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西弗斯的神話：卡繆的荒謬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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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在無盡的黑暗與絕望中，或許，希望就隱藏在其中
作家暨節目主持人謝哲青

　　面對荒誕謬誤的世界，庸碌、無意義的生活日常，我們是不是能夠誠實地面對自我，勇敢地迎向命運。還是只能隨波逐流，做一個單向度的人？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一九一三年出生於北非法屬阿爾及利亞的貧農家庭，出生不久，父親就被徵召入伍，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身亡。這位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成長過程相當艱辛，做過許多雜役苦工，之後卡繆又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殖民地暴動，面對二十世紀兩次毁滅性的兵燹巨禍，對他的思想有深刻轉化及影響。

　　卡繆的創作大多以三段的奏鳴曲形式發表：小說、哲學隨筆與劇本。卡繆的核心思想，在於從精神上反抗無可避免的荒繆，這個觀點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文集《反抗者》中表露無遺，卡繆從來不從「偉大」與「崇高」中探討生命，而是從「人」的生存情境去觀看，從歷史殘酷的循環中揭露，所謂的「反抗」，並非形而下、物理性的對抗，而是採取非暴力的精神能量去深化「反抗」及「存在」的意義。同時代另一位傑出的思想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強調個人的自由意志與抉擇，是面對荒繆可採取的手段之一，而卡繆反而強調苦難中的幸福。

　　不過要理解卡繆的思想價值，就必須了解他眼中的「荒謬」是什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以後，歐陸流行黑格爾及馬克思式目的論的歷史主義，這種哲學思潮相信歷史有一種看不見的理性規律，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都朝著某種有意義的目的前進，即使在歷史行進的過程中充滿不公、殘酷與苦難，就終極神聖目的而言，所有的不幸都微不足道。歷史主義目的論者深信歷史本身就是啟示，一切的意義於抵達終點時皆會顯露。卡繆通過作品，揭露掩蓋在歷史合理性下的虛假，歷史主義所預設的虛幻目的，在他的眼中，除了荒謬，還是荒謬。

　　於是，所有的一切……世界、歷史、國家、政府、社會與其所創造，終將歸於荒謬，對於汲汲營營追求意義的人來說，面對荒誕無常的生活，「存在」這件事勢必充滿屈辱、停滯、猶豫與衝突，最終，人對於「存在」無感，或是絕望，只能選擇麻木不仁、行屍走肉的苟且，或是走上反抗，在反抗的否定中肯定自我與存在。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小說《無謂的盛宴》（La fête de linsignifianc, 2014），正呼應了卡繆的哲學觀點：所有形式的反抗都有價值。人從生活日常中，清醒地覺察生命的荒謬，拒絕消極地逃避背離，進而接受荒謬，起身反抗。從人的角度理解，我們要勇敢面對生命的不合理；以群體的角度切入，正視無理及不公，堅定地拒絕獨裁、貪腐、瀆職，甚至是目前社會普遍歡迎的「小確幸」，都是卡繆哲學著眼所在。

　　完成於一九四二年《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正是我們理解卡繆思想從認識荒謬到接受無意義、反抗荒謬的重要著作。當被眾神之王宙斯永罰制約的薛西弗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執行苦役――將巨石推至山頂，然後連人帶石的滾回山腳；卡繆卻要我們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卡繆通過的哲學設計，用快樂來諷刺無止境的磨難，没有成果的徒勞，嘗試合理化不合理的荒謬，因而在書中，荒謬被提昇到至高點。不過也在這不合理中，薛西弗斯勇敢而堅定地保持信念，以行動抗爭，寧可奮力向上，努力迎向青天與陽光，而非瑟縮地躲在黑暗的谷底自怨自艾。薛西弗斯角色的隱喻，正是有深度、有自覺的反抗者。

