是純真的年代，歷史學家在伊甸園（Garden of Eden）裡走著，無須哲學蔽體，赤裸面對歷史之神，也不覺得難堪。從那以後，我們知道了原罪（Sin），也體驗了墮落（Fall）。而今日，妄求摒棄歷史哲學的那些歷史學家，就像一些裸體主義殖民地的成員那樣，徒然又忸怩地想在自己的花園區裡再創建伊甸園。今日，這是個不能再迴避的棘手問題。

第一章 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實

　　「何謂歷史？」為了不要讓人覺得，這是個毫無意義或者多餘的問題，我在本文中要引用兩段分別跟第一版與第二版《劍橋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有關的段落。1896年10月，阿克頓（Acton） 針對他負責編輯的《劍橋近代史》，向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評審員提出了一份報告：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以對最大多數人有用的方式，完整地紀載19世紀即將遺留下來的知識。……藉由審慎的分工，我們應當能做到這一點，也能使每一個人明瞭最新的證據，以及國際研究中最成熟的結論。
我們這...

導論
理查‧伊凡斯*

一

今日，不管用什麼可被接受的角度來看，卡耳（E. H. Carr, 1892-1982）都算不上是一位專業的歷史學家。他沒有歷史學的學位；也從未在任何一所大學的歷史學系任教。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他在劍橋研讀古典研究。他後來坦承，他那時對歷史沒有興趣。 他沒有當今進學術圈的慣用方法的博士學位。1916年，他一畢業便直接進了外交部，往後的20年他一直待在那裡。這段期間，他似乎擁有遠超過當今所容許的大量空暇，而他則把閒暇花在撰寫19世紀俄國作家和思想家的傳記研究。他在1931年發表了一本討論《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的書籍，1933年發表了一本關於赫爾岑（Aleksandr Herzen） 及其交友圈（《浪漫的流亡》[The Romantic Exile]）的論著，1937年則發表了一部《巴枯寧》（Michael Bakunin）的傳記。他也開始撰寫有關當代外交的書評和文章。1936年，他辭去外交部工作而接受威爾斯亞伯理斯威斯（Aberystwyth）大學的一個職位之時，職銜是國際關係學教授，而不是歷史學教授。
在此一頭銜下，卡耳因許多簡短但有影響力的對外政策作品而馳名於世，最著名的或許是發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20年的危機，1919-1939》（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然而，就像他任職外交部時花了愈來愈多的時間來寫書那樣，如今受聘於亞伯理斯威斯大學之時，他也花了愈來愈多的時間從事於新聞工作。1941年，他成為《泰唔士報》（The Times）的助理編輯，而且為該報刊撰寫了很多的社論，直到1946年離職為止。他全職地受雇於一份全國性報刊的這一事實，可能使他不受亞伯理斯威斯雇主的喜愛，不過，正因為他的個人活動，他最後被迫辭去了他的大學職位。在一段時間以自由撰稿的新聞工作者、演講人和廣播人維生之後，他在1953年獲得牛津大學巴里奧（Balliol）學院的政治學教職，其後在1955年移動到他的最後一站，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資深研究員的職位，而他便待在那裡直到1982年以90歲高齡過世。
因此，卡耳著手處理歷史的角度，是他為外交部和全國性報刊工作的人生。這些影響與經驗，強烈地塑造著他對歷史以及該如何研究歷史的看法。他來到歷史這個主題，在他的人生裡，相對上來說是晚了。他開始從事他唯一的大部頭歷史作品《蘇俄史》（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的時候，他50歲了，該書於1950年至1978年之間，以14卷發行；而到了他開始撰寫《何謂歷史？》的時候，他早就過了退休之齡。他後來宣稱，他對歷史的興趣，起因於他在1917年作為英國外交部下級職員時，從遠處觀察過的俄國革命。不過，這一興趣蟄伏了很多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後被重新喚醒了；雖說比多數人更徹底、更長久，他當時就像英國許多其他人那樣，因為1941年6月蘇聯作為英國的同盟國參戰，於是轉而讚賞——而且如痴如迷於——那個國家。
一如卡耳所言，他著手《蘇俄史》的時候，面對了諸如「因果關係與偶然性、自由意志與決定論、個人與社會、主觀性與客觀性」之類的重要問題，這些問題對他而言，是一個新的智力工作領域。學生時代，劍橋「一位相當不出色的古典學教師」教導他說，希羅多德（Herodotus）對波斯戰爭的敘述，受到他對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之態度的形塑，因為他寫作的時候，該戰爭正進行中。卡耳很多年後寫道，「這是一個迷人的啟示，讓我第一次了解到歷史是怎麼回事。」 當卡耳研究和撰寫蘇俄論著時，接受了此一洞識，而他在1950年代的期間為《泰唔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撰寫的一系列文章裡，試圖解決他的課題所提出的理論性問題。這些理論性問題中的第一個，便是客觀性的問題。這對於他在看待下述的事實時尤其重要：1950年，當他出版《蘇俄史》第1卷的時候，共產主義者與西方的冷戰戰士之間，對蘇聯的輿論是完全的兩極化；共產主義者無法忍受對蘇聯的批評，而且把它的發展中的每一件事物，描述成合乎情理又不可避免；而西方的冷戰戰士，則視共產主義為對人權和民主價值的一種威脅，不亞於先前納粹主義造成的猛烈情況，而且嚴厲批評蘇聯的發展是一種災難性的偏差。
卡耳的《蘇俄史》是一部先驅之作，嘗試從可取得的原始資料，詳細地重建1917年至1933年之間俄國所發生的事情。它也認真地嘗試在冷戰論戰的兩極之間，引導出一個方向，並且發表一種可被視為是學術性而又客觀的敘述。不過，在這樣的情勢下，該怎樣界定客觀性呢？1950年，當他偉大不朽之作品的第1卷發行時，卡耳大膽地表明：「客觀的歷史並不存在！」同時，他卻在《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第一篇文章裡爭辯說，嘗試實現客觀的歷史，當然不是徒勞的進取心；他寫道，「堅稱說易犯錯的人類，太過於身陷在時空環境之中，而無法獲得絕對的真理，跟否認真理的存在，並不是同一回事；這一類的否認，摧毀了任何可能的評判標準，也使得任何的歷史研究取向，無從分辨真偽。」很清楚地，此一觀點是不能讓人滿意的。因此，卡耳選擇了一種立場，「此一立場有可能堅持客觀真理的存在，同時又堅持歷史學家本身或歷史學家流派本身，至多祇能期望實現一種隱約又部分近似的客觀真理。」
然而，此一問題不是那樣就能輕易解決。傑出的外交史家古齊（G. P. Gooch） 的《19世紀的歷史學和歷史學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最早出版於1913年，40年後加了一篇新的前言，重新作了發行。卡耳在一篇述評中，指出該書「對於確定事實的可能性，以及一度獲得確定之事實對人類的價值，有始終不渝的信心。」這一類的信心，是古齊在19世紀德國歷史主義傳統的學者蘭克（Leopold von Ranke） 訓練下的產物，在該傳統中，歷史學家被教導要「如其實地」（as it really was）描繪過去。卡耳還繼續說道，1952年的古齊，

知道過去40年，世界改變了很多，也知道這種對歷史事實之優越地位與可取之處的無比信心，現代的人再也不可能接受了。……人們不再質疑說，我們對歷史事實的探究，以及我們對發現的那些事實作鑑別，必然受到——或許是無意識的——指導探究之信條和假定的控制。「事實」是不偏不倚的，還有進步就在於發現事實、從事實中學習教訓，這樣的信念正是理性主義、自由主義世界觀的產物，而今日，我們無法像比我們更幸運的19世紀前輩那樣，如此輕易地將其視之為當然。

然而，卡耳同時也承認，蘇聯史達林（Stalin）政權對於歷史的扭曲，以及對文件的刪改破壞和歷史紀錄的造假，意謂知的自由之重要性更甚於以往。
幾個月後，卡耳回到這篇文章裡明顯未能解決的不安，試著使他的思考往前邁個幾步。歷史學家與事實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1953年6月，他在另一篇登在《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文章中，問道：

過去與現在之間有一條雙向道，現在受到過去的形塑，然而，又不斷地重新創造了過去。如果歷史學家製作了歷史，那麼歷史造就了歷史學家亦為真。……在客觀決定論的危險與主觀相對性無底深坑之間的鮮明分界線上，侷促地保持平衡的當今歷史哲學家，察覺到思想與行動是解不開地纏繞在一起，也察覺到歷史的因果關係性質，正如科學的因果關係性質那樣，看來似乎愈是躲避他的掌握，他愈是斷然地想解決它。當今的歷史哲學家是從事於提出問題，而非回答問題。

這些觀點有一些在《何謂歷史？》裡重新露面。不過，卡耳並不是真的相信，歷史學家祇有從事於提出問題，因為他的《蘇俄史》幾乎每一頁都在回答問題。因此，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1960年，在歷史教科書裡國族主義偏見的討論中，他在客觀性的問題上作了另一個嘗試。在此，他的心思更加弔詭：

歷史讓人棘手的地方在於，偏見在歷史之中——甚至在最好的史著之中——似乎都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要素。實際的情況是，事實不像常言所說的，「為自己說話」，就算它們「為自己說話」，也是歷史學家決定事實該說些什麼——他完全不許它們自主說話。而相當盡責之歷史學家——相當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的歷史學家——的決定，會受到某一觀點的控制，而所謂的觀點，別人可能會稱之為偏見。這麼說不全然是冷嘲熱諷：最好的歷史學家，就是有最好偏見的歷史學家——所有的歷史學家皆有偏見。

