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

 

　　十五世紀出生的湯瑪斯．摩爾，於十六世紀以拉丁文創作了《烏托邦》一書。到了十七世紀，與摩爾有著近似遭遇的吉伯特．伯納特（Gilbert Burnet），把此書翻譯成英文。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譯者再把伯納特的英文譯本翻譯入中文，此時距離拉丁原作已有五百年，也與伯納特的英文譯本相隔了四百年。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之中，首個遇到的問題，自然就是語言本身了。十七世紀的英文表達方式與選字用字，在今日看來已顯得過時，有時意義甚至還全然不同，因此除了勤勞翻查字典，譯者也運用在臺師大翻譯所博士課程裡學習兩年的拉丁文，藉由解讀拉丁文來進一步確認摩爾的原意。

 

　　以現代眼光看來，不論是摩爾的拉丁文，還是伯納特的英文，《烏托邦》都是一本艱澀難懂的書籍，語法結構複雜、修辭手法迥異、句型冗長，得花費許多氣力與精神才能讀懂其中的涵義。因此，抉擇翻譯策略時，譯者決定與時俱進，採用現代中文詮釋本書，而非選用相應於十七世紀古英文的中文古文，又因為書中內容是以對話組成，因此用字也傾向以口說呈現。這麼做的主要用意，自然是希望讀者能輕鬆讀完本書，不會感到過於吃重。然而，譯者卻也刻意保留原文隨處可見的「雙重否定」（double negative），這種負負得正的修辭法，在追求效率溝通的現代顯得囉唆、拐彎抹角，但卻能彰顯出摩爾試圖鼓勵哲學性思考的意圖，同時也可挑戰一下中文讀者的閱讀樂趣。至於虛構的人名與譯名，譯者大多以拉丁文的發音，以音譯方式處理。

 

　　「烏托邦」是個理想國、是個快樂無憂之地、是個人人都嚮往的國度，但其實根本就是個不存在的虛構國度。儘管如此，繼摩爾之後，世代人們持續憧憬著這個地方，說明了人類有著共有的渴望與需求。對現代人而言，簡樸有序、共享財產、與大地共處的烏托邦社會，依舊是充滿了吸引力，原因不外乎是因為烏托邦文化可以解決不少現代人遇到的問題。舉例來說，當代社會孤立問題，因為網路、個人主義、COVID 疫情等種種原因，導致現代人一整天都沒有個講話對象，更別提談心的機會，但烏托邦社會講求共同生活，鼓勵用餐時間世代可以交流往來，顯得別具凝聚力，更不用擔心孤立行為引發的孤獨、自殺等問題。此外，烏托邦社會對病患尤其悉心照料，還保證有工可做、更享有教育學習的機會，整體生活顯得更為有保障，豈不是現代人夢寐以求的生活模式。

 

　　支撐烏托邦社會運作的是公眾價值觀，由於財產共有的關係，需要什麼就索取什麼，根本就不需要交易用的貨幣，也因為沒有匱乏感，所以人不會貪心。就連貴金屬在烏托邦社會裡的地位，也顯得十分有趣。烏托邦人把黃金用來做成便壺和便座，也做成限制犯人行動的鎖鏈。當黃金成了排泄物的去處和限制自由的枷鎖，那又怎會享有什麼特殊待遇呢？如此一來，由於其他鄰國十分看重黃金，打仗時烏托邦也需要拿出黃金來交易，但因為人民不看重黃金，也不會捨不得，所以一有需要，烏托邦人民就會願意拿出身邊的黃金。

 

　　現代而言，烏托邦的魅力終究是落在社會改革與理想國度的概念方面，而烏托邦總能啟發社會學、政治學等領域的研究。藉由探討烏托邦的社會制度，反思現實社會，思索可以進行改善的地方，追求公正、和睦的社會。另外，文學領域裡頭，由烏托邦而起的創作蓬勃發展，甚至還興起了「反烏托邦文學」，反烏托邦是一種極端壓抑和控管的社會制度，人們的生活既絕望又無奈。無論是哪一種文學創作，總是能激發人類討論，學習捍衛自由與人權，也探索良善社會的可能性。

 

　　《烏托邦》這麼一本書，影響力竟是如此之大，原因應該就是因為人類具備了宇宙間的奧祕思考能力，所以想必這道哲學議題依舊會持續熱燒，也算是達成了摩爾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