　　通過《薛西弗斯的神話》，讓我們學會在拒絕荒謬後，仍在行動中堅定信念，唯有熱情地反抗，在無盡的黑暗與絕望中，或許，希望就隱藏在其中。

推薦序

有荒謬，才有反叛！
南方朔

　　如果要論近代思潮，很多人都會承認，發軔於兩次大戰之間、在第二次大戰後壯大的存在主義可能影響最大。以前的思想家，不論國家或派別，主要都是在探尋一個普遍性的真理，那是「理性主義的大時代」，但兩次大戰的經驗卻顯示了這種普遍理性反而走到了不理性的方向，於是人們的思想遂開始轉向，開始關切人的實存狀態、生命的主觀感受、理性的弔詭、人類的悲劇宿命、人類的終極主體性等問題。存在主義替哲學打開了一條新的出路，哲學不再是專業哲學的禁臠，而是一種對生命的態度。哲學開始進入文學藝術和影劇，也開始進入了咖啡館，它造成了整個時代精神的改觀。

　　在存在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卡繆所著的這本《薛西弗斯的神話》，無疑具有一種定音的帶頭作用。卡繆並不是專業的哲學家，他是北非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人，在阿爾及利亞的經驗使他很早就洞澈了理性主義的荒誕虛假，於是他對生命的熱情使他走向了反叛的道路。但卡繆所說的反叛，並不只是政治社會的反叛，而是更加本質性的反叛。他把反叛的概念拉高到了生命哲學的層次。理性是欠缺的，世界是荒誕的，生命是荒謬的，而人類已無處可去、無路可逃，只有義無反顧走向世界，去和命運碰撞。人只是在悲劇性的實踐過程中，才可以從碰撞的火花中照亮自己。存在主義的思想就是在卡繆和沙特的帶領下，使它走向現代實踐哲學的新方向。可惜的是，卡繆和沙特這對夥伴後來因為意見不合而鬧翻，成了近代人文思想界最大的公案之一。但無論如何，卡繆和沙特都屬二十世紀新人文主義的代表。

　　如果我們反省人類思想的演化，從神權到理性主義時代，人們都認定了有一種全稱式涵蓋了一切的範疇，可以形成一種定義的秩序，但真實存在的世界顯然不是這樣的。於是到了二十世紀，思想家們遂開始逐漸轉向，不再把理性視為顛簸不破的範疇，且開始懷疑「凡存在即是合理」的假設，而往人的意識、心理、主觀的生命情境及感受、非理性現象，以及生命的動能等方向轉移。二十世紀的哲學現象學、尼采哲學等都已透露出這種轉向的痕跡。而到了存在主義興起，這種轉向才開始表面化並通俗化，形成了新的時代氣氛。而存在主義之所以發展快速，則和它的主要領航人並不是學院哲學家，而是文學家、散文家，甚至表演藝術家有著密切的關係。正因他們不是專業的哲學家，才可能用直觀的方式，以優雅的散文掌握到生命哲學的本質，提綱挈領、動人肺腑。卡繆的《薛西弗斯的神話》之所以對存在主義有一種定音的作用，並廣泛的被視為形同存在主義的一則宣言，道理在此。

　　人們都知道希臘神話裡薛西弗斯的故事，他因為忤逆了天神而受到懲罰。它必須永遠推著巨石上山，但到了山頂，當大功告成之際，巨石就立刻滾落山下。他必須周而復始做著這樣的動作。薛西弗斯的神話究竟有什麼喻意？它是忤逆和懲罰的原型？是人生徒勞的悲劇寓意？或者就是一則壯烈的史詩？但卡繆卻不然，它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說：「但薛西弗斯展現一種更高的忠誠之心：否定諸神，扛起巨石。他也認定一切都很好。這個此後再沒有主宰的宇宙，對他來說既不荒瘠，亦不徒勞。組成那顆石頭的每個微粒，幕色籠罩的山陵的每片礦岩，它們本身便是一個世界。朝向山頂的戰鬥本身，就足以充實人心。我們應當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因此在這本《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薛西弗斯的故事只是最後的結論和注腳，它真正在談的，其實是卡繆的荒謬哲學和反抗哲學。世界是荒謬的，生命也有太多矛盾，那就是人的實存狀態。卡繆不像齊克果和雅斯培等有神論存在主義者，他不想透過信仰的跳躍，跳回到上帝的懷抱，用上帝的力量來化解人生的荒謬壓力。在這個上帝已不存在的時刻，人們只有踽踽獨行，去蔑視人生的荒謬。卡繆在這本書裡是藉著討論荒謬、克服荒謬，在催生一種新的英雄主義，那就是人被荒謬所照亮！這也是他的反叛哲學之奧義。