由卡耳的觀點看來，在這種情形下，最好的偏見是國際偏見，而非國家偏見，這意謂著，放棄將歷史書寫當成一種愛國主義的舉動，就像德國歷史學家在討論凡爾賽合約及其後果那樣，也意謂著，從國際體系的觀點，看待德國最近的過去，以及自1919年以降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對此，「偏見」是否真的為適切的字眼，卻勢必受到質疑。實際上，卡耳似乎是說，最近幾年，德國歷史學家比較沒有偏見了，因為他們考察國家往事時，開始跳脫他們國家的狹隘民族利益。卡耳總結道，「吾人或可理所當然地要求歷史學家說，他應該走在時代的進步運動之前頭，不要跟不上了。」 然而，誰又能說什麼是進步，而什麼不是呢？在此，卡耳似乎也未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解決客觀性的問題。一方面，他覺得，在冷戰論戰之中客觀性遭受到威脅，另一方面，他則相信，就該詞的任何傳統意義而言，客觀性是一個不可能的抱負，沒有歷史學家能夠理所當然地希望實現的抱負；無疑地，他在兩者之間不知如何是好。1960年代的肇端，卡耳努力在《何謂歷史？》中把這幾股思想全部兜攏在一起時，他思維之中的這些不安，就以相當不同的方式顯露出來了。

二

卡耳在發表於1945年的一篇評論中寫道，「要是歷史沒有意義，它就不值得撰述或閱讀。」在他的觀點之中，挑戰「此一預設：重要的歷史解釋是在歷史人物（dramatis personae）的自覺意圖和深謀遠慮之中找到」，乃是至關重要的。 但歷史的意義從何而來呢？在這一點上，卡耳在跟觀念哲學家暨觀念史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 的漫長論戰之期間，發展了他的觀念。柏林是跟他有密切交誼的一個朋友，因為兩人相互稱對方的名字，以當時的標準是異乎尋常的。這兩人對俄國文學與思想，都有淵博知識和興趣。兩人的政治思維，皆受到英國自由主義傳統的深刻影響。但對於蘇聯的看法，他們則分道揚鑣。儘管卡耳對俄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很多方面，並非不加批判，然而，他因為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希特勒對抗而產生的同情，則從未完全喪失。另一方面，作為來自蘇聯的避難者，柏林並沒有這類的同情心。1950年代這段期間，柏林在大西洋兩岸，成為鼓吹自由主義、「西方」價值，以及對抗共產主義理論與意識形態的一位主要代言人。
1950年，柏林在評述卡耳《蘇俄史》第1卷的時候，清清楚楚表明他不贊同其方法和要點。卡耳在該書的前言中寫道，他的意圖「不是撰寫革命事件的歷史，……而是撰寫從革命事件中浮現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的歷史。」因此，該書意欲提供的，「不是對該書所涉及之時期的事件作詳盡記載，而是分析那些形塑主要發展路線的事件。」 那麼，舉例來說，他以幾個主題，鉅細靡遺地追溯布爾什維克思想在1917年之前的發展，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那時的俄國，幾乎是沒有任何政治的重要性，但因為這種思想在塑造布爾什維克掌權之後付諸實施的政策上有其決定性。另一方面，他並未描述革命事件、布爾什維克之外的失敗方案，或殘暴的內戰衝突。
對卡耳而言，從任職外交部多年之官吏的視角來寫作，重要的是打造國家的過程和國家政策的塑造。而且就像很多公務員那樣，他對於國家產生的文件、表面的政策、憲法和紙上的法規，深信不疑。一如卡耳的傳記作者強納森‧漢斯蘭（Jonathan Haslam）所指出的，他作為外交官的經驗，「削弱了這樣的體認——任何情勢都有各種可能的結果；一旦有事件發生，不論是好是壞，外交官祇能接受它，然後繼續努力前進」。而外交官的經驗「強化了他對統治者，而非被統治者的認同，……在撰寫《蘇俄史》時，卡耳下意識地將他早期對英國統治階級的認同，變換成對蘇聯統治階層的認同」。
柏林覺得這種作法基本上會引起異議的，他在書評裡抱怨說，卡耳「把歷史看做是，受到無法阻擋之定律所支配的一種事件的推移」。卡耳似乎認為，歷史學家的主要任務在於，使人清楚了解這些定律是什麼，它們怎麼運作，「甚至於不用在背景上簡略提及，曾經把深切的希望與恐懼集中在沒有實現的可能性，更不用提及過程的受難者和傷亡人數。」因此，柏林指控說，

卡耳通過勝利者的眼睛來看歷史；對他而言，失敗者幾乎是沒有資格作證的。……歷史書寫的無私、客觀真理和不偏不倚之公正，是歐洲自由主義傳統根深柢固的理想。如果卡耳先生其餘的卷冊，也跟第一冊一樣令人印象深刻，那麼在我們的時代，它們會對那樣的理想構成極大的挑戰。

因此，對柏林而言，卡耳的歷史研究取向絕不客觀。卡耳大概認為，倘若他真有偏見的話，那麼也是最合適的偏見。柏林顯然是不同意的。
1953年，柏林詳述了他的史觀，以更含蓄的方式繼續他對卡耳的抨擊。他的傳記作者麥可‧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將柏林那年在倫敦政經學院孔德（Auguste Comte）講座上發表的內容，描述為「他最根本之信念的一篇令人難忘的聲明」。該講座的內容作了擴充，後來以《歷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之書名出版。柏林在演講中爭論說，人類的道德抉擇能力是獨特的，使其相對不受非人之力量的控制，而在柏林看來，像卡耳這樣的歷史學家，是錯誤地將非人之力量視為決定人類行為的力量。當然，柏林承認，這類的力量在特定的情勢下，的確抑制了人類的迴旋餘地。歷史學家的職責在於，弄懂那樣的迴旋餘地是什麼，辨識個人最終採取的行動過程之外，還有什麼其他可能的過程，而且據以評斷其行為。如同卡耳那樣，堅持過去已發生之事的必然性，也就是為我們自己當前的行動推卸道德責任。
卡耳不是對這類批評示弱的人。在《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一篇關於該演講的評述中，他堅持說，「歷史學家本身的明確功能，不在於評判，而是在於解釋」。就像柏林實際上也承認，歷史學家總是在過去之中，找尋意義和模式。

編年史作家心滿意足地說，「事情一件接著另一件」；而使歷史學家為人稱道的則是「事情一件導致了另一件」的見解。其次，儘管歷史事件當然受到個人意志——不論是「大人物」或凡夫俗子的個人意志——的推動，但歷史學家勢必進到個人意志的背後，探究使得個人願意作出其所為的原因，也勢必研究能夠解釋個別行為的「因素」或「力量」。第三，儘管歷史不會重演，但它呈現一定的規律性，允許一定的通則，能夠充當未來行動的引導。

這些論證，正是卡耳在《何謂歷史？》的若干段落中，對柏林之觀點作抨擊的理由。
偉大的劍橋歷史學家崔維廉（G. M. Trevelyan） ，以他極為成功的《英國社會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之收益，以及他相當多的私人財富，創設了崔維廉基金。1961年，崔維廉基金的管理人要求卡耳接著羅茲（A. L. Rowse） 的開幕系列演講之後，擔任第二回的崔維廉講座時，他們希望建立一種傳統，亦即按照慣例，崔維廉講座的講者，是一位劍橋歷史系以外的人物，但又跟劍橋有一些過去或現在的關連。卡耳完全適合：他從不曾是劍橋歷史系的一員，不過，他是劍橋大學的畢業生，以及三一學院的院士——不久成為終身院士；在劍橋奇特的分雙叉結構裡，這意謂著他是那個有相當多財富和威望的自治學院之一員，但不是劍橋大學本身的受雇人員。他可以指導研究生，也指導過研究生；他有資格指導大學生，但他不是常態講課的歷史系成員。別的不說，當他承擔崔維廉講座的時候，他年近70歲，早就過了退休年齡。
在要求卡耳擔任講座時，崔維廉基金的管理人希望他能討論蘇聯，那時，歷史系並未教授此一科目，而且歷史系的課程表，絕大多數還是集中在中古時代早期以來的英國史。不過，卡耳有不同的想法。1960年3月，就像他在寫給他的朋友以撒‧多伊徹（Isaac Deutscher） ——史達林和托洛斯基（Trotsky）的傳記作者——的信裡所言，「有相當一段時間，我一直在找尋一個機會，廣泛地對歷史作猛烈的抨擊」，「除此之外，也要回覆波柏（Popper）、以賽亞‧柏林等人關於歷史的愚蠢評論。」 在《何謂歷史？》中，他兌現了他的諾言，甚至做了更多。他在1959年的9月10日到10月11日，從倫敦到舊金山的一趟海上航行期間，開始起草講稿；一年後，從1960年9月27日開始，又重新擬了稿。從1961年1月到3月，這些演講一週接著一週在劍橋開講，在英國廣播公司電台上重播，而且以刪節的形式，刊登在英國廣播公司的週刊雜誌《聽眾》（The Listener）。這些演講比起先前之後的任一回崔維廉講座，可能都更廣泛地受到公眾的注意。
作為一位有很多媒體關係的新聞工作者，卡耳跟英國廣播公司有直接的門路。由於他有清楚的意圖，想確保演講內容得到公眾最大的注意，因而他運用了為報刊撰稿多年所練就的各種技巧，以新聞界的方式撰寫講稿。無疑地，從一開始，這些演講就是針對廣大得多的觀眾，而不是聚集在劍橋米爾巷（Mill Lane）講座廳的那些人。卡耳引入以賽亞‧柏林，不僅因為兩人之間持續的論辯，也因為他知道，聽眾熟悉他的名字。在他們的時代，這兩人在公眾的知識生活中，都是知名的人物。這兩人都是電台經常出現的廣播員。電台是1950年代最受歡迎的廣播媒體，那時尚未被電視超越，而且有些人會爭辯說，電台更適合傳送和討論複雜的論證和觀念的。英國知識界在1960年代的初期，圈子還是相當的小；僅有少數人曾在大學求學過，歷史學界的規模，仍舊小到大部分歷史學家因有私人關係而彼此認識；而媒體——包括《泰唔士報》、英國廣播公司第三台（BBC’s Third Programme）和《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學術論辯，仍然受到經過挑選的一群公眾人物的把持，柏林和卡耳都屬於這一群體。一位外部的觀察家評論說，「英國知識界的狹隘性、上流階級獲得報紙和期刊篇幅的方便性（的確，報刊也鼓勵有爭議的素材），[以及] 英國學者高度個人的、好辯的本性」，造成的影響乃是賦予英國知識界罕見的一致性，以及對公共論辯的特別偏好。
因此，當卡耳的講座內容在《聽眾》發表的時候，其不可避免地在雜誌的讀者通信欄中，引發了評論。以賽亞‧柏林對於他的劍橋朋友，像發連珠砲似的向他說傷人的話，尤其迅速地作出了回應。柏林聲稱，卡耳在演講中關於他的表述失實。他沒說過，決定論是錯誤的；他祇是說，以非人之力量來為人的作為負責，是一種謬論。他也未爭辯說，探究人類行動的原因是錯誤的，而卡耳毫不懷疑地在演講中誇張地用這一論點來描述他的立場。 卡耳引用了《歷史的必然性》作為回應，大意是說，假使柏林認為，決定論跟個人責任是不相容的，那麼他必然相信決定論是錯誤的。況且，假使柏林認為，不對過去的個人作道德褒貶是錯的，那麼他必然認為對他們作道德評判是對的。
柏林對卡耳回覆，重複指控說關於他的表述失實。同時，他重申他的觀點，決定論的論證是不具說服力的：

