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文明的起源
UNIT1-1炎黃子孫
(一)炎帝與黃帝的由來
中國人時常自詡為「炎黃子孫」。「炎黃」指的是炎帝神農氏和黃帝軒轅氏,他們分別象徵著華夏境內兩支不同的部落生活。在古史傳說中,一是偏西的姜姓部族,炎帝是他們的領袖;另一則是偏居東方的姬姓部族,黃帝是首領。據稱黃帝與炎帝本來同出少典一族,後來歷經分散遷徙,結果彼此的風俗習慣差異越來越大,遂變成兩個族類。
炎帝神農氏一支發展較早;這個帝號名氏,含有在南方和長於耕種的意思,因此,有關神農的故事幾乎都和耕稼工作有關。如果從人類演進的歷程來看,炎帝的出現無疑說明從漁獵生活慢慢發展到耕田食穀的過程。例如,傳說當時人們開始大量以植物的種子、莖葉為食;一旦發生疾病,自然而然地也想起透過食用某些植物來進行治療。所以,民間信仰普遍推崇神農「嘗百藥」,為植物藥的發明者,可以想見炎帝時代情形一般。
至於黃帝,古史上的稱謂既多且不一,名字多半和他住的地方有關。司馬遷的《史記》提到,黃帝「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這自然是屬於游牧部落的常態。今日河南新鄭附近是傳說黃帝活動最為頻繁之處,其實當地最多藪澤,水草豐富,同時動禽獸物眾多,最適合於游獵。由此更可想見黃帝是當時的游牧部族。
(二)黃帝
黃帝是中國古史傳說中最被稱譽的人物。有關他的生平記載,大多以三種面貌呈現:第一是「仙話」式的黃帝。像《莊子》提到黃帝得道成仙,《史記.封禪書》記載他「且戰且學仙」,《列仙傳》中的黃帝甚至還能驅使群仙。第二是做為遠古中國各族群共同的「先祖」。司馬遷最先將黃帝列為古代的第一位君主,戰國末年有人把一切古代發明,包括文字、算學、曆法、陣法等都歸功於他。近代學者柳詒徵也說:「犧、農之時,雖有琴瑟、罔罟、耒耜、兵戈諸物,其生活之單簡可想。至黃帝時,諸聖勃興,而宮室、衣裳、舟車、弓矢、文書、圖畫、律曆、算數始並作焉。」第三為撻伐苗蠻,征討不庭的「聖王」形象。尤其是黃帝與炎帝結盟對抗蚩尤,在涿鹿之戰將其打敗;後炎、黃二帝更展開阪泉之戰,黃帝再取得勝利,確立成為天下共主。
儘管黃帝事蹟雖無考古根據,但在近代經由國族主義宣揚下,成為華夏民族共同的祖先。此後,不再是一朝一姓專屬的祖源,而變成「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直到現在,中國官方每年依然在陝西黃帝陵舉行祭祀活動,用來紀念和象徵正統性。
UNIT 1-2 堯舜禪讓
(一)傳位始末
五帝中的堯、舜,也是古史傳說中的偉大人物。歷史上經常將他們兩人視為「聖君」的代表。而堯將帝位傳給舜的情形,相當具有故事性,也廣為傳頌。
據稱,堯帝平日為人處事明達,他不僅使得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的人能親睦敬和,工作上更進一步明察百官的職守。人民受到堯帝的仁德感化,安居樂業。由於已經在位七十年,年邁的堯帝希望將帝位傳給有德有賢者,但諸侯們都自認鄙陋,不願接任。於是乎,眾人便向堯帝推薦舜,說舜是一位孝子。因為舜的父親瞽瞍非常愚頑,後母又是個長舌婦,而同父異母的弟弟象平日也極為傲慢無禮。三人經常設法要陷害舜,但舜一點也不埋怨,仍然孝順父母,友愛弟弟。為了觀察舜的為人,堯決定把他的兩個女兒娥皇和女英下嫁給舜,並且賦予舜許多考驗。
首先,堯令舜推行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種教化,並讓他擔任官職,接待賓客,引導四方來朝諸侯官員。不管哪一種職務,舜都辦得有條有理,很得堯帝歡心,終於在三年之後把帝位傳給他。堯舜禪讓之美名,遂成為千古佳話。
舜繼位後,政令一新。同時為了解決洪水問題,他命令禹來負責治水工作。由於禹的治水相當成功,且經年累月辛勤努力,甚至過門不入,於是舜帝決定效法堯帝精神,舉禹共同處理事務長達十七年,培養其能力與厚植聲望。最後在不負眾望情形下,舜也將帝位禪讓給禹。
(二)部落繼承的意義
堯、舜、禹三帝「傳賢不傳子」的即位方式,是歷史上美稱的「禪讓政治」。但自古以來就不斷有史家質疑這種傳位的方式,甚至提出「舜囚堯而奪位」的說法。近代學者則是結合了社會科學、人類學等知識,重新詮釋禪讓政治所呈現的意義。其中,包括有下列數種討論值得參考:①選舉說;②兩頭制說;③母系制說;④爭豪說;⑤互讓說。姑且不論真實情形究竟為何,但從歷史來看,歷經禪讓制度下傳承的君主,基本上都是既賢且德又能的「領袖」。這些領袖其實都在上古時期各部落林立的情形下,透過彼此之間激烈的競爭,最後得以脫穎勝出而號令群雄者。換言之,不管是「有德有賢」,還是「治水有功」,一定要有令其他部落折服的實力。所以,禪讓政治所透露的,應是原始社會中的群雄競逐,有能力的部落君長終能竄起的事實。
UNIT 1-3 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的發現
