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戰

〈參戰〉

一九四零年六月十日，陰天。那段時間我跟我朋友傑瑞‧歐斯特羅總是意興闌珊，但每天早晨都會去海邊走走。那天下午墨索里尼要發表演說，不知道他是否會宣布參戰。海水浴場的遮陽傘幾乎全部收攏起來，在海邊散步的我們交換各自的猜測和想法，但是話說一半，便無語沉默。
出了一點太陽，我們跟一個女孩一起划船出海，一頭淡金色髮長及肩的她應該對傑瑞有好感，但始終沒有表態。女孩支持法西斯，所以有時候會對我們的意見嗤之以鼻，表示不屑，像是懶得花力氣反駁我們的觀點。不過那天，即將離鄉的她茫然無助，心情低落。她父親很神經質，想在戰爭爆發前帶全家遠離前線，前一年九月已在中部艾米利亞省的一個小鎮租了房子。那天早晨我們坐在小船上戲水，為了安撫自己，一直說只要不參戰就沒事。連她也低著頭，雙手抱著膝蓋，跟著說：「嗯……對啊……希望如此……」為了分散注意力，她又說：「但願這次也是虛驚一場……」
我們看到一隻水母漂浮在海面上，傑瑞故意把船划向那個方向，讓水母出現在女孩腳邊，試圖嚇唬她。結果沒成功，因為女孩根本沒發現水母，她說：「啊？什麼？在哪裡？」傑瑞露了一手，從容地用船槳把水母撈到船上，肚皮朝天。女孩驚叫一聲，但聲音不大，傑瑞隨即把水母丟回海裡。
離開碼頭的時候，他得意洋洋走來對我說：「我親了她。」他闖入更衣室，索討告別之吻，她不願意，短暫拉扯後他成功一親芳澤。「現在最重要的事搞定了。」傑瑞說，他們決定那個夏天通信保持聯絡。我恭喜他。傑瑞是很容易開心的人，他大力拍打我的背，也不管我痛不痛。
六點左右，我在小鎮上再次碰到他，那時義大利已經是參戰國。依舊是陰天，大海也灰濛濛的。一列士兵朝火車站走去，途中遇到有人在陽台上為他們鼓掌。士兵沒有一人抬頭。
我碰到傑瑞和他當軍官的哥哥，他哥哥正好休假，穿著便服，夏天裝扮清爽優雅，還開玩笑說自己走運，剛好在宣戰日休假。他哥哥名叫菲力貝托‧歐斯特羅，個子又瘦又高，活像竹竿，輕微駝背，陽光般的笑臉帶著一絲嘲諷。我們坐在鐵路旁的欄杆上，他告訴我們邊境防禦工事的建造方式多麼不合理，長官指揮砲兵部署時下達的命令有諸多錯誤。夜幕低垂，年輕軍官削瘦痀僂的身影彷彿一個單邊括號，他手中夾著點燃的菸從未送到嘴邊，那點星火在交錯的鐵路高壓電線和混濁的大海襯托下格外顯眼。不時有載著大砲和士兵的列車調轉方向朝邊境出發。菲力貝托很猶豫是否要放棄休假趕回部隊報到，好奇他不看好的那些戰術會有什麼結果，但又想去梅拉諾找一位女性朋友。他跟他弟弟討論開車到梅拉諾要幾個鐘頭，有點擔心他還沒結束休假戰爭就打完了，那樣還滿好笑的，只是這麼做對軍旅生涯沒有好處。最後他決定去賭場，看結果如何再說。他不是開玩笑的，真的說看贏多少再做決定，他向來手氣不錯。菲力貝托離開時抿著嘴笑，時至今日我依然記得那個掛著嘲諷笑容的他，魂斷北非馬爾馬里卡。
第二天早晨響起了第一個空襲警報。一架法國軍機飛過，我們全都仰著頭看著天空。當晚空襲警報再度響起，一枚炸彈落在賭場附近爆炸。賭檯區亂成一團，還有女性賭客昏倒。賭場內一片漆黑，因為發電廠切斷了全城供電，只有綠色賭桌上方的室內燈還亮著，厚重燈罩隨著氣流波動搖曳不止。
隔天得知，那晚空襲無人傷亡，只有老城區一個小男孩在黑暗中被打翻的一鍋開水燙傷身亡。然而那枚炸彈讓全城猛然驚醒，陷入恐慌，可想而知，恐慌的結果便是開始找假想敵：間諜。流言滿天飛，有人說那晚空襲警報響起，看到某些窗戶透出的燈光規律地開開關關，或有不明人士在海邊點燃篝火，甚至說看到有人影在開闊田野中用手電筒朝星空揮舞，向敵機打暗號。
我跟傑瑞去看炸彈造成的損害程度如何：一棟大樓的轉角被炸毀，炸彈不大，威力有限。圍觀群眾議論紛紛，一切都還在可接受、可預測的範圍。有房子被轟炸，尚未身陷戰亂之中的我們還不明白戰爭是怎麼回事。只是我無法忘記那個被開水燙傷致死的小男孩。那其實只是一場意外，小男孩在黑暗中撞到那個煮水的鍋子，他媽媽就在幾步之外，但是戰爭讓那個難以挽回的無妄之災找到了方向和原因：拉下發電廠電閘開關的那隻手，那架只聞其聲不見其影的軍機，為軍機飛行員標示航線的軍官，以及決定發動戰爭的墨索里尼，都只是間接加害者……
