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上的日記：王華中短篇小說集

　　接到拆遷辦的電話時，趙小蘭和李洪生都在榆林。一聽說他們的房子要拆遷，兩口子都有點懵。他們出來找兒子已經有三年時間了，這三年裡，除了跟派出所老王打個電話，打聽一下他們有沒有兒子的消息，再沒關心過別的事兒。
　　「啷辦？」大事小事，趙小蘭一貫都是這樣問李洪生。
　　「啷辦？回去啊！」李洪生也從來都是拿主張的那個人。但這一次李洪生表現得很焦躁，還很憤怒。他焦躁是因為兒子還沒找到房子又要拆遷了，憤怒是因為趙小蘭那副沒有主張的樣子。在他的印象裡，趙小蘭永遠是一個沒有主張的人，小事上，她從來都只說聽他的，大事上，她又從來都只會問「啷辦」。就連他們丟了兒子，她也只能問他：「啷辦？」
　　兒子是她弄丟的，完了她卻問他「啷辦」，你說他該啷辦呢？他恨不能揍死她解個氣，但臨了又沒有。他不是那種隨便就可以伸手打人的人，更何況還是趙小蘭這樣的人。
　　趙小蘭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出嫁前是父母的乖乖女，父母說什麼聽什麼。出嫁後呢，又是一位賢妻，丈夫說什麼聽什麼。你說菜淡了，她立馬去加鹽，你說菜鹹了，她立即去加湯，你叫她站著，她便不坐，你叫她坐著，她便不站。得到這樣一個人，一開始還當寶貝，時間一長，就會生膩，就會把這叫「無用」。尤其當面臨大事兒，你需要分擔壓力的時候，這樣的人，只會給你平添鬼火。
　　但是這一次趙小蘭居然問了一句：「那兒子呢？」這是她第一次對丈夫的主張提出質疑。
　　李洪生有點驚訝，因為在他的印象裡，她那腦子就是個擺設，可從這個跡象看，它其實也是可以轉起來的？好像是因為這個轉變，他的態度居然平和了些。
　　「兒子就暫時別找了，先回去處理房子的事兒。」他說。
　　「不找了？」趙小蘭問。
　　「不找了，我們都找了三年了，從南找到北，從西找到東，把全中國都找遍了，把積蓄也花完了。」李洪生語氣裡全是洩氣。
　　趙小蘭便沒再繼續提問，她那腦子好像轉到這裡，也就停下了。雖然回來的路上她沒少回頭，就像兒子可能就在他們身後那樣，但她最終還是跟李洪生一起回來了。
　　回到家，鄰居們個個都問：「不找了？」
　　李洪生便一個個回答：「不找了，先處理房子的事兒吧。」
　　她也一個個回答：「李洪生說，不找了，先處理房子的事兒。」
　　鄰居們都在忙搬家的事兒，就說：「也是，先把家搬了吧，要不然，過幾天挖掘機就開進來了。」
　　李洪生也這麼想，但趙小蘭卻不同意搬家。她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主張，就像那種從來開會都不吱聲的人，突然就表起了態。
　　她說：「這家不能搬。」
　　你問她為什麼，她就說：「這家要是搬了，兒子要是自己找著路回家來了，卻找不到家，啷辦？」
　　李小小丟的時候才三歲，大家都認為沒有這種可能，李洪生也認為沒有這種可能。但她卻堅信，只要兒子有了回家的機會，他就一定會回家。三歲的時候可能不行，但現在他都已經六歲了，再往後，他還在長大，七歲、八歲、九歲……自從離開了爸爸媽媽，他就沒有停止過對他們的想念，只要一有機會，他還不第一時間就找路回家嗎？
　　所以，這個家，堅決不能搬。
　　這話的確是有道理的，所以李洪生也就有史以來第一次失去了主張，也是第一次和她發生了角色顛倒。
　　「那……啷辦呢？」他竟然也會這麼問。
　　李洪生從來都是一個遵紀守法的人，你讓他做釘子戶，那是不可能的。這一次，是趙小蘭拿的主意：離婚。離了婚，李洪生搬自己的那一半家，她留下來。
　　李洪生質疑地問：「有這個必要嗎？」
　　趙小蘭說：「你不想做釘子戶，就只能這樣。兒子是我弄丟的，我留下來等。」李洪生聽她說這話的同時，還看到了她眼裡的意志。很顯然，趙小蘭的人生態度已經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她曾經的順服，服從父母，順從丈夫，服從於規矩，那都是因為，這是和平的基礎。但當這種和平遠遠偏離了她的意志，她就必須做出改變。
　　李洪生現在看到的，已經是一個比他更強大的趙小蘭。而他，反顯得那麼沒用，於是他問她：「那地呢？」
　　他們家是菜農，即便離了婚，他也可能要做菜農，所以地很重要。他們住的這地方，和離家近的兩塊地被徵了，但遠處還有兩塊菜地，是在紅線外的。
　　趙小蘭說：「地也一人一半吧。」
　　因為她跟他的打算一樣，今後也還是要做菜農的。
　　事情就這麼定了，他們辦了離婚手續，李洪生搬家，趙小蘭留下。

