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委屈數百年的馬基維利 / 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陳思賢
歐洲經過漫長的中世紀,到了十四世紀時逐漸出現各方面的大變化:東西方頻頻接觸、自由城市興起、商業逐漸繁榮、對陌生卻又常聽聞的古典文化也開始嚮往與追求。這些很大部分是歸因於十字軍東征所帶來的衝擊,而古典文化的復甦尤然,因為許多古代希臘羅馬典籍──曾在基督教的禁絕下流失──經回教世界保存後回傳,讓歐洲知識界得以重拾千年前的文化傳統。許多人以學習古典文化與思想為職志,一片崇古之風,也展開了義大利的文藝復興。
佛羅倫斯的馬基維利(Machiavelli, 1469-1527)就是這樣一個好古文人的代表。他出身於托斯卡尼與佛羅倫斯的貴冑家族,就學於任教羅羅倫斯大學的古典學大師Marcello Adriani。佛羅倫斯一向是個人文薈萃之地,歷來多出文化藝術與思想名人,堪稱義大利半島的一顆閃亮珍珠,自然也是文藝復興的重鎮。
佛羅倫斯在十五世紀時有一個很特別的傳統,就是樂於任命古典學者出掌政務,擔任chancellor of state(類似總理)的工作。這樣的一個「學而優則仕」的作法其實始自於十四世紀末延聘著名古典學大師Coluccio Salutati理政開始。而十五世紀時,著名人文學者Leonardo Bruni,Bartholomeo Scala也接續出仕,但是到了麥第奇(Merdici)家族專政時,這個傳統自然被迫中斷了。然而一四九四與一四九八年佛羅倫斯人將麥第奇家族與獨裁者薩福拿羅拉(Savonarola)相繼趕下臺恢復共和後,古典學教授Marcello Adriani被任命為總理大臣(chancellor),他於是提拔優秀子弟馬基維利出任國務次卿(second chancellor),掌理外交事務,出使各國。馬基維利就在一四九八─一五一二的十四年間擔任此項工作,直至一五一二麥第奇家族復辟為止,這也是他一生實際從政的經歷。
馬基維利最著名的政治與歷史性著作包括了《君主論》、《羅馬史論》、《佛羅倫斯史》、《戰爭論》等。有人就認為這幾本書分別呈現了馬基維利的不同身分:《君主論》代表了他外交家生涯對政治運作的諸多刻骨銘心感想,《羅馬史論》代表了他作為人本主義政治哲學家致力於研究一個民族如何可以獲得「自由」的心得,而《佛羅倫斯史》當然就是他變身為描寫故鄉歷史的史家了。
但是《君主論》的撰寫係特別為了呈獻給佛羅倫斯的統治者──麥第奇家族的羅倫佐,這就讓此書的性質成為「資治建言」(advices to the prince)一類的文獻了。這類文獻在當時常見,乃是謀士獻「治國之策」、「治術」(statecraft)以求祿位之工具,馬基維利亦因此而被懷疑其風骨──畢竟他才剛從共和政府的官位下野,就企圖投向專制復辟的麥第奇之懷抱,必遭時人諷議為「干祿」之人。但他自己認為,此舉不是僅「希望博得君主寵幸」,而是想藉此書「內容豐富」與「主題嚴肅」幫助麥第奇「達到偉大地位」,以表明自身為其「忠實臣民」。若麥第奇能因此成為「明君」,義大利亦得幸。但《君主論》的內容多處與基督教義或世俗道德不合,被視為奸邪詐術之大成,「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sm) 後世亦成為負面之詞。
約略言之,《君主論》所陳的「治國之策」或「治術」,又可分為如何「富國強兵」與如何「領導統御」兩大面向。《君主論》後世多所閱讀,其善惡優劣歷來固多有議論;富國強兵術乃與政治或國家建設相關,但是領導統御術則可廣為連結至我們生活上的各方面了。所以《君主論》不但是有關政治思想之著作,也是治理群體與經營人際關係的寶典。在分別介紹這兩個面向之前,我們可以先來看看馬基維利此書中所使用的一個基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