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工廠不造夢 ──十三位深圳女工的打工史

【自序】在她們和我們之間尋找連結　　⓪朱曉玢

　　2014年我第一次結識女工朋友。我在深圳寶安工業區裡見到了燦梅。她比我小五歲，十八歲即進入工廠工作。當時她很怕生，交流一直打不開局面。我還記得她局促地坐在空蕩蕩的會客室裡，手腳都不知道放在哪兒好。我也有點尷尬，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那些莽撞的問題令她難堪。那時的我對女工也算不上「了解」。
　　在認識她們之前，我腦海裡工廠女工的形象來自影視劇、社會工作者的專著和媒體報導。這些文本和影像所建構的女工人物通常是這樣的：出身貧苦有欲望，在城鄉變革的衝突中出走家鄉，來到經濟特區謀生。她們相較父輩，能夠更自由地掌控自己，也因為機遇與選擇，命運各異。
　　不過至少燦梅並不符合上述刻板印象。她溫和沉默，把生活處理得特別簡單，她沒有激進的欲望，也不會刻意規劃自己三年後、五年後的生活。唯有經受挫折後，內心無比堅強。
　　當我開始為「尖椒部落」撰寫非虛構女工報導，陸續關注到女工再教育、家庭暴力、異地夫妻等等話題，我一邊享受與女工之間的溝通，一邊更新對她們的理解。在公共領域，她們的話語太少，表達常被邊緣化。而當我聽到的故事越多，我就越難評價她們。在我所完成的報導中，我選擇儘量還原她們的口述，呈現她們最本真的語言。
　　寫作本書之前，我自己也經歷了從新聞從業者到「996」互聯網員工的轉變。我在互聯網企業工作、加班、輾轉跳槽，也經歷過公司重組或解散。如今我的全職工作和記者毫不相干，但我新的職場經歷反而讓我更加設身處地地體會到企業與工人之間真實的勞資關係。我特別關注企業不遵守勞動法、鼓勵加班文化、狼性競爭、不公平招聘的討論。這些都是勞方每天在面對的真實困境。勞動者以勞動換取收益的同時，還須學會維護對應的勞動者權益。
　　又或者，大企業弱化個體員工在工作中的不可替代性，讓員工的流動成為再正常不過的事―在這一點上，深圳的電子廠和北上深杭（即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的互聯網工廠並沒有太大不同。所以當女工對我分享她們頻繁跳槽時，我也從不意外。我和她們越靠近，就發現越來越多的相通處。
　　2017年，尖椒和我提到寫這本書的計畫時，我在意的是，在記錄女工群體的文字中，我能提供哪些不一樣的視角。我想做的，是把她們長期帶給我的相通與共情，分享給更多的人。
　　事實上，女工不只和我，透過俯拾皆是的「MADE IN CHINA」標籤，她們和全世界都發生緊密的聯繫。本書中的深圳女工來自電子廠、玩具廠、服裝廠……等，她們親手做出的手機、玩具、服飾，頻繁出現在消費者的日常生活裡。商品的背後往往有不為人知的故事，而人們在享受商品的低價時，卻看不見它背後可能暗含的不公。
　　有的女工甚至說不出她們曾經親手製作的產品離開工廠後去了哪裡、被冠以什麼品牌。在商業產製的鏈條上，她們是被無限細分的生產環節中的一個個點。在工作的高壓下，她們來不及思考平等，而是更關心這個月能加幾天班、跳槽去隔壁工廠，時薪能不能再高一些。
　　社會最常聽到的女工聲音，來自她們裡面的少數派、那些具有先鋒性的女工領袖。她們揭露不合理的勞務關係、工傷風險、職場壓迫。這樣的表述下雖呈現出女工抗爭的一面，但抗爭之外，理應還有更多。
　　本書的受訪者之一紅豔在深圳一間電子廠工作。她同時是多個工人微信公眾號的經營者，會利用工作之餘在公眾號上寫文章，向其他工友推送最新的工業區招工資訊。分享工廠生活的紅豔，是人們所熟悉的積極、熱心的她；但聊到她身後的家庭時，我看到了她不輕易示人的軟肋。她對自己的家世無奈，一想到命運坎坷的媽媽就忍不住紅了眼睛；離開工廠區，她變得不那麼健談，在不熟悉的網紅餐廳裡沉默不語。相較於工人圈子裡的大小事，家鄉是一劑苦藥。
　　我一層一層撥開她們的打工史，看到的並非只有某一個面向。丁當說：「很多時候一想到女工，專家、學者、媒體就會代言我們，我真的不想被別人代言」。
　　我相信，女工當下的處境，是由她們過去的一個個選擇所決定的。在成為女工之前，她們是女兒、學生、農婦或者家庭主婦，放棄原鄉的角色，千里迢迢來深圳當產業工人後，在獲得與失去之間，總有平衡。同時，原生家庭的影響又陪伴她們至今。她們成為女工，常常是為了更高的收入，也有的是為了獲得離家的自由。在生存現狀之外，我還關心影響她們的那些人生事件，比如家庭變故、婚姻關係、疾病等等。十三個故事裡，我嘗試解剖她們儘量多的生活細節，請主角們親自把時間之門打開。
　　因而這部女工史裡，常有一些她們認為不足為外人道的細節。但正是這些細節，造就了每位女工的獨特。當外界的話筒―媒體或者學者走近她們的時候，她們更習慣表達訴求，爭取權益。我卻試圖先分享故事，從故事裡看到她們對外發出的那些訴求，並以故事更新消費者和生產者、我們和女工的聯繫。
　　朵朵浪花掀動巨浪。這些故事拼在一起，呼應著時代的滾動。她們不再和我們無關。
　　晚上十點，當深圳女工在龍華工廠的車間裡加班生產藍牙耳機，賺取更高的加班費時，羅湖的白領也許正在辦公室格子間裡，一邊用女工生產的藍牙耳機聽音樂，一邊加班奮鬥明天要交給甲方的銷售方案。他們在平行宇宙各自努力，靠自己的雙手生活，同樣關心生計和未來。
　　女工也是深圳短暫的新移民。從「深漂」起步，最終選擇定居深圳的人卻不多。雖然這座城市一直在宣傳「來了，就是深圳人。」試圖吸引各方人才，但定居深圳卻不容易。深圳是全國房價最高的城市。女工的薪水在房價面前杯水車薪。在決定離開的女工們心裡，深圳只是一段青春。青春燃盡，她們總要回到家鄉結婚生子。女工對去留的抉擇，何嘗不是每一個「來過」的「深漂」都曾做過的選擇題。
　　還有那些工作中的麻煩。她們新進工廠都得「依照慣例」，被前輩欺負幾次。即便成了老員工，也不可過於懈怠，往往工作三心二意的後果就是要為車間裡的工傷事故買單。她們從未停止過衡量每一份勞動的性價比。她們已經不像父母那輩，守著田地就甘願終生面朝黃土背朝天。她們確實看到了時代在改變。有時候，明知道前面是風險，也要壯著膽子試一試。因為高風險可能換來更高的收益。
　　城市中獨立討生活的人，應對之感同身受。
　　我問她們有夢想嗎？有想去的地方嗎？最常聽到的答案是沒有。她們常著眼於實際，有著最樸素的生存目標。
　　書中另一位受訪者斗斗是重點大學的畢業生，自降學歷去富士康做女工。她解釋自己這麼做的原因：「我覺得有學歷的人跟沒學歷的人的工資差別還算挺大的吧。因為有學歷的人，至少找到的工作是五天八小時，然後就可以拿到3,500到4,000塊錢。他們（工廠工人）一個月工作三十天，只能休四天或五天，每天也工作10小時，加上休息的時間就是每天有12個小時是在工廠裡面的。他們月薪可能就是3,000到3,500這樣子。我覺得差別好大。如果我這個擅於動腦的人不去動腦了，也去動手的話，會不會縮小這個差距？」
　　在斗斗心目中，受雇者之間的不平等顯而易見。她試圖通過個人努力，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縮小兩種群體的收入差距。最終她堅持得也比我想像的更久。
　　在女工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很多人。交談中，她們拋出一個觀點，我很少表達同意或反對。我習慣靜靜聽她們說。女工們通常感性，常在說到動情處突然笑或掉淚。我不打斷。我不能說這十三位女性能代表多少比例的深圳女工，因為她們的故事既典型，又特別。每一次的訪問與記錄，我僅期望她們能夠儘快忘記採訪狀態，越自然鬆弛越好。我的開場白經常是：「沒事，就當聊聊天」。
　　希望讀完這本書，讓你也感到離她們更近了一些。

