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為什麼會失敗? 當代自由社會的陷阱、弊病與終結

導讀一（邱師儀）
導讀二（蕭育和）
耶魯大學「政治與文化」叢書序
作者新序
作者序
引言 自由主義的終結
第一章 自由主義的強弩之末
第二章 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是一體兩面
第三章 自由主義是一種反文化
第四章 科技侵蝕自由
第五章 毀壞全人教育的自由主義
第六章 新貴族階級
第七章 劣化的公民意識
結語 自由主義衰退之後的自由
誌謝
參考書目

導讀

善敗者不亡：自由主義敗局後的未來
蕭育和　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一般能用人的手段在塵世加以展示，可觀且動人之物，總是關乎墮落天使，美麗且躁動，籌謀遠大，戮力甚深，卻徒勞無功，如此驕傲，也如此不幸。──俾斯麥

　　讀者手上迪寧的這本著作，有一個驚悚的結論：自由主義失敗了，不只如此，可能還是一敗塗地，如果希望挽救敗局，最好重新檢視這個現代以來主導世界政治社會進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診斷自由主義實踐之論不少，但如此決絕宣告其挫敗者，迪寧恐怕唯一。

　　這個立論某種程度上切中了當前自由民主國家人民的心聲。全球化的市場經濟即使不是讓所有人淪為赤貧，也讓受薪階層在稍微體面的生活水平沉浮，不敢想像更美好的未來願景；自由民主體制似乎見證了歷史的終結，至少民主國家的人民並不真的擔憂集中營重臨，但他們對於建制民主卻愈來愈疏離，「深層政府」的懷疑之所以成為陰謀論主調其來有自。

　　如果自由主義在歷經與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的鬥爭後，終於在現代世界取得了史詩級，終結歷史的勝利，那麼它的實踐同樣也是令人挫折的，迪寧呼籲讀者不要單純譴責民粹逆流，因為它只是這個時代一般人對於經濟與政治體制感到無力的病徵，而非病因。

　　早在十九世紀，對於這個即將到來的新民主天命時代，托克維爾（Alexis Tocqueville）曾經預見了兩個完全相反的趨勢，平等的趨勢夷平了一切層級身分的權威，由此誕生的現代個體就其本性否定一切的權威，所以任何聲稱至高地位的主權，其尊崇地位不斷被削弱；但同時，民主的政府卻又以良善治理為由處處干預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的權力「既前所未有的弱小，又史無前例的強大」，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如此。

　　迪寧繼受了托克維爾的觀察，由此得出自由主義已然失敗的結論。自由主義構思了一組個人赤裸面對國家的互惠關係，國家的權威是在個體在免除一切必然帶來恐懼的相互為敵，透過社會契約而成，而其正當性也是在確保個人個體化的人身保全與私人享受而確定，此一霍布斯（Thomas Hobbes）透過虛擬自然狀態得出的推論，套路極深，成為往後自由主義者的基本主張。迪寧也由是主張，自由主義必然推導出「解放的個人」與「無所不管的國家」，國家完全依據純粹意志的自主個人組成，而國家以一切可能的保全為名，正當介入公民的社會生活，所有人都在國家的控制中。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威看似衝突，實則一體兩面，「其實自由主義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建立了難以斬斷的深層羈絆」。人性的問題應該由人自己來裁決，不訴諸任何超越經驗的權威，即便人的本性並非美善，人的造物之功也能使其有所裨益，如果這是自由主義一貫推崇人造（artifice）的根本信念，那麼，在迪寧看來，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走上歧路。自由主義的政治實踐，最終創造出人力所無法控制的龐然可怕巨物，現代自由民主國家人民所感受的無力感並非錯覺，而是自由主義必然的終局。因此，自由主義失敗了，不是因為它做得不夠，而是因為它徹底貫徹了其理念，自由主義愈是完全實現，其願景就愈是扭曲。

