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鋒新聞報導 ：王萬里與霍士圖探案

旅鼠之年

晚上六點，小義大利區家庭餐廳『纜車』的老闆，透過廚房的送餐門瞟向擁擠的客座後，滿意地點點頭。
六十年前露出幫派份子軟氈帽的卡座椅背，現在擠滿了不同膚色和髮型的頭頂。被雪茄及廉價菸草燻黃的天花板下，迴響著各種語言的交談、吟唱和笑聲，矮桌上堆滿侍者來不及收走的餐盤和酒杯，孩童在座椅間打鬧著，間或傳來瓷器破碎的哐噹聲。
站在送餐門旁的領班整整八字鬍，無奈地笑了笑。
「今天的家庭客人多了些，」他對門後的老闆說：「希望損失不會太大。」
「幸好我不是開法國餐廳，」老闆的禿頂擦著窗緣，「窗邊那一桌東方人是－－」
「是在下中城日商公司服務的佐藤先生一家，」領班順著老闆的眼光望去，他在『纜車』已經服務了四十餘年，每個客人的臉對他而言，就像一把把的鑰匙，可以打開許多扇掛滿回憶的房間，「佐藤先生這個月底就要調回日本，他今天帶全家來這裡慶祝。」
「又少了一個客人，」老闆望向身後的廚房，「我會叫廚房多送兩道菜給他們。」
如果在六十年前，黑手黨的教父或許會說：別把你那他媽的筷子伸到我的盤子裡―領班想到這裡時，不遠處又響起一聲盤子碎掉的聲音，他的眉頭抽搐般地抖了一下。
在家庭餐廳裡，禮節本來就不是主要的考量，加上好幾個原本就有餐桌禮儀豁免權的小孩，整個餐廳的氣氛，就像鄉下大家族開飯的場景一般。領班手下的幾個侍者吃力地在肩頭和背脊間開出路來，手上全是大大小小的餐具，而且還要小心不時揮舞的臂膀和手肘。
這時，坐在佐藤先生身後的黑人男子突然站起身，手上拿著一瓶紅葡萄酒，朝佐藤先生後腦揮了下去。一蓬鮮紅的酒液和血液在佐藤先生後腦爆開，讓他往前仆倒在桌上。
整個餐廳的氣氛倏地靜了下來，幾個坐在附近的男子撲向黑人男子，用力架住他的手腳和頸項，黑人男子也用拳頭、指甲和牙齒反擊，第一波撲上的男人掛了彩，揮出的手肘、指節及膝蓋也因為誤中一旁的觀眾，使得原本的看客紛紛加入鬥毆。許多人早就忘了那名黑人男子，而掐著同行友人的喉頭，或是打青身旁老者的眼睛，原本因驚駭而安靜的室內，開始響起拳頭擊中肉體的悶響，女人的驚呼，以及傷者的呻吟。

