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漁村以後 (電子書)

「浮羅人文書系」編輯前言    高嘉謙
總編輯序 船歌行──從漁村來的遊子    胡金倫
自序 敘事散文的鄉愁    李有成

第一部分  漁村 詩社 編輯檯
邂逅文學
我與白垚
《蕉風》二〇二期
陳瑞獻與《蕉風》
    
第二部分  學院 舞臺 市街 公寓
我的一九七〇年代
受教記：李達三老師
啟蒙者：齊邦媛老師
那些英詩的夜晚：陳祖文老師
一生承教：朱炎老師
關於《家變》二三事：王文興老師
緬懷詹明信
我與莎士比亞
武昌街一景：周夢蝶先生
幾度秋涼：陳鵬翔
一介布衣：李永平

 

自序

敘事散文的鄉愁（節錄）

　　在散文中，詩人總是在哀悼已經失去的伊甸園；
　　懇求記憶說話，或者哭泣。
　　——蘇珊．桑塔格

　　記憶中應該是一九七九年的春天，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有亞洲之行，主要是赴日本訪問，返回美國之前曾經在臺北稍作停留，並且在美國駐臺文化單位安排之下，參訪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一年易名歐美研究所），當晚所裏幾位長輩與她餐敘，我有幸同桌作陪。那時臺北東區尚未發展，我記得用餐選在西門町的一家餐廳，就在如今已經歇業的來來百貨公司樓上。其時我只讀過桑塔格的《反對詮釋及其他》（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一書中的部分文章，此外就是她那篇寫於越戰期間，引發軒然大波的〈河內行〉（“Trip to Hanoi”）。席間她對臺灣的政經情勢多所詢問，我年紀最輕，只是在旁專心吃飯靜聽。這是我唯一的一次見過桑塔格。往後我陸續讀過她的一些著作，主要集中在她的論說專著與文集，以及她在二○○四年離世後出版的日記與筆記。後來我讀到她的兒子大衛‧瑞夫（David Rieff）所寫的《死海泅泳：一個兒子的回憶錄》（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 A Son’s Memoir），才知道她早在一九七五年就已經被診斷罹患乳腺癌，只是她嚴禁家人談論她的病情。一九七九年那次臺北之行，我見她談笑風生，看起來身體相當硬朗，完全不像是位正在接受治療的癌症患者。

　　在她棄世之前，我讀到她的文集《重點之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這是一本西方文學傳統定義下的散文集，沒有統一的主題，所論天南地北，內容龐雜，談書，談電影，談作家，談舞蹈，談攝影，談旅行，談導戲，不一而足，書中甚至還收入她致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一封信——寫於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三日，正好是波赫士逝世十週年的忌日前夕，當然是一封無法投寄的信，桑塔格只不過想藉波赫士的大名抒發心中塊壘。她頌讚波赫士的真知灼見：「你在某處說過，一位作家……不管在他或她身上發生什麼事，都應該將之視為資源。」——波赫士其實說的是自己的視障問題，他自五十八歲之後雙目完全失明。桑塔格還在信中對波赫士說：「你給予人們新的想像方式，同時一再宣示我們如何受惠於過去，尤其受惠於文學。你說過幾乎我們現在與過去所有的一切都得歸功於文學。如果書籍消失了，歷史將會消失，人類也會跟著消失。……書籍不僅僅是我們的夢想和記憶任意的總和。書籍也給予我們自我超越的模式。有些人認為閱讀只是某種逃避，從『真實的』日常世界逃避到一個虛幻的世界，書籍的世界。書籍遠甚於此。書籍是使人之所以全然為人的一種方式。」桑塔格顯然刻意藉由波赫士為書籍——尤其是文學——的存在辯護。她憂心的是，「書籍如今已被視為瀕臨絕滅的物種。」而她所謂的書籍還涉及「使文學與其靈魂效應成為可能的閱讀條件。」她對波赫士說——這是她寫信的重點：「有人告訴我們，不久我們就可以從『書籍屏幕』（bookscreens）喚出所需要的任何『文本』，而且還能夠改變此文本的樣貌，向其提問，並與其『互動』。當書籍變成我們依據實用的標準與其『互動』的『文本』時，書寫文字就只能淪為我們被廣告驅動的電視實境的另一個層面。」桑塔格語帶諷刺地告訴波赫士，「到了這個時候，就沒有放火焚書的必要了。野蠻人不需要燒書了。」雖然書籍——以及閱讀本身——命運岌岌可危，但是她向波赫士保證，「我們之中的某些人絕對不會遺棄偉大的圖書館。」波赫士也會「繼續成為我們的庇護者與英雄」。桑塔格此處之所以特意提到圖書館，緣於波赫士曾自一九五五年起受聘出掌阿根廷國家圖書館，直至一九七三年當斐隆（Juan Perón）結束其流亡生涯，並第三度當選阿根廷總統，波赫士才憤而辭去國家圖書館館長一職。