決定論主張說，個人（或者說，實際上任何）的行動，早晚會完全受到可辨認之原因的控制，此一見解與對於個人責任所具有的信心並不相容。……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否認說，人在大半不是自己選擇的情況中，擁有一種有限度的個人行動自由。

最後這句話，把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柏林和卡耳在1930年代的傳記研究主題——的一句著名格言，靈巧地改述成相同的旨意。 事實上，那祇是柏林在《歷史的必然性》中所說過的話而已。卡耳在這個點上努力證明他對柏林的曲解是正當的時候，覺得自己陷入了窘境，而在一封1961年6月27日寫給朋友的私人信函裡，不得不承認，他「大概誇大了我的論據」，或許由於冷戰戰士對其《蘇俄史》的抨擊，他對作品遭到粗糙決定論的指控多心了。雖然如此，他堅持說，柏林的論證仍然傾向於否認決定論的有效性，宣稱對歷史作道德評判的必要性。 柏林的回應是說，他祇承認，對歷史學家而言，道德評判是可允許的；他並未聲稱，那是一種本分。 這兩人的立場，似乎逐漸趨於一致。
然而，柏林並未停止他對卡耳的抨擊。在另一封寫於1961年7月3日的私人信函中，他暗示說，大部分的歷史學家真的在從事道德評判。他引用卡耳對列寧的敘述作為一個範例——他把列寧描繪成進步的，當然暗含著道德認可，就像他把其他個人描述為反動的，也暗含著道德責備。他要求卡耳在書籍版的講稿中承認，他確信柏林並未表達《何謂歷史？》中聲稱他表達的所有的觀點。不過，卡耳拒絕了，說道出版的流程已進行太多，一切都太遲了。 這為重新開啟更大規模的戰事，開闢了道路。

導論
理查‧伊凡斯*

一

今日，不管用什麼可被接受的角度來看，卡耳（E. H. Carr, 1892-1982）都算不上是一位專業的歷史學家。他沒有歷史學的學位；也從未在任何一所大學的歷史學系任教。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他在劍橋研讀古典研究。他後來坦承，他那時對歷史沒有興趣。 他沒有當今進學術圈的慣用方法的博士學位。1916年，他一畢業便直接進了外交部，往後的20年他一直待在那裡。這段期間，他似乎擁有遠超過當今所容許的大量空暇，而他則把閒暇花在撰寫19世紀俄國作家和思想家的傳記研究。他在1931年發表了一本討論《杜斯妥也夫斯基...

第二版前言

1960年，我寫好我的《何謂歷史？》六講之初稿的時候，西方世界受到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俄國和中國兩個重大革命的重擊，依然步履蹣跚。有著純真的自信和再自然不過之進步信仰的維多利亞時代，已經落在後面很遠了。世界是一個混亂、甚至險惡的地方。雖然如此，開始有跡象顯示，我們正開始從我們的某些動盪中浮現。廣泛預料，會隨二次大戰結束而來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並未出現。我們幾乎沒有留意到，大英帝國安靜地解散了。匈牙利和蘇伊士運河的危機，獲得克服，或者說，被淡忘了。蘇聯的去史達林化（de-Stalinization）和美國的去麥卡錫化（de-McCarthyization），是值得讚賞的進步。德國和日本已從1945年的廢墟中快速復原，經濟有了出色的進展。戴高樂（De Gaulle）統治下的法國恢復了國勢。在美國，艾森豪時期的陰影接近尾聲；充滿希望的甘廼迪時代正要揭幕。事故頻繁的地方——南非、愛爾蘭、越南——問題還不迫切。全世界的股市交易急速發展。
無論如何，這些情況為樂觀主義的言辭和對未來的信仰，提供了某種表面上的正當性，也因為這一緣故，我的演講以1961年作為結尾。往後的20年，讓這些希望落空，也讓這種自滿受挫。冷戰以更強的強度重新開啟，隨之而來的是核子滅絕的威脅。遲來的經濟危機開始展開復仇，蹂躪著工業國家，將失業的積弊散布到整個西方社會。現在幾乎沒有國家能免於暴力及恐怖主義的敵對。中東產油國的反抗，轉變成對西方工業國家不利的力量。在國際事務上，「第三世界」已經從消極的因數，轉變為積極而又令人不安的因數。在這些情況下，任何樂觀言辭似乎都是荒謬的。災禍的預言家大獲全勝。灑狗血的作家和新聞記者勤勉描繪的大難臨頭畫面，透過媒體的傳播，滲入了每天講話的語彙。幾個世紀以來，世界末日的預言似乎不曾如此應驗。
然而，就在這一刻，常識喚起了兩個重要的保留意見。首先，雖然未來無望的診斷，據稱有無法反駁之事實作基礎，但它是一種抽象的理論建構。絕大多數的人，完全不相信那樣的診斷；而他們的行為，清楚表達出對此的不信。人們做愛、受孕，滿懷摯愛地生養小孩。於公於私，為了提升下一代的福祉，十分關心健康狀況和教育。新的能源來源，不斷地勘探出來。新的發明提升了生產效率。大批的「零星儲戶」投資了國家儲蓄公債、房屋建築協會，以及單位信託。對於國家建築文物和藝術文物保存，展現出造福未來世代的普及熱情。我想下結論說，提前滅絕的信仰局限於一群滿腹牢騷的知識分子，他們應為當前眾所周知的狀況負最大的責任。
這些全體災禍之預言的地理源頭，主要地——我想說，專門地——來自西歐及其海外旁系。我的第二點保留意見，與此有關。這並不會讓人意外。五個世紀以來，這些國家曾毫無疑問是世界主人。他們能夠似有道理地宣稱說，他們在野蠻黑暗的外部世界之中代表了文明之光。一個逐漸挑戰和摒棄這種宣稱的時代，非得引起災禍不可。發覺英國是騷亂的集中點、深刻悲觀思想的所在地，也同樣不會令人訝異；因為沒有別的地方，19世紀的輝煌與20世紀的乏味、19世紀的至高無上與20世紀的自卑，形成如此醒目而又如此痛苦的對比。這種心態已遍佈西歐以及——或許在較小程度上——北美。所有這些國家都積極地參與了19世紀的大擴張主義時代。不過，我沒有理由相信，這種心態普遍存在於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方面，無法克服的溝通障礙豎立起來了，而另一方面，絡繹不絕的冷戰宣傳，使得任何對蘇聯情勢的合理評估，困難重重。不過，沒有人能相信，在絕大多數人口必定意識到，不論當前他們有什麼抱怨，情況遠比25年、50年、或100年前要來得好的國家裡，會普遍對未來的絕望。在亞洲，日本和中國都以不同的方式，進到向前看的位置。在中東和非洲，甚至目前動亂狀態的地區，新興國家艱難地朝向未來，無論如何盲目，它們也相信未來。
我的結論是，當前這波懷疑論和絕望的浪潮，祇看到未來的毀滅和衰退，把一切進步的信仰，或者，人類的任何進步信仰，或任何進一步進展的期望，都摒之為荒謬，這是某種形式的菁英主義；是那些在安全和特權上已被經濟危機侵蝕殆盡之菁英社會集團的產物，也是那些往昔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支配遭遇重大挫折之中間國家的產物。這種趨向的主要旗手是知識分子，也即他們所服務的掌權社會集團之理念的信差（「社會的理念，就是其統治階級的理念」）。這裡談到的某些知識分子，其出身背景也許隸屬於其他的社會集團，但這無關緊要；因為，一旦成為知識分子，他們就被自動同化為智識菁英。根據定義，知識分子構成了一種菁英集團。
然而，在當前脈絡裡更重要的是，社會裡頭的所有集團，不論多麼有凝聚力（而歷史學家經常有正當理由把這些團體看做如此），都會產生許多的怪人或異議分子。這在知識分子中尤其有可能發生。我並非指知識分子之間在社會主要預想的共同接受之基礎上所進行的習見爭論，而是指對這些預想的挑戰。在西方的民主社會裡，祇要這類的挑戰局限於少數的異議分子，是會受到容忍的，而提出挑戰的人，不愁沒有讀者和聽眾。憤世嫉俗的人會說，他們受到容忍，因為他們人數不多，影響力也沒有大到有危害。40幾年來，我貼著「知識分子」的標籤；而晚近幾年，我逐漸自視為是思想的異議分子，也被視為是思想的異議分子。手邊就有一則解釋。我必定是極少數依然在寫作，雖不是成長於充滿信心和樂觀的偉大維多利亞時代的顛峰時刻，但仍受到其餘暉映照的一位知識分子。即使到今日，我都很難相信，世界已處於永恆的、無法挽回的衰落之中。在以下的篇幅裡，我試圖讓我自己遠離西方知識分子，尤其是今日英國知識分子當中的流行趨勢，以表明我如何且為何會認為他們走錯了路，同時，我要提出一種對未來的主張，這種主張即令不是樂觀的展望，無論如何，也是一種較明智、更平衡的展望。

