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向天光 回首人權（下冊）

我的更好，會讓臺灣更美好
林素珍｜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原住民族日」能夠帶給我們什麼省思？可從兩部分討論，首先是原住民族大歷史架構的論述，其次是「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的研究計畫。前者無法在本文中完整論述，將採簡述的方式說明。原住民族日並非由政府主動設置，而是經過原住民數十年的努力，讓社會大眾開始覺醒，知道這個島上有一群從來不被紀念、在歷史上也以模糊身影存在的人，當世人漸漸理解原住民是臺灣島上的一分子，從而產生了屬於原住民族的紀念日。

歷史中喪失的集體權益
原住民本身是在參與國際原住民活動中，認知到自身有許多權益不被重視而有所自覺，包括人權、生存權、土地權、母語權、文化權、政治權等，但這些不該是身為人該擁有的基本權益嗎？為什麼直到今天，原住民仍需抗爭，大聲呼籲用特別的方式博取大眾關注？顯然原住民仍身在被國家體制壓抑，失去主體性的處境中。
8月1日原住民族日的訂定，是為了讓大眾理解國家致力於「族群主流化」的社會趨勢。目前距離此目標仍尚有巨大的差距，需要透過許多人的協助，在過程中消弭不公平、不正義之處，並傳遞「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原轉會）的理念。促轉會與原轉會的工作任務不同，促轉會是要回復個人名譽，返還在政治迫害中失去的財產和權益；原轉會追求的則是整個原住民族群在歷史中喪失的集體權益和失去這塊土地主人之一的地位，而這需要一段相當漫長的過程，社會、國家才會意識歷史正義修補所必須付出的各種改變。
我曾在制定工作目標時，聽到年輕的漢人朋友說：「執行原轉會任務時，我們不要讓別人感覺原住民一直在要這個、要那個，像乞丐一樣。」乍聽有種被刺傷的感覺，原轉會並非一直向政府要求各項權益，而是有太多基本權益沒有被重視，所以必須用積極的手段來達到目標，但在旁人眼中，竟變成是乞討。
上述例子可以讓大家反思原住民的處境，當我們回顧「歷史」，會發現原住民很少被描述，即便在「108課綱」中，政府規定應有一定比例論述各族群，且必須納入原住民議題，但即使未來論述的比例提高到20%，這就算「進步」嗎？實際上我們仍需要反思及解構助長權利不平等的知識建制。

被消失的歷史
原住民在臺灣歷史上的身影為何模糊？大眾的理解為何如此表淺化、或只有幾個知識點？隨便詢問一位路人：「你了解原住民族歷史嗎？」也許他只能說出電影《賽德克．巴萊》中霧社事件的相關名詞。同樣是滅族事例—荷西時期小琉球的拉美人（Lamey）在荷蘭人到來後，部分族人被帶到大員（今臺南市安平區），又被帶到巴達維亞成為奴隸，整個族群最終消失在島嶼上。這樣一段歷史，你無法在旅遊小琉球時看到，也少有正確的論述讓我們理解，至今還有錯誤百出的「烏鬼洞」訛傳；反觀臺灣歷史，又有多少原住民族群在這個島嶼空間上消失呢？

正視歷史才能解決根本問題
有些人不理解原住民族的真正處境，尤其無法理解為什麼他們在現代社會的經濟、教育、健康、政治、社會等方面皆處於不平等的景況，因為現行的教育知識體系中並沒有說明不平等的歷史源頭。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人了解這樣的不平等是百年來的殖民歷程累積而成。一位定期前往部落義診的牙醫，在服務一段時日後決定投書報社，論述原住民的健康不平等根本因素是歷史問題，並不是他將一顆顆蛀牙治療好就能解決健康不平等的問題；如果不解決歷史問題，龐大的社會結構持續壓迫原住民族的生存發展，原住民族在失去集體權惡性循環之下，各種教育、經濟、健康不平等的情況將永遠存在。
有些人覺得現今政府已經為原住民解決許多問題了，為什麼還要尋求轉型正義？也有原住民朋友很焦急，認為轉型正義幾乎在原地打轉。答案始終只有一個—400年歷史所累積的傷害，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獲得解決與平反，而必須從大結構體系一一去解開。
臺灣的歷史教育中，缺乏論述整個原住民族群在歷史上扮演的關鍵角色，原住民歷史就像「順帶」被提及，大眾並未被教導如何理解原住民族群發展，包括他們如何被分類，以及分類代表的意義──而每個名詞都應該要有相應的歷史位置。此外，原住民如何失去生存發展的土地、土地流失的過程為何，當沒有土地的憑藉，原住民的文化就失了根。各族群遭遇雖然不同，卻都有相似的歷程；從荷蘭、西班牙、清治、日治，到中華民國政府，我們看到原住民部落消失、被迫放棄土地，甚至必須同化並放棄母語，才能融入社會，雖然這是一種為了生存的變通，但我們要思考：原住民族群是不是直到今天仍然被迫犧牲人權、生存權，或語言、文化來配合現代社會？實際上，臺灣現代國家的形塑原住民族群是有其重要貢獻，無論在空間、人力、資源的提供方面。

