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離：羅馬帝國滅亡如何開啟現代經濟大分流 (電子書)

導讀

 

羅馬不倒，歐洲不會好！

林明仁（臺大經濟系特聘教授）、

鄭紹鈺（臺大經研所碩士暨研究助理）

 

　　（以下節錄，精彩8000字全文請參考書本）

 

　　★《大逃離》的反事實思考：西方崛起的關鍵是羅馬帝國滅亡？

 

　　本書作者沃特．席代爾（Walter Scheidel）任教於史丹佛大學歷史系，是在羅馬經濟史與人口史皆成一家之言的當代大師。在羅馬史家當中，他也是「觸角甚廣」的那位，除了羅馬經濟發展與人口變遷，他的研究還包括羅馬時期的埃及、亞述，甚至是後來的東羅馬。席代爾善於利用新出土的古代研究，回答當代社會科學的重大問題：古代的國家形成是怎麼一回事？帝國的政治經濟是如何運作？

 

　　作者近年來轉向綜觀數千年的「大歷史」研究，並對於比較中國跟西方帝國的發展產生了興趣，《大逃離》便是他的階段性成果。為何西方崛起、中國衰弱？對此，本書一反傳統「西方中心論」史學常見的論調（歐洲乃是希臘羅馬的承繼者所以才一枝獨秀），反倒認為正是因為歐洲逃離了羅馬，逃離了羅馬式大一統帝國，才得以率先大步邁向工業革命與現代經濟。如果羅馬不崩潰，歐洲反而沒有未來。這樣的提問，正是扎扎實實的為本書立下了反事實分析的大旗。

 

　　本書認為工業革命所導致東、西方間的「大分流」，其實是歷史上的「第二次」大分流。第一次大分流則是指羅馬帝國的瓦解，因為歐洲從此再也沒有出現第二個大一統帝國。相較之下，中國秦崩而漢復，東漢末年雖天下三分、群雄並起，然歷經三世紀後又凝聚成一個隋唐帝國，唐滅宋起，宋亡元明清。羅貫中那句經典名言「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在歐洲並不成立。

 

　　席代爾先是利用統計數字，提出了歐洲是少數長期分裂、有多個政權並存的地方。換句話說，歐洲維持了長達千餘年的「戰國時代」，此現象在世界各地都未曾見過。本書認為「大一統帝國」（monopolistic empire）不利於發展出西歐在近代展現的經濟活力，其論證已於我們先前替衛城出版的《大分流》所寫的解說〈為什麼中國沒有資本主義？〉一文中多有觸及：舉凡喬爾．莫基爾（Joel Moykr）對於戰國爭鳴有利思想流通、趙鼎新認為明儒暗法的中華帝國體制不利於發展、西歐在政治上獨立的城市體制的重要性、加州學派對於中西經濟研究的修正等等，這些我們曾在該文中列舉的新研究，本書皆有提及。這些新研究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皆指向了歐洲長期「互相競爭的分裂狀態」（competitive fragmentation）的益處。而這也是本書最主要的立論基礎。

 

　　本書在寫作上可以區分為前半、後半兩大區塊。前半部分析了「為何羅馬帝國可以統一歐洲」與「為何沒有第二個羅馬帝國」這兩個歷史問題。作者在這部分可謂別出心裁，除了引介羅馬經濟史、人口史的最新研究之外，還利用史學界較少著墨的「反事實推論」去進行思想實驗，探討羅馬在什麼情況下可能無法統一歐洲，以及羅馬之後的歐洲政權中誰最有機會可以統一歐洲。

 

　　在介紹羅馬崛起這塊，本書首先分析了羅馬統一歐洲的關鍵因素：人海戰術。羅馬早在共和時期便以低廉的財政成本動員龐大的兵力，其徵兵數相對於人口的比率，已經達到了歐洲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總動員的水準。換句話說，儘管羅馬有時並未在科技或戰爭技術上凌駕於敵國，卻總是能以人海戰術征服當時大部分的敵對政權。這樣的徵兵體制，有賴於以下這些歷史條件：一、羅馬有一套分配戰利品給國內與盟友的獎勵機制。二、打勝仗對於羅馬菁英豪族的職涯至關重要。三、羅馬共同體仰賴戰爭來維繫。在鄉下跟邊陲地帶，被徵兵是唯一能讓當地人感受到「羅馬是我的國家」的公共活動。

 

　　作者接著分析外交跟地理環境，古羅馬在這一點上可謂占盡天時地利。在早先希臘城邦與東方波斯帝國爭霸的時期，羅馬城位處偏遠，沒有被各大戰役掃到颱風尾。等到羅馬崛起之時，最大的敵人只剩西地中海的迦太基。儘管雙方旗鼓相當，但羅馬順利與當時控制東地中海的埃及打好關係，消除了後顧之憂，掌握了統一地中海的有利條件。

 

