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紐約避疫雜記
三月二十日星期五,我特別記下那一天,我們按紐約州政府規定把員工暫時遣散,二兒子大川慷慨,雖然只是暫時遣散,照樣發給每個人一些遣散費,我們也覺得他做得很好。臨別,大家用當時防疫又不失熱情的碰臂方式,互道珍重,盼望這場類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大瘟疫過後,可以劫後餘生地繼續在一起工作。他們之間一位頭髮有時染成藍色、有時染成綠色的白人女孩,因為咳嗽已經緊張地請假在家隔離。大家都清楚,眼前面對的戰爭,不是敵人轟炸機的掃射,不是隨時會從天上落下來的炸彈,很詭異的是一個握手、一個擁抱、一句寒暄,人跟人、跟物、跟空氣,最起碼的接觸—敵人是這樣陰森地借體還魂,我們正生活在一場無所不在卻無從捉摸、虛虛實實的慘烈戰爭之中。
次日星期六,平常這一天,我多半陪我的先生去紐約,他跟簿記小姐交代事情的時候,我出去來回走二十六條街,約五十分鐘,現在卻被告誡,中國人在這次瘟疫中被指控為罪魁禍首,除非必要,不可在閒雜人等眾多的百老匯大道上走,恐怕會被欺負,就算只是被罵一句「回你的國家去!」都犯不著。然而,這沒有打消我出去走路的念頭,外面華氏近五十度(攝氏十度)的氣溫,太陽當空,是走路最好的時段,我儘量快速走,希望可以出點汗。周圍並沒有惡意的眼光,比較憂心的是街上沒有人戴口罩,我自然也不敢戴,戴了口罩就等於宣告,自己是傳播病毒的中國人。
再看家裡儲藏了一堆黑豆、紅豆、白豆的罐頭,和沙丁魚、火腿、冷凍蔬菜,這些食物都是莫名所以跟著大夥買的。我們這一輩人沒有經歷戰亂,其實不清楚沒有食物意謂著什麼,大家只是人云亦云地一窩蜂。過兩天感到蔬菜罐頭儲存不夠,我再回市場,卻見擺放罐頭的架上多半空了。許多東西都有限量,包括一次只能買兩加侖水和兩包新鮮魚肉,連廚廁用的紙都不知為何只能買一包或兩包。食物因為被盲目搶購,真的短缺了,好像舉國上下都在喊:「我們快要斷糧了!日子快要沒法過了!」可那時候還沒有人戴口罩,雖然病毒已經在紐約一帶炸開。
打電話去小兒子大印家裡,他去檢測的新冠肺炎病毒的結果,至今還沒有出來。那是上個星期天的晚上,大印打電話來說他決定去醫院檢查,我們已經勸說了好幾次要他去檢查,他卻一拖再拖。他發燒了好幾天,看過醫生,給他開安疼諾(Advil)退燒,吃後卻腹瀉,不久才知道對抗病毒要退燒,只能吃泰諾(Tylenol)。總之,所有疫情的症狀他都有,醫生卻愛莫能助。我也一籌莫展,後來我打聽到水煮亞洲梨可以潤喉、水煮香菜可以潤肺潤腎什麼的,於是去韓國超市買好了,帶去他們在曼哈頓的家裡煮。大印關在臥室裡,小媳婦和一歲多點的孫女在客廳,他們都離我老遠,一個勁趕我走。我哪裡走得動?只好敞開門,替他們燒好了才離開。前前後後在那裡停留將近兩個小時,我們都戴著口罩,臨走,小媳婦把我隨手丟在一邊的手提包,用酒精擦拭過,我這才意識到,他們一家三口可能都帶有病毒,我可能會失去他們。內心頓時空蕩蕩的,渾然忘卻究竟身處在宇宙時空裡的哪一段。
我和先生都戴著醫院給的口罩,他坐在空無一人的急診室裡面;我坐不住,站到大門口,寧願在寒風裡等,這使我焦灼的心冷卻一點。這家醫院在地理上雖然屬於大紐約區,因為隔著哈德遜河而十分安靜,距離我們住家很近。有一次我告訴先生,如果不搬去紐約的公寓,將來這家醫院就是我們人生的終站。我不像先生忌諱談生死,可是那一次他沒有反對。
我沒有等很久,就見一輛車子在黑地裡開著大燈駛近,大印從車裡下來先摘掉一副口罩,原來他戴兩副口罩,還留下一副。我強笑著,跟小媳婦和孫女揮手告別,然後跟在大印後面,沉默地進入急診室。他直接被帶入裡面的小診間,我隔著大玻璃窗看他回答問題,然後被送進更深的裡面,親屬不能進去。我想到他小時候有一次跟兩個哥哥玩,一隻手扭傷了哭得眼淚鼻涕,可是他小聲地哭。朋友們總是問我:「你們三個兒子,為什麼家裡還這麼安靜?」其實因為大哥把規矩訂好了,任何玩具玩起來都要長幼有序,小弟肯乖乖地遵守而已。那一次看他扭傷手,我們特別心疼,把他帶去醫院。他看到醫生,雖然還一臉淚水,病痛卻立刻好了。醫生讓他一隻手掛著淺藍色繃帶,笑嘻嘻地跟我們回家。我希望這一次也一樣。
