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基因：中國、北韓與俄羅斯，如何扭曲歷史，塑造統治國家的基礎？

得獎紀錄：《極權基因》是部引人入勝的報導，闡明中國、俄羅斯和朝鮮的領導人如何重新塑造、調整和改造戰後歷史，使其成為支持當今政權的無情壁壘。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闡明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更在於為什麼對世界其他地區相當重要，因為在這個新歷史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強大而充滿怨恨的民族主義會蔓延到世界各地。

－－理察﹑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黨：中國共產黨統治者的秘密世界》作者，《金融時報》前中國分社社長。

第二章　為了勝利

勝利！為了你，我們戰鬥了近四年，現在我們永遠不會為任何事，為任何人放棄你。
－－《紅星報》，一九四五年

中國，南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中國是勝利的一方，但不是因為它打敗了日本。事實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當裕仁天皇的投降錄音在當地的廣播中播放時，許多前線的日本士兵聽不清楚廣播內容，以為他在敦促他們，因為就他們而言，他們是勝利的一方。當資訊被澄清後，一些日本士兵威脅說，除非允許他們繼續戰爭，否則將殺死他們的軍官。不久後，一名在首都南京郊外機場降落的高級英國軍官指出，有人數遠遠超過中國士兵的大量日本軍隊，正在努力理解他們已經失敗的消息。
　　「日本軍隊給我的印象是極其強悍和危險的，因為它確實在戰鬥中證明了自己，」艾瑞克．海耶斯（Eric Hayes）少將寫道：「顯然沒有意識到日本所遭受災難的程度。他們有一定的理由認為自己是不敗之師，但遺憾的是，天皇已經命令它放下武器。」
　　如果說戰爭是在其他地方獲勝的，那麼在未來的歲月裡，中國共產黨在重述這個故事時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它並沒有參與大部分的戰鬥。在衝突中首當其衝的是由毛澤東的敵人蔣介石領導的敵對國民黨勢力。而在盟國會議上與羅斯福和邱吉爾並肩而坐並主持戰爭結束的是蔣介石，而非毛澤東。主要城市慶祝勝利的人群揮舞著國民黨和美國的旗幟，而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紅色旗幟。
　　國民黨戰時大本營重慶的一位年輕婦女在她的日記中記錄道：「人們拋棄了平常的矜持，在街上熱情擁抱在一起。他們跳舞，大笑。他們唱著愛國歌曲......『中華民國萬歲』（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的呼聲響徹雲霄。」在上海，美國海軍情報部門報告說：「到處都可以看到中國國旗......甚至美國國旗也被升起。街上人群湧動，雖然正在採取預防措施，但人們對維持公共秩序感到擔憂。」
　　但對蔣介石來說，慶祝活動是短暫的。他的軍隊被消滅了，經濟被戰爭破壞了。他的幾百萬公民處於饑餓邊緣。據一位援助人員報告，「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大軍「在農村遊蕩，他們試圖返回他們逃離的城鎮，但由於鐵路被嚴重破壞，大多數人只能步行。數千英哩的鐵軌被拆毀，木質橋架被作為燃料，鐵軌本身被熔化為金屬。國民黨也失去了對中國東北大片地區的控制，這些地區現在處於中國共產黨的實際管理之下。
　　在帳面上，中國被承認為勝利者之一，並獲得了旨在確保和平，新創立的聯合國安理會（UNSC）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席位，與美國、英國、蘇聯和法國一起。但蔣介石抱怨說，國家仍然受到戰時盟友的羞辱，被當作「附庸」對待，被迫放棄領土，甚至沒有假裝協商。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中國已經分裂，士氣低落，接近解體。
　　不過，國民黨政府還是決心要進行勝利的儀式。考慮到歷史，他們將日本在中國的投降儀式定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點，即九月初九的第九個小時。方德萬（Hans van de Ven）在《戰火中國》（China at War）一書中寫道，這是一次刻意的嘗試，以呼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停戰協定，該協定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生效：十一月十一日的第十一個小時。這個日期和時間旨在經由國家的集體記憶，在未來幾代人中產生共鳴。舉行年度勝利日慶祝活動的計畫也同樣被取消了。蔣介石和國民黨即將在中國大陸失去權力，至少在幾十年內，他們在中國戰時歷史上的地位也將隨之喪失。


　　蔣介石和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形成了一個不穩定的抗日聯盟，被稱為第二聯合陣線，儘管在實務中他們各自為戰，且激烈地對抗著。但隨著外國威脅的消退，這個聯盟崩潰了，中國又陷入了內戰。