(一)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
十九世紀末,歐洲考古學日漸興盛。受到西方影響,中國在二十世紀上半期也陸續展開考古挖掘工作,改寫了遠古的歷史。
這場「發現」運動始自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帶來的影響。民國初年,安氏應北京政府之邀,擔任農商部的礦政顧問,負責尋找鐵和煤。一九一八年初,他得知北京西南郊周口店附近經常有村民在一座山崗上撿到小動物的骨頭,誤認為是雞骨,將山崗稱做「雞骨山」,為此特別前往考察。直到一九二一年,安特生再次來到周口店,在另一處「龍骨山」的地方發現了產自別處的石英。他意識到可能有史前人類活動的遺存,在經由政府許可之後,立刻進行考古發掘,終於得到大量的陶器、石製工具等,為最早發現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之後一九二三年發表《中國遠古之文化》時,安特生首次提出「仰韶文化」的概念,因此轟動世界。
(二)仰韶文化內容
從仰韶村出土的眾多農具石器可知,該文化以農業為主,且生產力已經達到相當可觀的程度。其農耕石器裡,有石斧、石鏟、磨盤等,除此之外還有骨器,包括魚鉤、魚叉、箭頭,說明除農耕生活之外尚有漁獵活動。而挖掘出來的獸骨,大部分為豬和狗,顯示居住已有家畜化現象;還有野生植物的果實,可能是穀物不足時所採集食用。
至於陶器,仰韶文化多數屬於砂質粗陶,有的還存有布及編織物所印下來的紋路,可見該文化中有編織和織布的手工業。另外,遺物裡曾發現有穿孔的獸骨、魚骨、貝殼裝飾品,以及赤鐵礦染色的石珠,說明「美」的判斷和感覺已經萌芽。
對於仰韶文化內部及時間上的分類,還有各個遺址之間的相互關係,目前學界其實還有些爭論。像是社會結構,今日大多學者認為它是一個父系社會,早期母系社會的論點現在較少有人支持。
(三)安特生考古效應
受到安特生鼓舞,此後中國境內各地多方開啟考古活動,成績斐然。譬如,一九二八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便開始進行殷墟考古,透過獲得的甲骨文中所記載的資料,將中國有文字記載的可信歷史提前到了商代。不僅如此,考古調查也日益成為新興的文化活動,遍布於陝西、河北、浙江、福建、四川、西康、新疆和內蒙古等地。連日本也組織「東亞考古學會」,在東北多處進行挖掘。這些經由考古所發現的遺址,說明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又有密切的相互關係,共同組成豐富多彩的中華遠古文化。
UNIT 1-4 殷墟和甲骨文
(一)殷墟的發現
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的發現,是中國首次以集眾之力所完成的重大考古工作。事實上,它的成功並非偶然出現的產物,最初是來自傳統金石學的啟發。
十九世紀末,山東翰林王懿榮率先在北京的中藥店裡,購買一批在「龍骨」和龜甲藥材上刻有古老的文字符號。王氏警覺到這可能是很珍貴的文物,於是到處以重金購買,同時進而考證。後來義和團事件發生,八國聯軍入侵京城,王懿榮自盡,該批甲骨遂歸為劉鶚所有。由於許多學者開始對甲骨產生莫大興趣,古董商販便見機謀利,大肆收購,同時封鎖甲骨的來源消息。在歷經羅振玉等學者的多方探求後,得知甲骨是來自河南安陽小屯村,便陸續派人前往收購甲骨。這些甲骨上的「文字」透過羅氏等學者對其進行考釋,認為小屯就是歷史文獻上所說的殷墟。其後,由王國維的考據推斷,小屯該地是商代盤庚遷都的都城。
然而,文字臆斷都無法獲得歷史真相。真正證實上述學者的,卻是一九二八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組成考古隊。該隊由董作賓、李濟率領,是一支結合西方理念和方法的科學團隊。直到中日戰爭爆發前,他們先後進行了十五次挖掘。這些後果都使得殷墟成為中國第一個文獻可考、並為考古學和甲骨文所證實的都城遺址。直到最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三十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更將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二)甲骨文所展示的意義
殷墟發掘,除了地、形、物可以充分提供後人對殷商文化的了解外,由安陽出土的甲骨文還具有文字史料之意義,提供我們關於商代隆盛時期的事蹟,有一更加清晰的輪廓。