我們等了一會,護士來通知,大印要住院兩三天,要我們回去。想到他已經兩天吃不下東西,住院可以吊點滴補充體力,也就放心地回家了。回家後剛上床不久,看到大印的傳訊,他剛回到紐約家裡,醫院不讓住,也不說明原因。猜想是:症狀不夠嚴重?或者,反正無藥可救?反過來推測一下,如果他得的是新冠肺炎,先生每天跟他一起工作、一起吃飯,至今並沒有症狀,還有他的妻女,不也都安然無恙?甚至我,我們不都該中鏢躺下嗎?可見他多半沒有得此病。卻為什麼有一切症狀?顯然,他還是得到了。我們也都被感染了,上年紀的人感染此病毒多半死路一條。「我們的遺囑寫好了嗎?」我壓低聲問先生。那一夜就那樣昏亂地過去了。
大印第二天開始吃一點東西,接連的兩天食慾漸漸恢復,也開始工作。三個星期之後,檢驗報告出來,結果是陽性反應,他感染病毒。那時候我們已經避疫在家,幾乎忘掉他生病的事。我每天忙碌地餵野貓,禁足令下達之後,來我家後院等飯吃的野貓一下增加了三四隻,猜想鄰居們自顧不暇,把流浪在外的野貓忘了。我倒是備足了貓糧,除了兩大袋二十二磅重的乾糧,還有不計其數的罐頭,我總是把兩種混到一起餵牠們。牠們也心生感激,搶著偎到我腳邊摩擦;擠不上來的,則張著一雙雙淡綠的或琥珀色的眼睛望住我,眼裡清亮的光純淨極了。貓兒吃食簡單,容易料理,我從中悟出一種生活準則,三餐可以極簡,罐頭豆子和米飯外加冷凍蔬菜,就可以是色味皆佳的一餐。豆子加米飯是我們都喜歡的西班牙菜式,儲存容易,加熱也容易,省去繁瑣的燒煮且營養不錯。這就是我們避疫期間的飲食,它將來也會像某一首動聽的老歌,代表我一段短暫的光陰和那一陣心情,而深刻地存留在我記憶的匣子裡。
媒體每天披露的盡是全美各地的死亡數據,抗病毒的專家佛奇(Fauci)預測,疫情到最嚴重的時候,全美會有十萬人死亡。之後,近五月了,又攀升到十五萬,而可以治療病毒的藥物還沒有出現。死亡最密集的城市就是紐約,大兒子大山聽我談起這些,讓我不必過分憂慮,只要不出門就安全。他說紐約特別嚴重,部分原因是無家可歸的遊民多,他們很淒慘地多半會感染,一感染就會死掉,政府也束手無策。法院關門後,監獄接著釋放囚徒,像大山一樣的刑事律師這時都賦閒在家。只要天氣好,大山每天下午等我們的兩個孫子上完課,父子三人就騎單車過來,在車庫前面跟我們遙望問候。不能擁抱孫子,不能熱烈地愛他們,令人感到空虛。
四月裡,我捨棄郵購的方式,再度去超市,發現工作的人和顧客都戴了口罩,有人甚至加上透明的面罩—那倒是個好辦法,據說多半的口罩無法阻擋病毒入侵,譬如我自己戴的,至多也就是一片安慰劑。市場裡的顧客沒有預期的多,空氣裡卻潛藏一種肅殺的氣氛,感覺出來人人自危。到處張貼著告示,請大家基於禮貌保持距離,任何排隊都要保持六尺的距離。原來限購的食品照樣在限購。人的內心真是無法言說,當他們稀稀鬆鬆不當一回事,禁不住地替他們著急;現在大家全面戒備起來,又為戰爭鋪天蓋地地來而驚慌,我只能倉促地回家。如此,偶而出門一次,回家後就開始計算日子,一天兩天……,平安無事地七天過後,於是慶幸這一趟大概沒有染上病毒。買菜最是辛苦,有些固然可以放置在車庫裡等病毒自然死去,多半還是需要擦拭消毒,而這些我都遠遠地做得不夠,更遑論回家立刻洗臉、洗頭、洗澡。
聽一位大陸來的朋友說,這次的病毒跟以往在國內某種病毒很像,它們怕酸,所以出門戴口罩之前,先在鼻孔裡面抹一點白醋。我照做之外,還舉一反三地用白醋清洗新鮮的草莓、黃瓜、芹菜,蘋果、梨則乾脆用洗潔精刷洗消毒;這些不需要煮沸的食物,我偶而把它們通通丟入打果汁機裡,看它們「嘩啦啦」被千刀萬剮,如果上面還依附病毒,正紛紛被切斷,斬成碎片。
我郵購了魚肝油,買不到顆粒狀的,只能買液體的一匙一匙地喝。我告訴小兒子大印,我年幼的時候害過氣喘病,靠吃魚肝油治好。也許我只是吃太多零嘴營養不良,跟呼吸系統沒有直接關係,但,無論如何,曾經氣喘可是千真萬確。「你就每天空腹的時候,喝兩匙吧。」他答應了,這使我好過許多。我實在不知道能為他做什麼。
不久,醫院的一個附屬機構打電話來,他們要大印回去抽血化驗。為什麼他痊癒得那麼快?他的血液裡面肯定有某一種抗體,可以有效地對付病毒。我想,他們會不會在百忙中出錯?上百萬個案件在他們的化驗室裡,出錯是可能的吧?也許大印染上的只是流行性感冒,我們只是虛驚一場?總之,大印自然聽話地回去接受抽血化驗,外加捐了一袋血。他回家之後,在電話裡說:「以後我會常回醫院捐血,既然他們認為我的血是寶血。」我們一起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