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原作問世一百週年新版)

導讀：《我們》——三大反烏托邦經典之一／南方朔
一九二四年英文初版譯者序
札記一：一份公告、最睿智的線條、一首詩
札記二：芭蕾、方正的和諧、X
札記三：大衣、牆、作息表
札記四：有氣壓計的野蠻人、癲癇、如果
札記五：方形、世界的主宰、愉快又有用的函數
札記六：意外事件、該死的「顯然」、二十四小時
札記七：一根睫毛、泰勒、莨菪和鈴蘭
札記八：無理數根、R–13、三角形
札記九：禮拜儀式、抑揚格與揚抑格、鐵掌
札記十：一封信、錄音膜片、毛茸茸的我
札記十一：⋯⋯不，我想不出來，就這樣吧，無提綱。
札記十二：無限的限制、天使、讀詩有感
札記十三：霧、「你」、荒誕不經的事件
札記十四：「我的」、不可能、冰冷的地板
札記十五：瓦斯鐘、平滑如鏡的海、我注定永遠受煎熬
札記十六：黃色、二維的影子、無可救藥的靈魂
札記十七：隔著玻璃、我死了、走廊
札記十八：邏輯叢林、傷口及膏藥、再也不會
札記十九：三階的無窮小量、從額頭下方、翻過欄杆
札記二十：放電、思想的材質、零度峭壁
札記二十一：作者的責任、冰面隆起、最艱辛的愛
札記二十二：凝固的波浪、一切都完美了、我是微生物
札記二十三：花、晶體溶解、假如
札記二十四：函數的界限、復活節、刪掉一切
札記二十五：從天堂下凡、史上最大災難、已知的一切結束了
札記二十六：世界仍存在、疹子、攝氏四十一度
札記二十七：無提綱——不可能
札記二十八：兩個女人、熵和能、人體的不透明部位
札記二十九：臉上的線、嫩芽、非自然的壓縮
札記三十：最後的數、伽利略的錯誤、難道不會更好？
札記三十一：偉大的手術、我什麼都原諒了、火車相撞
札記三十二：我不相信、牽引機、人類碎片
札記三十三：（倉促成篇，沒有提綱，最後留言。）
札記三十四：自由民、晴朗的夜、無線電女武神
札記三十五：圓箍裡、胡蘿蔔、謀殺
札記三十六：空白頁、基督教的上帝、關於我的母親
札記三十七：鞭毛蟲、世界末日、她的房間
札記三十八：我不知道——也許只有一個：被丟棄的香菸。
札記三十九：結局
札記四十：事實、瓦斯鐘、我肯定

 

序

《我們》——三大反烏托邦經典之一／南方朔

　　近代文學史上，有三大反烏托邦經典：

　　一是俄國作家薩米爾欽於一九二一年完成的《我們》。它最先只在蘇聯以手抄本方式流傳，一九二四年流出海外，最先在美國出英文版，而後再有其他語文的版本。

　　二是英國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於一九三二年所出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許多人認為此書受到薩米爾欽的啟發，但後來赫胥黎公開否認。

　　三是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於一九四九年所出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他不諱言曾受到薩米爾欽的影響。

　　但這三大經典都已超過了半個世紀以上，特別是《我們》更超過了百年，這部作品的時代背景及其故事的寓意，對我們而言已太陌生。基於此，回顧整個烏托邦及反烏托邦文學的發展，並探索薩米爾欽的時代及《我們》的意旨，也就變得格外必需。

　　首先就「烏托邦」（Utopia）字源而論，它典出希臘文的「烏何有之鄉」（Outopia, Nowhere）或「善邦」（Eutopia, Good Place），因此，它所指的乃是虛擬的、假想的、並不存在現實上的理想之地。自從有了這種觀念，以及被定型為語詞後，它在西方文明史上，就是哲學家和文學家對現世不滿時表達期望的一種「寓言」。匈牙利社會思想家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名著《意識型態與烏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裡指出，所謂烏托邦，代表的是被壓迫階級期待舊秩序瓦解的渴望。這種說法雖然沒錯，但卻窄化了它的內涵。如果我們從比較具有歷史縱深的角度來觀察，當可發現烏托邦概念其實是一直在變的。它在早期「理性」概念形成時，乃是哲學家與知識分子嘗試建造更合理社會的嚮往，諸如柏拉圖的《理想國》、湯姆斯，摩爾爵士（Thomas More）的《烏托邦》、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亞特蘭提斯》（New Atlantis）、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所寫的《大洋國》（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等皆屬之，這些都是啟蒙理性主義時代推動進步的重要著作。這些著作皆具有極強的理性主義色彩，它們所鋪陳出來的理想國度皆合理、平等、包容、有序，並沒有太多的煽情色彩。因此，這類烏托邦，後人遂稱之為「烏托邦派」（Utopianism）或「亞特蘭提派」（Atlanteanism）。烏托邦在這個階段所代表的是一種理性向上的呼聲，它是個好名詞、好概念。

