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人時代：從獨裁專屬到滲透民主，強人領導者如何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主流與隱憂

 

 

　　上個世紀五○年代研究第三世界的現代化理論，曾比較現代社會及傳統社會最大不同點，在於工業化、都會化、教育普及化、及中產階級的興起，而現代化社會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就是人民在選舉時，會根據候選人所提出的政見及其過去執政的表現，做出理性的選擇，而不會盲目地支持那些屬於同一族群、靠著激情演說、煽動族群矛盾、空有不切實際的政見、但卻不見得能解決問題的候選人。這個理論雖然落實在部分第三世界國家，但更多則出現操弄族群、長期執政的強人政治。本世紀初，當歐美國家出現以強烈民族主義為訴求的民粹選舉政治時，強人世代已成為跨區域、跨政治體系的共同現象。本書作者拉赫曼(Gideon Rachman)，透過個人長期擔任《金融時報》新聞記者的經驗及人脈，企圖釐清這個民粹橫行所帶出的強人政治。

 

　　強人的興起有國內環境因素、個人人格特質與生活經驗、及國際政治的影響。

 

　　國內的因素不盡相同，但大抵上包括移民及難民帶來人口及文化上的衝擊（匈牙利、美國）、社會價值變動引發的政治正確（美國、巴西）、民族主義（俄羅斯、匈牙利、以色列、印度、美國、中國、波蘭）、全球化的負面衝擊及經濟的衰退（美國、俄羅斯、巴西）；個人的威權人格特質及成長背景（普丁、杜特蒂、習近平、沙爾曼親王、莫迪），特殊的政治環境及經歷（盧安達的種族屠殺、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影響力式微）、國際政治的影響（英國的脫歐、俄羅斯面臨北歐的東擴）等。

 

　　作者雖然在本書中指出強烈愛國主義主導下的民粹思維，提供了強人政治興起的主要背景，個人認為造成今日民粹風潮下強人政治盛行的主要原因，乃是近二、三十年非常受到重視的族群認同。傳統上族群理論有原生論(primordialism)、建構論(constructivism)、工具論(instrumentalism)或功能論(utilitarianism)、及交易論(transactivism)，許多分析家認為在人類演化的過程中，原生論應當逐漸不再是族群認同的重大考量。如果以由移民組成的美國、加拿大、澳洲組成的多族群國家，依照建構論所發展出的新國族認同，會逐漸取代原生論.。此外，根據工具論及交易論的說法，不同族群也會因為個人利益的考量，自由選擇進出不同的族群認同。然而，從民粹主義的強人政治發展來看，族群認同即使經歷過建構的過程或是工具論及交易論的自由選擇，只要祭出原生論，將族群的差異回歸到最基本的生理差異、歷史起源、及文化特質等因素時，其它的理論就被棄置一旁。換句話說，族群認同並非個人可以主觀認定，而是取決於客觀環境中，是否被主要群體是否接受的意願。

 

　　所有的強人統治最終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就是強人統治下所維持的意識形態及威權體制很難在他離世後完整地保留或存續。然而，就以個人長期研究的非洲為例，確實有不少長期執政的領導人在上世紀九○年代被迫展開民主化後，輸掉選舉，如馬拉威的班達(Hastings Banda)及尚比亞的孔達(Kenneth Kaunda)，也有輸掉選舉後捲土重來贏回政權者，如貝南的柯瑞寇(Mathiew Kérékou)及聖多美普林西比的達卡斯塔(Manuel Pinto da Costa)，另有持續贏得選舉然後在兩任後如期下台者如肯亞的莫伊(Daniel arap Moi)及迦納的羅林斯(Jerry Rawlings)，當然也有持續贏得選舉並不斷連任，直到死在任上者如加彭的邦戈(Omar Bongo)和多哥的納辛貝(Gnassinbé Eyadéma)。後兩者的兒子持續執政十多年，雖然沒有兩人父親那麼強勢，但基本上都能延續政權，可以說是對本書作者樂觀結論的一個反諷。

 

　　非洲許多目前的強人，並沒有當年爭取獨立的開國國父或元老級政治人物的身份，但強人政治的文化已經建立，後繼者仍然得以維繫這個統治的方式。換句話說，許多政治人物或許剛上台時，並沒有展現出強人的特質，甚至是還因為繼強人之後執政，會讓外界有一個錯覺，就是他們無法承接強人死後的權力真空，但事實並非一定如所預料者，舉例來說，埃及強人納瑟(Gamal Abdel Nasser)過世後，許多人都不看好繼任的沙達特(Anwar Sadat)，但他能夠率領埃及在一九七三年的以阿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中討回顏面，後續還簽訂了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強人。在他被刺殺後，國際社會不認為他的副手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能夠填補當時的權力真空，但後者繼續掌權近三十年，直到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時才被推翻。隨後，儘管經過多黨民主選舉產生文人政府，但還是被軍事政變推翻，如今執政的又是一個強人艾爾西西(Abdel Fattah el-Sisi)。

 

　　另外，本書提到執政長達十七年的衣索比亞強人總理梅勒斯(Meles Zenawi)，在仍年富力強時遽逝，一度引發群力真空的擔憂，但六年後目前的總理阿比(Abiy Ahmed)上任後，終結衣索比亞與鄰國厄立垂亞長達二十多年的衝突，還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兩年後在該國提格雷(Tigray)地區出現內戰，而阿比所展現的強勢作風，特別是對人權的破壞，迫使國際社會對他重新評估。看來阿比是有可能成為另一個梅勒斯，特別是衣索比亞是內閣制的國家，總理沒有任期的限制，可以長期執政。

 

　　強人的出現有時並非其有特殊的人格特質，或是有較為民粹的訴求，而是時間久了就自然成為強人。舉例來說，喀麥隆的畢亞(Paul Biya)、烏干達的穆索維尼(Yoweri Museveni)、及剛果共和國的恩奎索(Denis Sassou Nguesso)都是在位長達三十五年或四十年以上的領導人，他們單憑在位時間的長久，就足以在國內及非洲的國際政治環境中，成為強人。換句話說，位置坐久了，而沒有被推翻，就代表此領導人有強人的能耐，在非洲只要在位超過十年以上（通常憲法所賦予的兩任任期），就被視爲有成為強人的可能，超過十五或二十年者，就自然成為新的強人，因此非洲代有強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

 

　　民主國家的歐美，雖然總統的任期受到限制，但仍有可能會在任期內展現出強人政治的文化，而後續想要贏得選舉者，也有可能採取民粹的方式，贏得選舉，讓強人政治並沒有因人亡政息，這是看完本書個人要提出的警語，就是民粹政治下的許多第三世界一些較為自由國家出現民主倒轉(democratic reverse)的情形、部分原先預期會逐漸走向自由化(liberalization)及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則從未發生，另外已展開民主化的國家，未完成預期的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即使在老牌民主國家的美國，也因為川普大搞民粹，讓研究美國政治的學者提出民主衰退(democratic decline)或是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不僅出現裂痕(cracks)，更有可能走向民主崩解(democratic collapse)。第三世界的民主表現不如預期，我們或許可以歸諸於其經濟發展尚未到達一定的程度，或是缺乏民主價值的公民文化，但是老牌民主國家如英國或美國也走向民粹的強人政治，那才是倡議民主政治者所始料未及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