　　　　　　　　　　2022年2月修改於上海

　　※為尊重受訪者原始用語，本書中提到的金額若未特別標註，幣別皆為人民幣。

【自序】在她們和我們之間尋找連結　　⓪朱曉玢

　　2014年我第一次結識女工朋友。我在深圳寶安工業區裡見到了燦梅。她比我小五歲，十八歲即進入工廠工作。當時她很怕生，交流一直打不開局面。我還記得她局促地坐在空蕩蕩的會客室裡，手腳都不知道放在哪兒好。我也有點尷尬，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那些莽撞的問題令她難堪。那時的我對女工也算不上「了解」。
　　在認識她們之前，我腦海裡工廠女工的形象來自影視劇、社會工作者的專著和媒體報導。這些文本和影像所建構的女工人物通常是這樣的：出身貧苦有欲望，在城鄉變革的衝突中出走家...

【序】看見商品背後的生產者　　⓪尖椒部落‧雅清

　　手機、相機、箱包、服飾、抱枕……，如果你的生活離不開這些，那麼，她們的故事就與你有關。
　　她們是這些商品背後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她們從不同地區的鄉鎮來到城市，在不同的崗位上奔走。她們有一個共同的身分：中國女工。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0年中國農民工總量為28,560萬人，其中女性占34.8%，近9,939萬人。書中的十三位女工，是這數千萬人的縮影。同時，她們也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鮮活的個體。
　　從輟學少女到公益機構負責人，從女工領袖到全職媽媽，從倉庫文員到歌手，從大學生到流水線（台灣稱「生產線」）女工……她們的講述，或許會讓我們反思對於「女工」一貫的想像－－沉默、溫順的底層女性。這些故事是如此複雜又富有生命力，我們不僅從中看見她們的勇氣、智慧和毅力，看見她們改變自身與環境的努力，也看見不同狀態之下人們的生活，從而嘗試理解她們的每個選擇。

