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理論與喪屍：Covid-19末日版

 

 

　　如果不先回顧多門學科中有關喪屍的敘事就貿然討論這主題，那就太莽撞了。值得慶幸的是，活死人如今已成為嚴謹學術研究的焦點。人文學科不乏對食人鬼的文化解構。哲學家也已對喪屍的可想像性和形而上的可能性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深思細想。

 

　　自然科學也著手研究喪屍問題。神經科學家發表的研究成果表明，「大型哺乳動物大腦中的某些分子功能和細胞功能在其死後不算短的時間內，可能保留至少一部分的恢復能力。」換句話說，完全有可能恢復死去動物的某些大腦功能。動物學家研究了動物界其他領域是否存在類似喪屍的情況。生物學家研究了人咬人時疾病傳播的特性。法醫人類學家研究了喪屍在其身體腐爛的過程中仍可存續多長時間。醫生已經確定了喪屍感染的一個可能名稱：共濟失調性神經退化性飽腹感缺乏綜合症（ataxic neurodegenerative satiety deficiency syndrome）。物理學家已經探索能躲避類喪屍肉軀「隨機漫步」（random walk）模式的最佳地方。電腦科學家則全心投入，以抵禦線上喪屍（又稱「喪屍網絡」〔botnet〕）。數學家對喪屍的擴散理論進行了建模，並提出了一些發人深省的結論：「如果爆發喪屍感染人類的病症，而又不對死靈族採取極其激進的策略，那很可能引發一場災難⋯⋯除非迅速處理，否則喪屍病的擴散很可能導致文明崩潰。」這項研究引發了一些批評性的回應。然而，其他建模表明，政府在應付蔓延的活死人時所面對的情勢將多嚴峻。

 

　　對於喪屍文獻的這段簡短回顧呈現出一個教人擔憂的緊迫問題。人文學科和理科科學一直持續關注死屍復活後飽餐人肉的問題，但奇怪的是，社會科學對這方面的探究卻是一片空白。自二○一一年「喪屍研究協會」（Zombie Research Society）成立以來，其顧問委員會裡竟找不到一位社會科學家。每當社會科學家提到喪屍時，通常只是出於隱喻或是教學所需。經濟學家已對吸血鬼世界最理想的宏觀經濟政策加以精確建模，但對喪屍消費函數的探究才剛起步。儘管活死人有暴民傾向，但社會學家尚未分析喪屍的「非社交型社群性」（asocial sociability）。直到最近幾年，政治科學家也才開始思考如何解決與活死人相關的應對政策和治理的問題。與同源學科相比，社會科學（尤其是國際關係）整體而言對喪屍的研究是大大落後的。

 

　　這種學術探究的匱乏應會困擾國際關係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古典作家已經清楚意識到活死人帶來的威脅，正如本書開頭〈以西結書〉那段話所暗示的一樣。在《孫子兵法》中，孫子強調了在「死地」戰鬥的重要性，顯然他已預見到死靈族的威脅迫在眉睫。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講述了一場「與普通疾病截然不同的瘟疫」將如何導致律法隳墮的全面混亂。在《政事論》中，考底利耶（Kautilya）明確指出需要「祕學專家」來遏止不尋常疾病的蔓延。當托馬斯．霍布斯將人類的天然狀態描述為「恐懼不斷、充滿暴死危險，必須面對孤獨、貧窮、骯髒、野蠻和短暫的壽命」時，喪屍不是在他的腦海裡，就是站在他的門外。

 

　　相比之下，最近學界在這個主題上要麼含糊不清，要麼懶得動腦。現代國際關係理論學者熱衷研究其他的超自然現象（包括幽浮、巫師、哈比人、賽隆人和吸血鬼），直到最近才出現有關喪屍的論述。在世界政治領域中竟找不到更多以活死人為主題的學術研究，這真令人驚訝。

 

　　從政策制定的角度來看，對於食人鬼的進一步研究也有其必要。一方面，二○○八年金融危機、阿拉伯之春和COVID-19大流行等二十一世紀重大國際關係的「衝擊」讓大多數政府猝不及防。這些衝擊表明，即使是強權也可能低估了「黑天鵝」事件。在許多方面，食人鬼是我們想像得到的、最可怕的黑天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