E. H.卡耳

來自卡耳的檔案：《何謂歷史？》第二版的筆記
R. W. 戴維斯

卡耳在1982年11月辭世前的最後幾年，正起草著一個近乎全新版本的《何謂歷史？》。1961年第一版發行以來20年過去了，而這20年的特徵乃是人類進步遭到頓挫，卡耳並未因頓挫而氣餒，他在前言中表示，新作的意圖在於「提出一種對未來的主張，這種主張即令不是樂觀的展望，無論如何，也是一種較明智、更平衡的展望。」。
他祇寫完了前言。不過，在卡耳的檔案裡頭，有一個大箱子，裝著半打棕色大頁書寫紙的文件夾，上頭的標題寫著：「歷史—原則；因果關係—決定論—進步；文學與藝術；革命與暴力的理論；俄國革命；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馬克思主義的未來」，另外還有一個塞滿跟1961年版有關之書評和信件的封袋。他在完成這個第二版之前，顯然有意要作更多的研究。文件夾裡有許多他還未作摘錄的著作書名和文章篇名。不過，文件夾裡也有部分已經處理過的資料：作了記號的抽印本和從學報撕下的文章，以及少量大小不一的紙片上的很多手寫簡短備忘錄。跟以撒‧多伊徹、以賽亞‧柏林、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 及其他人之間有關歷史哲學與歷史學方法論的往返信函，也放在文件夾裡，顯然有意將它們運用在這一新的版本。偶有打字的或手寫的短箋，顯然是句子或段落的初稿。沒有新版本的規劃方案，不過，一則簡短備忘錄寫著：

歷史學的紊亂狀態
統計學的襲擊
心理學
結構主義
文學的紊亂狀態
語言學
烏托邦等等
[還有一小張紙片寫著：
「最後一章
烏托邦
歷史的意義」]

根據現有證據來看，卡耳打算撰寫新的章節，以便處理第一版裡忽略或探討不足的論題；也打算擴充《何謂歷史？》裡的現有章節，以便回應批評家，同時用另外的材料，闡明、間或修訂他的論證。有時，討論我們當前不滿的一本嶄新的書，以及我們該力爭獲得的世界，似乎艱難地從他廣泛的摘錄和簡短備忘錄中浮現出來。當然，他打算提供的最後一章或幾章，或許是全面改寫過的第六講「打開眼界」，將會比他先前的任何著述，更直接貼近當前的政治關懷，能夠呈現他自己對歷史意義的看法以及他對未來的展望。
根據現有證據來看，卡耳看不出有理由要修訂他在前兩講「歷史學家和他的事實」及「歷史學家和社會」中的論證。關於經驗主義的歷史事實研究法，他引述傑出的海軍史家羅斯吉爾（Roskill），作為錯誤主張的一個例證，因為他稱讚「歷史學家的現代學派」，而這些人「認為他們的功能僅僅在於帶著極為精確和公正，去收集和紀錄他們時代的事實」。對卡耳而言，這類的歷史學家，要是真的言行一致，就會像阿根廷小說家波赫士（Borges）的短篇小說（〈博聞強記的富內斯〉[Funes the Memorious]）中的男主角，從不曾遺忘任何他看過、聽過或體驗過的事物，不過，卻也承認，結果「我的記憶庫是一個垃圾箱」。富內斯（Funes）「不會進行思考」，因為「思考就是要忘掉事物的差異，就是要善於進行概括和抽象化」。 卡耳將歷史中的經驗主義和社會科學，界定且摒棄為「這樣的信念：應用一些科學的、免於價值判斷的方法，所有的問題都能夠得到解決，亦即，有一種客觀又正確的解決方法和達成它的方式——被信以為真的科學預設，轉變為社會科學」。卡耳指出，經驗主義歷史學家之護身符的蘭克，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描述了一系列的事件、社會和制度，而不是一種從「此」前進到「彼」的過程，因而被盧卡奇（Lukacs）視為是反歷史的（anti-historical）；盧卡奇寫道，「歷史變成一堆別緻的軼事」。
對於經驗主義的這類猛烈抨擊，卡耳的筆記提供了重要的支撐。吉朋相信，「歷史學家暨哲學家」才能夠寫出最佳的史著，因為他辨別了支配關係體系的那些事實： 他表明他對塔西陀（Tacitus）的感謝，因他是「第一位將哲學科學應用到事實研究的歷史學家」。 維科（Vico）將「確實」（il certo，事實方面正確無誤的事物），跟「真實」（il vero）作了區分；「確實」——良知（coscienza）的對象——就個體而論是特殊的，「真實」——科學（scienza）的對象——是共同的或普遍的。 卡耳認為，「近來，英國相當多的政治著述和歷史著述，貧乏又缺少深度」，乃是由於史學方法的差異，而這樣的差異，「如此不幸地使馬克思有別於英語世界的思想家」：

英語世界的傳統是根深柢固的經驗主義。事實會自己說話。「按照事情的是非曲直」爭論某一特別問題。根據某些秘而不宣、可能還是不自覺的相關標準，隔離出主題、事件、時期，以便從事歷史研究。……馬克思對這一切深惡痛絕；馬克思不是經驗主義者。對馬克思而言，研究部分而不考慮整體，研究事實而不考慮其重要性，研究事件而不考慮原因或後果，研究特別的危機而不考慮一般的情勢，似乎都是無益的舉動。
這樣的史學方法差異，有其歷史根源。英語世界仍舊是如此頑強的經驗主義，並非沒有原因。在穩固確立、沒有人會想去質疑可信度的社會秩序中，經驗主義旨在進行驗修。……這一類的世界，19世紀的英國提供了完美的模型。不過，在所有的根基都遭到挑戰，而我們在沒有任何指導方針的情況下，掙扎於危機不斷的時代，經驗主義是不足夠的。