　　因此對於這本卷帙不大，但有劃時代意義的散文體哲學著作，我們實在需要再三精讀反芻，然後我們才可能進到那顆偉大的心靈中！

推薦序

為何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輔仁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沈清楷

　　薛西弗斯被諸神處罰，將石頭推到山頂，然後石頭又自動滾下，日復一日。有什麼懲罰比毫無意義的重複、徒勞無功，更能帶來痛苦？這種注定無法逃脫、毫無意義的生命，是否值得活？如果這樣地活著是沒有意義的，為何不去死？薛西弗斯遭受到的懲罰，是讓他活在無意義的荒謬當中，除了重複勞動，還有經年累月不斷擴大的無聊，反觀人類自身朝九晚五、日復一日的勞動，這難道不是人類生命的寫照？如果薛西弗斯代表著人，而卡繆建議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這豈不是更荒謬？還是這是一種荒謬手法的操作，諷刺他所遭受到的痛苦，用快樂詮釋痛苦，讓荒謬更加荒謬？

　　論文集《薛西弗斯的神話》（1942）在小說《異鄉人》（1942）之後同年出版，剛好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之後的劇作《卡里古拉》（1944）、《誤會》（1944），共同構成「荒謬循環」。《薛西弗斯的神話》是卡繆的對薛西弗斯著名的詮釋，但實際上卡繆對這個故事的闡述只占這個文集的很小篇幅。它的重要在於，一方面，卡繆在二十九歲首度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也預示了他作品中「荒謬循環」到「反抗循環」的轉折。另一方面，它呼應著西方對「現代性」的反省，和尼采、海德格、沙特一樣，質疑著西方「理性」，當現代政治、歷史以「理性」之名，散播著許多虛假的意義，而不得不讓人懷疑、直到令人作噁，才發覺人被無意義的瑣碎勉強地拼湊著幻想的自我與自由，而虛無正滲入日常生活的每一處。

　　卡繆借助「荒謬」去連結存在哲學、文學的作家，如齊克果、卡夫卡、杜斯妥也夫斯基等，藉由他們去探觸、挖掘人的存在處境：虛無、焦慮、絕望、痛苦等。對卡繆而言，荒謬隨處可見，從道德的虛假、政治的謊言、生命的無常、對永恆的失望、還有在自己身上莫名而來的惡意……荒謬感看似是不合理、難以忍受的，卻是生命的真實。它不是無意義本身、也不是非理性，荒謬感是意義與非意義之間的衝突，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用卡繆的話來說，荒謬感來自於一旦人追求意義、召喚著幸福與理性，而世界對他的回應卻是「無理的沉默」。荒謬感生於這種衝突與無解的矛盾對立，並在人內心充滿期待與希望與令人失望的世界中的反差而被撕裂著。

　　荒謬感的出現，就是發現了「應該要有意義的生命中的無意義」，但是，荒謬感並不屬於那些活在無意義中毫無感覺的人，因為他們早已將無意義當作意義，無視於荒謬而變得無所謂；荒謬感亦不屬於對意義毫無興趣的人，對他們而言，荒謬感則是多餘的，甚至可能用自身的荒謬指責他人的荒謬。