譬如文字的出現,是文明時代最主要的標誌之一。從安陽出土的甲骨片來看,發現商代已有象形文字,而且由字彙數目之繁多,以及字體構造之形制,可以看出甲骨文是經過相當長期發展的文字。換句話說,甲骨字彙的數目約在兩千上下,其出現絕非偶然,正說明當時的社會,早已具有非常複雜的內容,需要相當的符號,以指明當時既存之事物與現象。此外,當中內容包括記事體作品,還有文學性的紀錄,也都顯示商人對文字應用的技術,已經達到非常純熟的程度。而金石學的傳統,經由劉鶚《鐵雲藏龜》、孫詒讓《契文舉例》及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等書,可以通過周朝金文、小篆、隸書、楷書等相互繼承的系統源流,得到解讀確認。
又如商代民眾一切行事,如祭祀、征伐、田獵、行止、年、雨、夢、命等,無所不卜。除牛肩胛骨外,還兼用龜甲,可知商代是一宗教觀特盛的時代;占卜成為一種專門職業後,僧侶於是受到供奉,成為當時神權政治的指導集團。此外,甲骨文中有不少曆術與天文學的知識,依據日月運行的規律計算時間,按照氣候的變化畫分季節,更有關於上帝的記載。
UNIT 1-5 「層累造成」的古史觀
(一)古史辨運動的興起
以往對古代的歷史傳說,中國人基於崇拜傳統,始終抱持深信不疑的態度,這樣的情況一直要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在「新史學」口號下才出現重大的改變。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站在批判立場的「古史辨」運動。
發起古史辨運動的人,是江蘇蘇州人顧頡剛。他是北京大學哲學部畢業,歷任廈門、中山、燕京、北京、雲南、齊魯、中央、復旦、蘭州等大學教授,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主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等職。在「五.四」反傳統的氣氛下,顧頡剛最先得自康有為和胡適的學術論點所啟示,知道很多古史材料並不可靠,於是發願潛心研究中國古史。從一九二○年開始,顧氏接連考辨古代史事,認為中國傳統的古史系統,在前漢時代已大致確立;同時在缺乏實物證明的基礎下,人們必須認真看待那些古代典籍及傳說。
嗣後顧頡剛的看法,得到文字學家錢玄同等人的支持,但也引發其他許多反對聲浪和爭議。大致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一年間,這些有關古史的學術討論,集結成書,共出版七冊《古史辨》,網羅了三百五十篇文章,有三百二十五萬餘字。在第一冊裡,顧氏寫了一篇長達六萬字的〈自序〉,強調自己倡導、組織古史辨運動的心路歷程。儘管古史辨運動採用的某些方法和結論值得商榷,但無庸置疑對近代中國史學産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西方學者譽稱顧頡剛是「現代中國最卓越的史學家之一,是儒家偶像的破壞者和主張史學改革的人」。
(二)「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
顧頡剛針對古史傳說提出「層累造成」的看法,認為古代史事的傳衍約有三項特點:
第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譬如周代人們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可是到孔子時代則是堯舜,到戰國則是黃帝、神農,到秦代有三皇,到漢代以後則有盤古。
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代可能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然而到〈堯典〉的描述就成為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代就成為一個孝子的模範。
第三,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如我們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但可以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
在方法論上,顧頡剛又提出要推翻信史,必須具備的四項標準:①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②打破地域一統的觀念;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④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總之,古史辨運動推翻了長期籠罩在歷史學界中以「三皇」、「五帝」為信史的古史系統,透過「疑古」考證,對盲目的「信古」展開全面的批判,提出只有在清理、考辨史料的基礎上,才能進行科學的「釋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