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加薩

前言（節錄）

想想看，居然有這麼多的暴虐與謊言能傳播到整個文明世界。就憑一小撮沒有良知的欺瞞野心家？要不是數以百萬計的追隨者和他們一樣犯了罪，他們哪有可能成功放出這一切惡靈呢？
──西格蒙特．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華沙隔都中數百名猶太青年拿起所有能夠取得的武器，抵抗迫害他們的納粹。隔都裡大部分的猶太人早就給人拉去滅絕營了。反抗者的領導人之一馬雷克．埃德曼（Marek Edelman）後來回憶道，之所以起事，是想保全一點尊嚴：「到頭來，這一切是為了不讓他們在我們還有行動餘裕時屠殺我們。抵抗其實是在選擇死法。」
經過幾星期的困獸之鬥，抵抗者終究不敵。他們多半遭到殺害。活到起義最後一天的人裡面，有一些人在納粹往指揮部掩體中灌毒氣時自殺，只有少數人設法從下水道逃出生天。德軍隨後一區一區焚毀隔都，用火焰放射器把生還者燻出藏身處。
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多年後回想起自己在「美麗的寧靜夜裡，華沙郊區的田園夜裡」聽到從隔都傳來的慘叫：

那一陣陣慘叫聲讓人起了雞皮疙瘩。那是數以千計的人遭到殺害的慘叫聲。慘叫聲在冷眼的繁星底下，從火焰的紅光中傳出來，傳過寂靜的城市空間，傳到美好的花園寧靜中；園子裡的植物辛勤吐出氧氣，氣息芬芳，讓人感覺能活著真好。是夜的祥和中有一股特別的殘酷，美與人類的罪行同時撥動心弦。我們的視線不敢對視。

米沃什在德軍占領下的華沙寫了〈鮮花廣場〉（Campo dei Fiori）一詩，詩中的意象是隔都牆外的旋轉木馬，騎乘木馬的人順著屍體燃燒的煙往天空冉冉飛去，木馬歡快的音樂蓋過了痛楚與絕望的哭喊。美軍轟炸、殺害數十萬越南人的時候，住在加州柏克萊的米沃什把美軍的行徑比做希特勒與史達林的罪行，而他也再度從極端暴行中體會到可恥的共謀。「如果能夠產生悲憫之情，同時又感到無能為力，」他寫道，「那就代表我們正處於一種絕望的憤怒中。」
以色列在西方民主國家的支持下滅絕加薩人的做法，也讓數百萬人蒙受這種精神折磨月餘──先是在非自願的情況下目睹政治惡行，讓人不時想起活著的美好，繼而聽見一名母親眼睜睜看著女兒因為以色列又一次轟炸學校而活活燒死時的哭喊聲。

