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郵者

名人推薦：【各界名家推薦】
今年特推！
讀完高雲章先生的新作《集郵者》，讀後感是老詞一句：百般滋味，回味無窮。借用其中我最喜歡的壓軸之作〈今日特調〉，為我的推薦文命名「今年特推」。本書最大特色是故事精簡，但是透過洗練的書寫，畫面感十足。人物性格鮮明，個個躍然紙上。因為故事場景安排在國外，作者的筆鋒自然流露出濃郁的歐美風格。
首篇之作是正邪鬥智冷硬派的〈集郵者〉，一口氣讀完，宛如在海產店喝金門高粱，辛辣嗆喉，但是一口乾杯，過癮！其次是分別恰似桂花酸梅湯和金桔及檸檬汁的〈笛卡爾的情書〉和〈西是西，東...

集郵者


「王大哥，今天有封奇怪的信，是寄給你們的。」
這天晚上走進『賣火柴的小女孩』，吧台後就傳來曉鏡的聲音。
「奇怪的信？」王萬里將風衣放在吧台。
「是張明信片，上面只寫了酒吧地址和你們兩個人的名字，」她拿出一張明信片，「背後也只貼了張郵票，其他什麼都沒寫。」
「郵票？」我站到王萬里身後，端詳郵票上怒放的熱帶花草，「該不會是──」
「『集郵者』，」王萬里翻過背面，「從郵票和郵戳，他現在應該在新加坡──士圖，我們有多久沒見過他了？」
「快一年多了。」
「這個『集郵者』是──？」
「託他的福，我現在才能在報社工作，」我接過曉鏡遞來的薑汁汽水，啜了一口。

「除了英語、華語、廣東話，還懂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嗎……」
『前鋒新聞』的編輯尤金將履歷湊到眼前，口中唸唸有詞。
一年前，因為追捕行動中，誤傷和市政當局關係良好的商業大佬，我向服務五年多的市警局遞了辭呈。當時我把辭職當成工作多年後難得的小休，每天睡到中午，然後在帕欽坊安靜的小酒館邊看報紙，邊喝威士忌，混到晚上才回家。過了一個月左右。某個在警局坐辦公桌的朋友打電話來，提到前鋒新聞的市聞版需要攝影記者，問我要不要去碰碰運氣。
「以前在警局負責接待來賓，溝通上還不成問題。」
「有攝影和暗房操作的經驗嗎？」
「有，」我點點頭，「剛進警局時，負責現場蒐證的攝影工作。」
「你拍現場的時候，按快門的標準是什麼？」
「沒有標準啊，看到就拍。」
「沒有標準？」
「證據稍縱即逝，等你下定決心按快門時，東西早就不存在了。大部分鑑識人員都從下車到回車上，看到東西就拍，他們的說法是：『用相機掃射現場』。」
紙張後瞇起來的眼皮變成渾圓的鏡頭，掃過我臉上。
「抱歉，我是不是說錯了什麼？」
「不，你沒說錯什麼。我以前問過很多剛畢業的新聞系學生，他們通常搬出新聞寫作或攝影教科書現學現賣，說什麼主題、感動之類的。敢講『沒有標準，看到就拍』的，你是第一個。」
履歷表遮住編輯大半個臉，只露出光滑的禿頂。放在桌上的左手裹在布滿皺褶的襯衫袖管中，指頭不斷敲著鑼鼓點。
「在市警局待了幾年？」
「五年多幾個月。」
「我在越南也差不多這麼久。」
「您去過越南？」
「東方日報駐越南特派員，溪生陣地撤退時，坐最後一架直升機離開。」他放下履歷表，禿頂下有張和氣老者的圓臉，就像你常在鄉下或小攤檔看到的那種，「不過我只記得把五○機槍扛上直升機，卻留下稿子、相機和全部底片。那年的普立茲獎就──」
他攤開手聳聳肩，我忍不住笑了出來。
「對不起。」我連忙止住笑。
「沒關係，看過我們的報紙嗎？」
「看過。」這一個月，我幾乎把過去五年份的報紙都讀過了。
「市聞版是報社的招牌，為了抓住各個行業的生活，我們很少找新聞系的畢業生，而是找做過其他工作的人，像醫生、股票經紀人、拳擊手──仔細想想，加個警察或許還不錯？」
「您的意思是──」
「換作其他報館，我會握住你的手向你道賀，叫你明天過來上班；在這裡還有最後一項測驗。」他拉開抽屜，拿出一只信封，「喜歡紐奧良嗎？」
「紐奧良？」
「理查．布萊特的謀殺案這禮拜在紐奧良審理，到那裡採訪當事人，寫篇報導回來，當做是你的試用測驗。」他靠在椅背，雙手交疊胸前，「信封裡有五百美元，是這段期間的差旅費。」
「理查．布萊特──」一個名字跳進腦中，「『紐奧良藍鬍子』？那傢伙不是上星期就被判死刑了嗎？」
「一個叫『教室與絞刑架』的人權團體以被告精神異常、刑求取供的理由申請上訴，他們還請到東岸最好的辯護律師。」他說：「更重要的，另一個法官也要求參加審判。」
「另一個法官？」
「昨天紐奧良的法庭和警方都收到一張沒有署名的明信片，背後只貼了張郵票，還有一句用筆和尺劃出來的話──」
「『你們或許能保住他的生命，但我將收回他的靈魂。』」我說完吸了口氣，「沒錯吧？」
「你知道這個人？」
「聯邦調查局叫他『集郵者』，」我說：「假如他真的在紐奧良，有很多警察會請他喝一杯。」
「他那麼受歡迎？」
「是啊，不過他們會掏出手銬，猶豫要不要把他銬起來。」我說：「畢竟這位仁兄，現在可是調查局列名在案的通緝犯。」