>>為什麼要聚焦於中國女工？

　　作為面向女工用戶的網路平臺，在尖椒部落的工作中，我們時常能聽到女工描述她們工作時的狀態，以及她們對於工作的態度。「疲憊」、「麻木」、「像機器一樣」，都是她們口中或筆下出現的高頻率詞彙。尤其是工廠流水線上的女工，要適應每天高強度又極度單一重複的工作，對身體和精神都是一大挑戰。
　　2010年3月17日，因為沒能領到工資卡，富士康女工田玉從宿舍樓縱身跳下，導致下半身癱瘓―這是震驚各界的「富士康13連跳」的「第二跳」。作為倖存者，田玉受到眾多媒體的採訪，人們試圖探尋背後的原因究竟是工人的「情緒問題」，還是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同時，這一系列事件也喚起社會對於「血汗工廠」的關注。
　　2010年10月，由兩岸三地高校調研組發佈的《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總報告》指出：「富士康的勞動體制以高強度生產、低工資和低消費、暴力規訓體制、分化工人為特徵，是以犧牲工人的尊嚴為代價的，其本質是對工人的嚴重異化與剝削。」
　　該報告的統計數據顯示，38.1%的工人表示曾有過被管理人員或保安限制自由的經歷；54.6%的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對工廠制度和管理感到憤怒；16.4%的工人表示曾有過被管理人員和保安體罰的經歷。「管理嚴格」、「非人性化」是工人最常用來描述對富士康印象的詞。調研組將這樣的生產體制稱為「規訓與懲罰的勞動集中營」。
　　富士康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縮影。2015年的一份報告《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保障研究―以「血汗工廠」為例》（韓欣彤、林瑤、馮志偉）提出：「『血汗工廠』已經不再局限於人們印象中的工作環境惡劣、拖欠工資、延長工時等簡單粗暴的侵權方式，而是具有了新的特徵。」如：「雖然法定節假日按時放假，但放假時間有縮水嫌疑；雖然按規定發放加班費，但強制員工加班；三險一金、五險一金等企業福利基本到位，但工傷難以得到賠償；特殊工種特別是有毒有害工種得不到應有的補貼。」隨著法律的完善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過去通過工時工資等簡單傳統的剝削方式已難以為繼，但新的剝削形式仍在肆意滋長。報告同時指出，工人業餘文化生活單調、公司缺乏企業文化以及溝通機制的匱乏，這些平日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製造業工人的處境，其本身也是血汗工廠的重要特點。
　　上述數據和分析可以從一些女工的經歷中得到印證。本書的受訪對象之一小五，在給尖椒部落的一篇投稿中曾經寫道：「我做的是模具拋光的工作，雖然不用在流水線上如同機器人般不停地勞作，但實際上我和產線上的工友一樣，掙脫不了孤獨和寂寥的枷鎖。有時還要爬到機台上去拋光，機台裡溫度高，空間很有限，要側身和彎腰，一進機台至少半小時，出來時，身體已經變得僵硬，疲憊的我坐在凳子上就能入睡，根本無力去與其他人交流。時光悄悄流逝，我們在車間揮灑著青春和汗水，留給自己的卻只有麻木的身體和靈魂。」
　　一位筆名為「東平怡嬌」的女工則記錄了她和組長、線長爭吵的過程：她上班時忘記打卡，按照規定可以補考勤記錄（否則會按曠工處理），但主管一口咬定沒法補。後來她通過員工投訴管道解決了問題，卻因此被主管辱罵、「穿小鞋」。
　　「第二天，我照常在流水線做產品，線長氣沖沖地衝到我面前，大聲地說：「你怎麼做那麼少，別人都可以做兩千多，現在都兩點了，你才做到八百，你今天下早班，別加班了。」我們流水線工人一個月的底薪很低，每個月就靠加班多賺點錢養家糊口，他這沒理由地就不讓我加班，我非常生氣。況且我做的這個料相對其他料加工起來費的時間就是要長一些，我從早上上班一直忙到現在，一刻都不敢休息，他這明顯是故意找我岔子。」