從執政者的角度命名
原住民在歷史上被命名的歷程，有稱「土民」、「生蕃」、「熟蕃」、「化蕃」之類，後來日本政府為加速同化，稱原住民為「高砂族」，而後又隨時代變成「高山族」、「山地同胞」及「原住民」。族稱演變背後的意義是什麼？單從名詞來看，有些分類完全沒有科學根據，只是從執政者的角度將這群人歸類管理，名詞甚至顯示出族群的社會階級位置，例如日治時期的「蕃」，就代表原住民不具法律所保障的人格，因此他們「理所當然」不適用當時法律，於是經由國家政策，他們的土地也成為國家所有。
命名文化對原住民的社會組織產生相當大的迫害，這是數百年來的歷史發展所造成的問題。但需要被回復、正名的不僅只是族名、姓名，還有山川與部落地名，以及他們原有生活空間的歷史記憶。在殖民統治下，原住民族的生活空間，更因殖民統治者的重新命名和管理，原有的歷史和文化體系早已破碎不堪。目前政府尚無法完全處理這些議題，所以原住民的權益，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

追回權益的漫長過程
威權時期有多少原住民受迫害？較被世人知曉的有杜孝生、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樂信．瓦旦）等人，除他們之外還有多少人？我在花東地區徵集原住民政治記憶的過程中，察覺到大家對於威權統治的歷史記憶很模糊，常有部落宣稱過得非常和諧，可是進一步調查，部落分明曾發生事件，但族人覺得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不必追究，不希望再挑起紛爭和傷心記憶。老人家要我們往前看，但過去的事情沒處理，往前走時總會有窒礙難行之處。也有人質疑徵集這樣的記憶目的何在？我想告訴他們，原住民400年來有太多歷史空白，今天我們不太能夠具體論述如何喪失語言、平埔族群怎麼樣喪失他們的文化，戰後經歷政治威權迫害的老人家如今已8、90歲，如果再不去徵集，有可能變成再也無法追溯的歷史。
在花東地區，只要談及過去國民黨政府的不當作為，他們的反應是立刻否認，這是因為當年舉辦像文化工作隊或青年服務隊等活動，大批的原住民青年在參與、宣傳的過程中被教育洗腦了，因此即便到現在他們還是無法從回顧中反思那段過程。再來是宗教差異，每次去徵集遇到天主教信徒，他們都說很和諧，沒有任何事情發生；但長老教會的部落族人便會提到在宗教集會活動時被監控、迫害的事件，甚至禁止使用自創的拼音系統，只為有效控制言論和思想。在部落只是講述過去的經歷便讓他們感到不安，進行口述歷史的當下，常常有老人家在一旁出聲：「不要再講這個，過去就過去了」。於是受訪者就將本來要講的話吞回去，遇到這種情況，我只能希望再找機會進一步探問。（後略）

我的更好，會讓臺灣更美好
林素珍｜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原住民族日」能夠帶給我們什麼省思？可從兩部分討論，首先是原住民族大歷史架構的論述，其次是「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的研究計畫。前者無法在本文中完整論述，將採簡述的方式說明。原住民族日並非由政府主動設置，而是經過原住民數十年的努力，讓社會大眾開始覺醒，知道這個島上有一群從來不被紀念、在歷史上也以模糊身影存在的人，當世人漸漸理解原住民是臺灣島上的一分子，從而產生了屬於原住民族的紀念日。

歷史中喪失的集體權益
原住民本身是在...