無論如何，所謂經驗主義的面紗，旨在隱蔽不自覺的選擇原理。卡耳寫道，「歷史是一種關於什麼構成人類理性的特別概念：每一位歷史學家不論知道與否，都有這一類的概念。」 在《何謂歷史？》裡，卡耳將很多注意力，放在歷史環境和社會環境對於歷史學家的事實選擇及事實詮釋的影響；自從學生時代以來，他就被人文環境的這一方面給吸引住了。他為新版本所作的筆記，進一步舉出歷史知識的相對性來作說明。希羅多德為雅典在波斯戰爭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找到了道德上的正當理由；而波斯戰爭證明，有理智的希臘人必須拓寬其視界，而且也說服希羅多德將他的探討，擴展到更多的民族和地區。 對於游牧生活方式的同情，強烈影響著阿拉伯史觀。阿拉伯人認為，歷史是一個連續不斷或循環的過程，城鎮或綠洲的居民在過程中，遭到沙漠游牧民族的蹂躪，而這些游牧民族定居下來之後，反過來也遭到一波波新游牧民族的蹂躪；對於阿拉伯歷史學家而言，跟蠻族相比，安居的生活導致了削弱文明人的奢侈。相對照之下，在18世紀的英格蘭，吉朋則認為歷史不是循環的，而是一種勝利的進展：套用他名言，「每個時代都不斷地增長著真正的財富、幸福、知識，或許還有人類的美德」。定居的文明存在已久，而吉朋從定居文明的自信統治階級的有利地位，來看待歷史。他認為，歐洲未受到蠻族的侵襲，因為「在他們進行征服之前，必然不再是蠻族」。卡耳評論說，革命的紀元對歷史研究，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什麼也比不上革命所引起的對歷史的興趣」。18世紀英國歷史學家，形成於1688年「光榮革命」勝利的脈絡。「法國啟蒙運動的非歷史觀（a-historical outlook），依仗的就是人性不變的概念」，而法國大革命則漸漸削弱了這種非歷史觀。在這種急遽變化的時代，歷史知識的相對性便受到廣泛的認可。麥考萊（Macaulay）表示「對於1789年、1794年、1804年，以及1834年的革命，抱持完全一樣意見的人，要嘛是受神啟示的預言家，要嘛是倔強的蠢蛋」，那時他僅僅是對他同時代的人，陳述眾所周知的道理。
如果歷史知識有相對性，那麼在何種意義上能夠說客觀歷史存在呢？在《何謂歷史？》裡，卡耳爭辯說，儘管沒有歷史學家能夠聲稱，他自己的價值觀有超出歷史的客觀性，不過，「客觀的」歷史學家可說是「有能力克服社會形勢和歷史形勢對其願景所造成的局限」的歷史學家，而且有「思考未來的能力，如此一來，讓他比起看法完全受到自己當前之處境限制的那些歷史學家，對過去有更深刻、更持久的了解」。幾位《何謂歷史？》的批評家，強烈反對對「客觀性」做這樣的闡述，他們捍衛傳統的觀點，認為客觀的歷史學家，乃是儘管自己有先入之見，但還是在證據的基礎上形成評判的歷史學家。卡耳沒把這一點看做是一種嚴肅的批評。他的《蘇俄史》經常表現出顯著程度的傳統意義上的「客觀性」，亦即，呈現其他歷史學家慣常召喚來證實種種詮釋的證據，而與卡耳對客觀性的詮釋相衝突。不過，他認為這類的盡責，是稱職歷史學家的必要義務；這不意謂著，歷史學家對證據的處理方式，不受他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的影響。
雖然如此，卡耳有點小心翼翼地準備承認，進步發生在歷史研究中，也發生在社會發展中，而歷史知識的進步，跟不斷增加的客觀性有關。在《何謂歷史？》裡，他承認過去兩個世紀歷史學有很大的進展，而且稱讚我們的視界，從菁英的歷史擴展到全世界人民的歷史。舉例來說，談到一代代歷史學家對俾斯麥（Bismarck）成就的評價時，他爭辯說（或同意說），「1920年代的歷史學家，比起1880年代的歷史學家，更接近客觀評判，而今日的歷史學家，比起1920年代的歷史學家又更接近了」。不過，他隨後修正了這種表面上對於歷史學家客觀性標準中之絕對元素的接受，堅持說，「歷史的客觀性不仰賴、也無法仰賴存在於此時此地的某些固定不動的評判標準，僅能仰賴儲存於未來、隨歷史進展過程逐步形成的標準。」他完成《何謂歷史？》之後，歷史的客觀性問題，顯然持續困擾著他。他的筆記中，儘管把「絕對而又不受時間影響的客觀性」，看成是「一種不真實的抽象概念」，但他卻寫道：「根據歷史學家接受的某些客觀性原理或規範，歷史需要對過去的事實加以選擇和整理，這必然包括了詮釋的成分。沒有了詮釋，過去就瓦解成一堆雜亂的、無數孤立又瑣碎的小事，而歷史根本無從撰寫」。
卡耳在《何謂歷史？》中，也從另一個角度，著手處理歷史客觀性的問題（雖說在此一脈絡裡，沒有使用「客觀性」這個詞）。他考察了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在方法上的相似處和差異處。結果相似處大於差異處。自然科學家不再自視為，根據可觀察的事實作歸納，以建立普遍法則，而是通過假說與事實之間的互動，從事於發現。而歷史學就像自然科學那樣，並非涉及了人們有時料想的獨特事件，而是涉及了獨特性與一般性之間的互動。歷史學家致力於通則，誠然，「歷史學家真正感興趣的，不是獨特性，而是在獨特性之中有什麼是普遍的」。
卡耳為了該書的新版本，積累了大量關於科學方法論的筆記。他的思考走向浮現於他的簡短備忘錄，但卡耳並未對它們寫下論證；以下我節選了幾則，但不打算對它們強加我自己的看法（我給每一則引用文作了個別的標號）：

（一）科學真理的形式標準或邏輯標準；波柏相信，「真正的」科學是有別於永恆的理性原則……
孔恩（T. Kuhn）反對一種唯一的科學方法，支持一系列的相對主義方法……
從靜力科學觀到動力科學觀、從形式到功能（或目的）的轉變。
相對主義（沒有唯一的「科學方法」）驅使費耶若本德（Feyerabend）的《反對方法》（Against Method, 1975）全盤拋棄理性主義。

（二）柏拉圖（Plato）的《美諾篇》（Meno），提了這樣的問題：不知我們在找尋什麼，怎麼能夠進行調查（編號為80d 的段落）。
「直到我們依循潛藏我們心中之理念的指引，長期無系統地收集觀察資料充當建材，而且唯有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這些材料的技術配置之後，我們才能夠從更明晰的角度審視該理念，也能夠從建築術的角度，對它作總體的概述。」
康德（Kant），《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 1781），頁 835。
波柏的論題是，未能提出可測試之結論的假說，沒有意義，也站不住腳（自然選擇）。
[參見] 博蘭尼（M. Polanyi），《邂逅》（Encounter），1972年1月
以下段落[也是]取自《邂逅》……
1925年，愛因斯坦（Einstein）對海森堡（Heisenberg）說，「你能觀察到事物與否，取決於你運用的理論。正是理論決定了能夠觀察到什麼」。

（三）[卡耳標明說，出自魏斯科夫（W. F. Weisskopf）的一次演講]
「我們了解這類[山峰]山脈因地殼的構造活動而形成，不過，我們無法解釋，白朗峰為何有我們今日看到的特定輪廓，我們也無法預言下一次爆發時，聖海倫火山的哪一邊會坍塌……」
「不可預知之事件的發生，並不意謂自然定律被違反了。」

（四）史多伊克（D. Struik），《簡明數學史》（Concis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1963）指出了數學的社會根源性。

（五）宇宙因一次大爆炸，而以某種隨機方式開始，且注定要消失到黑洞中的理論，反映了時代的文化悲觀情緒。隨機性是對無知的推崇。

（六）祇要你相信，後天的特性是遺傳的，相信遺傳極為重要的看法就成了進步的。
當這種看法遭到拋棄，相信遺傳的看法就變得反動了。
參見羅森柏格（C. E .Rosenberg），《沒有其他眾神：論科學與美國社會思想》（No other Gods: on Science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1976）[尤其是頁10]中的論證。

根據這些簡短的備忘錄，卡耳顯然已經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科學知識的相對性，比起他先前所提示的還要來得大。時空對於自然科學家的理論和實踐，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在自然科學之中，假說與具體材料之間的相互作用，相當類似於歷史學之中通則與事實之間的相互作用。人們通常認為，科學假說能夠精確預言，但有效的科學假說，不必然擁有精確預言的能力；在一些自然科學中，其相當類似於歷史學家的通則。
在《何謂歷史？》的「歷史中的因果關係」這一講裡，卡耳更緊密地考察歷史通則的性質。歷史學家面對歷史事件的各種不同原因，希圖建立「能確定彼此間關係的某種原因等次」。在為新版本所作的筆記中，卡耳抄寫了孟德斯鳩（Montesquieu）和托克維爾（Tocqueville）的一些採取類似觀點的段落。孟德斯鳩寫道，原因「變得不那麼恣意了，因為其有更一般的效應。因此，我們所知道的賦予民族某種性格之原因，超過賦予個人特定心態之原因，……我們所知道的塑造包括生活方式之社會精神的原因，超過塑造個人性格的原因」。 而論及托克維爾對「古老又一般的原因」與「特殊又晚近的原因」之間所作的區分， 卡耳評論說：「這很合理；一般就等於長時期；歷史學家主要的興趣在長時期」。
對於實作的歷史學家來說，希圖根據長時期、一般或重要的原因，對歷史事件作解釋，立刻引起了此一問題：偶發事件在歷史中的角色。在《何謂歷史？》裡，卡耳承認，偶發事件能夠更動歷史的進程，但也爭辯說，它們不該成為歷史學家的「重要原因的等次」的一部分。一個合乎情理又有歷史意義的解釋，可被應用到其他的歷史情勢，而在這個意義下，1920年代，列寧早逝的這一偶發事件，在蘇聯歷史上扮演一個角色，但並不是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何謂歷史？》出版之後，他進一步開展這個理念，他在筆記中寫道，「歷史實際上從屬於充足的規律性，使其成為一門嚴肅的學科，儘管這些規律性有時會遭到枝節因素的擾亂」。
偶然因素的問題，在偶發事件——個人在歷史中的角色——的那個特殊情況中，證明是特別棘手的。卡耳一再回到這一議題，而他自己關於蘇聯在史達林掌權年代之發展的研究中，該議題自然就顯得凸出。他的文件「歷史中的個人」，將這個問題放在一個大的歷史脈絡。他暗示說，個人崇拜是「一種菁英主義的信條」，因為「個人主義僅僅意謂，以非個人的大眾作背景，襯托出個別的行動者（agent）」。對於自由之個人絕對權利的極端堅持，在知識分子之間得到了廣泛的支持。1920年代和1930年代，這種看法最重要的英國倡議者，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他恰當地稱之為《隨你的意思》（Do As You Will）的作品中聲稱，「人生的目的……乃是我們加入人生裡的目的。我們想稱人生的意義為何都無妨。……人生哲學的大前提，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不可剝奪的權利」。 1930年代，沙特（Sartre）有影響力的《存有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對「自為的」存有與「自在的」存有作了區分；前者是個人的純粹意識、絕對自由和責任，而後者是物質的、客觀的、無意識的世界。在這個階段，沙特有「（他從來不缺的）無政府主義的特點」，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而在1960年，儘管《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號稱，其認定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時代的最終哲學」，不過，事實上，根據卡耳的說法，「他那種存在主義、絕對自由、個性與主觀性，跟馬克思主義是不相符的」。類似地，阿多諾（Adorno）儘管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想要在專家政治和官僚政治的世界，以及封閉哲學體系（黑格爾的唯心論、馬克思的唯物論）的世界中，將聽憑擺佈的個人拯救出來」。而對佛洛伊德（Freud）來說，個人自由不是文明的產物；恰恰相反，文明的後果就是對個人作限制。
個人受到社會的束縛，應該從這些桎梏中解脫出來，此一主張跟同樣存在已久的下述主張，「某些個人的行動，實際上能夠不受社會的束縛」，部分同源，部分相抵觸，而且該主張屢次堅稱，偉人在歷史中的佔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馬韋爾（Andrew Marvell）便使勁地宣稱，克倫威爾（Cromwell）是這種角色：