　　荒謬感是「屬於那些追求意義的人」，當他發現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自身的處境並不自由，荒謬感反而帶有一種意識上的清醒，讓人脫離一種蒙昧的快樂，睜大眼睛面對生命荒謬的痛苦。荒謬的出現在於它意識到：「怎麼會這樣？」因為無能為力解決巨大的疑惑，人被存在的衝突感所撕裂，當想要清醒地面對荒謬的存在，企圖在無意義中尋找意義，想掙脫宿命的無意義時，卻一再陷入更深沉的絕望中；既然絕望是必然的、希望是不可能的，追求希望不正是荒謬的表現？難道，絕望就因此是有意義的？絕望面對無意義的無能為力，我們卻又賦予其意義，這又是多麼自相矛盾，思索絕望的意義，可能只是陷入更深的絕望中，而一旦人試圖賦予絕望意義，便再度證成了荒謬，終究只能在無意義中荒謬地永恆輪迴著。

　　看來毫無出路。我們是否用了更巧妙的蒼白論證，塗抹在荒繆之上，而非面對它？如果荒繆是帶有苦楚的清醒，荒謬感所喚醒不會只是自戀地滿足對無意義的挖掘，或是荒謬地構作一個無意義的世界，好讓自己可以安穩並痛苦地活在自憐當中。荒謬感拒絕悲觀地被自己否定的東西所否定，拒絕簡單推論迴避自己：「因為」荒繆，「所以」人生不值得活；「因為」荒繆，「所以」要死……荒謬無法藉由「因為──所以」進行思想的跳躍。

　　荒繆作為存在的事實，對卡繆而言，荒謬感是意識到荒繆的真實性，是自身存在感的起點，而並非終點，如何面對生命的荒謬才是重點。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必須跟隨著卡繆，一起「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如果生命注定是無意義的，沒有出路的，薛西弗斯不願意預知了可能的懲罰或不幸，就任由生命索然無味。悲劇英雄展現一種生的意志，從而展現快樂的反抗、自由的追求。是否可以想像薛西弗斯將死神綁在的冥府，有多麼快樂？薛西弗斯深知要付出代價，或許可能的懲罰在行動的一開始就注定了，但這無法阻擋他體驗生命的甜美、活出生命的可能、展現生命的熱情。只有自由的追求，才是對抗宿命的荒謬唯一的方式。因為，預知宿命的不幸，無法否定它生的快樂。

　　如果那塊被推上山的巨石，象徵著薛西弗斯的痛苦和重複的無聊，他所背負的痛苦，並不是他自己的，這是他人加諸於他身上的痛苦。它正一點一滴的侵蝕他的意志。諸神希望薛西弗斯在荒繆中痛苦著，並企圖讓薛西弗斯認為這就是自己的痛苦。不過，他是清醒的，因為他深知他既是痛苦，卻不能把痛苦視為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那只是肉體的痛苦，卻非意識上的痛苦。痛苦的真實來自於他人在自己身上具體的壓迫；痛苦的虛假在於把這種他人加諸的痛苦當作源生於自身的、本質的痛苦。

　　我們試圖去「想像」他的快樂。他不會將諸神對自己的剝削視為正當；他也沒有被虐人格，從而服從壓迫者的意志，同情、讚美懲罰他的人，並向他悔悟，然後將他人加諸自己身上的痛苦當作快樂；他的快樂不是被迫後的、不得不轉化的快樂，而「樂在工作」；他的快樂也不是奴隸意志的快樂：屈服後，自我合理化的快樂。諸神的惡意就是要他痛苦，甚至要薛西弗斯快樂地肯定加諸在他身上痛苦。而重頭到尾，薛西弗斯就帶著反抗的快樂，在意識上展現自由意志，以及對生命的肯定。

　　從薛西弗斯的結局來看，他的自由是否只是幻想？意識上的清醒是否足夠擺脫宿命？還是另一種自欺？悲劇英雄不是結果論者，也拒絕生命無意義的投機，而投入安穩而沒有過程的生命。就卡繆的作品來看，透過荒謬感而產生意識覺醒，還只是「個人」的，而透過「反抗」背後的共同價值，才將自我與他人連結起來，這是《反抗者》（1951）所思索的事情。但是，如果反抗是可能的，個人的意識覺醒必須是前提。意識清醒是對無奈現狀最基本的反抗，拒絕在荒繆的創造性模糊中渾渾噩噩。