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勝利和蔣介石帶著他的剩餘部隊逃到臺灣流亡之後，北京的新政府開始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故事。毛澤東沒有興趣美化蔣介石或國民黨（他們被認為正準備從臺灣海峽對岸的新基地奪回權力），並有充分理由抹去他們的名字。蔣介石被重新塑造成試圖破壞中國抗戰並與日本人合作的叛徒，而他的官員被描述為腐敗，他的軍隊紀律渙散，不願意戰鬥，使國家變得虛弱，容易受到攻擊。在新的歷史版本中，勝利被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和毛澤東的革命策略。
　　冷戰的風暴烏雲也籠罩在官方對衝突的回憶中，因為日益增長的敵意為以前的聯盟蒙上了陰影。在實務上，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現在強調蘇聯在打敗日本方面的作用，而淡化美國的貢獻，美國的軍隊已經在中國駐紮了幾年。但這並非北京獨有的情況。在整個前盟國，戰爭的故事是通過當代政治的棱鏡來看待的。
　　在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將重點轉移到建設他的新國家和頌揚他的革命。一九四六年在重慶建成的紀念碑被稱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碑，一九四九年後改名為解放紀念碑，被重新用於紀念中共在內戰中的勝利。紀念儀式和地方活動仍然在主要的紀念日舉行，但只要毛澤東還活著，對衝突的記憶就會被對共產黨崛起的更大關注所掩蓋。


　　這並不是一項抽象的工作。真實的人和真實的生活受到了這些不斷變化的歷史敘述的影響。
　　一九三七年七月戰爭開始時，彭士量即將年滿三十三歲。他家裡有妻子和四個年幼的孩子，但他的孫女告訴我，他決心為保衛國家而戰。他曾在著名的黃埔軍校受訓，並迅速晉升，成為一名將軍。到了一九四三年，他負責中國中部省份湖南的一支部隊，任務是拖延日本軍隊的前進速度；然而，他們的人數嚴重不足，而且他們顯然即將被攻克。彭士量自願留下來掩護他的戰友們撤退，儘管這幾乎肯定他會陣亡。他堅持了盡可能長的時間，使同袍得以逃脫，最後因傷勢過重而倒下。他的孫女趙燕給我看了她保存的一份剪報，其中描述他的行動是「我們民族主義的光榮體現」，並說有上萬人參加了他的追悼會。但彭士量曾為國民黨作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掌權後，他的戰爭英雄身份被取消了。
　　「解放前，他們（國民黨士兵）都被稱為『民族英雄』，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而犧牲，」趙燕告訴我，但後來，「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五年，他被稱為反革命分子。」
　　我們在她的小雜誌店裡交談，她的店藏在一條小巷裡，就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附近。牆壁是光禿禿的混凝土，沒有暖氣，所以趙和她的丈夫穿著厚厚的蓬鬆外套來保暖。但空間的不足並沒有阻止她去充實它。每個書櫃都堆滿了書籍和雜誌，她用從書頁上剪下的照片裝飾了每一寸牆壁。有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蜜雪兒．歐巴馬、甘地、弗拉迪米爾．普丁和習近平的照片。有些人可能不願意和一位突然出現、聲稱要寫一本關於戰爭書籍的外國記者說話，而趙燕卻不以為意。她立即把她丈夫從顯然是主位的黑色辦公椅上趕下來，堅持讓我坐下，從一個紙箱裡拿出一瓶礦泉水遞給我，然後開始講她家的故事，就好像我們是老朋友一樣，繼續我們之前聊天的話題。
　　她說她從小就很難理解這一點。她知道她應該對她的祖父保持沉默，但她不確定他做錯了什麼。他當時加入了政府的軍隊，並在戰爭中陣亡，但她被要求不要談論此事。最糟糕的幾年是在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後，要求被稱為「紅衛兵」的年輕支持者剷除階級敵人和任何被認為是阻礙革命的人。當時趙燕正在上高中。據她自己說，她是一位認真的學生，而且在那之前，她是老師最喜歡的學生之一，但後來她班上的紅衛兵發現了她家的國民黨歷史。他們把她挑出來虐待，無情地欺負她，但當她去找老師尋求協助時，她發現老師也對她有意見。