　　自由主義失敗了，因為它勝利了，自由主義透過其個體性信念將「自由」重新界定為「掙脫既有的權威、擺脫文化與傳統的專斷、用科學發現與經濟發展的巨大力量統治自然」，而當個體的自由戰無不勝，當自由主義成為「進化的自由主義」（advanced liberalism）時，它所承諾的那個美好世界，那個自由的公民理性運用自己力量，透過與他人一起協作來處理衝突，改善生活的世界，就注定成為泡影。自由主義的體制創造出國家與市場這兩個無法控制的龐然怪物，人們只能從政府恩庇與市場消費的小確幸中，感受個人無堅不摧的個體性與自由。

　　由於自由主義自始誤入歧途，所以其日後著重點不同的實踐，都無法挽救其必然的敗局，自由主義的進步派與新政擁護者，其願景是藉由國家理性力量的介入，擴大並實現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社會權利，在迪寧看來，把個人與國家更緊密綁定的後果，不過強化國家這個龐然巨獸。而自由主義另一個擁護市場「自發秩序」的支流，在迪寧看來，也沒能挽救自由主義，因為市場擴張所需要的基礎建設從來都不是自發秩序的產物，它需要一個無所不在，力量不斷增強的國家結構去將之打造出來。

　　國家跟市場，看似衝突，實則是自由主義理念所創造龐然巨物的兩張臉孔。對於托克維爾當年的觀察，迪寧補實了其內涵：「國家注定強化市場，市場必然助長國家。個人主義來自國家力量，國家力量需要個人主義。」

　　迪寧的論述很難用傳統的左右政治光譜定位，他相信市場無止境的擴張對於經濟生活的強大破壞，也認定政府對個人生活無底線的擄獲反而弱化公民的獨立美德。他暗示，自由主義的存續其實不在於外在威權體制的威脅，而在於內部解體的危機，對於自由主義的未來，他引用了一個極為生動的反烏托邦意象，政府不如把衰敗的城鎮改建成一個房租低廉、網路免費的貧民窟，讓多數的人民移居，反正不乏市場競爭的多數失敗者，政府的力量也不是無能豢養，更重要的是，免費的網路虛擬世界完全可以滿足他們的精神世界。

　　此一反烏托邦形象背後所提示的是自由主義「平等」理念的挫敗。自由主義各個流派對於社會需要什麼樣的平等或許沒有共識，但無論哪個流派都相信，不平等會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也與現代性的精神背道而馳，然而，對迪寧來說，自由主義不只遠遠無能實現平等的烏托邦，它所創造的龐然怪獸所同時伴生的是新貴與新貧。各種「無界之地」（nowhere ville）是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實踐的精神象徵，新貴所在受到嚴密保衛與監控的高級社區，以及收容新貧的網路極樂之窟是無界之地的一體兩面，它們的共同特色是超疆域性、沒有歸屬，它們都是自由主義理想的「個人」棲居地，都是國家與市場的一體伴生。

　　迪寧很少提及自由主義的成就，但似乎也沒有完全拋棄自由主義。如果用羅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在其《自由主義失落的歷史》（The Lost History of Liberalism）一書的話來說，迪寧呼籲的是重審自由主義的核心本體預設，如今這個主要致力於保護個人權利與利益的自由主義，實際在自由主義理念的發展歷史中，是個相當晚近的現象，它特別是在冷戰期間抵禦極權恐怖的產物。然而此前多數的自由主義者，內心深處都是道德家，他們從不認為自由共同體可以立基於自利、單純的權利與純粹的意志，而是能彼此施受，透過權利與義務相互連結的公民共同體。

　　據此，迪寧主張重振被現代自由主義視為阻礙實現個人自由，個體原生性的連結，他將之泛稱為「文化」，其本質上是一種體現在「規模更小、更地區性」小社群之中的「集體信任」，其具體表現是在地社群的規範、某種程度上不受市場經濟制約的家戶經濟分工，以及直接參與政治的城鎮生活等等。