市區不斷有開往前線的軍車和車頂綁著各種家當的民用車輛穿梭。我發現父母親在家中十分焦慮，因為當局下令阿爾卑斯山谷所有鄉鎮居民必須立刻撤離。我母親那幾天一直在比較舊時戰爭和新式戰爭的不同，認為這次戰爭不會有之前那種造成家庭劇變、令人膽戰心驚的情況出現，還有「前線」、「戰壕」這些名詞雖然聽起來相同，但已經改弦更張不會是早先模樣。不過她又想起了一九一七年的威尼托難民潮，還有當年不同於今日的氛圍，更加覺得今天由官方下達的冰冷「撤離」命令十分不近人情。
我父親對戰爭的看法很狀況外，一九二五年之前他都住在美洲，所以始終無法融入歐洲生活，也跟那個年代格格不入，如今看到他從小熟悉的、始終如一的山林風光，那個讓老獵人施展身手的舞台面臨巨變，他擔心的是受撤離令波及的居民中，散居在偏遠鄉鎮的每一個獵友、請他協助鑑定以便向稅務官申訴的可憐農民，以及為了解決灌溉權利歸屬糾紛，找他去小小一方貧瘠土地上巡查好幾個小時的錙銖必較訴訟人。他已經預見原本生機勃勃的田野再次荒蕪，乾砌石墻坍塌，碩果僅存的幾個野豬家族被砲火嚇到從樹林逃竄而出，牠們是每年秋天他帶著獵犬追逐的目標。
根據報紙報導，法西斯黨和其他慈善機構在托斯卡納省鄉間已經安排好住處，也規劃了交通和餐飲事宜，確保大家會得到妥善照顧。我們城裡所有小學的大會堂都設立了臨時收容中心和工作小組。所有法西斯青年團團員都被徵召，要換上制服，報到待命。我們班上同學大多數都在外地，其實可以假裝沒有接到召集令。傑瑞要我陪他去試開他們家不得不新購入的車，因為原本那輛車被軍隊徵用了。我問他：「不管召集令嗎？」
「我們已經放暑假了，他們又沒辦法讓我們停課。」
「但這是為了難民……」
「我們去能做什麼？讓那些一天到晚喊著『參戰！參戰！』的人去忙吧。」
但我心裡放不下「難民」這件事，我也說不清楚原因。或許是受我父母的道德觀影響，我母親沒有宗教信仰，在一九一五年義大利參戰時是主戰派，同時堅信和平，我父親對地方性的民族道德觀情有獨鍾，他尤其熱愛那些被忽視和受到壓迫的國家。就像之前那個因開水燙傷而死的小男孩，「難民」這個名詞讓我聯想到一群人茫然無措的畫面，同時讓我意識到長久以來存在的一個事實，是跟我有關的。坦克、裝甲車、軍機和德國納粹發行的《信號》雜誌插圖的確更能激發我的想像力，這些是戰爭的另一個面向，通常是一般大眾的關注焦點，包括那個講話酸溜溜、喜歡冷嘲熱諷挖苦人的我朋友傑瑞。
一輛老舊巴士載來難民，他們下車後站在學校操場的階梯式看台上。我穿著先鋒隊制服走上前，第一眼看到衣衫襤褸好似穿著病人服的他們擠在一起，就忍不住焦慮，彷彿瞬間去到前線。那些婦女綁著黑頭巾，是平時採摘橄欖或牧羊時的裝扮，男人是典型沉默寡言的農民，那種感覺很親切，但同時又很陌生，彷彿我是局外人。我跟我父親不一樣，我以前總是冷眼旁觀，看著他們給騾子套上馱鞍、用鐵鍬在葡萄園裡挖開土埂讓水流入灌溉，而我從未與他們往來，也從未動念相助，既覺得他們很可憐，又心生愧疚。那種心情猶在，而此刻比以往更甚，看著疲倦擔憂交迫的他們，為人父母者將小孩抱下車，在階梯式看台上跟其他老人一起努力讓各個家庭團圓，再各據一方。我能為他們做什麼呢？幫助他們的這個想法顯然很不自量力。
我走上階梯，不得不放慢腳步，因為在我前方每一個台階上都站著一名老嫗，身穿黑裙黑披肩，她們張開的雙臂和飽經風霜的手中都抓著一隻彷彿乾枯枝枒的黑母雞。嬰兒裹著泛黃的布巾摟在大人懷裡，只有圓滾滾彷彿南瓜的小腦袋露在外面。一名女子不耐舟車勞頓抱著頭嘔吐，家人圍成一圈靜靜地看著她。我無動於衷。
學校走廊變成露營地或醫院走道，一戶戶人家帶著包袱和小孩靠牆坐在長板凳上，病人躺在擔架上，領隊想要清點人數永遠數不到盡頭。在吵雜的廊道上有先鋒隊、士兵、穿著獵裝制服或便服的官員，但可想而知，真正調控全局的是紅十字會那五、六名修女，她們全神貫注神經緊繃，跟士官長一樣不怒自威，在那群毫無頭緒的難民、工作人員和救援人員中指揮若定，彷彿在閱兵場上執行只有她們知道的計畫。先鋒隊動員令下達後似乎不見成效，就連那些吹噓自己隨時可以奔赴戰場的人也沒動靜。我看到幾名士官聚在一起抽菸，兩個先鋒隊員打架差點撞倒一名女性難民。所有人袖手旁觀。我繞著走廊轉了一圈走到教室大樓另一側門口。我已經了解情況，可以回家了。