　　不過，及至十九世紀後，由於資本主義體系進入初期的擴張階段，社會的不平等極為嚴重，而封建的政治與社會體制也完全無法發揮調控及制衡功能。於是，烏托邦概念隨著當時全球的社會主義風潮，也成了激進而空想的社會主義之代言主張。美國作家貝拉密（Edward Bellamy）於一八八八年所出版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以及英國詩人、作家暨藝術家莫里斯（William Morris）於一八九〇年所出的《烏有鄉消息》（News from Nowhere），即是人們所熟悉的兩部充滿熱情，以及極有預言煽情性格的空想社會主義著作。其中《回顧》一書是在寫一個波士頓人偉士特，他於一八八七年入睡，醒來時已經是二〇〇〇年，美國已成了一個高度的社會主義國家。這部極有社會改革精神的著作出版之後，造成轟動，並啟發出左翼的美國「國家主義黨」的成立。至於莫里斯則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藝術家，他以彌賽亞般的精神預言一個道德性的共產社會之出現。這部作品對當時英國社會主義運動具有極大的領航作用。這兩部作品有極強的宗教道德使命感與煽情作用，因此它一方面被稱為「烏托邦派」，但同時也被稱為「千禧年派」（Millenarianism），以凸顯其具有基督教千年論般的改革熱情。

　　因此，十九世紀的改革狂飆時代及其之前的理性啟蒙時代，「烏托邦」都是一個好字眼，它代表的是改革，是理想，是對現狀的不滿與要求改變。英國文豪王爾德（Oscar Wilde）就曾如此讚揚烏托邦精神：「一幅世界地圖，如果沒有烏托邦，則它將不值一顧。」

　　不過，「烏托邦」是個好字眼的時代，在進入二十世紀後即逐漸成了過去。而「烏托邦」的被汙名化，當然是肇因於俄國革命的成功，以及俄共企圖用「倒砌金字塔」的方式，強硬地要把烏托邦在人間實現。俄國革命瓦解了人們數百年來的烏托邦精神，於是遂有了三大反烏托邦經典，而首開其端的，即是俄國作家薩米爾欽的《我們》。

　　薩米爾欽乃是俄國中部列別姜人，他的父親是個教師。他於一九〇二年起赴聖彼得堡理工學院就讀，專攻造船，在求學期間他即加入布爾什維克黨，稍後退出。一九〇五年他被捕放逐。一九一三年在獲得赦免之後，他才回聖彼得堡理工學院，講授海軍建築課程；一九一六年，他曾被派赴國外，監督海軍破冰船的委託建造。薩米爾欽在求學時即已開始寫作，以短篇小說取勝，受到當時俄國文學象徵主義的影響極大，這也是他的作品經常在象徵上怪異的原因。他於一九二〇至二一年間寫成《我們》一書，最先以手寫本的方式在俄國內部流傳。一九二四年才流出國外出版。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及內戰期間形勢動盪，陸續有百萬以上專業人士移民外國，薩米爾欽在移民潮末期的一九三一年六月，致函史達林要求移民獲准，當年十一月移民巴黎，直到一九三七年逝世。

　　薩米爾欽的《我們》，乃是反烏托邦經典最早的一部。它具有科幻作品的外型，他自承受到科幻小說鼻祖威爾斯（H. G. Wells）於一八九五年所寫的《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的影響。而到了後來，《一九八四》的作者歐威爾則承認曾受到《我們》的啟發。由上述因果已可看出，《我們》這部作品在文學史上曾發揮過承先啟後的作用。