「恭喜你找到新工作。」齊亞克拿起啤酒杯。
「謝謝，」我端起薑汁汽水。
「以後出了什麼岔子，還麻煩你手下留情。」
「拜託，你當上組長沒幾天，會不會想太多？」
市警局對面的快餐店，是警員祭五臟廟的地方。值班的會從貼上白色亮光板的吧台帶走紙袋裝的薯條、漢堡和可樂，跑回街對面或是等在路旁的巡邏車繼續工作；下班的可以坐在吧台或是硬梆梆的塑膠椅，望向拴在天花板上，播放新聞的電視機。
齊亞克和我是警校同學，畢業後我到北愛爾蘭受訓，他在緊鄰東河的支局開了一年的交通罰單，結訓回美國時，跟他在同一個支局升任刑警。搭檔兩年後我調回市警局，他跑到瑞士擔任防制洗錢專案的聯絡官，直到上個月才升任刑事組長。
「沒想到他們要你跑『集郵者』的案子，」他一口喝乾啤酒，用指節敲吧台要酒保續杯，「以前我讀到這傢伙的資料，都懷疑是否真的有這個人。畢竟從來沒人抓到他。」
那是當然的。
聯邦調查局當初網羅他，就是希望他成為隱藏在各種形式包裝的意外後，一個沒有名字和外貌的使者。
二次大戰結束後，調查局長胡佛為了消滅盟軍保護傘下逍遙法外的黑幫份子。授意調查局成立以意外為掩護，獵殺這些重犯的祕密行動小組，後來這個小組的目標擴大到受引渡條款及外交豁免權保護，無法在美國受審的重犯。調查局內以澳洲原住民族追殺死刑犯終生的執刑者為名，稱這個小組『卡代恰』。
『集郵者』漢尼拔．厄普代克，是『卡代恰』的成員之一。
這個綽號緣自當時調查局的訓練課程。為了減輕菜鳥在槍戰時，目睹對方在自己射出的子彈下血肉橫飛、腦袋開花的精神壓力，教官要求學員射擊時，將靶紙上那個人形想像成別的東西。
漢尼拔是同期學員中最好的射手，他當時的選擇，是郵票。
對他本人而言，郵票除了寄信和做為靶心，其實還有別的意義。
漢尼拔在加入調查局前已經結婚，和擔任醫師的妻子蘿拉育有一女。結訓前一週，某個灌飽琴酒和威士忌，到醫院找仇家算帳的大漢，用手上的鏈條和鐵鎚，打死了正在急診室值夜班的蘿拉。
因為被害者不僅是執法人員家屬，也是救死扶傷的急診醫師。審判時媒體和民眾都認為，法官量刑絕對會從重考量。但宣判時，凶手灌的那幾瓶老酒沒幫助他找對目標，卻把他拉出了電椅的懷抱。
陪審團和法官採信辯護律師的說法，認為被告行凶時心神喪失，無法約束自己的行為，加上人權團體在法庭前掛黑紗、點蠟燭，聲稱凶手是社會底層的勞動階級，要法官和陪審團『在世人面前，展現美國的仁慈、包容和善良』。最後法官判決被告殺害蘿拉和另一個護士付出的代價，是二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前十五年不得假釋。
漢尼拔對判決保持沉默，他有更重要的問題要擔心。得知分發到『卡代恰』後，他將四歲的女兒安德麗雅交給孀居的姐姐，獨自到任職地報到。
因為長年在各地出差，漢尼拔一年和女兒見不到幾次面，出差地各式各樣的郵票，成為父女兩人維繫感情和思念的橋樑。漢尼拔的姐姐還記得任務間的短暫假期，他總和安德麗雅並肩坐在客廳的舊沙發，翻閱她整理出來的集郵冊，猜測每張郵票的國家、印刷、戳記和圖案的意義。
這種相處短暫但親密的日子延續了十四年，直到安德麗雅高中畢業舞會那天。
漢尼拔當時人在歐洲，只在女兒出門前要她玩得開心點，他還在當地郵局買了剛發行的紀念郵票，準備給她一個驚喜。
這天晚上，漢尼拔的姐姐一直等不到安德麗雅，直到隔天早上，兩個開著工程車巡查線路的電話工人，發現路旁的灌木叢下露出一對小腿為止。
樹叢下的安德麗雅早已氣絕多時，漢尼拔姐姐細心挑選的鵝黃色長裙被撕成彩帶般的長條，纖長的手足上全是泥土和草刺，布滿在樹林間爬行的擦傷與刺痕，暗紅和紫黑色的瘀痕在失血蒼白的皮膚下張牙舞爪，展開猙獰的疆界。法醫推斷死者大約凌晨一點左右被勒殺，而且死前遭到性侵害。