這裡的樓梯間沒有人，但在樓梯平台上有一個籃子靠牆擺放，籃子裡坐著一個老人。籃子很淺，是柳條編的，兩側有握把，需要兩人合抬的那種大籃子，幾乎垂直立起倚著牆，那老人坐在貼地的籃框上，把籃底當成靠背。那是一個肢體殘障的小老頭，從他雙腿收攏的奇怪姿勢來看，應該是癱瘓了。但他全身顫抖停不下來，以至於籃子不斷晃動撞牆。他牙齒掉光，張嘴只能發出一些不明聲音，眼睛盯著前方，但目光並不呆滯，反而十分挑釁，處於一種野性的戒備狀態。額前低垂的帽簷下，是宛如貓頭鷹的銳利眼神。
我往樓下走，得經過他面前，經過他瞪大眼睛的視線範圍。他的雙手厚實，用力緊握著一根長有樹瘤的短木棍，看來手應該沒問題。
當我走到他面前時，他抖得更厲害，出聲更急促，緊握的雙手抬高又放下用木棍敲打地板。我停下腳步。老人累了，敲打木棍越來越沒力，發不出聲音只剩下微弱喘氣。我本打算離開，但他突然哭出聲音整個人一抖，接著繼續敲打地板，咕咕噥噥說話。因為他過於激動，那個籃子不斷撞牆漸漸失去平衡，要不是我及時抓住籃子，他差點就從樓梯滾下去。要把籃子擺正並不容易，籃子是橢圓形的，加上那個全身顫抖卻動彈不得的老人坐在裡面，我得再出一隻手抓住籃子以免它往下滑。結果我跟老人一起進退維谷，卡在沒有人的樓梯間裡。
最後終於有其他人出現。兩名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衝上來，對我說：「出力，你也要出力，抓住這裡！抓好沒？出力啊，加油，抬起來！」我們一起把裝著老人的籃子抬起來，飛快地走完階梯，送到教室大樓，一氣呵成，彷彿我們已經忙了一個小時，這只是最後一段路。可是只有我看起來懶散怠惰，疲憊不堪。
我走進擁擠的廊道，把他們拋在腦後。一個分隊長看我東張西望，經過我身邊時匆匆對我說：「喂，你現在才收到召集令來報到嗎？跟我走，正好缺人！」他跟一個穿便服的先生說：「長官，您不是需要人手嗎？可以讓這個人支援您。」
婦女分坐在左右兩側草蓆上，有的脫下沉重的靴子，有的在哺乳，一個體型發福面色紅潤的先生站在中間，臉上戴著單片眼鏡，黃褐色頭髮像是染過或戴假髮，分線很整齊，他穿著白色長褲，鞋舌也是白色的，黃色鞋尖有雕花孔洞。他身上的羊駝毛夾克單邊袖口有一道天藍色滾邊，以及義大利退役軍官聯盟的縮寫UNUCI。他是克里斯庫歐洛少校，南方人，已經退休了，我們認識。
「我其實，」少校說。「不需要人手。這裡已經安排好了。啊，是你啊？」他認出我來。「你母親好嗎？教授呢？你等等，我研究一下。」
我待在他身邊，他用櫻桃木的菸嘴抽著菸，問我要不要來一根，我說不用。
「這裡啊，」他聳聳肩膀。「我們無事可做。」
難民把學校變成窮鄉僻壤的街道迷宮，他們用鞋底釘釘子，用繩子把攤開的床單綁好吊起來，可以在後面換衣服，可以把洗完的襪子掛起來晾乾，他們從包袱中拿出油炸櫛瓜花和番茄鑲肉，一邊找人一邊清點人數，搞丟某些東西但也找到某些東西。
不過這些人與眾不同之處（並非人人如此，但並不罕見，而且格外吸引目光，就像你走進宴會大廳只會注意到袒胸露背仕女們的胸口和肩膀一樣），在於他們之中有人跛腳，有癡傻的甲狀腺腫大患者，有長鬍子的女人，有侏儒，有因為紅斑性狼瘡而嘴唇和鼻子變形的人，還有人因為戒酒進入眼神呆滯的譫妄狀態，這是山村鄉鎮的陰暗面，如今被迫暴露，公然示眾，原屬於農戶的古老秘密，那些房屋蓋得像松果鱗片般緊密相依的農戶，被迫走出黑暗，在充滿官僚主義氣息的這棟白色建築中尋找避難處，以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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