　　《我們》的故事，是在寫一個未來的世界。地球經過百年大戰，人口只剩十分之二。這些人在新的統治者——「造福者」——帶領下，以綠牆為界，成立了一個由鋼鐵玻璃建築物所形的嚴格理性國家。這裡的人已不再有姓名，只有號碼，國民稱為「號民」。他們的生活被嚴肅的理性宇宙方程式計算，吃化學食物，從進食到睡眠起床、散步與性，都採規定制與配給制。他們征服了飢餓、貪婪、嫉妒，達到了理性計算的幸福極致。這個國家叫做「一體國」。小說裡的主角是D–503，他是太空船「整體號」的設計師，一個數學家。他由與另外一個女「號民」I–330的接觸裡重新學到了感性，並知道綠牆之外還有別的殘餘人口存在⋯⋯

　　《我們》一書完成後，最初以手寫本方式在俄國內部流傳，由於當時俄國革命形勢初定，這部科幻否定、另有所指的著作，在時間不正確下當然也就變得政治不正確。當時俄國文學界教父如高爾基（Maxim Gorky）、沃隆斯基（Aleksandr Voronsky）等人，在看了手寫本之後都發表了負面的評價。高爾基甚至說：「這本書糟透了！完全不是有益的東西。這本書裡的憤怒是冷漠的和乾澀的，這是種老處女式的憤怒！」而後來支持這本書的評論者則表示，它不是在諷刺俄國，而是諷刺革命後初期當權的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我們》這部作品所處的微妙時間因素，使得它被附加了許多政治聯想，縱使到了今天，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是一本反共的反烏托邦作品，即是這種政治聯想所致。

　　相對而言，近年來美國紐約城市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暨史丹福大學教授馬夏爾，柏曼（Marshall Berman），的著作《一切堅固的皆化為風：現代性的經驗》（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一書裡，以整個西方近代文學史和知識分子史為基礎，所提出的解釋觀點就深刻多了。

　　柏曼指出，十八世紀起乃是西方城市大幅擴張的時代，以鋼鐵、水泥、玻璃為主的建築現代性取得了壟斷式的權威地位，建築道路及劇增的人口，使得城市首次成為文學的主要課題。法國的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英國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俄國的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莫不如是。

　　而在十八世紀初的俄國，彼得大帝領受到理性時代這種現代性的強大力量，遂以整個國家的力量要替俄國打造一個這樣的現代性標竿城市。一七〇三年起，他藉著涅瓦河將拉多加湖的水通往芬蘭灣，而後進入波羅的海。彼得大帝在原來的沼澤地建市，將把它變成海軍及貿易中心，成為通往西方的窗口——也就是今天的聖彼得堡。他引進了英、法、荷、義大批工程專家，而他自己也去過荷蘭學海軍。在他罄全力建市之下，一個十年內，聖彼得堡即蓋了三萬五千棟建築物，兩個十年內，即多達十萬人口。到一八〇〇年時，莫斯科人口二十五萬，聖彼得堡已二十二萬；到一八九〇年聖彼得堡人口破百萬，為繼倫敦、巴黎、柏林的歐洲第四大城。聖彼得堡的建築巨大主義和冷冰冰的都市性格，使得俄國文壇從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長詩《青銅騎士：彼得堡的故事》（The Bronze Horseman: A Petersburg Tale）到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Underground），都以這個城市的專權、冰冷、疏離等為批判對象。俄國古代那種緊密而有人性的小城在這個大城裡已告消失，人在冰冷的鋼鐵玻璃森林裡已告失去。

　　而除此之外，十九世紀的歐洲大城，在建築上後來迷戀鋼筋玻璃的「水晶宮」建築物，英國的水晶宮建於一八五一年，成為世博會會場；而後該水晶宮由海德公園移至塞登哈姆山。當時俄國首要知識分子切尼斯海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曾於一八五九年訪英時一瞥該水晶宮，返俄後即為鋼筋玻璃建築的美學現代性極為歌頌。