　　此外，對於女工而言，還要面對工廠內部的性騷擾，以及不合理的工作制度可能導致的女性健康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發生往往更加隱蔽，也更難受到重視。
　　《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實施一年後，在2013年，深圳手牽手工友活動室發佈《看見性騷擾－－工廠女工被性騷擾公益調研報告》。報告顯示，在所有受訪者中，曾在工廠遭遇過不同程度性騷擾的人數比例達到了驚人的71.2%，被騷擾的場所主要集中在車間，多數性騷擾者是同班組及附近崗位的同事。
　　調查結果表明，面對性騷擾，女工有一定的自我保護意識，超過六成半受訪者曾做出不同程度的反抗，但46%的處理結果是不了了之。在反性騷擾方面，企業缺乏預防及處理此類事件的機制。
　　而面對這種種困境，女工的發聲和行動一直在持續。
　　2015年三八婦女節，深圳女工喊出「我要帶薪月經假」的口號，提出工廠上夜班、站立作業、限制如廁次數和時間、超時工作、接觸有毒有害化學品等生產管理現象，對工人、尤其是對經期女工身體的傷害，要求落實對於女職工的「四期」保護（編註：中國的《婦女權益保障法》第26條規定：婦女在經期、孕期、產期、哺乳期受特殊保護，簡稱「四期」，並對此設有相應的勞動保護標準。）。
　　2018年初，深圳富士康女工向廠方和工會寄出公開信，要求工廠採取一系列反性騷擾措施，包括張貼防治性騷擾標語、開展反性騷擾培訓、設置專門接受性騷擾舉報投訴的管道等。這一被稱為「富士康女工 #MeToo」的行動獲得國內外媒體及中國主流媒體觀察者網等的關注和報導，將工人權益問題再次帶入公眾視野。
　　在消費至上、娛樂至死的資訊時代，女工對於自身權益的吶喊常常被淹沒在資訊洪流中。「尖椒部落」這一平臺創立的目標，即是「放大女工的聲音」，在賦權女工透過文字表達自我的同時，也讓社會看到女工真實的訴求，以及長期處於邊緣化狀態的、她們對於自己生命故事的敘述。
　　同時我們也希望做出更多嘗試去改變現狀，例如與女工合作社一起尋找某種不存在剝削的商業模式：像是能否讓工人參與產品每一個環節的設計和製作，並且在定價上擁有決定權，從而真正成為產品的主人？書中，萬萬的故事展示了女工在公平貿易方面做出的探索。這也是我們希望這本書可以帶給讀者的思考。
　　現代生產方式把生產者和消費者分離開來。我們可以用便宜的價格買到各種快銷品，可以購買廉價又便捷的服務，而無需思考它們是從哪裡被誰生產出來，又被誰送到我們的手上。另一方面，我們自己也往往同樣是這個供應鏈上的一環，處於不被看見、疲於奔命的境地。
　　我們能否透過商品，看到背後勞動者的面孔？當我們從貨架上、從購物車選中一件商品，我們是否會停下一兩秒，思考它的生產過程？我們是否會拒絕購買「血汗商品」？我們是否願意更多地瞭解和支持公平貿易？
　　看見和瞭解是第一步。越來越多的關注和反思，將為拉近兩者的距離做出努力。
　　作為書中幾位女工的朋友，也是計畫參與者之一，我在最初收到書稿的時候感受很複雜：我熟悉她們一部分的故事，但看到這些故事以這樣的形式被講述和呈現，有一種從遠處重新走近她們的感覺。現在回想起來，更覺得是一種無比珍貴的相遇。
　　從採訪到成書，再到幾經波折終於能夠出版，中間已過了五年。書中的十三位女工所接觸的勞工機構，以及她們身後的深圳工業區，都經歷了人與事的變遷。有的女工已經結婚生子，生活狀態發生較大的改變；有的進入公益組織工作，又在考慮重返工廠；有人因應中國城市規劃從製造業向高新技術行業轉型，以及生活成本的提高，選擇離開深圳去別處繼續打工。2018年後，隨著工廠集體維權事件的爆發，政府再度加強對勞工機構的打壓和管控，尖椒部落也在2021年宣告正式關停。
　　書中的一些女工和我們仍保持聯繫，但我們都像時代下的沙礫，在風中四散。無論對於女工還是機構工作者，流動和分離原本就是我們隨時要面對的問題。但如果我們的聲音可以繼續傳遞，我們行動的影響力還在延續，那就代表曾經的工作有所價值。
　　希望這本書可以帶來一場跨時間和地域的對話。而對於讀者―閱讀到此處的您，無論這些女工身在何處，您此時都有機會透過文字和影像與她們相遇，並讓她們的發聲所產生的迴響傳至更遠。