館長序
洪世芳｜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

1949年至1992年，臺灣經歷了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期間有許多的人遭受迫害，被逮捕、審訊、甚至失去生命，整體社會陷入集體恐懼、噤聲噤言、產生人人自我檢查，社會因此陷入漫長的沉默。國家人權博物館（下稱人權館）於2018年正式成立，以國家高度促進臺灣社會面對人權受害的歷史，保存政治受難者的傷痕記憶；推動威權統治時期文物典藏、檔案研究、展示、教育推廣及國際交流；協助不義遺址的保存及推廣，並支持當代人權議題和實踐人權理念，展現臺灣落實民主、自由、公義等普世價值。
隨著解嚴以來史料的逐步開放，政治事件與當事者的經歷漸為大眾知曉，在平反及轉型正義的浪潮中，基於追求歷史真相、平復國家不法及重建社會信任，是轉型正義工程的先決條件，人權館為了讓人權觀念更進一步對外拓展與深化，同時強化博物館平臺的公共性，自2019年11月起發行《向光：人和人權的故事》半年刊，擇定人權領域的相關主題，匯集國內外人權研究、新知，介紹博物館活動，藉由文字記錄人權的軌跡，來向社會大眾傳達人權理念與教育推廣工作，至今已發行13期。
為能持續將相關文章推廣觸及更多人，延續這份記憶與社會對話，我們將歷年刊載的文章重新整編，出版為《望向天光 回首人權》上下冊。全書以「起、承、轉、合」的脈絡，展現從威權統治到民主轉型的全貌。在書中，藉由「起」：探討威權體制的鎮壓、民主化歷程等歷史過程；「承」：受難者及家屬承擔白恐的不義與經歷，從微觀的生命故事，理解白恐的意涵；「轉」：著眼轉型正義與人權價值，思考國家責任及創傷療癒的意義；「合」：從教育、藝術等多元面向，傳達人權的意義。以不同的敘事脈絡，重新呈現多元的人權故事。
期望透過《望向天光 回首人權》的出版，以紙本與電子書形式，滿足數位時代讀者的閱讀習慣，創造更有利的閱讀環境，使過往文章得以再次流通。人權館期望透過如此的行銷規劃及發行通路協力下，讓更多跨世代讀者得以觸及人權故事，能以更完整的脈絡理解戰後臺灣威權體制及人權歷史，反思轉型正義的意義與普世人權價值，進而珍惜現有的人權成果，並避免過去的錯誤，不再發生。
願讀者在翻閱本書之際，看見這座島嶼從黑暗走向光明的過程，使人權故事成為連結記憶與未來的橋樑，使每一位讀者都能在文字之中，看見人性的光、理解民主的可貴。