他掌握了零星役期的軍隊
在一年內就完成了需要多年的工作。

相反地，薩姆爾‧強森（Samuel Johnson）則聲稱：

人心所能承受的何其渺小
但卻可以被國王或法律造就或消除。

不過，卡耳寫道，強森的說法僅是在「負隅頑抗此一信念：國王和法律的確造就和消除了罪惡」。
針對那些宣稱個人意志有決定性角色，不受社會約束或獨立於社會的人，馬克思辯駁說，「把孤立的人當作其出發點」的看法，是「荒謬的」（abgeschmackt）。人「起初是作為一般生物（a generic being）、群居動物而出現的」，其「通過歷史過程使自身具有個人性」；「交換的行為是這種個人性過程（individualization）的一種主要手段（agent）」。 談及米爾頓（Milton）時，麥考萊觀察到，「就比例而論，當人們知道愈多，思考愈多時，他們著眼於個人就愈少，著眼於群體就愈多」。 而托克維爾在1852年表達了相當有代表性的概念，即個別政治人物的行動，由其自身以外的力量所決定：

政治科學在所有的文明民族當中，創造了一般性想法，或者說，至少使一般性想法具體化；而政治人物必須搏鬥的問題，以及他們認為自己所創造的法則，都是從這些一般性想法中形成。政治科學構成了一種思想氣氛，而社會中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呼吸著這種氣氛，也都不知不覺地從中獲得其行動的原則。

托爾斯泰（Tolstoy）不斷地表達下述的極端看法，即個人在歷史中扮演無足輕重的角色：在《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結尾部分的草稿中，他坦率地陳述說，「歷史的要人是其時代的產物，從當前事件與先前事件之間的前後關係中浮現」。 1867年時他的看法已經完全成型：

郡縣議會（zemstvo，俄國地方自治機構）、法院、戰爭，或者沒有戰爭等等，無一不體現了社會組織——（就像蜜蜂那樣的）群體性的組織：任何人都能表現出這一點；事實上最佳的表現，就是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為何這麼做的人——而他們共同勞動的結果，始終是千篇一律的活動，也是動物法則中常見的活動。士兵、皇帝、上層階級的王室高階官員，或者，莊稼漢等等的動物性活動，則是最低形式的活動；而在這種活動中——唯物主義者是對的——是沒有絲毫任意性的。

而30年後，論及波耳戰爭（Boer War）的爆發，他寫道，生「張伯倫們與威廉們」的氣，是徒勞無益的；「歷史正是一連串政客所為的這類行動」，而這類行動源於努力以新的市場來維持少數人不尋常的財富，「然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被繁重的工作壓得透不過氣來」。
卡耳大體上跟馬克思和托克維爾有著共同的態度，他指出，「個人在歷史上有『角色』；從某種意義看來，角色比個人更為重要」。他評述說，雷姆塞‧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的「搖擺不定，與其說是個人性格所致（僅有使他勝任領導職位時性格才有意義），不如說是英國工黨所代表的整個團體，陷於根本兩難的結果」。更常見的看法是，他宣稱，與其打算評價個別政治人物，不如「分析塑造其思維的團體利益和態度」。他寫道，個人腦子的運作方式，「對歷史學家而言，不是很要緊」，而且寧可「多依據下意識的團體情況和態度，少依據有意識的個人行為來看待歷史」。本著這種精神，他揶揄地指出，某本關於希特勒的書籍，「把所有事情歸因於希特勒的人格，以作為開端，而談及威瑪政權的不穩固和無能，以作為結束」。
不過，卡耳並未堅持托爾斯泰的極端立場：作為現役的歷史學家，他的辛勤工作不斷地驅使他回到「克麗歐佩特拉（Cleopatra）的鼻子」。他說道，歷史上偶然因素的問題「依舊使我感到興趣，也感到困惑」，而他在筆記，就像在《何謂歷史？》裡那樣，再次堅持說，儘管列寧之死是由於與歷史無關的原因，但卻影響了歷史的進程。他繼續補充說，「縱使你堅稱，從長遠看，所有的事情或許結果是大同小異的，然而，還是有重要的短程事情，也對許許多多的人有很大的影響」。相較於他在《何謂歷史？》中對於歷史偶然因素的討論，在此，強調的重點有了顯著的轉變。這是他在培里‧安德森對他的訪談中，論及其《蘇俄史》完成的理由時，對列寧和史達林之角色所作的饒有興味之評論的前奏。他堅持說，「列寧要是充分掌握權力，經歷過20和30年代，他便會面臨一模一樣的問題」，也會從事大規模機械化農業的產生、急促的工業化、對市場的控制，以及著手勞動的控制和方針。不過，他會「減低、緩和高壓政治的成分」：

在列寧領導下，轉換過程不見得會全然平順，不過，絕對不會像已發生的事情那樣。列寧不會容忍史達林不斷地肆意竄改記載。……列寧領導下的蘇聯，絕對不會變成——用西里加（Ciliga）的話來說——「漫天大謊的國度」。這些是我的推斷。

在此，卡耳認為蘇聯史之關鍵時期的偶然因素，有實質的作用。這是口頭的聲明，而不是深思熟慮的評判。不過，他在《蘇俄史》裡也以更克制的語言，寫道「史達林的人格，結合了俄國官僚制度原始又殘忍的傳統，給由上而下的革命增添了一種顯著的蠻橫特質」。 大體上，「由上而下的革命」取決於長時期的原因，而這些原因必定成為歷史學家首要考慮的事，不過，推行高壓政治的程度，則是一種歷史的偶發事件。
在卡耳檔案的各式各樣筆記和信件中，他評價了歷史研究的現狀。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是過去60年主要的新趨勢：

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歷史唯物論對於歷史書寫的影響，始終非常強烈。的確，吾人可以這麼說，這段時期所寫的所有嚴肅歷史作品，皆受到其影響的塑造。這種變化的徵候，便是有關經濟因素、社會條件、人口統計學、階級興起與衰落的研究，取代了通常被當成是歷史學之主要論題的戰役、外交伎倆、憲政爭論和政治陰謀——也就是廣義的「政治史」。社會學漸次的流行，乃是相同發展的另一種特徵；有時，歷史學就被看成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

在《何謂歷史？》裡，卡耳已經指出，社會學對歷史學的正面影響，其評論說，「歷史學愈注意社會學，社會學愈注意歷史學，則對兩者愈有利」。在為新版本所作的筆記裡，他更加鄭重地聲明：「社會史是根底。光研究根底是不夠的，會變得單調乏味；或許這就是年鑑學派所遭遇的事。不過，你不能廢棄它。」
儘管承認這些正面的發展，但卡耳堅持說，依據普遍的或流行的趨勢，歷史學和社會科學都陷入了危機。卡耳指出，膚淺的經驗主義「從歷史學躲避到狹隘專業化」（對此他嚴厲地批評為「一種自殘的形式」），而歷史學家則有在方法論中找隱蔽的傾向（他評論說，「『計量』史學使統計資料成為所有歷史探討的材料，而對它的崇拜，或許把歷史唯物論帶到荒謬的地步」）。而伴隨歷史學內部的這種危機而來的，是從歷史學躲避到社會科學，卡耳亦將這種躲避看成是一種保守、甚至是反動的趨勢：

歷史學專注於基本的變遷過程。如果你討厭這些過程，那麼你就該拋棄歷史學，到社會科學裡找隱蔽。今日，人類學、社會學等等蓬勃發展。歷史學生病了。但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也生病了。

他也指出，「當然，社會科學內部也在進行『找隱蔽』——經濟學家在計量經濟學、哲學家在邏輯學和語言學、文學批評家在文體技巧的分析裡找隱蔽」。塔爾科特‧帕深思（Talcott Parsons） 正是社會學家的顯著範例，其「抽象到如此的地步，以致於失去了與歷史學的所有聯繫」。
卡耳十分重視結構主義（或者說，「結構功能論」）。他曾在談話中評論說，至少結構主義者的可取之處在於將過去看成是整體，避免掉過度專業化的缺陷。不過，他相信，結構主義對歷史研究大體上造成有害的影響。他把結構的或「橫向的」研究取向，跟歷史的或「縱向的」研究取向作了比較；前者「根據社會的不同部分或方面，在功能或結構上的相互關係，來對社會作分析」，而後者「根據社會從何而來、從何而去，來對社會作分析」。他暗示說，「每一位明智的歷史學家都會同意，兩種研究取向都是必須的」（一則潦草寫在一張小紙片上的短箋，坦率地評論說「敘事史學與結構史學之間的區別，純屬子虛烏有」）：

不過，能否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和興趣，則有很大的差別。無疑地，這有部分依靠他的稟賦，不過，大多依靠他工作的環境。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絕大部分人都認為，變遷是往壞的方面發展，擔憂變遷，更喜歡祇需要稍加調整即可的「橫向的」看法。