　　「他說：『你的祖父是反革命，他是國民黨的人。』」趙燕回憶說：「老師告訴我：『你藏得很深，就像像個間諜一樣；你應該去農村接受改造。』當我聽到時，我對自己說，『所以我一夜之間成了反革命份子。』」
　　她的母親，也就是彭士量的女兒，也遭受了痛苦。在她工作的醫院裡，她被反復審問和自我批評，直到最終被解雇。一家人四處奔波，試圖擺脫過去的恥辱，但他們始終無法擺脫他們與國民黨的關係即將被揭露的恐懼。趙燕喜歡讀書，她曾夢想在一所頂級大學學習，但家庭的反革命身份意味著沒有希望被錄取。最終，她在上海定居，並萌生了開設書店的想法。
　　但這並不是彭士量和趙燕的故事的結束。在未來的幾十年裡，隨著毛澤東去世後，戰爭的故事被二次改寫，人們對他的記憶方式將再次發生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沒有內戰讓史達林打，沒有相當於國民黨的力量來對抗，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缺少敵人。當這位偏執的獨裁者進入他人生最後十年時，他看到了周圍新的陰謀和潛在的挑戰者，在國內和國外都有新的危險。勝利並沒有給這位蘇聯領導人帶來安全，而是一個充滿新威脅的世界。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淩晨，德國投降的消息在莫斯科的廣播中劈啪地響起。聽眾們聽到，希特勒已經死了，戰爭終於結束了。人們開始湧向漆黑的街道慶祝，在歡樂和解脫中相互擁抱。這一天被宣佈為全國性的節日：勝利日，並不是說需要任何鼓勵。
　　「五月九日是莫斯科令人難忘的一天，」英國記者亞歷山大．韋特（Alexander Werth）在俄羅斯首都報導。「湧入紅場的兩三百萬人自發的慶祝......其程度是我以前在莫斯科從未見過的。他們在街上跳舞和唱歌；每位士兵和軍官都被擁抱和親吻。」他說，年輕人「非常興奮，甚至不需要喝醉」。在美國大使館，當時的副館長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記錄了當時的情況「節日氣氛如此熱烈，以至於無視所有正常的紀律約束」、「幾近瘋狂友誼」的氣氛將美國外交官們困在大樓裡。凱南寫道：「如果我們之中任何一人冒險走到街上，他就會立即被抓住，被熱情地拋到空中，被友好的手從人群的頭上傳過，最終在其週邊的某個地方迷失在混亂的激情狂歡中。我們中很少有人急於追求這種體驗，所以我們在陽臺上排隊，盡可能勇敢地揮手致意。」
　　勝利遊行在六週後，即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舉行，蘇聯士兵直接從前線返回，在首都遊行。史達林原計劃騎馬帶隊，但據說在排練時被甩了出去，他選擇了列寧陵墓的堅實地面。他的兩名高級指揮官，喬治．朱可夫（Georgii Zhukov）和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元帥，代替他騎馬帶隊，在儀式開始時騎著英俊的黑白戰馬進入紅場。
　　「我能感覺到我的心跳加快。」曾領導進攻柏林的朱可夫元帥後來坦言。他回憶說，當他們等待進場的信號時，他看著對面的羅科索夫斯基：「我很確定，他和我一樣緊張。」那天雨下得很大，但沒有人在意。朱可夫注意到人群「高漲的情緒」和「興高采烈的面孔」，以及他自己在研究他的士兵們「被戰火摧殘的英勇面孔」時的自豪感。他寫道：「當我檢閱部隊時，我可以看到小股的雨水從士兵們的帽簷上滴下來。但全體的精神振奮是如此強大，以至於沒有人注意。一種特殊的歡欣鼓舞感覺吞沒了所有在場的人。」
　　朱可夫在講話中讚揚了武裝部隊的勇氣，宣稱紅軍以「不褪色的光環」確保了其在歷史上的地位，但他在政治上很精明，補充說真正的功勞歸屬於誰：「我們取得了勝利，因為我們的偉大領袖和傑出的指揮官：蘇聯元帥史達林帶領我們取得了勝利！」
　　這並不重要。紅軍的光環，同時還有朱可夫自己的聲譽即將被奪走。事實證明，史達林不準備與任何人分享勝利的功勞，尤其是那些真正參加過戰鬥的人，也許他們會冒著成為公眾人物的風險，對他的領導地位構成威脅。