推薦序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歷史系合聘教授
雷震研究中心暨人權史研究中心主任

國家人權博物館出版的《向光：人和人權的故事》雜誌，是國內以普及、推廣臺灣人權課題的重要雜誌。登載了學者的研究及受難者（家屬）的口述歷史為基礎的普及性研究成果，並介紹相關的人權創作及包括創傷療癒課題在內的轉型正義的文章。囿於過去出版時沒有電子版，而雜誌在書店行銷、販售又有其時限性，影響了雜誌的後續推廣，及閱讀者的觸及率。為了彌補此一不足，並提供國人對以白色恐怖為重心的戰後臺灣人權問題，國家人權博物館在原有的文章基礎上，出版了《望向天光 回首人權》這本書。
本書選取了2019年到2023年出版的9期《向光：人和人權的故事》雜誌登載的文章，重新分類、編輯，一方面補足過去刊物沒有電子檔時代的遺憾，另一方面也方便讀者可以針對相關人權主題，做進一步閱讀、瞭解。而透過本書，可以將原本《向光：人和人權的故事》，作持續推廣，可以觸及更多讀者。
這本書的作者群，主要包括研究學者、受難者家屬，還有一些創作者，文章內容相當多元，而透過分類編輯，使讀者對各個不同內涵的主題，有更深入的認識。而本書在編輯上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針對威權體制的歷史及結構進行討論，其中包括威權體制的發展歷程，遭到鎮壓的受難者案件的內容分析，以及引介當時要求政治改革主張的樣態。第二部分則是以受難者作為主角，探討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生命故事，主要收錄文章內容涉及的時代，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而以1950年代不同性別、族群的受難者生命故事作為主體。第三部分則針對轉型正義的意義和落實進行討論。就此部分而言，當然涉及轉型正義及人權的意義和價值，以及相關的推廣工作，並且探究面對案件歷史的省思。而第四部分則是透過人權教育及藝術的多元課題的探討與介紹，希望能夠進一步推廣相關的人權議題。
就第一部分而言，從戒嚴到解嚴的歷程，以及此一歷史過程中，威權體制對人權的傷害，是其中的重點。至於威權體制下人權案例的引介、討論，則包含了受難的新聞業人士，臺中大肚紙廠政治案件，比較特別的是還追溯到臺灣實施戒嚴的歷史脈絡，而不是只有單純一般所謂從1949年5月戒嚴的討論而已。
而在以受難者個人的生命故事的討論上，則有以類似小說的筆法來描述生命故事，或者是從歷史的角度切入，其中許多論述是建立在受難者（家屬）的記憶，或者是研究者進行口述歷史及檔案資料爬梳整理的結果，如此可以使白色恐怖的受難故事，更有歷史的深度。
至於在轉型正義的討論方面，更是有各種領域的學者，人權領域、歷史領域、政治領域，乃至創傷撫慰的社會心理領域，都有文章觸及。其中還包括對當時整個人權的案例，從國家推動轉型正義的角度進而探討，再進而擴及在國際的脈絡中進行討論，這也是本書重要的特色之一。
而以人權教育跟藝術多元議題來傳達人權的意義，則可以擴大讀者對於轉型正義以及人權案件主題的認識，這也是本書相當值得注意的面向。透過這個面向，以創作為主題傳達人權意義，可以擴大對白色恐怖及過去人權事件關心的課題接觸的閱讀群。而本書此一類別收入的文章，不僅是描述所謂人權教育或藝術的多元課題而已，也包括透過歷史研究或實際經驗，有從事人權教育者的親身經歷，也有當年綠島空間範圍內政治犯、執行思想教育及監獄管理工作的官員，乃至綠島的居民彼此互動的歷史內容。而針對原住民人權議題，本書收入的文章透過孩童的眼光來進行討論，頗值得注意。而針對兒童作為權利的主體，透過繪本來引介兒童的權利，不僅可以吸引更多閱讀者關注此一重要的人權課題，更是針對未來國家主人翁的學習需求切入。
整體而言，這本書是以歷史及制度作為主軸，配合相關的個案，再輔以實際上國內外的各種作為，從德國、原住民、綠島，不同場域的創作和認識，可使臺灣的人權問題呈現多元而且立體的樣貌。是一本集合諸多作者之力，值得關心人權問題讀者注意，兼具專業及普及需求的人權書籍。

