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闡幽

序／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序／虞萬里（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講席教授）

【上編】文獻編

試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殘卷的編纂時間──兼論與天津圖書館藏《總目》稿本殘卷的關係
一、前言
二、「北圖殘稿」的編纂時間蠡測
三、「北圖殘稿」與「津圖紀稿」的關係初探
四、結語
參考書目

南京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編纂時間初探
一、前言
二、「南圖殘稿」簡述
三、試論「南圖殘稿」的編纂時間
四、結語
參考書目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卷編纂時間及其相關問題
一、前言
二、「北博殘稿」卷四十九的問題
三、「北博殘稿」的編纂時間蠡測
四、試論「北博殘稿」與「央圖殘稿」的關係
五、結語
參考書目

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書前提要的校上時間與抽換問題
一、前言
二、文淵本提要中存在的特殊現象
三、抽換現象普遍存在於《四庫全書》書前提要中
四、文淵書前提要抽換本的鑑別方式
五、結語
參考書目

【下編】 經學思想編

朝向一個學術史觀的建構──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為例
一、前言
二、《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漢宋對峙」觀念的提出
三、「漢宋對峙」觀念的具體呈現
四、「漢宋對峙」觀念淵源於對《詩序》的尊與廢
五、「漢宋對峙」觀念的建構舉隅
六、結語
參考書目

尊《序》、廢《序》與漢宋對峙──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為例
一、前言
二、《四庫全書總目》對《詩經》學的觀察
三、對《四庫全書總目》所提觀點的討論
四、結語
參考書目

後記／黃懿梅

附錄
夏長樸教授事略
先師夏公學述／蔡長林
夏長樸教授研究成果

序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凡關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形成的過程、及它與清代學術史的關係者，都會覺得近年真是令人興奮的時候，至少有七個收藏總目或殘稿的地方公開其收藏，使得人們可以徜徉游息於這些難得的史料中，盡展其才。夏長樸先生生命最後十幾年即徜徉游息於其間，除了出版一本《四庫全書總目發微》外，還有多篇論文，其中六篇輯成了本書《四庫全書總目闡幽》。夏先生用中文系的專長，從圖書版本目錄之學介入學術思想史，比對各種圖書版本，看出其間的差異變化，推測其中的思想、學術的意涵與變化。

　　收在本書中的〈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卷編纂時間及其相關問題〉、〈南京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編纂時間初探〉、〈試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殘卷的編纂時間──兼論與天津圖書館藏《總目》稿本殘卷的關係〉三篇，基本上是以極為細密的功夫為幾種不同的總目作定年的工作。這幾篇加上〈朝向一個學術史觀的建構──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為例〉、〈尊《序》、廢《序》與漢宋對峙──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為例〉，在夏先生對提要、總目等文本細密的爬梳下，藉以釐清《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乾隆與館臣的角色。

　　夏先生提醒我們，四庫的各種版本、總目之間是一種不斷改版的混聲大合唱。提要不停地抽換、修改，所以各種本子之間有差異，即使同一部四庫全書中亦有出入。而且這些提要及改換，像是一支溫度計，可以測度當時參與工作者學術心態的轉變。夏先生在〈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書前提要的校上時間與抽換問題〉一文中，以文淵閣《四庫全書》為例，透過考證說明這套《四庫全書》因為當時存貯於內廷，接近皇帝，故最為敏感，改換的最厲害。

