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旨趣─從蘭克到韋伯：一個觀察十九世紀德國史學史的角度（第1版）-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6264230148

圖書名稱：知識旨趣─從蘭克到韋伯：一個觀察十九世紀德國史學史的角度（第1版）

　　德國歷史學專業化過程裡，對自己學科性質的界定、知識與現實結合的方式、方法學的建構，都出自歷史主義的思維方式。這期間出現的歷史知識理論、史學方法教科書，以及大量的歷史研究，都籠罩在歷史主義的思維下，且十九世紀的德國史學專業化與宗教的虔誠及澎湃的民族建國運動是合而為一的。

　　本書以「知識旨趣」面向勾勒十九世紀德國史學的發展輪廓，共六章：
第一章綜覽論述蘭克到韋伯的知識旨趣變遷。
第二章聚焦於蘭克客觀史學中蘊含的現實旨趣。
第三章論述蘭克的學生──德羅伊森，以一本他的傳記評介來突顯其學術與政治的結合。
第四章藉洪寶德〈論史家的任務〉一文，了解歷史主義史學實際上是附著在「理念」思維上的政治產物。
第五章藉評介韋伯〈「客觀性」〉一文，說明其繼承理念史學時，又對傳統歷史主義史學宣戰的立場。
第六章藉韋伯〈「客觀性」〉一文，指出其理想型方法學是理念與實證史學辯證發展的結果，揭露理念與自然主義實證史學糾結中的知識旨趣問題。

　　上述各章包括
「論述」——給讀者全貌。
「譯注」——以歷史主義經典文章，讓讀者能親近歷史主義的史家。
「評介」——詮釋經典論述。

作者簡介：

胡昌智
1948年生於南京，並於臺中清水完成小學以及中學教育。臺灣大學歷史系以及歷史研究所畢業後，服役於屏東東港。之後，在德國學術交流基金會（DAAD）獎助下前往德國魯爾大學進修，受教於呂森（Jörn Rüsen）教授。1982年完成博士學程，任教於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系。1989年獲傅爾布萊特基金會（Fulbright）獎助，於紐約水牛城州立大學進修一年。之後，轉任公職。受國科會派駐於德國與英國，擔任學術交流工作。退休後，曾客座於東海大學歷史系，並曾擔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兼職教授。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歷史知識旨趣的一個縱覽—─從蘭克到韋伯

　　從現代專業史學之父蘭克到社會科學史學的開山始祖韋伯，時間上，它橫跨整個十九世紀。在這百年期間裡，德意志民族統一建國運動萌芽、激情展開，工業化、社會變遷急速推進。而這時期中，歷史的觀點主導著人們對一切外在事物了解。它塑造著人們對法律秩序、經濟活動以及對政治外交現象的看法。蘭克代表的傳統史學，隨同著廣義的歷史學門—歷史法學、歷史國民經濟學、語言心理學—它融入了民族建國運動以及社會變遷的洪流中。傳統史學成為民族運動的一部分，也帶著市民階層政治鬥爭的色彩。同時，此期間波瀾壯觀的德國史學也反思著自己的學門：作為一門專業的學門，它與現實中的史家價值立場有什麼關聯？歷史知識與社會政治的發展方向關係如何？歷史學門知識進步的標準與內涵是什麼？
　　十九世紀德國史家的反思值得觀察，尤其是其中各類反思的內涵與現實生活之間的相互糾結。本文嘗試以「知識旨趣」的角度進入他們反思活動。藉著這個角度探索他們所見的知識的終極目的。同時，筆者將所檢視的史家局限於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巴克爾（Henry Th. Buckle 1821-1862）、德羅伊森（Johann G. Droysen 1808-1884）、蘭普瑞希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與韋伯（Max Weber 1860-1920）等這五人。他們有鮮明的立場，具有代表性；而且彼此之間有衝突、有承續、有揚棄、取捨。他們之間構成反思活動辯證的脈絡，橫跨著整個世紀。而且在這五位史家的思維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知識旨趣與他們的方法學之間的關係。從他們知識旨趣的轉移，我們也看到相對應的方法學的變遷。從蘭克強調敘事之為方法學，到韋伯提出「理想型」的概念工具，其間的轉折，都可以藉著「知識旨趣」的角度，讓它清晰地浮現。十九世紀德國的史學，尤其是方法學的變遷，可以從「知識旨趣」的角度獲得它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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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序言