※※※

齊亞克走進急診室，身上一股混雜著血液、消毒水和汗臭的氣息瀰散在空氣中，他將解開的領帶和西裝上衣搭在手臂上，精神不濟地打了個呵欠。
「你還好吧？」我問道。
「我剛從另一家醫院的急診室過來，」他轉頭看看四周，「你們兩個可能是看起來情況最好的。」
王萬里和我是紐約市前鋒新聞的記者，鬥毆發生時，我們兩個人坐在『纜車』靠窗的位子上，剛好在群眾的外圍，萬里的風衣上有兩道撕裂的口子，我的側腰被義式餐廳厚重的椅腳掃中，現在已經浮出大片的瘀青。不過和其他滿頭是血，渾身紮滿繃帶和夾板的人而言，已經算是幸運得多了。
齊亞克是紐約市警局的刑事組長，也是我在警局工作時的同事。
「那個被酒瓶砸中腦袋的日本人―」我問。
「死了，」齊亞克望向急診室櫃台上的電視，上面正映出那名日本人的照片，「我剛才在車上收到無線電呼叫，那個用酒瓶砸他的老兄好像被送到這裡。」
「沒錯，不過他也死了。」王萬里說。
「不會吧？」
「他被二十幾個人用拳頭、酒瓶和椅腳圍毆，顱內和胸腔嚴重出血，肋骨斷了十幾根，值班醫師十五分鐘前才簽好死亡證明。現在遺體在地下室，士圖和我待會還要送他的兒子回家。」萬里下頷朝走廊另一頭的護理站撇了撇，醫院夜班的護理長和社工員正陪著那個七歲的小男孩，想辦法讓他忘掉這三個鐘頭所看到、聽到和感覺到的一切東西。
「那個日本人的妻子和兒子也在另一家醫院，」齊亞克一屁股坐在長椅上，「幸好雙方剛好在不同的醫院。否則我真的要開始擔心，他們雙方會在醫院打延長賽。」
我們兩個人在他身側坐下，「有死者的資料嗎？」王萬里問。
「他叫佐藤英也，三十五歲，在下中城的一家日商公司擔任科長，」電視上的照片戴著黑框塑膠眼鏡，梳著整齊的西裝頭，的確滿符合日籍主管的刻板印象，「據『纜車』的領班說，佐藤一家是餐廳的熟客，這個月底佐藤英也因為要回國擔任新職，所以和家人到餐廳慶祝。」
用酒瓶敲破他腦袋的黑人男子名叫魯多‧摩里斯，原本是修車工人，三年前工作的修車廠因火災停業後，就以開計程車謀生，兩年前和妻子離婚後，獨力撫養唯一的兒子至今。
「不過我們問過鄰居，魯多‧摩里斯的前妻一年前已經去世了。」我說。
齊亞克愣了一下，「怎麼會 ―」
「聽說是加完夜班回家時，被車子撞上的。我們待會帶他去摩里斯的母親家，她住在地獄廚房，離這裡不遠。」我將背靠在不舒服的塑膠椅背上，設法伸直已經僵硬的雙腿，「日商公司的菁英份子和黑人計程車司機―好像怎樣都搭不到一起嘛。」
「不過駐紐約的日本領事好像已經注意到這件事了。」齊亞克抓抓頭。
「西園寺泰輔？」王萬里說。
「你認識他？」
「五年前我到日本進修時，曾經在西園寺家住過一陣子。」
西園寺一家是日本的外交世家，長子泰輔是日本駐紐約領事，次子英輔則是日本協會的理事，兩年前他帶領日本警視廳的柔道隊到市警局做官方拜會時，當時還是刑警的我負責接待。現在有時間我們還會在帕欽坊的酒吧喝個兩杯，然後在協會的道場或是警局的拳擊場較量一兩招。
如果酒吧裡有不識相想找麻煩的傢伙，連開車到道場的時間都可以省下來。
「因為死者是日商公司的幹部，市長擔心會影響日本企業的投資意願；而且凶手是美國人，西園寺領事也認為日本企業會質疑市警局的調查結果。」
「所以日本領事館和市政府認為，」王萬里接下去說：「最好找一個公正的第三者進行調查，如此雙方對結果至少都沒有意見。」
「你和士圖熟識西園寺一家，以前也幫警局破過不少案子，市長和局長認為你們兩個人是最好的人選。」
「叫兩個中國人去調查日本人？亞克，你應該叫局長多讀點歷史。」我說。
「士圖，別和我抬槓，我是認真的。」
「佐藤英也的家人有什麼打算？」
「原本他們已經訂了下星期回日本的機票，」齊亞克頓了一下，像是無言的感嘆，「佐藤英也服務的公司會幫他的妻子律子處理後事，遺體這一兩天在美國火化後，他的家人會依照原定計畫，帶著他的骨灰回到日本。如果你們想問些什麼的話，最好快點。」

※※※

佐藤英也的靈堂設在他生前服務公司的頂樓，電梯的門一朝兩側滑開，迎面就能看見整株黑檀木架成的門楣和門柱，如同畫框般框出裡面偌大的宴會廳。
萬里和我在門口脫下鞋子，深廣的宴會廳裡舖滿骨白色的榻榻米，左右兩側用白色細木的紙門區隔出空間，加上髹成白色，沒有懸吊任何物體的天花板。人在裡面就像被封在繭裡一般，完全感受不到任何視覺和聽覺上的刺激。整個空間無形中似乎也在提醒弔客，死者即將扺達的另一個世界。
靈座安放在廳中的最深處，儲放骨灰的白木匣安放在舖上白色綢布的木桌上，前方的白木供桌除了常見的香燭和供花外，還有一副西洋棋盤，上面的棋子才走到一半。有幾個弔客在上過香後，會仔細端詳棋盤，再挪動棋子走下一手。
「英也生前是哥倫比亞大學西洋棋社的指導老師，」萬里低頭檢視棋盤時，原本端坐在靈座旁，身穿白色套裝及頭紗的女子走上前來，「因為今天來弔祭的客人中，有些是他的學生。我想他自己也希望這樣安排。」
「您是律子夫人？」
「西園寺領事早上打電話來，如果不介意的話，可以在這裡談。」
「那就打擾了。」我們在靈座旁的榻榻米上坐下，佐藤英也的兒子直哉穿著和小孩子外表不太搭調的黑色禮服及領結坐在一旁，機械式地朝前來弔喪的客人致意。可能是因為長時間跪坐的關係，在弔客較少的空檔，有時候他會偷空揉揉眼睛，或是掩嘴打個哈欠，暫時回到小孩的角色。
「他今年七歲，」佐藤律子像大部分的母親般，輕輕揉著兒子的額頭和頸項，「當初英也想讓他體驗美國人的生活，所以送他去附近的市立小學唸書。」
「以東方人的標準，您的英語說得不錯。」王萬里說。

