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貢、海禁、互市

明帝國的天朝秩序 VS 清帝國的互市秩序
閉關自守、官方貿易 VS 開放交流、民間貿易
以天朝為中心的朝貢體制，為何在明清二代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

日本中國史權威學者，深入漢、滿、日等多元史料
從東亞國際交流的宏觀角度，探究明清歷史變遷的重量研究

========================================================

明朝在開國之初，建立了以「天朝」為中心的「朝貢體制」。但是，為何朝貢體制在明代中期開始無法維繫，引發各式貿易衝突與社會動亂，最終導致了帝國衰亡？

滿清入關後，清朝雖然繼承明代朝貢體制，為何又開放海洋，發展出與明朝截然不同的跨國貿易盛況，締造了十八世紀東亞的長期和平與貿易繁榮？

明清兩代的「朝貢秩序」，在十四到十九世紀的五百年間，為何會從原先打壓貿易的鎖國態度，轉向為重視貿易的開放風氣？對中國歷史又產生了什麼重要影響？真相到底是什麼？

■官方獨佔貿易VS民間開放貿易
要維持中國的天朝理想，帝國必須管控社會，壓抑民間的商業活動！

所謂「朝貢貿易體制」，並非單純的外交禮儀制度，同時也是將跨國貿易限制在官方層級、由國家進行獨占的貿易政策。此制度起源於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洪武帝朱元璋；在他的理想中，「番邦」各國除了定時遣使覲見、進獻貢品以外，其他一切交流形式皆非必要，頻繁的國際貿易往來更會傷害國家安全。

因此，明王朝為了鞏固以大明皇帝為中心的「天朝秩序」，便從十四世紀的明代初期開始實施嚴密的「海禁」及「邊禁」政策──透過國家權力嚴密管控及壓抑民間的商業行為，並將明王朝與東亞各國的貿易往來，限制在官方層級的「朝貢貿易」上。明王朝透過這種「經濟制裁」和收買，最終迫使東亞各國屈從於「天朝秩序」之下，奠定了明代東亞國際關係的基本架構。

■草原北虜興起＋沿海倭寇來襲
明帝國精心打造的抑商政策，何以引發邊境動亂，反而成為自身衰亡的原因？

然而，朝貢制度及海禁、邊禁政策，雖然在形式上締造了明王朝主導東亞的「天朝秩序」，但是官方的嚴密管控，卻也引發了民間不滿及動亂的現實。從十六世紀的明代中葉開始，北方邊境地帶中許多原本以貿易為生的漢人，為了逃離官方管控，便前往塞外建立新的聚落，被官方稱為投降韃虜的「板升」；而在南方沿海地帶，官方對航海的限制，促使走私與海盜貿易的盛行，最終招致所謂「倭寇」的入侵。

因此，明王朝官方對跨國貿易的種種限制，最終導致民間力量的流失、轉向邊境之外，是明代南北邊疆的兩大外患──「北虜南倭」興起的根本原因。雖然在十六世紀晚期，明王朝不得不因應形勢發展，調整朝貢各種規定，在沿海城市如廣州建立「互市」制度，有條件的允許特定地區的民間商人進行跨國貿易，促進了商業繁榮及社會轉型，但也因為「北虜」──也就是滿洲人的威脅持續擴大，最終無法避免帝國的衰亡。

■滿洲貿易性格＋大清沉默外交
清代多民族國家的開放觀念，如何促進跨國貿易，造就了東亞和平與繁榮？

建立於十七世紀中葉的清帝國，雖然繼承了明代的朝貢體制與互市制度，但明清兩代的發展卻大不相同。本書認為，滿洲人的興起原本就是得利於明代邊境貿易以及名為「板升」的漢人移民，其多民族的社會結構，對於跨國貿易天生不具有排斥性；再者，清初的海禁政策主要是防範臺灣的鄭氏集團，與明代限制貿易的海禁政策有著根本上的區別。

因此，互市制度在清代脫胎換骨，不再是朝貢體制的附屬產品。從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的「康熙開海」以降，清帝國透過「沉默外交」的對外政策，推動互市的蓬勃發展，東亞各國的貿易往來也得以迅速增長。本書認為，十八世紀東亞的長期和平與貿易繁榮，並非得力於朝貢體制；而是因為清帝國重視貿易的滿洲性格，以及在民間蓬勃的跨國貿易所產生的「互市秩序」基礎上，得以遠離傳統封閉的「天朝秩序」產物。

■朝貢體系論VS互市秩序論
挑戰過往學術權威、重新解釋近世東亞歷史發展的宏觀作品！

《朝貢、海禁、互市》是中國史權威學者岩井茂樹的經典作品。本書使用了多種漢字文獻及滿文史料，並對比日本江戶時期的官方檔案與文書，透過東亞國際交流的宏觀視野，深入探究明清以來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朝貢貿易體制的結構轉變，其實有著緊密的聯繫。

本書檢討了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深深影響中文史學界的「朝貢體系論」。以費正清為首的美國學者，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長期將明清兩代的對外關係視為一種不變、停滯的整體。此種帶有西方中心論的觀點，造就了對近世東亞國際關係及貿易交流的簡化認知，備受爭議。

因此，本書進而提出「互市秩序」的概念，推翻了過往「朝貢體系論」對東亞歷史的簡化認知。清朝雖然繼承了明朝制度，但基於其重視貿易的滿洲性格，而使得明清兩代看待對外關係的態度，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此為理解明清時期東亞跨國貿易的關鍵概念。

作者簡介│

岩井茂樹（いわい しげき）

日本歷史學者，一九五五年生於日本福岡縣，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並取得文學博士。一九八○至一九八二年作為日本文部省的公派留學生赴中國南開大學及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留學。一九八三年起歷任京都大學文學系教學助理，京都產業大學經濟系講師、副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二○○二年至今，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期間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

主攻明清史、東亞交流史，代表作為《中國近世財政史研究》（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4）。此外，曾編著《中國近世社會秩序的形成》（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4），合著《「使琉球録」解題及相關研究》（榕樹書林，1999）、《檔案中的中國近代史》（有斐閣，1996）、《亞細亞的歷史與文化5》（同朋舍，1995）、《戰後日本的中國史論爭》（河合文化研究所，1993），並發表論文數十篇。

校訂者簡介│

鄭天恩

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曾任出版社日文編輯，現為專職翻譯。譯有《何謂中華、何謂漢》、《文明的遊牧史觀》、《凱爾特．最初的歐洲》、《人民解放軍的真相》、《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何謂中華、何謂漢：追逐彩虹的草原男兒》（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來自擇捉島的緊急電報》、《最後的帝國軍人》、《珍珠港》、《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日本人的界限》（合譯）等書。

譯者簡介│

廖怡錚

畢業於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史研究所、早稻田大學日本語別科。著有碩士論文《傳統與摩登之間──日治時期臺灣的珈琲店與女給》、專書《女給時代──1930年代臺灣的珈琲店文化》。譯有《地中海世界與羅馬帝國》、《印加與西班牙的交錯》、《皇帝的家書：康熙的私人情感與滿洲帝國的治理實相》（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巨龍的胎動》、《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從東南亞到東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