　　十九世紀初的德意志大學裡，零散的歷史課題逐漸集結在一起，在哲學院裡出現了歷史系（Historisches Seminar），與地理、哲學、修辭學等課題區分開來。德意志大學中歷史系的成立有先有後，形成趨勢，橫跨著整個世紀。這是歷史學專業化的現象。它的過程與近代所有其他知識的進步並肩而行，受自然科學、心理學、統計學等的激勵，也受到它們的挑戰。同時，這個過程也與文官體系發展交錯在一起。歷史系學生的課程、畢業規定、教授聘任資格升等審查、敘薪等等，這些法制逐步建立，鞏固著歷史學的專業化。當然，它更與市民解放及民族建國的政治活動糾纏在一起。歷史學寫作的典範以及知識理論都有現實政治的旨趣隱含其中。
　　當時，與歷史學專業化比肩並行的，更有歷史主義這個澎湃的思潮。當時的思維方式是從緣起及發展的角度了解一切世間事物。它要從發展過程裡掌握一切事物的獨特性。這種思維方式出現在藝術創作與審美領域裡，也主導著法學思想、經濟學理論、語言學以及文學等各種活動。在專業化過程中的歷史學領域裡也不例外。在這個思潮裡，外在世界被視為是眾多獨特個體生長交融的結果，裡面有多元繽紛的價值，潛藏著不同的發展背景。德國歷史學專業化過程裡，對自己學科性質的界定、知識與現實結合的方式、方法學的建構，都出自歷史主義的思維方式。這期間出現的歷史知識理論、史學方法教科書，以及大量的歷史研究，都籠罩在歷史主義的思維下。十九世紀的德國史學專業化與歷史主義的思維是合而為一的。
　　身處於這個思潮中的威廉．洪寶德將歷史工作定義為描述一切人事現象的個體性（Individualität），並以了解事物內在的理念（Ideen）作為掌握個體性的途徑。史家若要描述出真實的歷史過程，他必須深入到事件內部的理念，觀察事件中的力量與方向。「理念」成了之後百年間追求真實歷史的方法學核心概念。洪寶德1821年〈論史家的任務〉開創性的演說，讓他成了歷史主義史學理論的開山祖師。
　　史學史裡，洪寶德與蘭克被視為歷史主義的一體兩面。前者的理論落實在後者的歷史著作中。蘭克比洪寶德年少三十三歲，生長在路德新教氣息濃厚的鄉鎮。他的理念史學結合著對神的虔誠。歷史工作是為了認識神意，親近祂。而神意是透過祂所應允的俗世秩序及形成過程而彰顯。普魯士的興起與歐洲列強並立，正是蘭克史學中神意的秩序。「理念」概念落實在蘭克史學作品，被注入了特定政治價值內涵。「理念」作為歷史學專業化中方法學，替特定的知識旨趣服務。
　　歷史主義史學在六○年代受到第一次挑戰。英國史家巴克爾的《英國文明史》實證史學著作被梅特涅復辟體制下的反動派流亡青年汝格翻譯引入德國。汝格要藉此掀起針對蘭克史學的革新風潮。不論是知識旨趣或方法學，《英國文明史》確實都與蘭克史學背道而行。它不認為敘事是科學，強調讓數字說話。事件沒有內在性質，只是統計的對象。歷史工作是要藉著統計方法追尋社會生活中的規律。所得到的歷史知識要用來批判一切妨礙人類智性發展的因素，諸如迷信、宗教、教會、國家等。《英國文明史》是承續啟蒙理性自由主義精神的史學。它挑戰保守傾向的歷史主義史學，激勵著理念史學對知識旨趣的反思。
　　蘭克的學生德羅伊森寫了書評。他個人的書評〈提升歷史學成為一門科學〉刊登在歷史主義史學的大本營《史學雜誌》，形同歷史主義史學知識旨趣與方法學的宣言。德羅伊森承襲洪寶德的理念史觀，論述人類的歷史意識的精神活動成就了人類特有的倫理世界—他稱之為「二度的創世」。德羅伊森知識理論中對延續性的論述充分與他推動普魯士建國激情相契合。強烈的政治性知識旨趣引導著他建構理念史學的知識理論。
　　理念史學受到的第二度挑戰是在世紀末。蘭普瑞希特的十二巨冊《德國史》引發了長達十餘年的方法學的論戰。一般史學史鑑於他處理大眾生活的史料，運用統計學，追求發展規律，將他定位為發揚巴克爾史學的承繼者。然而，從知識旨趣的角度而言，他們兩人的史學完全不同調。蘭普瑞希特的信念是：人類社會的發展是自然現象的一部分。《德國史》是一部自然演化史。演化史裡史家不預設歷史發展的目標。演化史的知識也不呈現生活中人們該如何實踐價值。《德國史》裡完全沒有巴克爾以歷史知識批判社會的自由主義思想。從知識旨趣的角度而言，《德國史》甚至反襯出巴克爾與蘭克、德羅伊森同屬一個陣營，他們分享共同的信念—史家有社會與道德重任。