警方根據附近加油站監視器和路旁住戶的證詞，逮捕了三名青少年，他們供稱原本守候在路口，準備勒索經過的情侶，發現車子拋錨的安德麗雅後，用車在林道追逐她將近五百公尺，直到對方力竭倒地，三人聯手將她拉進附近的樹叢性侵得逞，再用從長裙扯下的布條勒死她。
檢察官以謀殺罪名起訴三名少年並求處重刑，人權團體和教育學者霎時從報紙、電視等大眾媒體後現身，痛斥教育政策失當、州政府對少年犯嚴酷無情，社會對受壓迫底層冷漠殘忍。他們要求『社會和神聖的司法體系』『不要用嚴刑峻法壓迫三名可憐的弱勢族群成員，給他們一個機會』，『再一次讓世界瞭解美國的仁慈、包容和善良』。
調查局在每天例行通報中，通知漢尼拔女兒的噩耗。
漢尼拔的回答只有一句：「知道了。」
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和調查局聯絡。
調查局發現漢尼拔數日沒有回報，派了探員拜訪他的姐姐，她告訴探員漢尼拔並沒有回家。
他和安德麗雅的房間也沒有人停留居住的痕跡，仔細檢查後，探員發現找不到安德麗雅的集郵冊。
數日後，當地人權團體收到一張沒有署名的明信片，背後貼了張歐洲某國剛發行的紀念郵票，還有一句用尺描出來的話：『你們或許能保住他的生命，但我將收回他的靈魂』。
人權團體認為這不過是個玩笑，或是某個狂熱份子發洩情緒的塗鴉。多年來他們連揚言炸掉辦公室、殺光全部成員的恐嚇信都見過了。一張郵票有什麼可怕的？
他們的判斷的確沒錯，判決完全符合他們的訴求，三名少年沒有判處死刑，連二十五年以上的重刑都沒有。
開審當天，三名被告走出囚車，準備走進法院時，附近高樓狙擊槍射出的軟頭子彈，先後擊碎了三個人的腰椎。
警方鑑識彈道後，認為子彈全來自同一枝槍；但槍械專家認為光靠一人不可能在兩秒鐘內，透過視野有限的狙擊鏡和手動上膛的狙擊槍，連續打中三個比硬幣大不了多少的目標。案件就此陷入膠著。
三名少年因脊髓受損得以免受重刑，但也失去行走和控制大小便的能力，終生要和輪椅、尿袋為伍。爾後偟論性侵其他女性，連正常人習以為常的走路、跑步和坐在馬桶上如廁，對他們都是再也無法實現的奢求。
這種懲罰是否比坐電椅或人權團體鼓吹的終身監禁要好？
老實說，我不知道。
漢尼拔．厄普代克從此下落不明，之後不管是誰，只要企圖用道德勸說或媒體力量介入重刑犯的審判，就會收到一張沒有署名，背後貼著一張郵票和那句讖語的明信片，一如當年為那三名少年辯護的人權團體。
他沒有取走任何一名被告的生命，一個都沒有。
但對這些被告而言，說不定被判死刑還比較輕鬆點。

集郵者


「王大哥，今天有封奇怪的信，是寄給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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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信？」王萬里將風衣放在吧台。
「是張明信片，上面只寫了酒吧地址和你們兩個人的名字，」她拿出一張明信片，「背後也只貼了張郵票，其他什麼都沒寫。」
「郵票？」我站到王萬里身後，端詳郵票上怒放的熱帶花草，「該不會是──」
「『集郵者』，」王萬里翻過背面，「從郵票和郵戳，他現在應該在新加坡──士圖，我們有多久沒見過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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