　　夏長樸先生從四庫總目之各種版本、提要中，發現皇帝及諸臣態度之轉變，他從動態的過程看出皇帝與館臣，如何將原先比較模糊的學術狀態逐漸「漢學化」、「宋學化」。蔡長林兄歸納夏先生的觀點說：「《四庫總目》的〈經部總敘〉即使標榜漢宋兼採的原則，然而實際作為上，則是將『漢宋對峙』清楚的揭示出來。《四庫總目》之所以會出現『崇漢黜宋』的傾向，總結其間關鍵點：總纂官紀昀本人的立場；參與《四庫全書》纂修館臣的學術背景及立場；大環境輕宋學重漢學的發展趨勢等等，這些對《總目》學術傾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乾隆本人對漢宋之學態度的轉變，才是真正影響《四庫全書》及《四庫總目》編纂的主因。《總目》出現『崇漢抑宋』之傾向，與乾隆本人思想的轉折關係密切，由原先的尊崇宋學逐漸轉向，進而肯定漢學的價值，這種轉化也連帶影響了《四庫總目》趨向崇漢抑宋的論調。」夏先生以《詩經》的提要為例，說明它是館臣與皇帝協作在講一個完整的故事，表達一個鮮明的學術態度。

　　夏先生提醒人們，帝王經學觀念的實際影響非常之大，當乾隆的態度改變時，一應館臣的學術態度也馬上跟著改變，並表現在《薈要》及後來各種不同版的《四庫全書》提要中，紛紛由「尊宋」而改為「尊漢」或持「漢宋平議」之態度。近人因受現代思潮影響，往往忽略一代學術風尚與帝王的愛憎有關。正如張舜徽在《壯議軒日記》中所說，俞正燮、汪文臺兩人注意西洋事務，是受康熙五十五年幾篇詔令的影響；又如「清仁宗時教匪平，衍聖公具疏入賀，朝廷優詔褒答曰：『願卿昌明正學，正學明則邪說自熄。』自此而士夫表章正學之文盛行於世（若程晉芳〈正學論〉、蔣琦齡〈崇正學〉之類）」。所以他說：「考論一代學術之轉變，又不可不取資於當時詔命也。」足見皇帝在文化領域有很大的影響，與我們今日所習見者不同。

　　夏教授二○○二年在〈《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一文中，已提出乾隆由早年「尊宋」轉向後來「尊漢」的態度，深深影響四庫館臣。這篇文章的大旨，我已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引用過了。《四庫全書總目闡幽》一書中的文章再度展現了乾隆作為「大統裁官」般的角色及其實際影響。

　　在這裡，我想以四庫館臣日記《王際華日記》為例，進一步說明乾隆與近臣、館臣之間的互動。在乾隆心目中《四庫全書》或其他的文化活動，並沒有明顯的「公」「私」之分，四庫的編纂以及皇家其他文化活動亦復如此。皇家學術文化活動每每帶有近臣為皇帝「客製化」的色彩。所以王際華時而是四庫館臣，時而為皇帝抄抄寫寫，時而是皇帝的專屬書法家。這種兼具「公」「私」兩種身份的臣職，也是「四庫全書」及這個時期多種官書（如《職貢圖》）的特質。一方面是帝王的意志、理念，一方面是館臣的迎合、操辦。而且往往在所謂「成書」之後，仍隨著時勢或帝王信念的改變，而大家跟著抄抄改改。這些官書同時具有「私」與「公」的兩種性格，它們有時只是陳列，有時透過抄、印，或透過官僚士大夫的揣想、推測，而在相當不同的程度上牽動著帝國的知識紐帶。

　　我與夏長樸先生應該是在二○○○年左右認識，當時我借調到國科會人文處。因為我們不在同一個地方工作，始終未有機會深入交往。但在有限的接觸中，我感受到他是位坦直、誠懇的學者，所以凡是在大安森林公園或其他地方偶遇，總能相識一笑，莫逆於心。

　　夏先生的公子夏克勤是我多年的學生，夏先生與家兄在臺大校務會議共事多年，家兄經常誇讚夏先生處事公正，據理直言，他們成為惺惺相惜的朋友。夏先生不幸在七十四歲過世，他對四庫總目與清代學術史的研究，真是「死生以之」。據克勤告訴我，在夏先生的構想中，本書還差一篇，似乎其中有一個問題，夏先生始終未能想通。如果能在去醫院之前想通，則擬再寫一篇，可是他住院之後，已經沒有力氣處理了。將軍死於戰場，何等壯烈而榮耀，我很佩服這種學術精神，謹不揣謭陋寫成此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