　　在圍繞著《德國史》的方法學論戰裡，韋伯沒有直接參與。但他私下貶斥蘭普瑞希特是學術騙子、江湖術士。韋伯不能容忍蘭普瑞希特將人的行為中追求意義的因素從歷史學裡抹殺掉。韋伯自認為是傳統歷史學派的子弟，他追求歷史中的個體性，特殊文化的意義。然而，就知識旨趣的角度而言，他與蘭普瑞希特卻有幾近相同的立場，並對傳統歷史主義史學絕情地批判。更進一步，他要用理想型方法當除魅的工具，批判所有摻雜著價值取向的傳統知識活動。
　　筆者以知識旨趣的面向勾勒十九世紀德國史學發展的一個輪廓。這是這本書的基本課題。書中的章節都圍繞著這個課題。章節的文字有論述、譯注以及評介三種類別。論述為了給讀者全貌。而譯注選取歷史主義的經典文章，讓讀者能親近歷史主義的史家，享受真實感。評介用於詮釋經典論述。書中沒有專門討論實證史學的章節，所觀察與詮釋的都是歷史主義的理念史學。
　　書中，筆者首先以綜覽的方式論述蘭克到韋伯的知識旨趣變遷（第一章）。接著筆者聚焦於蘭克（第二章），一方面論述蘭克以神意為根據的客觀知識有它現實的內涵，他的歷史作品維護著一定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以蘭克自己撰寫的〈政治對話〉呈現歷史主義的個體性思想如何用來替普魯士的政治辯護。蘭克之後，筆者論述他的學生德羅伊森（第三章）。德羅伊森以普魯士建國的政治熱情引導著他思考歷史知識理論問題。筆者以評介一本他的傳記來突顯他學術與政治的結合。同時，再以德羅伊森撰寫的《英國文明史》書評呈現歷史主義史學對歷史延續性的看法。分析蘭克與德羅伊森兩人理念史學的政治含意之後，筆者回到「理念」這個概念的源頭。威廉．洪寶德的〈論史家的任務〉能夠讓我們見到一個純淨概念的原貌（第四章）。「理念」與「個體性」在這源頭裡沒有現實政治意涵，它純然是一個歷史主義世界觀中的思維方式。藉著洪寶德這篇演講文章，我們看到歷史主義的史學，實際上是附著在「理念」思維上的政治產物。韋伯對傳統歷史主義史學史家混淆知識與政治的批判，某個意義上是回歸到共同的先祖洪寶德論述的理念的純淨狀態。藉著評介韋伯〈「客觀性」〉論文，筆者要解說韋伯繼承理念史學之同時，又對傳統歷史主義史學宣戰的立場（第五章）。同樣的依據〈「客觀性」〉論文，筆者進一步要指出韋伯的理想型方法學是理念史學與實證史學辯證發展的結果，而且他也用這方法學當除魅的工具，揭露理念史學與自然主義的實證史學中夾帶的知識旨趣（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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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獻詞

序言

第一章　歷史知識旨趣的一個縱覽—─從蘭克到韋伯
一、蘭克—─考證與敘事都為了了解歷史中的神意
二、巴克爾—─以數字與統計追尋歷史法則展開社會批判
三、德羅伊森—─歷史延續性為旨趣的方法學
四、蘭普瑞希特—─演化的史學摒棄了知識與道德合一的信念
五、韋伯—─與價值抉擇區分開的文化科學及其方法學

第二章　蘭克客觀史學中蘊含的現實旨趣
一、蘭克的史學作品在市民解放運動及德意志民族運動中採取立場
二、〈政治對話〉—蘭克歷史主義史學思想下的政治論述

第三章　德羅伊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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