正如在中國一樣，蘇聯也遭受驚人的損失。根據最新的估計，戰爭期間幾乎有二千七百萬人死亡，儘管史達林時期的官方數字是七百萬。痛苦並沒有隨著戰鬥的結束而結束。乾旱和饑荒蹂躪著農村。工廠、城市和重工業成為廢墟。家庭也被拆散了。在戰爭期間，至少可以相信你是在為某些東西而戰，所有的艱難困苦在未來都會有所回報。但現在這個未來就在這裡，而且黯淡無光。生活水準比衝突發生前要差得多，而共產黨所能提供的只是更多的艱苦工作和一個新的、甚至更艱苦的五年計劃，以彌補他們失去的土地。更讓領導階層擔心的是，與中國軍隊不同，中國軍隊大部分時間是在自己的領土上作戰，而紅軍則是穿越歐洲來到柏林，一路上讓數百萬士兵暴露在蘇聯以外的生活環境中。史達林太瞭解他們回家後可能發生的先例了。
　　「史達林是俄羅斯史的學生，」羅伯特．瑟維斯（Robert Service）在他的蘇聯領導人傳記中說：「他知道，一八二五年拿破崙戰敗後，俄羅斯帝國軍隊進入巴黎，導致了俄羅斯的政治動盪。在法國經歷了更大的公民自由的軍官和部隊再也不一樣了，一八二五年發生了一場兵變，幾乎推翻了羅曼諾夫家族。」不能讓歷史重演，回國的士兵和他們的指揮官需要被嚴格控制。
　　在紅場上領導勝利遊行後不到一年，朱可夫就恥辱地被剝奪了職務，他被指控掠奪戰時物資供其個人使用，並被調到烏克蘭南部的一個偏遠崗位。一位美國觀察家說：「這和杜魯門派艾森豪負責奧克拉荷馬州的國民警衛隊訓練差不多。」但他並不孤單，包括航空工業委員阿列克謝．沙胡林（AlekseiShakhurin）和兩次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的空軍司令亞歷山大．諾維科夫（Alexander Novikov）在內的高級官員被逮捕、審訊和監禁。
　　時間有種異常的反諷。正當史達林的官員根據金日成虛構為主的功績在北韓宣傳他是戰爭英雄時，在蘇聯國內，史達林正在清洗他自己的指揮官，並淡化他們所打過的真實戰役。但是，也許他們能僥倖逃過一劫是幸運的。
　　蘇聯情報部門的任務是在戰後監測所有軍事領導人的麻煩跡象，而在一九四六年新年前夕，他們記錄了兩名高級軍官之間的私人談話，引發了嚴重關切。曾在史達林格勒前線擔任指揮官的瓦里西．戈爾多夫（VasilyGordov）將軍和他的前參謀長費多爾．雷巴爾琴科（FedorRybalchenko）將軍被逮到，在他們認為是後者公寓的隱私處抱怨國內的狀況。「民眾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憤怒，公開抱怨，在火車上和任何地方，」雷巴爾琴科向他的老朋友傾訴：「饑荒程度令人難以置信，而報紙只是在撒謊。只有政府官員生活得很好，而人民卻在挨餓。」他預測蘇聯將在與西方的戰爭中失敗，並哀歎他們的威信下降。戈爾多夫提出了移居國外的可能性。最後這兩個人被逮捕，後來被槍決。
　　軍事英雄也從蘇聯報紙的版面上消失了。在戰爭結束一週年之際，黨的喉舌《真理報》（Pravda）上沒有提到任何一個軍官的名字。「蘇聯人民知道，我們的祖國在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戰爭中贏得的偉大勝利，首先是我們的社會和國家制度的勝利，」該報說：「這是布爾什維克黨明智、卓見的史達林主義政策的結果，它使國家做好了積極防禦的準備，並建立了強大的紅軍。」
　　史達林把這次勝利作為蘇聯政治制度力量的證明，對軍隊只給予有條件的讚揚。他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的一次講話中說，武裝部隊應該受到讚揚，因為他們「英勇地承受住戰爭的所有艱難困苦......並從戰爭中獲得了勝利。」根據文字記錄顯示，此時他被「在史達林同志的領導下！」以及「響亮而持久的掌聲」打斷。但他繼續說：「如果認為沒有全國人民的初步準備就能取得這樣的歷史性勝利，那是錯誤的。. . . 如果斷言我們的勝利完全歸功於我們部隊的勇敢，那就大錯特錯了。」不久之後，自一九一八年以來一直被稱為紅軍的蘇聯軍隊被改名為蘇維埃軍隊。
　　諂媚部隊的需要已經隨著衝突結束。現在，黨需要他們重新開始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史達林的首席宣傳員安德列．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向宣傳工作者發出指令，指示他們消除「人們應該在戰後花一些時間來恢復」的想法。人們擔心，過多地關注戰時的過去，只會讓人們想起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和沒有到來的回報，並分散對當時緊迫問題的注意力。那年勝利日的第二天早上，《真理報》報導了一名蘇聯士兵從前線歸來後立即投身於集體農場工作的故事，呈現給讀者的資訊很明確，這就是他們要效仿的模式。現在是時候從戰爭轉向在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戰鬥了。
　　第二年，勝利日的假期被取消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主要報紙上的一份簡短通知宣佈，五月九日現在是正常的工作日。