【序】看見商品背後的生產者　　⓪尖椒部落‧雅清

　　手機、相機、箱包、服飾、抱枕……，如果你的生活離不開這些，那麼，她們的故事就與你有關。
　　她們是這些商品背後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她們從不同地區的鄉鎮來到城市，在不同的崗位上奔走。她們有一個共同的身分：中國女工。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0年中國農民工總量為28,560萬人，其中女性占34.8%，近9,939萬人。書中的十三位女工，是這數千萬人的縮影。同時，她們也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鮮活的個體。
　　從輟學少女到公益機構負責人，從女工領袖到全職媽媽，從倉...

自序　在她們和我們之間尋找連結／朱曉玢
序　看見商品背後的生產者／尖椒部落‧雅清

【生於1960年代】
　萬萬的故事∣匠心萬萬

【生於1970年代】
　小琴的故事∣前半生離不開「逃」這個字
　江華的故事∣喜提POLO，賺錢快樂

【生於1980年代】
　書尾的故事∣我從未把深圳當成家
　丁當的故事∣按常理做社工，我早就死了
　飯飯的故事∣工人歌手飯飯

【生於1990年代】
　曉娟的故事∣那場罷工成為人生轉捩點
　小五的故事∣如果不外出打工，我可能會成為女巫
　斗斗的故事∣富士康流水線的大學生
　燦梅的故事∣工作五個月，我把工廠告了
　紅豔的故事∣目標是公眾號粉絲破萬
　小妮的故事∣我的十二星座男友
　多多的故事∣一顆與眾不同的塵埃

攝影師手記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周廈中
致謝／朱曉玢

參考資料

自序　在她們和我們之間尋找連結／朱曉玢
序　看見商品背後的生產者／尖椒部落‧雅清

【生於1960年代】
　萬萬的故事∣匠心萬萬

【生於1970年代】
　小琴的故事∣前半生離不開「逃」這個字
　江華的故事∣喜提POLO，賺錢快樂

【生於1980年代】
　書尾的故事∣我從未把深圳當成家
　丁當的故事∣按常理做社工，我早就死了
　飯飯的故事∣工人歌手飯飯

【生於1990年代】
　曉娟的故事∣那場罷工成為人生轉捩點
　小五的故事∣如果不外出打工，我可能會成為女巫
　斗斗的故事∣富士康流水線的大學生
　燦梅的故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