　　薛西弗斯看著石頭滾下山，他彷彿變成了那顆石頭，而我們變成了薛西弗斯，我們朝向石頭走去之際，陰暗濕冷冥府中重複、無聊勞動的痛苦折磨，無礙於意識的清醒、心中的自由：大地的芬芳、天空的浩瀚、海洋令人目眩的變化，以及陽光在皮膚上的熱度。

導讀
 
一個不願逃避也不願低頭的青年的吶喊
徐佳華
 
　　《薛西弗斯的神話》是卡繆對荒謬感受的思考與回應。年方二十三，當其文思之路才正要展開之際，卡繆便在筆記中記錄下其欲書寫一本關於荒謬的哲思作品之意圖。然而，對於荒謬之思考，所自何來？
 
　　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籠罩人心的低迷氣氛外，卡繆的個人經歷和對當時社會的細微觀察，亦是使得荒謬主題成為其思想作品起始點的關鍵。貧困的家境，寡言的母親，青少年時期便染上當時無法治癒的肺結核症，使得他必須放棄熱愛的足球，無法從事教職，二戰時欲自願從軍亦因健康因素遭到拒絕，更不時得與死神拔河。除此之外，和現今數不清的如同《異鄉人》主角的你我一樣，當時的卡繆也切身感受到為了微薄薪資勞心勞力，好不容易週末稍微喘口氣，又要再次繼續打轉的無限迴圈，期望著看不見去向的未來。另外，他的第一段婚姻以離婚收場，和從事記者工作所親眼目睹的人民困境與荒謬司法，凡此種種都匯為他思考荒謬的實證養分。從理論層面來說，卡繆以本身的哲學訓練背景及對各家存在哲學的批判思考，配合以文學、戲劇與歷史等方面的經驗知識，型塑出他的荒謬論述。必須強調的是，卡繆並不以哲學家自居，雖然這部作品援引了數位哲學家及論點為討論對象，但其根源卻深紮於現實生活感知的土壤，其中心思想和質問，更是屬於具體的範疇，攸關找到如何行動和如何自持的方式，而非意圖建立一套形上及抽象的智識系統。他似乎預料到後人對他的可能誤解，開章明義便指出本書非關當時不存在、他也無意宣稱的「荒謬哲學」。若以一言蔽之，《薛西弗斯的神話》是一個不願逃避也不願低頭的青年的吶喊（文稿完成時卡繆還不滿二十八歲），向著內心同時對著世界，懷抱滿滿的勇氣與絕對的誠實，既冷靜又熱切地嘗試釐清荒謬感的來源、剖析其各個層面，並由此找尋面對它的方式。
 
　　卡繆認為荒謬感來自期待與真實兩者之間的差距。世界若單獨存在，它並不荒謬，人若單獨存在，也不荒謬。可是人必然活在世界中，而理解所處世界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欲望和根本需要，荒謬感即來自未提供解答的世界和渴望答案的人的共存交會。因此，並非所有人都必然感到荒謬，只有當他問起「為什麼」，也就是對自我存在有了意識，開始企圖去追根究底的時候，一種無以名狀的陌異感才隨之而生。人與世界的關係也在此時由原本的渾沌不分到分化剝離，如同自伊甸園墜入世間的亞當夏娃，有意識之人千方百計重回天人合一狀態而不得復返，抑或像粉墨登場的演員突然對眼前舞臺感到陌生抽離，再也無法忘我入戲。不知所為何來、向何處去的疑惑，碰上「問天天不應，問地地不語」的靜默，在全知全能之神因西方理性啟蒙精神高漲而漸漸勢微的趨勢下，成為人們愈益急切的焦慮。然而透過理性來理解世界，眼前開展的卻是實無法完全以理性駕馭的他者。正因如此，在哲學、道德、文學及宗教各方面都能看到在科學理性與宗教秩序的拉扯下，探尋如何面對此荒謬感的嘗試。
 
