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耳鳴治療的腦內大革命
一九九四年開始,我踏上了一段迷人又迷惑的耳鳴之旅。
我曾經是耳鳴減敏療法(Tinnitus Retraining Therapy,TRT)的虔誠信徒。一九九四年,首次在香港參加英國諾丁漢大學Coles教授和Sheldrake聽力師講授的耳鳴學習班,當時就被「耳鳴可以被改變」的嶄新概念給打動。
「耳鳴減敏療法」,是用聲音療法改變大腦對於耳鳴的感知(perception),啟動大腦的可塑性,讓腦區適應耳鳴的信號。它以寬頻的雜音取代傳統窄頻雜音的遮蔽療法,讓患者感覺比較舒服,而且可以長時間使用。
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間,我去諾丁漢大學參加耳鳴訓練班,以及Hazzel醫師於倫敦的耳鳴特診;同一時間,我也開始在光田綜合醫院以減敏療法看診耳鳴病人。一九九八年,Jastreboff提出較為明確的治療模式—耳鳴減敏療法(以下簡稱TRT),其中包含了引導性諮詢(counselling)和聲音治療,在聲音療法上設計了許多療程。
一九九九至二○一○年,是TRT的全盛時期,Jastreboff 成了耳鳴界的宗師。信奉TRT十多年後,我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於二○一二年成立台灣耳鳴學會,宗旨在推廣耳鳴減敏療法,號召更多臨床醫師和聽力師加入這個行列,幫助大量的耳鳴患者。
二○一三年,我遇見一位正接受TRT治療的中年婦人,她開始使用荷爾蒙補充療法(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以下簡稱HRT)後,竟然主動要求停止TRT,以及之前她不斷要求諮詢的特別門診。她說HRT比什麼都有效,只要給她HRT就可以,不需要特別門診,以及堅持開立連續處方。
這名患者的反應讓我非常震驚,且心中伴隨很深的失落感。但這也驅使我認真反思TRT的本質,於是展開「耳鳴的文藝復興」,推廣更年期荷爾蒙補充療法(HRT)、偏頭痛治療、睡眠呼吸中止、腸胃道敏感治療等,改變自己可以改變的。二○一九年在台北舉辦的第十二屆國際耳鳴研究會議(TRI)上,我提出了「耳蝸性偏頭痛(CM)是耳鳴的關鍵密碼」的論點。
TRI會議後,耳鼻喉頂級期刊JAMA Otolaryngology-Head and Neck Surgery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獻。美國軍方組織從二○一一至二○一七年間花了六年的時間,以數億經費支持的研究中心,所發表的前瞻性雙盲臨床研究報告出爐了。經過一年半的治療評估,TRT和對照組的正規耳鳴門診諮詢治療結果沒有差別,代表在TRT中扮演極重要角色的「聲音療法」,只是一個極其不重要的跑龍套角色。我個人認為就和「萬金油」有短暫平撫作用一樣,或是成為一種道具而已。
目前的科學證據顯示,TRT真正有效的是「引導式諮詢」(也就是以生活指導去除患者的恐懼),而這類諮詢並不需要倚賴TRT專家或是精神科醫師。因此,我認為耳鳴治療應該要脫離TRT神話了,從新的模型和觀念去理解人類的耳鳴。動物模型的耳鳴研究固然漂亮,但是沒有解決我們在臨床上的困惑。
耳鳴的研究和理解,也需要從暈眩的臨床經驗獲得啟發。所以,治療耳鳴的醫師絕對需要懂暈眩,尤其是前庭性偏頭痛;同樣地,治療暈眩的醫師必須要理解頭痛才是。
臨床上令患者感到痛苦不堪的耳鳴,大多數導火線是來自大腦,由於大腦的釋放機制不斷產生壓力,引發神經血管性發炎。以內耳傷害為導火線的耳鳴,可藉由(阿控門)調控,關掉耳鳴的信號。但是,導火線來自大腦的耳鳴(或稱之為腦鳴),卻無法藉由阿控門關閉耳鳴(腦鳴)。我們需要以原發性的大腦聽覺系統的血管神經性炎症,去思考這種難治的耳鳴。