　　這場戰爭對史達林來說仍有政治用途，比對毛澤東來說更具意義。他不希望群眾糾纏於他們的犧牲或個別指揮官的英雄主義，但他很滿足於沐浴在對他的領導的讚譽中。
　　他被蘇聯媒體譽為「最偉大的指揮官」，並被認為設計了「戰略反攻」，相當於對戰爭科學的最大貢獻。據推測，這種誇張的說法激發了北韓早期對金日成偉大的讚美，在北韓，蘇聯官員正在幫助美化這位年輕領導人的形象。在莫斯科，一部新電影的劇本據說是史達林撰寫的，電影裡被擊敗的希特勒咒駡著說：「史達林！他擊敗了所有人。」電影的最後一幕是，蘇聯領導人身著純潔的白色制服飛抵德國首都，在那裡他受到了一群欣喜若狂的士兵的歡迎，包括一些揮舞著美國國旗的士兵。一位研究蘇聯宣傳的學者評論說，這是「史達林的史達林崇拜的神化」。
　　維護史達林戰時英雄主義的神話意味著讓那些曾在他手下服役的人閉嘴，以防他們與官方的說法相矛盾。史達林對一位指揮官說：「在這些偉大的事件發生後這麼快就寫回憶錄為時過早，當時激情仍被過度激發，因此回憶錄不具有必要的客觀性。」他的話讓出版業感到一絲寒意，而即將成為作者的人也接受了這個暗示。
　　「史達林的態度不僅阻止了回憶錄的出版，甚至還阻止了人們拿起他們的筆，」戰爭期間曾在紅軍服役的文學評論家拉扎爾．拉扎雷夫（Lazar Lazarev）解釋說：「每個人都立刻明白，史達林害怕的不是主觀，而是真相。」一些老兵則進行了反擊，出版了挑戰官方神話的戰時日記。一九四八年，一位前遊擊隊指揮官在一本文學雜誌上說：「祖國的捍衛者有道德上的權利與當代人分享這些想法。」但當局並未同意。
　　審查員實施了新的限制。現在禁止提及戰時命令，如史達林惡名昭著的「一步不退」命令，該命令禁止士兵和他們的部隊在沒有上級明確許可的情況下撤退，即使在當地有戰術意義。由於查閱檔案受到限制，對衝突的研究變得越來越困難。拉扎雷夫說：「戰爭史學家發現自己處於一個特別遺憾的境地。（他們）很快就明白，他們的工作是用美麗的材料繡出準備好的圖案來取悅於人，而不是對事實進行研究。」
　　這些美麗的材料並不包括戰爭的可怕事實。估計有數以百萬計從衝突中回來的缺胳膊少腿、身負重傷的受傷老兵，開始從首都的街道上消失，許多人淪落到靠乞討為生。在一九四九年史達林七十歲生日的慶祝活動之前，他們被當局圍捕，並被移送到偏遠社區的「傷殘者之家」，在不見天日的地方度過餘生，而且往往沒有獲得足夠的醫療護理。那些被留下的人受到安全部門的監控，以防他們開始組織和播種異議。
　　史達林的偏執狂和他的肅反行動愈演愈烈。政治逮捕和示眾審判重新開始。「我們以為戰後一切都會改變。. . 史達林會信任他的人民，」一位婦女告訴白俄羅斯作家斯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但是，她說：「相反地，勝利之後，每個人都變得沉默了。沉默和恐懼，如同戰前一樣。」
　　在莫斯科，新興的冷戰也影響了人們對過去衝突的記憶，因為喬治．凱南在一九四五年第一個勝利日所描述的「近乎瘋狂友誼」的氣氛被敵意所取代，至少在官方層面是這樣。西方盟國從勝利表彰中刪除，並在蘇聯媒體中變成了「狂熱的戰爭販子」。由於有了美國這個新的主要敵人，蘇聯領導人對保留他們過去的聯盟記憶沒有興趣。而這種敵意和猜疑是雙向的。
　　地緣政治的斷層正在發生變化，一場新的衝突的輪廓正在形成。隨著中國共產黨在北京掌權，北韓新的年輕領導人向史達林請願，希望他能入侵南韓，將半島統一在他的控制之下。金日成向他保證，美國人不會干預，一切都會在三天之內結束。