　　他們的家，是兩層樓的平房，結構很簡單，樓下兩大間，樓上兩大間，中間一道樓梯。這樣的房子分起來也很簡單，以樓梯為界，一人一半。原來，他們家是樓下廚房客廳，樓上住人。一分為二後，趙小蘭要了兒子原來的臥室，和正對那間臥室的廚房。
　　李洪生是不帶走房子的，他只帶走他那一半邊房子的拆遷補償費。所以他說：「其實我搬了以後，這房子就全都是你的了。」好像是因為這一點，他搬的時候，也就還是一副坦然的樣子。
　　但趙小蘭並不想要他的房子，他一走，她就將它們全鎖上了。她要那麼多屋子幹什麼，只要有兒子那間臥室就夠了。她將兒子的衣櫃歸整歸整，把自己的衣服也放進去，把兒子的枕頭往裡頭挪挪，自己的枕頭挨著放下，就把自己安頓好了。
　　一開始還是有些不適應，兒子丟了，丈夫也搬了，家很空，心也很空。因此頭一天，她整整一天都待在兒子的臥室裡。在這間屋子裡，她到處都能看見兒子的影子。睡到床上，甚至可以摸到，可以和他抱成一團嬉鬧。兒子喜歡在牆上亂塗亂畫，這裡一個太陽，那裡一朵花，都是幼兒園阿姨教的簡筆畫。床頭的地方，有一朵巨大的向日葵，算是他留下的最複雜的畫了。但很顯然，在用色問題上，兒子還沒出師，向日葵是紅色的。在向日葵的旁邊，是趙小蘭寫下的一句話：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八日下午四點半，兒子在幼兒園門口被人偷走。
　　那是丟了兒子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他們兩口子決定出門尋找兒子的那天晚上留下的。那天晚上她就睡在兒子的床上，臉朝著牆壁，朝著牆上的那朵向日葵。兒子的床頭正好放著他畫畫的彩筆，紅色，於是，她順手拿起那支彩筆，在牆上記下了那句話。
　　三年多時間過去了，趙小蘭已經沒了當初那麼多眼淚，但牆上那句話卻依然鮮豔奪目，跟那朵向日葵一樣鮮豔奪目。
　　這天，她一整天都睡在兒子的床上，還是當時的那個姿勢，臉朝牆，側臥。她的臉和那朵向日葵正對著，只隔三十釐米，就像兩張臉互相望著。但事實上她一整天都看著那句話，因為那句話緊挨著向日葵，她看它的時候，都不需要移動視線。
　　天黑下來，屋裡暗下來了。她起來開了燈，又拿起了兒子床頭上那個筆頭。好像是受到那句話的呼喚，她記憶裡那些沉睡著的日子，便都活躍起來，都爭著擠著，要到牆上去。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八號下午五點鐘，我們已經找遍了整個小河區，兒子還是沒有下落。有人說，肯定是被人販子偷走了。我們就報了案。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九號上午九點過，派出所回答我們：他們已經立案，案子由老王負責，以後專門由他跟我們對接。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九號晚上，我們決定第二天出門找兒子。李洪生聽人說，最近幾年人販子都往河南河北去的多，我們得跟著這條路追。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號早上七點，我們上了貴陽去鄭州的火車。下午四點半，李洪生打電話到派出所問老王，有沒有兒子的消息，老王回答說沒有消息。
　　……
　　二○○○年三月五號中午，老王打電話說我兒子有消息了，說在陝西的吳僕（堡）縣發現了一個孩子，跟我兒子情況很像，他們正在趕過去核實。但第二天晚上八點老王又來電話說，那不是我兒子。那時候，我們正在前往吳僕（堡）縣的路上。接到老王的電話後，我們還是去了吳僕（堡），我們想見見那個孩子。
　　二○○○年三月十號，我們到了榆林……
　　三年，一千多個日子，九百多篇日記──它們擠擠挨挨占了兩面牆壁。一口氣寫完這些日記，趙小蘭感覺心裡好受了些。牆上有了她的那些日記和兒子的那些畫，這間屋子就不再那麼空寂，她也就不再那麼孤獨。更何況，她的內心還有一個等待兒子回來的希望。

　　接到拆遷辦的電話時，趙小蘭和李洪生都在榆林。一聽說他們的房子要拆遷，兩口子都有點懵。他們出來找兒子已經有三年時間了，這三年裡，除了跟派出所老王打個電話，打聽一下他們有沒有兒子的消息，再沒關心過別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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