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國債與紙幣有何不同？
前者可以孳息，後者不行。那麼，一如日本等多個已開發國家所曾遭遇過的，當國債利率降至0 時，又當怎說呢？若說孳息的有無，就是兩者的差異，那麼在零利率的狀況下，不就一模一樣了嗎？
國債與紙幣的差異，不僅止於其作為資產或負債的表徵與制度，且還必須同步考慮其在經濟政策中定位的不同。
鑑此，本書擬就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先整理出基本的認知後，再針對「財政與金融之財金政策合而為一」之於未來經濟政策的重要性，乃至兩者各自所肩負之新使命來加以論述。
所謂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看似簡單，但其功能卻不簡單。
首先，財政政策的功能主要可區分為三類：①單憑個人或私人企業所無法執行，而須藉由公共工程建設或社會保障相關事業來實現之「資源分配功能」，②縮減貧富落差的「資源重分配功能」，乃至③藉由公共工程投資或減稅，以消弭經濟不景氣之「維穩功能」等。其中，維穩功能之相關論述，將是本書所探討的核心主題。
在金融政策方面，亦可區分為：①透過金融機構之規範或監理，以確保金融體系穩定之「審慎政策(PrudencePolicy)」，以及與利率和貨幣供給相關之②「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而以下本書之主題，則會聚焦於「貨幣政策」之上。
財政政策之「維穩功能」與金融政策之「貨幣政策」，兩者在景氣或不景氣波動的收斂上，有著近似的目標。而且過往在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的角色分工上，也有一定的共識。
然而所謂「常識」，往往就是在其「成為常識之後」，開始出現崩壞。
所謂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的角色分攤，其概念濫觴自1980 年代已開發國家的總經政策之中。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 1937~2021) 就曾綜結這些當時的常識，並統稱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推動以民營化及法規鬆綁為核心之競爭政策的同時，佐以側重最小限度推行資源分配之審慎營運的財政政策。堪稱是一種「迴避因景氣衰退導致財政赤字，但將經濟的穩定發展委由金融政策承擔」之政策組合。
此種由保守的財政政策，搭配機動性的金融政策所構成的政策組合，為1990 年代至2000 年代的前半，帶來了一段幾無通膨的成長時代。在艾倫．布蘭德(Alan Blinder, 1945~) 與珍妮特．葉倫(Janet Yellen, 1946~)所合著之《令人驚艷的十年：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宏觀經濟經驗與教訓》一書中，即認定了當時在低利率背景下，追求財政赤字的縮減與轉虧為盈，為美國經濟帶來了長期的繁榮與發展。而這段成功經驗，讓這套「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學」，被視為是一兼具理論與實務之成熟經濟模型，故而又被稱為「新．新古典綜合學派(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也正因此，在這波浪潮中，讓偏好以公共工程作為景氣對策之日本型經濟政策，遭受到了國內外的共同抨擊。
然而，上述這些「新常識」，在遭遇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雷曼兄弟事件後，旋即產生了動搖。在這波危機中，已開發國家多以大規模的金融鬆綁作為因應。過程中這些國家所大膽起用之金融政策手法，如今通稱為「非傳統金融政策」。
為了防止雷曼兄弟事件的持續肆虐，於2017 至2019 年間所啟動之各國金融政策，為全球經濟的回穩做出了貢獻。但相對地，進入2010 年代後，全球經濟陷入了低度成長。然即便如此，伴隨企業獲利與資產價格的逐步攀升，失業率亦同步改善，呈現出一種「經濟雖不活絡，但景氣並不算壞」的景況。惟正因如此，亦使「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問題，開始受到世人所矚目。
而這究竟是為了佐證「單憑金融政策不足以穩定經濟」？抑或預示了「實體經濟本身正醞釀著大幅的翻轉」？
然而，真正顛覆1980 年代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之維穩政策的，正是2020 年後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迄2021 年止，美國為此實施了GDP 25％的直接財政支出。若以日本的國情換算，約當追加了140 兆日圓。這些鉅額的財政支出迅速帶動了景氣回復，且龐大的預算赤字以及接踵而來的政府債務擴張，亦未因風險的擴大而導致長期利率的暴漲或引發債務危機。至於2023 年後美國的利率調升，毋寧多數都認為是美國經濟強勁發展之結果。
至於金融政策的問題點之一，則在於無法選定有助刺激市場需求之標的。亦即當利率下調之際，無人可以預知何種產業可望因此受惠，進而蓬勃發展。
當新冠疫情擴大之際，真正因此導致業績惡化或阮囊羞澀者，其實只集中於部分特定的產業族群。例如餐飲服務或觀光旅遊產業，其業績大多降至往常的一半以下；相對於此，某些製造業的收益卻反而順勢增長—此時的經濟政策，就必須同時兼顧這兩種狀況。又例如2022 年2月所爆發之俄烏戰爭，引發了能源以及以糧食為主之相關商品的價格竄升，乃至嚴峻的半導體供不應求等問題。當經濟衝擊來臨時，也只有財政政策才能因應不同行業間涇渭分明的差別反應。
經歷了新冠疫情與俄烏戰爭後的均衡財政主義與財政重建路線，已漸漸開始與傳統共識中的經濟政策方針脫鉤。根據一項對全美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會員所進行之不記名問卷調查，亦充分反應了此一認知的變化。例如相較於2000 年時認為「大規模財政赤字將對經濟帶來負面影響」的多數派，迄2021 年時已淪為少數；至於另一問題—「景氣循環的治理應授權聯準會(Federal Reserve Board,FRB)」之結果，亦復如是。
鑑此，本書第一章，將以日本的財政狀況為個案，就「財政赤字與國債餘額究竟對誰構成負擔？乃至是何種意義上的負擔？」等問題進行探討。畢竟若考量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大小關係，則財政赤字的負擔歸屬亦將大異其趣。
第二章將解說零利率時代前，傳統金融政策所涉及的影響層面，乃至一路演進至當代非傳統金融政策的發展歷程。順帶也會探討肇因於「自然利率的低落」與「慢性蕭條（常態性不景氣）」，以致日本之低利率狀態長期無法扭轉的可能性。
第三章將針對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之「不可區分性」進行探討，畢竟人們往往將此兩者視為不同政策，但財政政策的成效必然需要仰仗金融政策，且反之亦然。為了成就財政上的維穩成效，就必須講求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兩者間的相互協調。否則兩者間若產生方向上的爭執，則勢將為實體經濟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鑑此，為了探究「財政永續性」這個概念對財政擴張政策的約束力，在此也將嘗試整理關於「財政崩潰」之定義。
最後，在總結全書的第四章中，將援引「高壓經濟理論」，來針對「合而為一之財金政策」所追求之中長期經濟發展願景進行探討。如何能不陷入過當的政策目標，進而成功開創以需求帶動供給之經濟動能？值此勞動力大不如前的時代，文末亦將連同財政政策的合理形式在內，一併進行相關建言。
其實，社會上對於財金政策之於維穩國家經濟所應扮演的角色，連同對於財金政策所應有之認知，其實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與此同時，這些總經政策也有必要就如何促進長期經濟成長之角度來予以審視。期待藉由本書，能提供一個讓各界商討今後的經濟政策應當何去何從的契機。
誠品網路書店
五南文化廣場網路書店
TAAZE 讀冊生活
金石堂
博客來
三民網路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