我從英國諾丁漢大學學習到「耳鳴減敏療法」,一路創立台灣耳鳴學會、推廣T R T;接著自我批判,提倡「耳鳴的文藝復興5.0」,嘗試以阿控門來解釋各種類型的耳鳴。最終我發現,耳蝸性偏頭痛將引發一場「耳鳴大革命」,因此有了此書的誕生。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可以不斷努力宣揚大腦釋壓機制,並且在耳鳴的研究學習道路上堅持地持續下去,找尋更多探索不完的真相。
從暈眩中學習
住院醫師第一年,我開始對暈眩症著迷。從立志學習暈眩症相關知識到成為暈眩專家,已過了將近四十年的時間。
在門診中有一群患者以女性居多,她們無法找到一個確認的診斷,經常被誤導為耳石症、梅尼爾氏症、椎底動脈循環不良、頸性頭暈,甚至自律神經失調。而且這些病患在暈眩門診中的比例超過一大半,八成是女性(即「漂浮的女人」),他們在各大醫學中心流浪,往往得不到確切的答案。
二○一三年,國際暈眩組織正式承認診斷為「前庭性偏頭痛」,並且爭取到疾病診斷碼。在這個正式診斷出來之前,我們暫且將這類暈眩主力患者稱為「偏頭痛型暈眩症」(Migraine associated dizziness,MAD)。是的,「偏頭痛型暈眩症」真的是令人發狂的診斷。因為不是教科書上的診斷,當時相關的醫學文獻也寥寥無幾。
從二十多年前開始,我到處演講宣揚「偏頭痛型暈眩症」,得到的迴響很微弱。學院派一直強調診斷標準何在?為何國外文獻很少?看到這麼多受苦的病人,醫者需要思考背後最可能的機轉加以治療才是。相信這些患者不可能一直吃止暈藥、鎮靜劑,連續吃半年吧?
二十年後,「前庭性偏頭痛」正式出現,由於診斷標準非常嚴格,臨床上仍然有超過八成的暈眩患者無法被診斷。因為許多病人的大腦釋壓機制基因編碼走前庭神經路徑,以暈眩釋放,而非三叉神經頭痛釋出的途徑。
二○二三年,美國耳鼻喉科學會的一群專家成立了MiOS(Migraine in Otolaryngology Society),倡導「非頭痛的偏頭痛」在耳鼻喉頭頸部位非常重要且常見,包括暈眩、耳鳴、突發性耳聾、耳悶、聽力損失、鼻塞……尤其針對前庭性偏頭痛的診斷提出意見,強烈建議需要修改診斷標準才能符合臨床需求。
雖然我在二○一七年出版的《過敏的大腦》書中,努力宣揚前庭性偏頭痛,還是有許多專家糾結於必須有頭痛發作的診斷條件。而在診治暈眩的迢迢長路中,我學到一件很寶貴的事情:確信的道理必須堅持下去,之後就是耐心等待,真理總會浮出水面。
我在《耳鳴是救命的警鈴》、《過敏的大腦》書中,闡述了「耳鳴的文藝復興」的發展歷程。從巫師(1.0)、法師(2.0)、牧師(3.0)、福耳摩斯(4.0)、阿控門(5.0)到耳蝸型偏頭痛(6.0),新冠疫情期間則進化為耳鳴慢性化焦慮症(7.0)。新冠疫情解封之後,我的大腦思路突發奇想,遂有了「耳鳴的文藝復興8.0」的領悟,源頭來自大腦釋壓機制,訴求耳鳴是最高級的疼痛。
這是完全顛覆的概念。之前的耳鳴學說認為,耳鳴的信號是「由下(周邊)往上(中樞)」的過程中形成,導火線是最周邊的耳蝸。在這個架構之下,無論是抑制學說或是失調學說皆迷失在「瞎子摸象」的局部解釋。耳鳴大腦釋壓機制的提出,由上而下全面觀照可以解決耳鳴和聽力損失相關性的困惑,也提供了急慢性耳鳴轉化更加合理的模型。
在這段追尋耳鳴治療的坎坷過程中,我理解到翻轉醫學觀念是痛苦的,它否定了我曾經堅持十多年的耳鳴減鳴療法。但醫學是一種在時間長河中緩慢進行的科學,最終會給出答案,如同新冠疫情戲劇性地教導人類,如何重新面對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