＊

「猶太大屠殺」（Shoah）在世世代代的猶太人心中留下傷疤；以色列猶太人在一九四八年經歷了民族國家的誕生，將之視為生死關頭，後來又在一九六七年與一九七三年阿拉伯敵國的殲滅論調中體會了一次生死大事。許多猶太人成長時的認知，就是歐洲猶太人只因為「身為猶太人」而幾乎遭到滅絕，這世界對他們來說感覺再脆弱不過了。在他們心中，二○二三年十月七日哈瑪斯與其他巴勒斯坦組織在以色列犯下屠殺與擄人作質，就這麼讓他們對另一場「納粹大屠殺」（Holocaust）的恐懼死灰復燃。
但我們打從一開始就能清楚看到，只要能利用這股無所不在的受到侵犯、喪親之痛與恐怖的感覺，史上最狂熱的以色列領袖都不會手軟。以色列領導人聲稱有權對哈瑪斯採取自衛行動，但研究大屠殺歷史的史學大家奧默．巴托夫（Omer Bartov）在二○二四年八月便體悟到，他們從一開始就是打算「讓整個加薩走廊無法住人，把加薩居民削弱，直至死絕，要不就是盡一切可能逃離加薩」。於是，從十月七日以來好幾個月，數十億人看著加薩遭受猛烈攻擊，而加薩的受害者──借用南非駐海牙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The Hague）代表、愛爾蘭籍律師布麗妮．尼赫拉利（Blinne Ní Ghrálaigh）的話來說──「在絕望之中把自己受到的傷害即時轉播出去，希望世人能採取行動，但眼下仍徒勞無功」。
世人，或者說西方人，卻是什麼都沒做。當年身處華沙隔都高牆之內的馬雷克．埃德曼深恐「外界完全不會有人知道」，深恐「關於我們的所有消息統統傳不出去」。加薩的情況不是這樣，畢竟加薩的受害者早在遭到處刑前好幾小時就在數位媒體上預告了自己的死，而殺害他們的人則在TikTok快活地廣傳自己的行止。但從美國與英國領袖到《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編輯，這些西方軍事文化霸權的馬前卒卻天天都在對加薩的現場直播打迷糊仗，甚至加以否定。前者抨擊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與國際法院，後者則是在內部備忘錄指示員工避免使用「難民營」、「占領地」與「種族清洗」等字眼。
我們繼續過自己的生活，同時卻有數以百計的平民遭到殺害，或是被迫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被殺，這種意識每天都在毒害我們。懇求的聲音來自加薩人民，尤其是來自著名作家與記者，提醒說他們自己與親人將要被殺，接著就是他們身亡的消息，這無疑加深了我們在心理上、政治上無能為力的那種恥辱感。出於無助的內疚感，有人開始細看喬．拜登（Joe Biden）的表情，想找到一點憐憫、一點結束流血衝突的蛛絲馬跡，但找到的卻是一種毫無溫度、平滑如石般的冷酷，只有在他脫口說出以色列的謊言，說巴勒斯坦人斬下猶太嬰兒頭顱時，才露出一抹尷尬的笑。聯合國的決議、人權NGO的絕望呼籲、海牙法官的非難，以及拜登的總統候選人資格在最後一刻遭到撤換……種種隨之而來的對公義的盼望，統統被粗暴擊碎了。
到了二○二四年尾，許多生活在距離加薩殺戮戰場非常遙遠之處的人們，開始隱約覺得自己被人拽過一望無際的苦難與失敗、痛苦與力竭。他們只不過是旁觀者而已，這等程度的情感傷害感覺好像太誇張了。但光是看到來自加薩的一幅景象，看著一名父親抱著孩子沒有頭的屍體，那種震撼與憤怒實無異於畢卡索為《格爾尼卡》（Guernica）揭幕的當下，觀者看到馬匹與人群在從天而降的殺戮下慘叫時心裡的感受。

＊

戰爭終將遁入過去，時間會讓高聳的恐怖倒伏為平地。災難的痕跡將以身體的傷、失怙失恃的兒童、城市的瓦礫堆、無家可歸的民眾、無所不在的喪親事實與喪親之痛的形式，遺留在加薩數十年。至於從遠處看著數萬人在一段狹窄的沿海地區喪生與傷殘，見識到強權的鼓掌叫好或漠不關心的人，也得忍著內心傷口的痛，忍著經年不消的創傷。
我們要怎麼樣表述以色列的暴行呢？是合法自衛，是在艱難城市戰場環境打的義戰，還是種族清洗與人道罪行？相關的爭論永遠不會平息。不過，從以色列罄竹難書的、違背道德與法律的做法來看，不難感受到其歹毒殘暴。以色列領導人一再清楚表示要消滅加薩。輿論大嘆以色列國防軍（IDF）在加薩的報復不夠徹底，形同以默許的方式為領導人的舉動撐腰，把受害者等同於不共戴天的惡人。實情是，多數的受害者完完全全無辜，許多還是婦孺。破壞的規模之大，甚至遠遠超越二戰期間盟軍對德國的轟炸；殺戮的步伐之快，填滿了加薩各地的亂葬崗。殺戮的模式有陰森殘忍的非人性手段（仰賴AI演算法），亦有個人化的殺戮行為（狙擊手射擊孩童頭部，甚至經常補槍）。還有像是阻擋加薩取得糧食與藥物，用燒紅的金屬棒插入裸體囚犯的直腸，破壞中小學、大學、博物館、教堂、清真寺甚至墓地。以色列國防軍士兵成為幼稚邪惡的化身，圍著死去或逃難的巴勒斯坦婦女的內衣跳舞，而這種TikTok短影音在以色列居然大受歡迎。他們甚至處決在加薩境內記錄同胞遭滅絕的記者。
當然，這種大規模殺戮的無情也不是前所未有。從數十年前至今，猶太大屠殺已經成了衡量人性之惡的標準。就西方而言，文明的高度取決於人們承認猶太大屠殺為暴行、承諾窮盡一切抵抗反猶主義的意願到達什麼程度。但歐洲猶太人遭到屠殺殆盡的那些年，許多人的良心卻是走上歧途，不然就是無動於衷。納粹攻擊猶太人的時候，大半個非猶歐洲加入了納粹的行列，往往還相當狂熱。甚至當猶太人遭到大規模殺害的消息傳到西方，人們依舊抱持懷疑的態度，冷眼以對，其中又以美國為甚。早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便提到關於猶太人遭受蹂躪的報導，「就像豆子撞到鋼盔彈開一樣，從良心上彈開」。縱使納粹的罪行攤在陽光下多年，西方領袖仍拒不接納大量猶太難民。此後，猶太人的苦難遭到忽視與打壓。與此同時，西德明明距離去納粹化還差得遠，卻能得到西方大國的廉價赦免，以便將其拉入對抗蘇聯共產主義的冷戰行列。
宗教傳統與世俗啟蒙運動都有一項基礎前提，也就是人類擁有「道德」天性。但這些發生在鮮活記憶裡的事件，卻削弱了這樣的前提。如今，各地都受到腐蝕的力量所影響，懷疑人類並非天生具備道德。愈來愈多人在冷酷、卑怯與言論審查的政權下近距離見證死亡與傷殘。他們震驚地意識到，光是記住過往的暴虐，已不足以保證同樣的事情不會在現在發生，而國際法與道德的基礎一點也不穩固。