第二章　為了勝利

勝利！為了你，我們戰鬥了近四年，現在我們永遠不會為任何事，為任何人放棄你。
－－《紅星報》，一九四五年

中國，南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中國是勝利的一方，但不是因為它打敗了日本。事實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當裕仁天皇的投降錄音在當地的廣播中播放時，許多前線的日本士兵聽不清楚廣播內容，以為他在敦促他們，因為就他們而言，他們是勝利的一方。當資訊被澄清後，一些日本士兵威脅說，除非允許他們繼續戰爭，否則將殺死他們的軍官。不久後，一名在首都南京郊外機場降落的高級英國軍官指出，有人...

導言

讓過去為現在服務。
－－毛澤東

烏克蘭南部

　　我們的車邊有一位持槍的人。天很黑，接近午夜，在通往克里米亞（Crimea）的主要道路上。他戴著面具，穿著戰鬥裝備。
　　現在是二〇一四年二月。烏克蘭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已逃往俄羅斯流亡，首都的抗議者在基輔經歷了漫長的冬季示威活動後宣佈勝利。但在南部，一些不祥的事情正在發生。身份不明的士兵已經控制了機場，並包圍了克里米亞的軍事基地，克里米亞半島從烏克蘭南部突入黑海。他們不願意回答關於他們身分的問題，而且他們已經去掉了制服上的識別徽章，所以人們稱他們為「小綠人」。除了醒目的職業軍人外，當地志願者正在組建「自衛」民兵，並設置了像我眼前這樣的檢查站。
　　拿槍的人拉開前排乘客的車門，抓住我同事瓦迪姆的相機，他用他最流利的蘇軍俄語對他發誓。那人的整個姿態都放鬆了，他說他很抱歉，他不知道我們來自哪裡。我們舉起我們的記者證。製片人尤利婭展開了她最令人放心的微笑。我們作為天空新聞的記者駐紮在莫斯科，所以我們有俄羅斯外交部的認證，顯然這對他來說足夠了。
　　「我是一個和平的公民，我是一名退休人員。」一位戴著迷彩面具和連帽斗篷的老人告訴我，他正在協助檢查站運作。「我只是想確保這裡的一切都井然有序。」他說他來自塞凡堡（Sevastopol），這是克里米亞的一個著名港口城市，在偉大的衛國戰爭（Great Patriotic War，俄羅斯稱二戰）後被史達林指名為「英雄城市」。他說，「法西斯分子」已經佔領了烏克蘭首都，所以他們在這裡守著通往克里米亞的通道，確保他們不會通過。
　　他們用槍指著我們身後的男人和女人，命令他們從車上下來。男子臉色蒼白，身體瘦弱，可能只有二十歲出頭，穿著一件條紋運動衫。她在哭，懇求這些人放他們走。他們把他的手綁在背後，帶他離開了視線。
　　他們正在搜查所有車輛，表面上是為了搜查走私到克里米亞的武器，但其中兩名男子已經穿上了標有「新聞」字樣的防彈衣，他們顯然是從其他記者那裡拿的，而且他們似乎在制定規則，而不是遵守規則。臨時政府剛剛解散的精英和惡名昭著的暴力防暴員警部隊的成員穿著他們的制服在路障上，好像權力移交還沒有發生。他們給我們看了步槍、獵槍和一把斧頭，說是他們從之前的車輛中找到的證據－－他們聲稱，這是基輔的武裝團夥用武力奪取半島的陰謀。

　　「這些都是野蠻人和法西斯分子，」一個人說，他指著槍支，似乎這應該是我需要的所有證據：「他們正試圖把我們的斯拉夫世界變成地獄」。他的眼睛陰沉而嚴肅，我只能看到這些，因為他把綠色的頭巾拉到鼻子上，遮住了他的臉。但他的肩膀上掛著聖喬治的橙色和黑色絲帶，其他大多數人也都戴著。它代表著一九四五年蘇聯的勝利，近年來，隨著弗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加強對偉大衛國戰爭的紀念，它已成為俄羅斯的一個流行符號。在每年紀念衝突結束週年的勝利日慶祝活動中，他都會親自佩戴這條絲帶，而在之前的幾週，人們會把它別在衣襟上，綁在汽車天線上。這條絲帶在烏克蘭東部的叛軍中變得無處不在，以至於基輔政府後來將其作為極端主義的象徵而加以禁止。
　　「這是我們祖先的土地，他們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拋頭顱灑熱血，」另一名檢查站的警衛告訴我：「現在法西斯分子又在崛起，我們在這裡證明，這是不可能的。」他說他們國家發生了政變，俄羅斯應該派兵幫助他們反擊。

　　事實上，俄羅斯軍隊已經在那裡了。但普丁在完成對克里米亞的吞併之前是不會承認這一點。與此同時，克里姆林宮煽動了對基輔新政府的恐懼，並激起了對戰時歷史的回憶。俄羅斯海軍陸戰隊和傘兵奪取了該領土的控制權，但莫斯科的政治特工緊隨其後。