　　桑塔格所說的「書籍屏幕」如今已是普遍存在的事實：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手機、平板，以及各式各樣的閱讀器。當然紙本書仍然存在，可是電子書也日趨風行。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習慣了以閱讀器儲存電子書，閱讀電子書。儘管圖書館依然存在，不過由於受空間所限，有些圖書館已經偏向採購和收藏電子書了。在書籍的形式改變之後，閱讀的條件難免隨之改變，甚至書寫的方式也會跟著改變。桑塔格在致波赫士的信中信誓旦旦地表達她對文學價值的無上崇敬：過去與現在都存在於文學之中，我們因此受惠於文學——而她所謂的書籍則幾乎就是文學的同義詞。我的世代應該不難理解桑塔格的想法。在初通文墨之後，我們最早接觸的往往就是文學。甚至叫得出名字的出版社，往往也主要以出版文學作品著稱，或者多少也會搭配出版文學作品。我們之中很多人成年後也許會選擇不同行業，只是在生命的成長過程中，總有那麼一段歲月少不了文學的陪伴。

　　我大概自稍稍懂事之後就不曾離開過文學。我成長於窮鄉僻壤的小漁村，家裏並沒有什麼藏書，除了從學校借來的書本外，我最早與書有關的記憶是在油燈下與父親閱讀武俠小說，書名當然都不記得了，作者的筆名倒是記憶深刻：我是山人。我所知道的少林派人物如洪熙官、方世玉、至善禪師等都來自我是山人，他可是出道早於金庸、梁羽生等的武俠大家。後來我才知道他是香港著名報人陳魯勁。我不清楚父親的武俠小說來自何處，字小，印刷差，每一冊都很單薄，我卻讀得趣味無窮。或許這勉強算是我最早的少數文學經驗吧！上了中學，往後數十年，直到今天，我生命歷程中的重要生活經驗，不論創作、編輯、念書、教學，或是研究，都與文學密不可分。文學是一片廣袤的沃土，我有幸在這片沃土上萌茁，成長，乃至於垂老。從年少時邂逅，繼而成為畢生的志趣，甚至成年後選擇賴以為生，文學教會我如何從容自若，並且學習如何在其中安身立命。對我而言，文學就是一種知識形式，是我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文學自然也是一種自主的語言藝術，卻也是我介入世界的主要途徑。我在許多場合強調的文學的淑世功能，無非源於這樣的體認。

　　這樣的體認當然又與我的文學經驗有關。經驗是累積的，體認則是經驗累積的結果。經驗也留下無數的記憶，隨著歲月的嬗遞，環境的變化，有些記憶歷歷在目，彷似昨日，有些則如過眼雲煙，不知所終。所幸這些年來，我在不同場合應各方所邀，以敘事散文的形式寫下了人生不同階段的某些文學記憶。這些散文部分已收入我的其他文集，另有一些雖非按特定計畫完成的回憶錄，稍加編排整理之後，卻也多少保存了我不同面向的文學記憶。《離開漁村以後》這本敘事散文正是這樣的一個產物——我更願意將之視為我年輕時期的文學追想錄。這些散文各有長短，當初主要是為了配合報章雜誌的邀稿字數要求，為保存本文原先發表的狀態，除部分文字曾經稍微修飾外，內容未加增刪或作細部改動。

　　除了以文學教學和文學研究為業，我也寫詩，數量不多，迄今也出版了四本詩集，因此在整理這本敘事散文時，我心中始終縈繞不去的竟是桑塔格在《重點之所在》一書的開卷之作〈詩人的散文〉（“A Poet’s Prose”）。此文寫於一九八三年，是她為俄羅斯著名女詩人茨維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的散文集《被俘的精靈》（A Captive Spirit: Collected Prose）英譯本所寫的導論。茨維塔耶娃對蘇聯的十月革命心存疑慮，因此選擇出亡巴黎，這些散文多完成於她在巴黎自我放逐期間，其中有對若干前輩詩人之記述，對父母與家人之回憶，最後部分甚至收入她的文學評論。儘管內容雜駁，茨維塔耶娃的散文多環繞著記憶開展，這些散文有意揭露的無非是潛藏於過去的諸多事實。此之所以桑塔格會說，「詩人的散文是典型鄉愁式的，回顧式的。就彷彿按照定義，被召喚的對象是屬於業已消失的過去。」

　　桑塔格在〈詩人的散文〉中語多此類歸納式的總結。譬如她說，詩人的散文「有一個獨特的題材：詩人志業的形成」。她進一步這樣解釋：「其典型的形式包含兩種類型的敘事。一種是直截了當的自傳型態。另一種也採用回憶錄的型態，只不過是對另一個人的畫像，若不是一位同行作家（通常是前輩作家或者導師），就是一位為自己所深愛的親人（一般是父母或者祖父母）。向他人致敬是為了讓個人自我的描述趨於完整：通過對他或她的仰慕展現力量與純正性，詩人得以避免陷入粗鄙的自我主義。在向重要的楷模致敬時，在喚起實際生活中與文學中決定性的邂逅時，作者無異於闡明了用來評斷其自我的標準。」桑塔格接著說：「詩人大部分的散文——特別是回憶錄形式的那種——都是用來記述詩人那個自我勝利的冒現。」

　　《離開漁村以後》無疑是屬於桑塔格以上所描述的一本敘事散文，是鄉愁的，是回顧的，書名明顯受到桑塔格上述理念的啟發；因此書中各篇文字不論長短，整體視之，敘述的無非都與我年輕時的文學記憶密切相關，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我離開漁村老家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