卡耳在別處評論說，「前者的研究取向考察了靜態的情況，在這個意義下，它是保守的，而後者的研究取向則開啟了變遷，在這個意義下，它是基進的」：

不論LS [李維斯陀（Levi-Strauss）] 基於他的目的，引述了多少的馬克思觀點，……我仍懷疑，結構主義是保守時期的時髦哲學。

卡耳的筆記，包括了幾則與李維斯陀有關的短文，特別是《世界報》（Le Monde）上的一則訪談錄，其標題似乎證實了卡耳所懷疑的最糟糕的事情：「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和集權主義的意識形態，祇是歷史的一種詭計」（L'ideologie marxiste, communiste et totalitaire n'est qu'une ruse de l'histoire）。
伴隨卡耳對歷史研究之現狀的廣泛批評，以及整體上負面評價而來的，是正面地主張歷史學門本身的重要性。他宣稱「通史」（general history）有必要性，而這種通史是將法律史、軍事史、人口統計史、文化史以及其他歷史學的分支結合在一起，考察它們之間的相互關連。同樣地，他堅持說，歷史學不僅僅是社會科學的女僕，亦即，為了理論而迎接它們，而且為它們提供材料：

我承認，很多當今的歷史學家是無生氣的，因為他們沒有理論。不過，他們缺乏的理論是歷史理論，不是從外部遞送來的理論。我們需要的是一種雙向道。我不需要告訴你，歷史學家必須向經濟學、人口統計學、軍事等方面的專家學習什麼。不過，如果經濟學家、人口統計學家等等，不在較寬廣的歷史模式裡工作的話，他們也會消亡，而這種模式祇有「全面性的」歷史學家能夠提供。棘手之處在於……歷史理論本質上是關於變遷的理論；我們所生活的社會，想要的或能夠不情願地接受的，祇有穩定的歷史均衡中所附帶的或「專門的」變遷。

不過，卡耳當然相信，歷史學家的看法仰賴他的社會環境；而在1970年代的英國，他無法預料，他的忠告所受到的歡迎，竟不囿限於少數基進或持不同意見的歷史學家：

對現在充滿了惶惑，而對未來失去信心的社會，過去的歷史似乎是一堆無意義的不相關事件。如果我們的社會重新掌握現在，以及其未來的願景，那麼靠著相同的過程，社會也會恢復其對過去的洞察力。

這段話寫於1974年，也就是保守主義的學說，以及對保守主義未來的信心，在英國高漲之前的幾年。自從那時候以來，尤其自卡耳辭世以來，針對未來缺乏信心和伴隨而來的經驗主義，浮現了其他的選擇；而經驗主義是以前在英國歷史學家之間流行的正統觀念。保守派的政客和歷史學家顯著的作為，便是重新讓有愛國心的英國史成為歷史課程的核心，以鼓舞對未來的信心。在休‧湯瑪斯勳爵（Lord Hugh Thomas）的聲援下，教育大臣凱斯‧約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要求學校多注意英國史，少注意世界史一些。艾爾頓教授在他擔任欽定近代史教授的就職演說中，譴責社會科學對劍橋的大學部歷史教學造成有害的影響，而且堅稱，英國史研究應該在歷史文學士榮譽學位考試（tripos）中，佔著主導的地位。英國史將會表明「這個社會藉由不斷的變遷，設法使自身之權力和秩序文明化的方式」；「充斥著錯誤信念和不斷翻新預言之先知的不確定性年代，迫切需要知道其根源」。 這些事情對卡耳而言，似乎是病態社會的徵候，因為這種社會在光榮過去的回憶中尋找安慰，而且這些事情也對歷史學家反映社會流行趨勢的程度，提供了醒目的證明。
卡耳打算讓新版的《何謂歷史？》，從我們時代的社會危機與思想危機這一廣泛脈絡，思考歷史研究的危機。基於這個目的，他建立了一個討論「文學與藝術」的檔案，而在他原先的演講中，並未對此作個別主題的討論。這個檔案包括了討論「文學本身」和「文學批評與藝術批評」的筆記。工作還停留在相當初期的階段。他的論證脈絡乃是，文學與文學批評，就像歷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那樣，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和塑造。在他的筆記中，有兩則鮮明對比的引文，讓人一目了然。儘管歐威爾（Orwell）鄭重聲明 ，「所有的藝術都是宣傳」， 但留下許多討論社會對藝術的影響之筆記的馬克思，卻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讀》（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中警告說，「關於藝術，眾所周知，其某些顛峰時期決不是相對應於社會的普遍發展；因此，亦不相對應於宛如社會組織之架構的物質結構」。
根據卡耳的評估，馬克思有保留的說法，無法應用到20世紀，因為20世紀根本上是帶著悲觀、無所作為和絕望的特點。對卡耳而言，哈代（Hardy）是「某種世界的小說家。那種世界沒有一點意義，根本上是歪斜扭曲，並非出了差錯，能夠得到糾正的世界，而是永恆謬誤和毫無意義的世界——因此，是一種絕對悲觀」。郝斯曼（A. E. Housman）評論說，「除非健康相當不佳，不然我很少寫詩」， 而艾略特（T. S. Eliot）則帶著同情評論說，「我相信，我了解那句話」。卡耳銳利地評論說，「這兩人都寫了『病態的』詩，兩人都不是反叛者」。卡耳筆記中的一系列引文，舉例說明艾略特缺乏希望和悲觀。儘管莎士比亞14行詩的第98首是對4月的頌揚，但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卻視4月為最殘酷的月份。在1920年所寫的〈小老頭〉（Gerontion）裡，艾略特抱怨說，歷史「壓低嗓子，以夙願作哄騙，以虛榮引導我們」。 〈荒原〉把經過倫敦大橋的成群工人，看成是「雖生猶死之人」（dead people），而溫德姆‧路易斯（Wyndham Lewis）則寫道，「半死不活之人」（half-dead people）的滅絕是無關緊要的。 失敗的先知卡夫卡（Kafka），在他的遺囑中，意味深長地要求銷毀他的著述；卡夫卡曾說，我們的世界是上帝的一種「壞情緒」的產物；我們的世界之外，存在「很多的希望——為上帝……卻不是為我們而存在的希望」。 而根據卡耳的說法，甚至連歐威爾，「到頭來跟艾略特抱持一樣的立場，尤其以厭惡下層階級的形式——一種菁英主義的形式——對人類感到絕望」。名稱上有顯著巧合的兩部現代經典，卡瓦菲（Cavafy）的詩〈等待野蠻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和貝克特（Beckett）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兩者都呈現了「無助又盼望著的無所作為」。而受人崇拜的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則被卡耳說成是「一個逃避他不再相信之世界的唯我論者」的作家。
另一組的筆記想把20世紀文學批評置於其社會脈絡。李維斯（F. R. Leavis）「重振了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階級觀，亦即，公正無私的知識分子，成了社會的菁英，且凌駕社會之上」。新的文學批評「始於理查茲（I. A. Richards），其在文學裡的客觀（科學）與主觀（情感）成分之間作了區別」；他的後繼者「想把文學批評家跟科學的觀察者作等同，將客觀標準應用在文本，而忽略了所有語詞派生或脈絡的問題」。對於這些發展，卡耳評論說：

1930年代、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形式主義者，以及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結構主義者，想把文學離析成一種「純粹的」實體（entity），一種限制在語言的限度，而且未受其他實在（reality）玷污的實體。
不過，我們不能把文學批評僅僅紮根於文學，因為批評家本身是在文學之外，而且帶來了其他領域的成分。

至於「語言哲學」（linguistic philosophy，一個錯用的詞語，就像傳統所認為的，它是對哲學的逃避），如同「為藝術而藝術」那樣，對所有的理念都沒有貢獻。 它不適用於倫理學或政治學，也毫不注意歷史學：「甚至連語詞改變自身意義的想法都付之闕如」。
為了反對近幾年普遍的悲觀，卡耳在新版的最後幾章中，打算重申主張說，人類的過去大體上是個進步的故事，也打算表明他對人類的未來有信心。他在《何謂歷史？》裡指出，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者所開創的進步歷史觀，在英國的自信和權勢達到頂點時，獲得了最大的影響。然而，20世紀西方文明的危機，導致很多歷史學家和其他知識分子，拋棄進步的假說。在為新版而作的筆記中，他把進步的年代，區分成三方面：始於1490年的世界擴張；或許自16世紀開始的經濟成長；以及，自1600年以來的知識擴張。意識到世界擴張的伊麗莎白時期，是進步年代燦爛的第一階段。最偉大的輝格派歷史學家麥考萊，把歷史描寫成以國會改革法案（Reform Bill）告終的一種勝利進步。 根據卡耳的筆記，他顯然打算在新版《何謂歷史？》中，提供醫學和其他領域的進一步證據，證明進步基本上依賴且來自於，一代接著一代把已經學到的技能傳送下去。
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歷史即進步的信念，逐漸變得不流行了。墜入絕望深淵，有時是有點不成熟的：「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以《人類最後的日子》（The Last Days of Mankind）這部激動人心的狂曲，頌揚奧匈帝國的崩潰」。但是，對過去的進步抱持懷疑態度，以及對未來的展望抱持悲觀，隨著20世紀的推移，已變得愈有力、愈有自信。波柏在25年前，以「我們時代的歷史：一個樂觀的看法」為題，作了演講，而在1979年的一次演講中，他則評論說，「無獨有偶，我不相信進步」。 對於某些歷史學家而言，進步的理念是一個過時的笑話：理察‧科布（Richard Cobb）論及勒費夫賀（Lefebvre）時，說道「他是一個相信人類進步的非常天真的人」。
卡耳相信人類在過去的進步，也相信「對過去的了解……隨之而來的，是對未來洞察力的提高」。因此，他贊同霍布斯（Hobbes）的說法，「由於有關過去的概念，我們才造就了未來」。 不過，他補充了這一重要評論，「反過來說，也幾乎同樣是正確的」：我們對未來的願景，影響著我們對過去的洞識。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用來總結《希望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的諺語，有其效力：「真正的起源不是在開端，而是在結尾。」
在疑惑又絕望的時代，卡耳認為，作為歷史學家，考察和闡明他自己對現在的了解與未來的願景，對他尤其重要。40年前，他爭辯說，烏托邦和現實是政治科學的兩個重要側面，而「兩者都有一席之地的地方，才會發現健全的政治思想和健全的政治生活」。 其間這些年，他獲得了一絲不苟之現實主義者的名聲。不過，在他辭世的前幾年所準備的簡要回憶錄裡，他評論說：「或許世界是由諷世者（cynics）和空想主義者（Utopians）組成的；前者認為，沒有什麼是有意義的，而後者則在某些高尚又無法檢驗的關於未來的預設基礎上，了解事物的意義。我偏好後者」。卡耳檔案中標題為「希望」的一條簡短筆記，評論道：「烏托邦的功能，乃是使白日夢變得實際。……烏托邦會讓個人利益跟普遍利益調和。真正的烏托邦，是有別於徒然（無明確目標）的樂觀」。
在卡耳的看法裡，兩位英國正統資本主義的偉大研究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卡爾‧馬克思，都把對於社會的深刻洞見，跟潛在的烏托邦作了結合：