　　在匆忙組織的關於加入俄羅斯的公投之前－－國際觀察員宣佈該項公投是非法的－－巨大的看板在整個半島上出現，顯示出克里米亞並排的兩個圖像。領土被染成紅色，一邊印有黑色的納粹標誌，另一邊是俄羅斯國旗的紅、白、藍三色的圖案。「我們選擇」，附帶的文字這麼寫著。另一個人重新製作了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著名的蘇聯徵兵海報，上面有紅色的俄羅斯母親形象，召喚她的公民參加戰鬥，口號是「所有人都去參加公投！」
　　在克里米亞受到廣泛關注的俄羅斯國家電視臺定期報導法西斯分子在基輔的掠奪情況，並提醒人們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戰爭期間如何與希特勒合作。抗議者中確實有極右派別，但他們只是少數，而「法西斯軍政府」掌權的想法則是莫斯科虛構出來的。
　　不過，這仍然有效。我在塞凡堡遇到一位年輕的母親，她告訴我，她對街道上的所有士兵都不滿意，孩子們身邊有這麼多槍支並不安全。但一些停下來聽我們採訪的年長婦女打斷了她的話。她們說，她應該感謝在這裡保護他們的勇敢的人，她們拿著購物袋擠在她身邊。其中一位婦女拉住她的胳膊搖晃著以示強調。她沒有看電視嗎？難道她不知道他們面對的是什麼樣的人嗎？
　　到了那一年的勝利日－－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俄羅斯已經吞併了克里米亞。普丁在塞凡堡慶祝了節日，他胸前掛著橙色和黑色的聖喬治緞帶。他說，正如他們的祖先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擊敗了希特勒一樣，他們再次擊退了法西斯的威脅，贏得了一場光榮的勝利。
　　「整整七十年前，這座城市從德國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他對一群老兵和俄羅斯黑海艦隊的部隊說：「我確信，二〇一四年也將成為這座城市和我們整個國家編年史的一部分，因為在這一年，這裡的人民表達了他們與俄羅斯在一起的堅定願望。」他漏掉了關於蒙面人帶著突擊步槍在投票站外的街道上巡邏，對韃靼少數民族的騷擾運動，以及沒有任何真正的選擇的部分。
　　從克里米亞的槍炮和檢查站的最初不確定的日子開始，偉大的衛國戰爭及其象徵被用來表明你站在哪一邊。那場戰爭的歷史是克里姆林宮框定當代鬥爭的鏡頭。根據這一敘述，現在和當時一樣，法西斯分子威脅著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南部講俄語的公民，你要麼和他們站在一起，要麼和勇敢的自衛隊－－以及後來被發現是俄羅斯軍隊－－站在一起，對抗他們。俄羅斯電視上的世界被劃分為善與惡、愛國者與叛徒、我們與他們。
　　吞併克里米亞在俄羅斯確實很受歡迎。該領土自一七八三年以來一直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一九五四年從俄羅斯轉移到烏克蘭，當時兩者都是蘇聯的共和國。普丁聲稱，他只是在糾正一個歷史錯誤，「歸還」一直屬於俄羅斯的土地，而不是非法吞併鄰國的領土。按照他的說法，他是在為俄羅斯的利益挺身而出，在長期被人欺負後站出來對抗西方。他正在恢復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的合法地位。正如他在紀念吞併演講中所說的那樣。「如果你把彈簧一直壓縮到極限，它就會狠狠地反彈回來。」
　　在國際制裁和吞併領土的成本開始生效之前，在莫斯科到處可以看到印有「克里米亞是我們的！」口號的T恤衫、紀念杯和汽車保險杠貼紙。在獨立民意調查中，普丁的支持率飆升至八十八%。即使是堅決批評其獨裁主義的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也稱讚此舉是件「喜事」。，一位國家電視臺主播說，在蘇聯衰落和最終崩潰的漫長幾十年中，這是件值得慶祝之事。「克里米亞與俄羅斯的團圓，是俄羅斯歷史上繼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之後的第二大事件。」這種欣喜不會持續，但克里姆林宮對偉大衛國戰爭的光榮歷史的關注將繼續下去。在普丁執政的第二個十年裡，隨著經濟的停滯和生活成本的飆升，他越來越多地求助於過去，以支持他的政權，將對蘇聯勝利的記憶提升到國家宗教的地位。他譴責任何試圖挑戰他主張事件版本的人是「歷史的偽造者」，並威脅說要「用檔案塞住他們的髒嘴」。剝去其複雜的現實以及所涉及的痛苦和戰略失誤的程度，衝突的記憶成為一個神聖的神話，讓國家團結起來。這是一個關於英雄主義、犧牲和堅定的領導的故事，也是對他們現在面臨的敵人的提醒，就像他們在上個世紀一樣。
　　當時我作為天空新聞的駐外記者在俄羅斯工作。當我在烏克蘭前線兩側來回奔波，回到莫斯科家中看到電視上播放的平行現實時，我開始著迷於歷史塑造我們對現在的理解的力量。這些敘事可以激勵人們拿起槍，在半夜守住檢查站，並團結在一個壓迫性政權的背後。當我搬到北京，看到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如何使用一些相同的策略來執行共產黨的歷史版本，並開始在北韓進行報導時－－金正恩把他的統治建立在部分虛構的過去之上－－我開始了多年的探索，以瞭解專制者如何利用歷史來保持權力。
　　自習近平在二〇一二年上任以來，北京幾乎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中國的官方時間延長了一倍。據說這場衝突現在持續了十四年，而不是八年，而且開始於一九三一年，而不是以前的一九三七年。有了新的紀念日，有了保護黨說法的新法律，有了對不同意見的新鎮壓－－或黨所說的「歷史虛無主義」。審查員在報紙和大預算電影製作、電視、社交媒體平臺，甚至電子遊戲中執行官方說法。正如毛澤東曾指示他的官員「讓過去為現在服務」，習近平也決心讓國家的歷史為黨的當前需要服務。