　　因此，聖彼得堡乃是俄國城市現代性的標竿城市，也是俄國知識分子反省現代性的樣本，普希金的《青銅騎士》，整首詩是在反省批判彼得大帝在聖彼得堡建市裡的角色，整首詩以「他」、「他們」為批判的代號。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則是在隱喻聖彼得堡居民的疏離。在這些先進帶路下，薩米爾欽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穴居人》（The Cave），基本上是在追隨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記》的先例，認為現代城市的荒涼冷漠及殘酷非人，使得現代人與古代穴人已無異。而他的《我們》，則無疑是在呼應著普希金，並對切尼斯海夫斯基的觀點做著批判。他的著作裡的玻璃的負面象徵含意，對凡夫俗子的「我們」與造福者的「他」、「他們」對立起來，加上他自己是造船專家，在小說裡被變形為太空船設計師。所有的這一切都可以看出，它其實是在對彼得大帝以降的城市現代性做著反思。《我們》和反共不反共毫無關係。

　　不過，作品經常會在時代中被扭曲。《我們》因為它的時代，而被塑為反共反烏托邦作品之始；到了歐威爾寫《一九八四》，他直承受到了《我們》的啟發。從此之後，《我們》的反共這個帽子就再也摘不下來，「反烏托邦」這個名詞也就和「反共」同義，而「烏托邦」當然也就和共產主義掛上鉤，完成了「烏邦托」這個名詞的汙名化。

　　因此，由烏托邦到反烏托邦，我們已可看出「烏托邦」這個名詞由好名到惡名，乃是經過了一段漫長的過程。大體而言，在俄國一九一七革命前，它是個好名詞，代表理想主義與公平正義；而在俄國革命後，由於冷戰對峙，在時代的擠壓拉扯下，這個名詞遂被越擠越窄，烏托邦就等於共產主義。在西方甚至形成一種氣氛，知識分子只要談理想主義就會被扣上共產主義的帽子，在「烏托邦」被汙名化的過程裡，真正被汙名掉的，其實是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和良心血性啊！而除了烏托邦被汙名化之外，在整個一九五〇年代，西方甚至將資本主義論述之外的所有選項都稱為「意識型態」，將它也徹底汙名化。透過將烏托邦、理想主義、其他選項皆汙名化的過程，西方的主流論述遂能在亳無阻擋下持續擴張。

　　不過，誠如近代最重要的烏托邦思想家布洛赫（Ernst Bloch）所指出的，人在世間，只有不斷的改善個人與集體的生存環境，始能彰顯個人與集體的生存意義。因此，人的意義是在他會「變成」（becoming）什麼，而不在於他被「給定」（became）成了什麼。而「變成」即是最終極的理想主義，也是烏托邦的源起。當代美國思想家雅可比（Russell Jacoby）在《烏托邦的終結：冷漠時代的政治與文化》（The End of Utopia: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裡即指出，戰後世界在反共意識型態下，一切與理想主義有關的符號都被汙名化，這也等於褫奪了理想主義和知識分子的角色。近代每個國家都出現了「知識分子到哪裡去了」這樣的課題，即是上述汙名化所造成的結果。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只有技術專家，因為技術專家無法預見長期的問題和系統性的問題，這種更宏觀的課題，只有透過知識分子的觀照，始有可能被預見。若一個社會缺乏了改革的知識分子熱情，這個社會即會在冷漠中受制於單一邏輯並趨於惡化。雅可比教授指出，當今的社會，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在被汙名化後已熱情熄滅，於是知識分子遂被逼往瑣碎事務上，因而出現了所謂的「零售聰明，批發瘋狂」的現象。他的意思是說，當代知識分子在小地方抓竅門很靈光，面對大問題則保持緘默，任由情勢惡化。這樣的聰明又有何用？

　　固然，在烏托邦心態主導下，知識分子雖然有可能熱情過度，在救贖心態下而傾向於尋找一勞永逸但卻不切實際的社會解藥，反而造成社會災難。但借鏡歷史，現在這個時代在一元化價值觀主宰下，世界上無論貧富、戰爭、氣候、剝削與歧視等各種問題皆已日趨嚴重，這不正是知識分子的改革熱情與警戒功能長期被邊緣化所致嗎？

　　《我們》一書裡，描繪的是一個社會當價值單一化，並以此價值片面為幸福做出定義，認為這種幸福即是極致，並企圖將這種單一價值的「理性之軛」像對待牲畜一樣，套在世界及宇宙每一個人身上。這種種自以為的幸福，其實是災難；這種「理性之軛」，則其實是枷鎖。由這部作品已顯示出，單一理性所造成的世界之恐怖。這不正更加提示我們，知識分子更要對單一價值的偏差提高警覺，並持之不懈地致力於對未來的關切與改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