＊

近年來，世界上發生了太多事情，自然災害、金融崩潰、政治動盪、全球大疫，乃至於征服與報復性的戰爭。但加薩遭遇的災難無人能及，在你我心中留下難以承受的悲傷、困惑與愧疚。加薩的情況留下了我們缺乏熱情，不夠義憤，目光如豆，意志不堅的可恥證據。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支持這些暴行，西方政界與新聞界大老用言辭與行動（以及不行動）迫使整個世代的年輕人在道德上變成大人，迫使他們在面對暴行時孤軍奮戰。
西方政界與新聞界造成許多讓人不寒而慄的謎團，拜登對巴勒斯坦人的頑固惡意與無情不過就是其中之一。對西方領袖來說，停止對以色列極端政權提供無條件支持，承認有必要懲罰在十月七日犯下戰爭罪行的人，將之繩之以法，明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為什麼拜登反覆宣稱自己看過並不存在的暴行影片？為什麼本來是人權律師的施凱爾（Keir Starmer），會斷言以色列有權對巴勒斯坦人「切斷電力與水源供應」，還處罰工黨內呼籲停火的人？為什麼身為西方啟蒙思想的雄辯衛道士于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要急著替犯下種族清洗的人辯護？為什麼美國歷史悠久的《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有辦法在將近八千名兒童命喪加薩之後，還能主張「合法殺害兒童是有可能的」（it is possible to kill children legally）？怎麼樣才能解釋主流西方媒體在報導以色列暴行時採用被動文法，讓人更難看出是誰在什麼情況下對誰下手（BBC報導以色列士兵放狗攻擊一名殘疾巴勒斯坦人，下的標題卻是〈加薩唐氏症男子孤獨死去〉［The lonely death of Gaza man with Down’s syndrome〕）？為什麼美國億萬富豪要發動烏賊戰，抹黑在大學校園內的示威者，鼓吹對他們無情鎮壓？為什麼學者、記者、藝術家、思想家和年輕人只是展現對親以色列言論審查的反抗，就會遭到解雇、封殺，甚至找不到工作呢？為什麼西方世界一面捍衛、庇護遭受猛攻的烏克蘭人，一面卻明目張膽把巴勒斯坦人排除在人類義務責任的共同體之外？