旅鼠之年

晚上六點，小義大利區家庭餐廳『纜車』的老闆，透過廚房的送餐門瞟向擁擠的客座後，滿意地點點頭。
六十年前露出幫派份子軟氈帽的卡座椅背，現在擠滿了不同膚色和髮型的頭頂。被雪茄及廉價菸草燻黃的天花板下，迴響著各種語言的交談、吟唱和笑聲，矮桌上堆滿侍者來不及收走的餐盤和酒杯，孩童在座椅間打鬧著，間或傳來瓷器破碎的哐噹聲。
站在送餐門旁的領班整整八字鬍，無奈地笑了笑。
「今天的家庭客人多了些，」他對門後的老闆說：「希望損失不會太大。」
「幸好我不是開法國餐廳，」老闆的禿頂擦著窗緣，「窗邊那一桌東...

想要的世界－－《前鋒新聞報導―王萬里與霍士圖探案》導讀
文／洪敘銘

倘若我們沿著林佛兒先生對於台灣推理文學在地化歷程中，有關「社會性」一詞的界義及其範疇定錨：「利用主題和故事，揭發社會黑暗的一面，把人性醜陋的隱藏的部分，也揭露出來。」（林佛兒，2008）可知如何在「社會現實」的描述中，揚發「社會正義」的價值，成為十分重要的創作及探索焦點。
然而，這種對於當下社會環境―無論是地理性的景觀、集體性的社會氛圍乃至於心理狀態―的再現，總是會引發關於「真實地理」的討論，進而牽涉到「本土」一詞實際涵涉的範圍及其隱含的政治意義，同時也是迴盪在整個90年代推理文壇的話題。
《前鋒新聞報導―王萬里與霍士圖探案》一書的作者高雲章出身於《推理雜誌》世代，本書所收錄的五個短篇故事，雖風景各異，卻也涉及了上述有關敘事背景「挪移」的有趣現象。在〈水舞〉的後記，作者直言「將背景調回台灣」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為了更貼近現實」；這當然隨即引發「地理空間」和「現實」之間如何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被進一步勾連，也涉及本地讀者如何在敘事中產生「認同感」的議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的其他故事，不難發現作者特別擅長描繪異國風情，這或許與其的閱歷經驗有關，因此即便如〈祕方〉一篇，雖將故事背景設定為台灣，但其中作為重要關鍵的「火腿」與解謎後的真相揭露，都被賦予了如「義大利製作技術」、「歐洲鄉間農家」的異地關聯，看似逸出了楊照所言「尋求台灣社會為背景，在推理探案過程同時描繪、探索本土特定面相的作品」（1995:142）之範疇。
然而，筆者認為「在地」與否與「本土」意涵間的連結固然重要，卻不是唯一的探索徑路，無論林佛兒所說的「現實」或楊照所說的「特定面相」，或許都側面地描述了身為台灣讀者對於其身處社會環境的某種感知，透過小說家側重的筆法，放大或凸顯了某個部分的意義。
對本書而言，值得注意的反而不是穿梭不同國域的地理資訊，而是作者透過偵探之眼解開謎團後，所欲賦予，不論是對於兇手、被害人或關係人的同情和理解；要知道，在犯罪推理文學創作中，同情與理解並非偵探的責任，但在本書中，我們屢屢看見偵探在漂亮地解決案件後，並非瀟灑地轉身離開、投入下一個難解的案件，而是看似「多此一舉」地留下他們的關懷；這些關懷和案件的主體（謀殺）或許沒有非常直接的關聯（畢竟真相已水落石出），但偵探的不厭其煩，看似豁然實則細膩地同理他人的難題、苦痛與經驗，反而開啟了一種頗為特別的書寫型態，而更接近或更加細緻地描述了所謂「社會性」的可能。
此外，王萬里作為諸篇故事的核心人物，他的姿態與形象，各篇卻也有些微的不同，也成為閱讀本書過程中的一大樂趣。〈祕方〉與思婷名作〈一貼靈〉具有異曲同工的巧思，不過〈祕方〉的多線敘事結構顯得更為複雜，「祕方」的「得而復失」、「失而復得」驚喜地貼合著小說中的命案與失蹤案情節，跌宕起伏，偵探在此作中也展現出他游刃有餘的姿態，頗有「神探」的風采；〈水舞〉則略為碰觸「警政系統」的議題，特別的是在某種刻意的「表演」下，戲劇性地呈現出偵探如何通過戲謔演出與所謂「國家機器」的實質抗衡，以及在「公理／公正」下的折衝。