　　卡繆的文思作品第一階段，即荒謬階段，也是此脈絡下的一個回應。它所設定的前提，亦即卡繆荒謬論述的核心，在於認知到人之有限，並拒絕以任何方式迴避或忽視這個有限性。受病痛所苦的卡繆明白生命隨時可能被死亡完全剝奪，而他深愛的只有眼前這個具體而可觸可感的大地人間。唯有在肯定死亡是人唯一可能的未來時，才能真正認真看待我們正活著的、有限的且是唯一的生命。因此他只承認現世，他關心的是在不將生命及其意義寄托予神或任何超脫於人之局限的前提下，如何用人的維度，並且也只用人的維度，來找到面對人之處境的行為方針。
 
　　為此，卡繆帶著我們一步一步地舉例、分析、辯證，既充滿理性又合乎邏輯。我們近身跟隨他的分析進程，參與每一條路徑的探尋，一起佇足於這一套思路中的每一個停頓。他對問題抽絲剝繭，論理環環相扣，從自殺到人生有無意義出發，繞經存在哲學家們的不同立場並一一予以回應，也不忘交代思索過程中他所面對的某些選擇或考量，而其雙腳則堅實地踏在具體經驗上。本書第一部分從自殺破題，提出理論性的問題與論證：如果人生是荒謬的，人該不該自殺？自殺是否為荒謬的解決之道？而如果人生沒有意義，是否就不值得活？接著，作者由日常生活經驗切入，探索荒謬感的根源，列舉當代存在哲學家的對應，並由荒謬感的描述轉至荒謬概念的討論。荒謬的兩個必要條件，在於人欲理解自身與所處環境的渴望，以及非理性世界對此渴望的噤聲，兩者缺一不可。無論是放棄理性選擇宗教或藉由超越現實來逃避，甚至宣稱世界僅為人之理性所能理解之貌，皆是在人與世界組成的荒謬等式中移除其中一個變數，實則都在逃避荒謬的前提，但此前提一旦不成立，這場論證便屬無效。由此，卡繆點出荒謬即是清楚理性之限度，荒謬之人接受自身的有限，並在此有限之內將自己在精神上與行動上的自由都發揮到極致，全力地、大量地活。唐璜、戲劇演員、征戰者和創作者都是這種荒謬之人的絕佳範例，他們在有限時空中追求無限可能，全心投入燃燒當下，打造消蹤即逝的王國，同時不寄望於永恆；正因明白死亡是人的終點，才更能一心一意地專注於活出豐富精采的此刻。卡繆最後以遭天神懲罰必須不斷推大石頭上山，但一旦到達頂點石頭又會滾落山腳而必須重新來過的薛西弗斯為荒謬之人的代表：他的荒謬與他的力量，在於明知總將徒勞無功卻能坦然接受，並在過程中將苦難轉為幸福的可能。
 
　　這部書使得卡繆很快並長久地被歸類為存在主義哲學家，並與存在主義代表人物沙特聯結在一起，儘管卡繆曾多次聲明他既非存在主義者亦非哲學家。認真的讀者自然能清楚看出卡繆即使不缺以理性邏輯為批判方法，其目的卻不在建立一套完整封閉的哲學系統。思考人在當今世事中的行為準則與自處方式，才是他最關切的事。至於沙特的存在主義，套句卡繆的話──並不因為我們說世界是荒謬的，就是接受存在主義；否則，根據在地鐵裡聽到的乘客對話，我們可以說他們之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存在主義者了。《薛西弗斯的神話》和卡繆的作品思想由荒謬出發，其方向和終點卻絕非荒謬或絕望，也反對任何形式的逃避閃躲（自殺即為其中之一）。這意謂的更是反抗，是對現世的愛與執著、對當下生命的擁抱與珍惜，和對眼前所知所感之世界無可平息的歸屬感與鄉愁。承認有限，因此更能以自由和熱情將有限發揮至極致，人的唯一目的便是回歸於人，荒謬於是成為正向力量。卡繆在荒謬之後的思想與作品，更由薛西弗斯所象徵的個人反抗擴展至群體的共同反抗，至此，卡繆的思想真正與沙特以歷史取代上帝的存在主義有了明確的分界。閤上《薛西弗斯的神話》，我們明白旅程才正要展開。
 
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法文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