＊

對世界上的許多人來說，這些問題的討論免不了染上醞釀已久的種族惡意。歐威爾在一九四五年就指出巴勒斯坦是「膚色議題」。甘地自然也做如是想，雖然他對猶太家園的訴求表示同情，但也懇求錫安主義領導人不要對阿拉伯人訴諸恐怖主義。幾乎所有後殖民國家都拒絕承認以色列國（State of Israel）。一九七五年，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宣布錫安主義為「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的形式」，投下同意票的國家包括印度、中國與印尼。沒有解決的種族不平等問題重重壓在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心上，他說南非雖然免於種族隔離，但這種自由在「巴勒斯坦人沒有獲得解放的情況下，就不算完整」。種族問題仍然能刺激美國大型主流民權團體──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採取罕見的行動干預外交政策，與非裔美國人教會重要領袖一同要求停止軍援以色列。
數十年來，就數美國的黑人─猶太人關係最能清楚展現巴勒斯坦議題引發的種族分歧。二○二四年美國國會初選時，與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AIPAC）相關的利益團體花了超過兩千五百萬美元，要擊敗民主黨眾議員賈馬爾．鮑曼（Jamaal Bowman）與科麗．布希（Cori Bush）。非裔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曾經說以色列的行為包裹在一種「虔誠的寧靜」當中，而在鮑曼與布希的對手眼裡，這些非裔美國人進步派最大的過錯，就在於他們玷汙了這種寧靜。鮑德溫敢言直說，賣武器給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以色列，並非民主國家，而是白人至上的化身。他還在一九六七年指出，猶太民族所受的苦，「是世人心中世界道德史的一環」，而「黑人受的苦卻不是」。「黑人的歷史總是遭人痛斥、中傷、鄙視」，他如此指責。「猶太人是白人，白人起身反抗壓迫，就是英雄。輪到黑人起身反抗，就是回到他們天生的野蠻。人家不會把華沙隔都的起義說成是暴動，也不會中傷參與起義的人是小癟三。」
鮑德溫其實是把一段漫長的歷史經驗給刪節了。猶太人再怎麼說都不是白人，以前其他白人也不會當他們是白人。以色列大部分人口是系出中東的猶太人。但在二○二四年，卻有比以往更多的人把他們跟以白種人占多數（並且惟多數是瞻）的西方國家混為一談。西方的反恐戰爭堪稱災難，是對南亞、中東、北非大片土地明目張膽的掠奪，是用無人機進行殺戮，是在加勒比海設立的古拉格勞改營（gulag），是在各種準則與戰爭法之外隨隨便便扣押、傷害、摧毀黑人與棕色人種的身體，導致數十億非西方人激烈的政治化。在他們看來，西方世界拒不讓貧窮國家獲得自製Covid-19疫苗的科技，還囤積疫苗到超過保存期限，這就叫「疫苗種族隔離」，形同再度證實在普世民主與人權的論調掩蓋之下，西方求的還是保護自己的利益。一邊是西方對烏克蘭難民的慷慨接納，一邊是築牆把因為西方自己失敗的戰爭而受害的深膚色受害者擋在外面，非西方人在這兩者之間看到明顯的說一套做一套。
他們也看得到，相較於納粹的猶太受害者，西方人幾乎不會記得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發生在亞洲與非洲的無數大屠殺，也不會記得在廣島與長崎上空發動的核攻擊。在曾經的帝國主義國家，國內菁英不僅拒絕處理自己國家過去的種族滅絕暴行與劫掠，還戮力把所有相關討論打成精神錯亂的「覺醒文化」（wokeness），其他人怎麼可能沒發現這種令人火冒三丈的「大屠殺否認」？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喬治．帕德莫爾（George Padmore）、艾梅．塞澤爾（Aimée Césaire）等曾經的帝國子民精準把握到納粹主義就是西方帝國主義的「雙胞胎」，但淺薄的「西方好棒棒」近現代編年史卻繼續忽視這一點；帝國屠殺殖民地當地人的做法，跟歐洲內部猶太人所遭受的駭人種族滅絕之間有著顯而易見的關係，但它們卻避不深究。

前言（節錄）

想想看，居然有這麼多的暴虐與謊言能傳播到整個文明世界。就憑一小撮沒有良知的欺瞞野心家？要不是數以百萬計的追隨者和他們一樣犯了罪，他們哪有可能成功放出這一切惡靈呢？
──西格蒙特．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華沙隔都中數百名猶太青年拿起所有能夠取得的武器，抵抗迫害他們的納粹。隔都裡大部分的猶太人早就給人拉去滅絕營了。反抗者的領導人之一馬雷克．埃德曼（Marek Edelman）後來回憶道，之所以起事，是想保全一點尊嚴：「到頭來，這一切是為了不讓他們在我們還有行動餘裕時屠殺...

前言

第一部　大屠殺的前世今生
以色列與治不好的侵犯

第二部　切記「毋忘猶太大屠殺」
德國從反猶到挺猶
納粹大屠殺的美國化

第三部　跨越膚色界線
敘事的衝突：猶太大屠殺、奴役與殖民主義
暴行的叫賣與身分政治

後記　雖暗有光
相關書目
作者與譯者簡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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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與治不好的侵犯

第二部　切記「毋忘猶太大屠殺」
德國從反猶到挺猶
納粹大屠殺的美國化

第三部　跨越膚色界線
敘事的衝突：猶太大屠殺、奴役與殖民主義
暴行的叫賣與身分政治

後記　雖暗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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