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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著碎裂的鏡像說話
小說家／朱嘉漢
一個徹底坦白過去、面對自己的人，會是什麼樣子？會更清楚明白自己的樣貌、對於自己所為與所思更加地瞭然於心？還是相反？
《告白者》同前作《同情者》，由同一個敘事者的肉體與心靈，受到諸多的苦難。當然，我們知道，即使作者在此作中再度讓敘事者肉體遭逢巨大的、逼迫至瀕死的酷刑（施虐者確實是以刑求的形式施予酷刑），真正的地獄卻是發生在他的心靈。
但，對於一個內心分裂者來說，真正的施虐者，是內心的他者。這些他者，不僅僅是實為過去的糾纏鬼魂。最為苛刻、逼迫人發瘋的他者，其實正是「我」。藉由敘事者之口，逆轉了韓波知名的「我是他者（Je est un autre）」。如何逆轉？他直接跳了進去，成為令讀者不安的他者之聲：這位「他者」（越南人、亞裔，或可指所有的少數族群），卻以「我」說話，以英語寫作西方小說，反過頭來映照了西方。
兩本小說分別指向兩種逼迫告白技術，逼迫出敘事者我說出整個故事。《同情者》是政治審查式，以再教育營的形式；《告白者》則是精神病學式，以治療為名，將一個人的回憶與看待回憶的方式視為一種病徵。然而阮越清最大的野心，也許就在讓一個病人，一名瀕臨發狂之人，作為時代種種的病灶最好的診斷者。
《告白者》最好的安排，無非就是讓這法越混血的「我」逃難到法國，成為了少數族裔。無論被當地的法國人或阿拉伯人稱作印度支那人，或是Chinois（中國人），都一併接受。這逆來順受是小說最尖銳的形式。更尖銳在於，到了《告白者》後，我們才知曉敘事者（以及作者），竟如此熟悉這些西方的理論家，如法農、Aimé Césaire、德希達、克里斯蒂娃、阿圖塞等等，這些抽象的理論，在小說裡以充滿戲劇性的方式重新詰問。
如同阿圖賽的「叫喚」所展示的，主體是如何毫無所覺地自動跳入了意識形態。「我是『他者』」，對於越南人來說，並不是浪漫的想像，他們在主流的文化中，不斷地被套上「他者」的形象。無論是同情或是歧視，都是個缺乏聲音的他者。而他們的任何言行與形象，也被迫著以這樣的價值系統來看待自身，並以此「告白」。《告白者》的反思意識的強度，可以與法農《黑皮膚，白面具》比擬。
這位「能夠以兩面來看待事情」的雙心人，在《告白者》的巴黎舞台中，遇上的矛盾衝突更加巨大：殖民者（法國與美國）與被殖民者（越南），南越（反共）與北越（共產黨）。甚至，也讓阿爾及利亞裔的阿拉伯人與越南人兩種因法國殖民的受害者，直接地以暴力相殺。
阮越清的小說總是複雜的，不輕易地落入任何一種姿態，他的小說總是不讓人喘息，不斷有新的情節衝突，也不停讓敘事者感受與思考、懷疑。他徹底拒絕簡化的論述，不輕易讓我們劃分彼此，且將過錯推到另外一方，或將自己輕易自居於正義者或被害者。如果他在《一切未曾逝去》以成熟的理論語言談論了對越南與越戰的思索，那麼在《告白者》，他更徹底運用小說的戲劇衝突安排，在人與人之間逼近你死我活的道德難題，讓我們直視盤根錯節的結構性暴力。
「全心投入的共產主義者就和全新投入的資本主義者一樣，都沒有能力分辨細微差異。」若是如此，阮越清的小說就是讓我們走到細節差異最深處，即使那衝突如此難受，但仍極力的抵抗那種將一切化約且互成敵人的另一種無限暴力。
《告白者》作為《同情者》的續作，兩者間的關係，並不是前後的作品。如同敘事者的母親說的：「你不是什麼的一半，而是兩倍。」《告白者》的作用並非是補足，而是倍增，像是無盡的碎裂鏡像，讓人在形象中迷失。讓整個「二戰－越戰－冷戰」在越南所造成的一連串的苦難，在看似置身其外的法國舞台上（眾多細節可見他對於八零年代的巴黎，當時的左派以及少數族群的歷史做足了考證），映照出兼具批判性同時又符合現代小說美感的精彩作品。
再度交出了《告白者》，且預告這故事有第三部的阮越清，勢必會是這幾年國際上最受矚目的作家。
僅以此短文誠心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