撰寫了《現代情感論》（Theory of Modern Sentiments） 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 裡，離析出「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互相交易」傾向，作為人類行動的主要驅動力。
這是一種天才的洞見，不是對人性本身，而是對社會性質的洞見，這種社會性質即將在西歐（和美國）發展；正因如此，該洞見促進了那樣的發展。
馬克思的洞見也是如此，他認為，工人不肯容忍遭受到的剝削時，在工人抗拒的重壓下資本主義會崩潰。
不過，斯密關於看不見之手（invisible hand）的世界的烏托邦，以及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有人想將其實現時，立即會顯露出醜陋面。

早在1933年，卡耳提及，馬克思有「理由可以宣稱，他是19世紀最有遠見的天才，以及歷史上最成功的先知之一」。 他討論「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和未來」的檔案，包括了許多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其重要追隨者的筆記；他顯然打算根據對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審慎評估，作為他自己對現在和未來的評價。在他晚近的幾部著述中，就像他的朋友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那樣，他明確表態說，他相信，「在今日的西方，無產階級——如同馬克思對該術語的用法，意指工廠裡有組織的工人——不是一種革命力量，或許，甚至還是一種反革命的力量」。 他指出，有關無產階級無能執政的懷疑態度，導致「托洛斯基最終再度陷入悲觀」， 而對於無產階級的負面評價，則成為馬庫色悲觀的依據：

《理性與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否定的力量體現在無產階級之中。
對於個人人格從壓抑的社會中解放感到興趣——佛洛伊德。
[在馬庫色的] 《愛欲與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懷疑無產階級創造沒有壓抑之社會的能力。
《蘇維埃馬克思主義》（Soviet Marxism）。蘇聯的歷史表明，俄國的無產階級未能創造出沒有壓迫的社會——由於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失敗而失敗。
《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說明，無產階級已遭到工業社會的吞噬，以致於社會在原則上變得無法改變。
結果是絕對的悲觀——左派理論與現實脫離：「理論與實踐，思想與行動，沒有交會的依據」。

卡耳大致接受這類關於馬克思的批評，不過，他沒有得出如此悲觀的結論。在他自傳性的回憶錄裡，他鄭重聲明：

誠然，除了衰落與式微之外，我無法預見像現存形式的西方社會有任何展望，或許吧，但不見得以戲劇性的崩潰作結束。不過，我相信，我們仍無法猜測其形態的新興勢力和運動，在這裡或其他地方的表面下孕育成長著。那就是我無法檢驗的烏托邦。……我想，我該稱它為「社會主義的」，而在這個意義上，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不過，除了幾句烏托邦雋語之外，馬克思並未界定社會主義的內容；而我也無法界定。

那麼，卡耳本身怎樣評價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和衰亡；他察覺到什麼樣的「新興勢力和運動」呢？在標題為「馬克思主義和歷史」的筆記中，他的草稿給了部分的答案，而該筆記似乎在1970年左右就已撰寫。儘管內容並不完整，發表前當然會作相當程度的修改，但它清楚地傳達了卡耳對現在和未來之看法的精神：

因此，世界的形態在過去50年裡已變得認不出來了。西歐強權先前的殖民地——印度、非洲、印尼——已宣告其完全獨立。拉丁美洲的國家之中，祇有墨西哥和古巴採取革命道路；不過，在其他地方的經濟發展，則指出更完全自主的道路。這段時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乃是蘇聯——前俄羅斯帝國——的崛起，而晚近則是中國登上世界強權和世界重要性的地位。這些變動的後果還在未來，而其所產生的不確定感，與19世紀世界模式的相對穩定和安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新社會當前的願景，正是從這種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的氣氛中誕生。
俄國革命——以及其後的中國革命和古巴革命——公開宣稱以卡爾‧馬克思的教義為依據，這是有最重大意義的事實。馬克思寫作的期間，資本主義體系還在全盛時期，關於19世紀資本主義體系的衰落，他是最強有力的先知。那些試圖挑戰此一體系、為其垮台而歡欣鼓舞的人，訴諸於馬克思的權威，乃是理所當然的事。新社會取代19世紀資本主義的願景，會從馬克思主義汲取靈感，亦是理所當然的事。這些願景有部分必然是烏托邦的；馬克思討論未來社會的著作，內容零星且經常有烏托邦的性質。他的某些預言失效，不然就證明是不能實行，而這已經導致他的追隨者之間的論辯和惶惑。不過，他的分析力量是不容否認的；而人們所能夠勾勒的未來社會圖像，不管多麼帶有推測性，必定都大量注入了馬克思主義概念。
馬克思是生產性的先知，預見了工業化是通往最高生產性形式的道路，也遇見了現代化需運用最發達的技術形式。自《共產主義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以來，他的著作充斥著對資本主義成就的稱頌，稱讚它把生產過程從封建制度的桎梏解放出來，也使得現代技術發展的擴張性經濟，在全世界運轉。不過，馬克思自認為他的分析已說明，以個人私有事業之原理為基礎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由於其巨大的成功而打造出新的桎梏，會使進一步的生產擴張停頓，而且從資產階級資本家手中取走了生產控制，取而代之，由工人本身作某種形式的社會控制。唯有如此才能維持和強化生產性的擴張。關於未來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所描繪的少數圖像之一乃是，在那裡「財富的源泉會更充足地流出」。
在一個眾多人民甚至連現代文明最基本的物質好處亦未享受到的世界裡，這些學說會強烈地影響新社會的人民願景，乃是不足為奇的。這些學說，不是在先進國家，而是在落後的國家裡，發出了其最有說服力的呼籲，也是不足為奇的（儘管與馬克思所期待的恰恰相反）；前者的人民享有過去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偉大成就，因而覺得很難相信，此一體系的潛在性已然枯竭，而在後者，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要嘛還沒出現，要嘛是一種外來的主要壓迫力量。俄國革命發生在一個技術上落後的國家，在那裡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才剛開始；一如列寧所言，在能夠進行到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其最初的功能，乃是「完成資產階級革命」。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已蔓延到還沒開始資產階級革命的國家。跨過了如今過時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革命，未來社會的願景將實現經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而伴隨而來的高度生產性，則通過對生產作某種形式的社會控制和計畫控制，支配了今日西歐國家範圍以外的整個世界。

卡耳繼續補充說道，「然而，這種願景的政治層面，仍然模糊不清又難以捉摸。馬克思主義幫不上忙。社會由工人控制的這種概念，在無產階級規模很小的俄國，沒有多大的實用性；在無產階級不存在的較不先進國家，更是沒有任何的實用性」。雖然如此，這些國家的革命，好像要使資本主義體系終結，而且提供了實現卡耳「無法檢驗的烏托邦」的可能性：

我想，我們必須嚴肅地考慮[他在1978年9月宣稱的]此一假說，[布爾什維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階段，而將使資本主義垮台的世界革命，會是殖民地人民對帝國主義幌子下之資本主義的反抗。

第二版前言

1960年，我寫好我的《何謂歷史？》六講之初稿的時候，西方世界受到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俄國和中國兩個重大革命的重擊，依然步履蹣跚。有著純真的自信和再自然不過之進步信仰的維多利亞時代，已經落在後面很遠了。世界是一個混亂、甚至險惡的地方。雖然如此，開始有跡象顯示，我們正開始從我們的某些動盪中浮現。廣泛預料，會隨二次大戰結束而來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並未出現。我們幾乎沒有留意到，大英帝國安靜地解散了。匈牙利和蘇伊士運河的危機，獲得克服，或者說，被淡忘了。蘇聯的去史達林化（de-Stalinization）和美國的去...

卡耳在台灣（代譯序）：江政寬
導論：理查．伊凡斯
入門短箋：R. W. 戴維斯
第二版前言：E. H.卡耳
來自卡耳的檔案：《何謂歷史？》第二版的筆記：R. W. 戴維斯
第一章　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實
第二章　社會與個人
第三章　歷史、科學和道德
第四章　歷史中的因果關係
第五章　歷史即是進步
第六章　打開眼界
譯名對照表

卡耳在台灣（代譯序）：江政寬
導論：理查．伊凡斯
入門短箋：R. W. 戴維斯
第二版前言：E. H.卡耳
來自卡耳的檔案：《何謂歷史？》第二版的筆記：R. W. 戴維斯
第一章　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實
第二章　社會與個人
第三章　歷史、科學和道德
第四章　歷史中的因果關係
第五章　歷史即是進步
第六章　打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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