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理蓮小傳
農場女孩與美國牛仔
二十世紀初,孫理蓮(Lillian R. Dickson,1901-1983)出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的一座農場,她半工半讀才從麥卡萊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畢業,在大學時她結識了來自南達科他州的牛仔孫雅各(James Ira Dickson,1900-1967)。兩人大學畢業後分別至神學院深造,一結婚孫雅各便由加拿大多倫多長老教會任命為宣教士,夫妻倆一同搭船前往台灣宣揚福音。
第一次來台
1927年10月孫理蓮夫婦第一次台灣宣教,孫理蓮最常做的是支持丈夫的工作。孫雅各為人海派又熱情,因此位於淡水的孫牧師宅,訪客絡繹不絕。當時台灣正受到日本統治,孫理蓮在台灣生下兒子萬福和女兒瑪莉安,並學會一口道地的台語後,因為日本政府要求台灣的宣教士必須會說日語,1935年舉家住在日本一年以學習日語。
前往圭亞那
隨著美日關係緊張,1940年孫理蓮一家被迫遷離台灣。返美後轉調往南美英屬圭亞那宣教,當地比台灣更熱、更潮濕,一年四季只有夏天,孫雅各牧會之外,還創辦了圭亞那第一所神學院。
孫雅各無暇分身他顧,使得孫理蓮開始上台講聖經故事,集合婦女成立「快樂婦女工作隊」,她發現原來和「母親」有關的職責,包括對家務的打掃、清潔,對家人的體貼和照顧等,正符合她的專長與興趣,她開始正視自己與宣教的關係,以及深刻思考她所能做的事。
第二次來台
1947年,孫雅各再次返回台灣時,孫理蓮便決定「我不要只做宣教士的妻子,還要做妻子宣教士!」她揹著手風琴走過大街小巷,領著孩子們唱著詩歌,講解聖經故事。
當時台灣政局混亂,一切以安定為考量,沒有餘力顧及弱勢需求,特別是流離失所的兒童與少年、無依無靠的婦女、生重病的貧民,還有在深山裡資源不足的原住民,整個台灣社會福利上呈現偌大的缺口,而孫理蓮果然如她說的——成為媽媽,極力關懷當時的弱勢族群。
創立基督教芥菜種會
孫理蓮常寫信給美國家鄉親友們,「我回來了,回到福爾摩沙,我的家,我的歸屬、深深扎根的地方!」這是她在1951年5月寫給美國好友的一段話,字裡行間洋溢著對台灣濃厚的感情。
孫理蓮看到二戰後的台灣社會百廢待興,便以「妻子宣教士」的身分,扮演著「母親社工」投入濟弱扶貧的工作,1952年更在朋友的勸說下,成立基督教芥菜種會,進行醫療、弱勢救助與教育的服務。
孫理蓮見到貧病無依的大眾,使她積極地進行醫療救助。當她目睹數百位漢生病患深受身心的折磨,便帶著多名外籍醫師與護理師進駐樂生療養院,並打造聖望教會,撫平院民心中的傷痛;她看到嘉南沿海一帶的居民飽受烏腳病之苦,在台南北門興建免費診所,為在地居民帶來曙光;眼見原住民因資源不足,飽受貧窮與肺結核之苦,甚至必須用炒菜鍋幫新生兒洗澡,讓她投入興建醫院與產院的行動,使醫療資源極為貧乏的部落獲得援助。這些工作透過孫理蓮之手,帶給受助者身體與心靈上的安慰。
另一方面,孫理蓮認為發現貧病、傾聽痛苦、緊急救助、尋求支援,並解決問題,是母親會身體力行的事,因此她以母親的形象,來推動弱勢救助與教育工作。
孤兒沒有住的地方,孫理蓮就在全台成立育幼院,並在每個育幼院中設置可升火的壁爐,讓孩子有回到家的感覺,而為了消除孩子來到育幼院的緊張與不適應,她租借小馬來陪伴院童;她為樂生療養院漢生病患設立「職業治療室」這種具有職能治療精神的場域,讓院民因保持忙碌而不再有輕生的念頭;也補助烏腳病患的手工藝工廠,讓失去雙足但仍有雙手的病患學習編織草蓆,不僅取得一技之長,也重燃對生命的盼望。
除了完成受助者的需要,寫信募款也是孫理蓮的一大特色。為了尋求台灣救助工作所需要的資源,她每個月不間斷地向美國、加拿大書寫募款信。她的文筆流暢,傳達真實情感且易於閱讀,不僅記錄下台灣的需要,也寫下台灣的社會變遷。從早期一個月近50份書信,到後來一個月5千封航空郵件、2萬封平信,孫理蓮藉由文字的影響力,讓芥菜種會的社會救助工作不至於斷炊,也連結海內外眾多細小平凡的力量,共同撐起台灣這塊土地的需求。
一直到她1983年在工作中辭世,孫理蓮共扶助了台灣逾90萬的弱勢兒少、原住民、婦女、病患、視障族群與受刑人,這讓她被尊稱為「痲瘋病人之母」、「原住民之母」、「盲胞之母」與「孤兒之母」。對孫理蓮來說,「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不僅是她的座右銘,也是她一生最美的腳蹤,她為台灣那黑暗的年代,點燃了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