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號病人：塑造現代醫學史的真正英雄

 

 

　　有鑑於美國醫學教育的良莠不齊，加上醫療水平落差太多，阻礙了醫學的進步，一九〇八年美國醫學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醫學教育委員會（Council of Medical Education），委託卡內基教育促進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調查北美的醫學教育（包含了美國及加拿大）。

 

　　基金會主席亨利．普裡切特（Henry Smith Pritchett）選擇了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進行這項工作，他以不到兩年的時間，參觀了當時正在營運的一百五十五所北美醫學院，最後於一九一〇年發表了著名的報告——《美國及加拿大的醫學教育》（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即俗稱的《弗萊克斯納報告書》（Flexner Report）。

 

　　此報告的發表，對之後北美醫學教育可以說帶來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成功創造了一個標準醫學教育模式，讓醫學院去蕪存菁。從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三五年間，超過一半的美國醫學院合併或關閉，因為許多州政府採納了《弗萊克斯納報告書》的建議，加速醫學教育的改革，不僅讓醫學院併入大學之中，也讓醫師的入學、訓練及成長，有了更標準化的做法，更促進企業及國家對於醫療教育的贊助，所以在短短不到五十年的時間，美國的醫學教育及醫療水平，開始居於全球的翹楚。該報告的精神，還影響到現今臺灣醫院評鑑中的做法，套句本書作者呂克．培悉諾的說法，弗萊克斯納可以說是今日醫學教育的「零號改革者」。

 

　　所謂「零號」的概念，是脫胎於傳染病學中，某個流行病的頭號病人，大家俗稱為「零號病人」，本書作者以此為概念，寫下了在醫學發展的過程中，對於某些醫療的發現或治療的進步，提供讓醫師可以成長的第一例患者的故事。

 

　　會提出《弗萊克斯納報告書》的故事，是對本書內容的兩個重要呼應。

 

　　第一個呼應是醫學的進步，醫師大部分是收割者而非重要的改革者。作者提出了很多疾病的發現，並非是醫師特有的創見，反倒是透過許多「零號病人」的觀察，從而找到重大的祕密，促進日後相關案例的整合。例如，保羅．布洛卡（Paul Broca）醫師，因為患者樂彭涅（Louis Victor Leborgne）的死後解剖，在人類的第三腦迴發現了掌管語言中樞的布洛卡區（Broca’s area），患者的貢獻，我也是看了書才知道；另外在二〇〇三年肆虐港中臺三地的SARS，大概也沒有人知道，掩蓋病情的中國大陸當局，最後透過世衛組織的幫忙，找到全球疫情的「零號病人」是來自香港晶華國際酒店九一一房，一位廣州的腎臟科醫師劉劍倫。

 

　　第二個呼應是醫學很多重大發現及進展，常常不是史詩級的大戲，很多是來自無知的神來一筆，甚至是醫師的偏見或胡搞。例如可以緩解心絞痛的舌下含片，是醫師「無厘頭」舔炸藥溶液的結果，沒有這些匹夫之勇的醫師，就沒有辦法發現炸藥的成分進入人體內，可以產生讓血管放鬆的一氧化氮，不過這個發現也要在醫師舔了炸藥的幾十年後才被揭密，它還是一九九八年的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得主的研究成果；還有第一代抗生素磺胺類藥物，竟是來自染料百多浪昔（Prontosil），在沒有經過臨床試驗，就直接由德國細菌學家多馬克（Gerhard Domagk）緊急替自己身患敗血症的女兒治療——本書還有很多類似的故事，請大家自己去看，我不要破梗。

 

　　最後再談到《弗萊克斯納報告書》，其實如果細究它的話，並沒有傳說中的那麼神，弗萊克斯納也是帶著偏見，而非科學的方法去觀察北美一百五十五家醫學院，還好他心裡面的那個標準是約翰．霍普金斯醫院（John Hopkins Hospital），否則他怎麼可能以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寫出報告？除此之外，他種族歧視非常嚴重，因此阻礙了黑人當醫師的權利，他認為沒有得到適當的培訓和治療，非裔美國人對中上層的白人健康構成威脅，這種觀點當然也擴及其他有色人種，如此不平等的狀況還要等到一九五〇年代，非裔美國人狀告大學之後才得到改善。

 

　　我常想，如果弗萊克斯納，這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文學院畢業生，當初如果不以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當他報告中的榜樣，今日美國醫學的教育發展會是如何？

 

　　醫學是謙卑的永恆大課，如果「長生不老」是醫學的終極目標，那我們目前可能連小學的程度還不如。醫學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僅成功沒有被定義，「以人為本的醫學倫理」，和「以效益為目標的治療方法」還再持續拉鋸著誰比較重要，但不變的標準仍然高舉——在未知的事物面前，任何人都應該要保持謙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