導讀
劉柳書琴｜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望向天光 回首人權》不是單純的紀念文集，也不是悲情敘事的彙編。它誕生於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長期策劃之中，目的是讓歷史重新被社會看見、被制度接住、被教育延續。當記憶被重整為公共的語言，當過去的痛不停留私我而能引動集體反思，人權就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社會持續運作的基礎。在長達數十年的戒嚴歲月裡，臺灣社會經歷著權力分配與思想管理。那不只是政治的高壓，而是一種日常的滲透，透過媒體的自我審查、教育的單一價值、家族的沉默共識、乃至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監視，使得威權機制隱藏其強硬姿態，改以「習慣」與「恐懼」的形式散發影響和存在。
人權館自2019年起出版半年刊《向光：人和人權的故事》，以策展、口述、影像與書寫為媒介，將這些難以言說的歷史重構為可見、可學的公共記憶。2025年，館方自歷年刊物中精選二十九篇文章輯成本書，依「起、承、轉、合」四個層次架構，揭示從威權生成、個體承受、制度轉化到記憶共生的歷史循環。這樣的學習提醒我們在當下重新檢視「威權」，這一種可能重現的體制運作——當程序被忽略、當權力浪漫化、當集體沈默時，歷史的迴圈就可能再度啟動。
起——在歷史的陰影裡辨識光
起章，收錄六篇文章。論析威權歷史及體制運作的文章，讓不同背景的讀者對肅殺年代有宏觀的認識，為讀者搭建「法理—空間—行動」三層交疊的理解框架，呈現威權體制複雜且無所不在的面貌。同時顛覆既定刻板印象，譬如，當我們只將白色恐怖視為1949-1991年間的事件，便會忽略戒嚴在空間與程序上的多重層次。
吳宗謀〈「戒嚴70」從何說起？〉即鬆動了我們對戒嚴「38年又56天」這線性記憶的刻板印象，戒嚴並非一夕解凍，將威權統治放回地圖來考察，金馬地區則到1994年才解除軍管。微觀分析大臺北地區的威權空間，張維修〈臺北，監獄，雙城記事〉揭示陽明山的權力堡壘、新店安坑的刑場，以及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位於今臺北市中心的旅館區）交織監控網絡。首府同時是情報蒐集、軍法審判與監禁收押的密集樞紐，更顯示威權如何塑形城市空間。
接著，陳百齡在〈尋找戒嚴年代受難新聞人的身影〉以1949年至1975年間至少108位遭整肅的新聞從業員為樣本（1949-1953年就有63人），指出遭受迫害格外嚴峻的新聞界。在出版發行「三限」（限證、限印、限張）與編輯「內控」等嚴苛新聞審查下，真正因報導內容而入罪的「文字獄」看似不多，但更多新聞人卻遭羅織誣陷，告密機制被私人恩怨濫用，專業倫理沉淪為求生本能。陳進金〈1950年臺中大肚紙廠政治案件初探〉則導入勞動現場的歷史畫面，描述該紙廠多名員工因參加「讀書會」、「學國語」等聚會就被定罪，速審薄辯成為常態，甚至有人為保護工廠設備留守而遭抹黑，道出平凡人在高壓秩序下的兩難。上述四位作者不約而同指出，戒嚴不只是法條，而是滲透城市、言論自由與職場日常的統治技術。
在這樣的脈絡下，陳儀深〈從戒嚴到解嚴——臺灣民主化的曲折過程〉說明臺灣的民主轉型並非突變或外力移植，而是社會內部長期積壓的「壓力」逐漸反彈。黨外運動、本土媒體與海外網絡匯聚了民間改革能量，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雖以鎮壓收場，卻使改革訴求更為集中，帶動組黨與統治鬆動。國家治理的些許「開明」舉措，其實是在民意壓力與國際情勢下的制度性妥協。與此互證，蘇瑞鏘的〈省議會與戰後臺灣民主發展〉凸顯省議會在國會凍結年代所扮演的樞紐角色。透過質詢、提案與預算審查，省議會將違法逮捕、刑求與選務不公等問題制度化曝光，再到1986年反對黨的組建，完成了把抗議轉譯為民主程序、把情緒轉譯為制度改革的歷史進程。
合讀這六篇文章，本書首要釐清戒嚴在時間（程序合法性）與空間（適用範圍）上的錯位，進而探問其如何塑造社會記憶與政治結構，繼而理解民主能量如何在社會—議會—政黨之間循環放大，最終於1990年代進入史料公開、立碑與補償的制度化階段。這不僅勾勒出威權統治的全景圖，也讓人看見民主社會是在多少曲折與忍耐中誕生。因此，本章不僅為讀者釐清戒嚴的時空層次，更揭露其對社會記憶與政治結構的形塑，為後續有關民主化進程、地方議政與轉型正義的篇章，提供必要的歷史與法理座標。（後略）

館長序
洪世芳｜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

1949年至1992年，臺灣經歷了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期間有許多的人遭受迫害，被逮捕、審訊、甚至失去生命，整體社會陷入集體恐懼、噤聲噤言、產生人人自我檢查，社會因此陷入漫長的沉默。國家人權博物館（下稱人權館）於2018年正式成立，以國家高度促進臺灣社會面對人權受害的歷史，保存政治受難者的傷痕記憶；推動威權統治時期文物典藏、檔案研究、展示、教育推廣及國際交流；協助不義遺址的保存及推廣，並支持當代人權議題和實踐人權理念，展現臺灣落實民主、自由、公義等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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