　　但在當代政治中，沒有任何地方比北韓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在北韓，金氏王朝的歷史版本主導著日常生活。從幼稚園開始，孩子們就學習現任領導人的祖父金日成如何在一九四五年將國家從日本統治下「解放」出來，然後在一九五三年的韓戰中「擊敗」美國，他們被教導這場戰爭是美國和韓國發起的。這不是真的，但三代北韓領導人都把這段虛構的歷史作為他們必須掌權的證據－－以及後來他們必須擁有核武器和發射核武器的手段－－因為他們聲稱是在保衛他們的公民，而不是他們的行為正在自我孤立和使他們陷入貧困的真相。
　　俄羅斯、中國和北韓在威脅美國和歐洲安全以及一九四五年後國際秩序的名單上一直名列前茅。他們擁有核武器，先進的網路能力，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常備軍。然而，這些執政的政權告訴他們自己人民的故事是，他們如何受到威脅，他們的敵人（其中主要是美國）如何試圖壓制他們，使他們軟弱和受到遏制，他們如何是和平和全球秩序的真正守護者。他們援引上個世紀的戰爭－－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韓戰－－來提醒他們的公民，他們當時是如何與外國侵略作鬥爭並取得勝利的，以及為什麼他們現在必須有強大的領導人和力量來再次捍衛他們的利益。
　　就其核心而言，這是一個關於權力的故事。它是一部歷代專制統治者如何共同選擇和操縱過去以滿足其政治需要的歷史。這本書追溯了從二戰結束到今天的這個故事。從北韓金氏王朝的建國神話到中國和蘇聯的勝利現實，早期章節研究了外部敵人的政治效用以及政權控制民眾記憶的努力，提醒公民他們的國家在過去是如何受害和受苦的。後面的章節探討了允許對真相和謊言的效力進行過於嚴密的審查的政治風險，嚴格的法律控制和對公共言論的嚴格限制，因為當權者將自己作為英雄和愛國者。
　　讓我補充幾點重要的注意事項。首先，也許很明顯，事情遠比上述複雜得多。這些政權不僅僅是高層的人，保持權力意味著管理多種資源和支持者。普丁、習近平和金正恩揮舞著鎮壓的安全部隊，鎮壓反對他們統治的力量，控制資訊的獲取，並培養政權精英的忠誠度。但他們也不遺餘力地爭取民眾的支援，或者至少是表面上的支持，這就是這些歷史敘事的作用所在。除了單純的武力是一種脆弱而昂貴的統治方式外，保持領導人受歡迎的印象有助於強化他們地位穩固的資訊，這樣他們的支持者就不會開始尋找新的供養人，他們的對手也不會冒險試圖推翻他們。將自己塑造成愛國者和國家的捍衛者，也有助於將他們的對手塑造成叛徒和國家的敵人。
　　其次，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的每個人都相信他們被告知的內容。北韓、俄羅斯和中國的公民並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人更會自動自發，重要的是不要把一個人在專制制度下可能公開表達的觀點－－尤其是對外國記者－－與私人和真正持有的信仰混淆起來。研究這些故事的目的是為了瞭解這些政權所提倡的流行敘事，以及他們如何強制執行可接受的話語、歷史研究和教育的界限，以推進其政治目標。即使在最嚴厲的社會控制下，不同的意見和不同的觀點也可以而且確實在忍受著。
　　最後，為政治目的操縱歷史的衝動並不是一個獨特的專制主義特徵。並非只有專制者才會訴諸於懷舊和培養危機感。很多民選領導人都會有選擇地歪曲和借鑒過去的歷史，以爭取民眾的支持，推進自己的政治目標，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在所有盟國中仍然是一塊強有力的文化試金石。在我長大的英國，二〇一六年英國脫歐公投的雙方都利用衝突中的意象來爭取選票，報紙頭條也經常為從足球比賽到惡劣天氣等一切事情召喚邱吉爾和「閃電精神」。同樣，在美國，政治領導人經常援引對珍珠港的襲擊、「最偉大的一代」的英雄主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共同犧牲。唐納德．川普在試圖在二〇二〇年守住權力的同時，也涉足了自己的歷史戰爭，他呼籲在美國學校開展愛國主義教育，並成立了一個「一七七六委員會」來監督歷史教學，而喬．拜登在上任的第一天就迅速解散了該委員會。
　　但在俄羅斯、中國和北韓，官方的歷史版本正在成為唯一的歷史版本，而反擊的難度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危險。這一點超越了他們的邊界，因為這些敘事被用來為擴張性的軍事野心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辯護，並為當代的競爭和領土爭端作辯護。這種對待歷史的方式不會因為普丁、習近平和金正恩下台而結束。無論下一任是誰，都可能更加依賴激起這些歷史怨恨，並為國內的困境找到一個外部敵人來指責。
　　本書認為，如果我們想瞭解這些國家的發展方向，我們必須瞭解他們向公民講述關於過去的故事。這並不是要記住歷史的真實面貌，而是要記住那些當權者需要的面貌－－就像毛澤東曾經呼籲的那樣，讓過去為現在服務，或者像一位俄羅斯活動家最近所說的：「在骸骨上漫舞」。

導言

讓過去為現在服務。
－－毛澤東

烏克蘭南部

　　我們的車邊有一位持槍的人。天很黑，接近午夜，在通往克里米亞（Crimea）的主要道路上。他戴著面具，穿著戰鬥裝備。
　　現在是二〇一四年二月。烏克蘭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已逃往俄羅斯流亡，首都的抗議者在基輔經歷了漫長的冬季示威活動後宣佈勝利。但在南部，一些不祥的事情正在發生。身份不明的士兵已經控制了機場，並包圍了克里米亞的軍事基地，克里米亞半島從烏克蘭南部突入黑海。他們不願意回答關於他們身分的問題，而且他們已經去掉了制服上的識別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