〈黃金雨〉和〈俄亥俄的河岸〉二篇，偵探雖仍然展現他過人的膽識、技能與智識，卻也有令人莞爾的「狼狽」時刻。〈黃金雨〉是本書最具「畫面動態感」的作品，特別的是，它與葉桑名作〈博士之死〉有著近乎同時期，對於「科技」的想像與實踐，在仿若電影動作片的情節推演中，偵探的理性包裹在感性的神話系譜中，反向地塑造出他的人性與血肉；〈俄亥俄的河岸〉有類同的動作情節，從公路到林間奔馳，特殊地形構出推理小說中少見的「警『匪』追逐」，除了與〈水舞〉一篇相似地呈現對於「警察」的挑戰的反思外，偵探對公權力的反動越激進，他所賦予的同情與關懷也越強烈，這也不斷地顯示在王萬里完全不畏懼「槍」的威脅，而更在意內在心靈觸動的許多敘述裡。
在前述諸篇中，讀者可以看見以偵探王萬里為中心的世界觀，作者為他塑造出兼具理性、叛逆又帶有孩子氣的活潑個性，透過維妙維肖的扮裝，展現出多元的人物形象與姿態，藉由偵探與書寫世界中的互動與對應，透露他（們）對於現實社會面向的關懷。在這個面向的討論上，〈旅鼠之年〉一篇是全書最具有「社會意圖」的小說，它實際對應著資訊愈加發達的現代社會中，可能存在或已然發生的「惡意」、「恐懼」，這些異常可能積累成難以名狀的殺意、沉默或病態的「滿足」，這些相對於案件本身更難解的氛圍，也讓偵探出現了少見的沮喪與自我懷疑，使得小說的背景即便不在台灣，卻也能產生與本土相同的警醒意義。
台灣推理文學的「在地化」是迴盪好幾個創作世代的話題，許多作家透過它們的創作，展現出不同表現形式、型態的嘗試。《前鋒新聞報導―王萬里與霍士圖探案》在作品的形製上，透過作者有意識的改作或改寫，加入了「貼近現實」的調整或改動，這讓異國異地與台灣間的地理書寫相互融涉、產生突破地域限制的可能；不過，本書更為重要的價值，在於作者透過偵探角色所欲表現出比彰顯「社會正義」、賦予「社會關懷」更進一步的「同情」與「理解」：他（們）當然關注社會現實與環境對「人」所造成的集體性影響，但在小說情節中，可以更加明顯地看見對「個體」的同理所衍生的互動、選擇與決定，這或許能讓本書暫時擺脫是否在地、是否本土的定義泥淖，跨越地域、國境地促使讀者藉由閱讀，反思我們（想要）的世界、社會與生活。

作者簡介／洪敘銘
台灣犯罪作家聯會成員，文創聚落策展人、文學研究者與編輯。主理「托海爾：地方與經驗研究室」，著有台灣推理研究專書《從「在地」到「台灣」：論「本格復興」前台灣推理小說的地方想像與建構》、〈理論與實務的連結：地方研究論述之外的「後場」〉等作，研究興趣以台灣推理文學發展史、小說的在地性詮釋為主。

想要的世界－－《前鋒新聞報導―王萬里與霍士圖探案》導讀
文／洪敘銘

倘若我們沿著林佛兒先生對於台灣推理文學在地化歷程中，有關「社會性」一詞的界義及其範疇定錨：「利用主題和故事，揭發社會黑暗的一面，把人性醜陋的隱藏的部分，也揭露出來。」（林佛兒，2008）可知如何在「社會現實」的描述中，揚發「社會正義」的價值，成為十分重要的創作及探索焦點。
然而，這種對於當下社會環境―無論是地理性的景觀、集體性的社會氛圍乃至於心理狀態―的再現，總是會引發關於「真實地理」的討論，進而牽涉到「本土」一詞實際涵涉的範圍及其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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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鼠之年
黃金雨
俄亥俄的河岸
祕方
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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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鼠之年
黃金雨
俄亥俄的河岸
祕方
水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