　　「小社群」經常被視為拯救現代社會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危機的解方，例如柄谷行人所提出的新協合運動（NAM），其共通構想都是嘗試在國家與資本（或市場）的巨大支配力量自主創生的小型組織，而迪寧的「文化社群」說法可能更接近於在地的公私協力組織。去中心化在地組織的參與與運作有助於減緩現代國家的集權化趨勢，這自然也是托克維爾的主張。然而，這類小社群在實踐上經常遭遇無以為繼的困境，柄谷後來也自承他所推動的新協合運動是失敗的，根本的問題恐怕是，在當前的社會處境中，很難運作一個完全自外於市場經濟與政府治理的小型組織，迪寧的「小社群」論由於更著重於個人與社群的原生連結，暗示對傳統習俗更大的容忍，然而，民權運動的成就之一正在於抗衡了某些很難透過合理反思的在地習俗。例如，女性主義者對於迪寧此論的反應顯然並不友善，當迪寧哀嘆自由主義正在毀家滅婚時，珍妮佛．莎萊（Jennifer Szalai）在《紐約時報》的書評則不無反諷的指出「家或許是心靈之所，但它可能還是根深柢固的偏見、零碎索然牢騷以及惡毒殘酷之所在。」

　　迪寧的解方表面上是托克維爾式，然而托克維爾更著重的卻是在地社群的政治參與，而非以習俗傳統為名的原生連結，迪寧對於在地規範可能存在的普遍性爭議不置一詞，就其立論來說，自然是因為他始終反對以任何普世權利的立場來看待自由主義。更進一步說，迪寧或許在個體之間連結的原生性上過於堅持。二十世紀受自由主義理念啟發，獨立於國家正式政權機構的種種理念型組織，諸如各種規範協調與集體安全的國際事務協商機制，以及國內的建制政治場域中，各種非民選的獨立查核機制與委員會，或者類似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這類坦承面對威權政體的不義，意在深化民主理念，使其成為公民團結基石的機構等等，這些約翰．基恩（John Keane）稱之為「監控民主」（monitory democracy）的機制，同樣也是托克維爾主張用以抗衡民主政府權力集中趨勢的組織，迪寧選擇完全不置一詞。

　　儘管沒有明說，但迪寧將不得不接受，林奇式的私刑審判消失之日，正是美國鄉鎮喪失自治能力之時，然而，現代自由民主世界卻不可能坐視私刑處死以維護小社群文化規範之名存在。迪寧固然提到了托克維爾對民主時代人民因為迫切滿足眼前欲望，因而出現鄙視「形式」的氣質，但他卻選擇不談托克維爾對於城鎮小規模民主讓人民「學習治理社會，開始認識可以不用透過革命推進民主的種種繁文縟節」，尊重與正視建制（establishment）的洞見。如果承認自由主義的現代建制已經成為無可控的瘋狂產物，那麼關鍵的問題或許不是在國家與市場之外尋求原生性的文化連結，而是積極打造抗衡龐然巨獸的民主建制。

　　無視自由主義現代成就的哲人如鄂蘭或阿岡本，並不需要在意自由主義是否已經失敗的問題；自由主義衷心的擁護者，對於迪寧駭人的結論想必心有不甘，他們的辯護可能會是這本宣告自由主義徹底失敗的訃聞，對於「自由主義」的界定不夠嚴謹、對其成就不夠客觀，或者問題根本不在自由主義等等，這些批評或許各有其理，不過學院裡的冷峻評論都沒有現實民粹主義與反建制浪潮那樣洶洶直擊人心。

　　讀者不一定要接受迪寧對自由主義掀起的文化戰爭，他為這場時代敗局所提出的解方也無疑過於復古，但無妨接受他的結論：自由主義已經失敗了，其實在自由主義的理念發展歷史中，「失敗」從來常有，諸如政府形式之辨、帝國主義、普羅民主以及社會治理的挑戰等等。然而，自由主義依然一次次證明了它強健的韌性。其實，迪寧可能誤解了自由主義者一個核心精神氣質，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從不敢認定自己已經勝利。

　　善敗者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