　　席代爾利用反事實推論進行了大量的思想實驗，發現日後幾乎沒有哪個政權有類似羅馬帝國的條件可以統一歐洲。日耳曼人建立的王國無法重新控制羅馬的稅收體系、東羅馬帝國皇帝難以收復全部江山、阿拉伯帝國無以團結各個地方軍政首領，就連橫掃世界的成吉思汗與兼併歐陸的拿破崙，都缺乏足夠的條件統一歐洲。

 

　　★比較的視角：《大逃離》對大分流討論的回應

 

　　本書的後半部分，則是引用大量的二手研究來說明作者眼中的「大分流」。席代爾首先討論「羅馬帝國瓦解」對歐洲的好處，以及為何中國欠缺類似的條件。作者認為，羅馬帝國滅亡使西歐各個日耳曼王國改採授地分封的封建制度，而這套將土地層層授予軍事菁英的方法改變了戰爭的形態，使各國不能再像羅馬一樣用低廉的成本徵召大量人力從軍。

　

　　此外，由於授地分封取代了官僚徵稅，中央皇權的權力便開始由內而外裂解。隨著歐洲列國之間陷入長期的戰爭狀態，國家之內出現了「皇權內縮」的現象，這樣的空隙反倒提升了其他各個階級的能動性，國家大事的決策不再由皇帝一人壟斷。政治權力的破口，給了各個階級與國王互相牽制與談判的機會，結果便是王權無法百分百遂行其意志。例如商人等國內的其他階級，便有可能表達他們的偏好，一個相對包容廣納的政治經濟體制於焉形成。

 

　　接著，席代爾花了大量篇幅描寫中國的發展。由於作者對中國史的理解遠不如羅馬史與歐洲史，所以相較於對歐洲的細膩書寫，對中國則往往採取鐵板一塊的解釋而稍嫌薄弱。但作者仍給出了三方面的解釋，分別是軍事財政、自然環境與文化，並據以與羅馬史相互印證。

 

　　首先在軍事財政上，與歐洲的財政跟戰爭型態不同，中國北方平原仰仗的是大規模的騎兵。讀者可以想像三國時代魏國的虎豹騎，除了對於曹操統一北方有巨大的貢獻，也被牢牢控制在曹家手上。財政上面，除了宋代是少數商業稅收占比較大的時期外，大部分朝代都依賴農業稅收跟徵用農民當苦役，這點跟歐洲諸小國依賴貿易稅收極為不同。這兩點皆都有利於形成一個穩定的官僚體系，來支持頭重腳輕的中央集權帝國，但對商業發展、思想的競爭與流通，則有不利的影響。

 

　　第二是自然環境的影響，作者在此引介了包含《中國西征》在內的許多內亞史研究，提出了「大草原效應」（the steppe effect）：因為要應付游牧民南下牧馬，中原地區較易容易形成大一統帝國。第三是文化的影響，作者除了提到秦始皇書同文，還引用了以色列學者尤銳．皮納斯（Yuri Pines）關於中國各家思想的研究，與西方做了一番比較。有趣的是，作者此處並未談到科舉對於維繫中國官僚與儒教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韋伯早在一世紀前的《中國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等著作中就曾分析過中國的儒教與官僚體制，分析雖有錯漏，卻比本書作者深入許多。

 

　　最後，作者則側重討論歐洲在羅馬帝國滅亡後的長期分裂，對於近代的第二次大分流有什麼影響。作者極大量引用了趙鼎新、莫基爾、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等既有的大分流研究，利於對文獻不熟悉的讀者進入狀況。書中最有創新的部分，集中在第十章「制度」跟第十一章「新世界」，因為這兩章的論證比較少會在既有的經濟史研究上看到。

 

　　★《大逃離》給臺灣讀者的啟示

 

　　臺灣讀者能從本書獲得什麼收穫呢？首先，自然是對羅馬及中古歐洲的各類史實有更系統性、更深入的認識。希望這篇文章的介紹能讓讀者對反事實推論的來龍去脈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並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更能與作者的思路對話。或許在讀完之後，讀者也可以問自己以下幾個問題：如果當初馬關條約割讓的是大連而不是臺灣，或者是二戰之後臺灣被美國託管乃至繼續當日本領土，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會跟現在有什麼不同？若蔣經國當初沒有解除戒嚴，或是選擇了林洋港而非李登輝擔任副手，臺灣的民主會不會有不同的面貌？

 

　　這些思想實驗的重點不在於最後得出什麼結果，而是將我們理解歷史的目光，從少數幾位重要人物的決策與想法上移開，重新反思歷史事件的社會文化背景與自然環境。如此一來，我們就能更加理解當時人們決策時所面對的限制及影響，也就不會武斷地說出「要是沒有某某人的高瞻遠矚，就不會有後來的臺灣經濟發展或民主成就」。握有大權的領導者確實會影響歷史的走向，但歷史的走向不必然只由領導者的決策決定，還同時受到當時時空環境的左右。如果不想讓偶發事件或錯誤決策主宰我們的命運，唯一的方法就是將制度耕耘得更加厚實，把社會打造得更加韌性。這種以史為鑑，才能照出更寬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