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首情詩與絕望的歌

 

 

　　一九六七年十月，古巴革命英雄切瓦格拉於一場游擊戰役中離世之後，人們在他的隨身背包裡發現一本綠色筆記本，其中有著他親手抄寫的聶魯達詩句，那些文字猶如黑夜中閃爍的星光，是孤獨的慰藉與仰望，陪伴他度過人生最後的時光。

而那

　　個時代，所有拉丁美洲的青年都和切瓦格拉一樣，熱烈地讀誦著聶魯達，把那些撞擊心靈的詩句手抄下來隨身攜帶，隨著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回響，聶魯達的詩被翻譯成各國文字，直到今天依然閃耀在有詩有夢的人們的心中。

 

　　聶魯達，這位智利詩人兼革命者，不只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還得到國際和平獎，他一生都在反抗權威，經歷過多年的流亡，也經歷過追捕與躲藏，無論環境多麼險惡，卻始終保持著如詩如歌的心境。他曾經說過，生命中有兩件不可或缺的事物，就是詩歌與愛情，而他不僅是書寫愛情的詩人，還是永不屈服的生命鬥士。馬奎斯稱他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詩人，當他在一九七三年離開這個世界之後，大批民眾為他送別，送葬隊伍逐漸成為一場示威遊行，民眾在軍警林立的槍口下無懼威脅，激昂地朗誦他的詩句，那一幕燃燒了全世界。

 

　　聶魯達才華洋溢，二十歲就寫下一生的傑作《二十首情詩與絕望的歌》，而當他來到人生的日暮之時，對自己的作品曾經如此定論：

 

　　「讓我們坦誠相待，我從未說過一句不誠懇的情話，也無法寫出一句不真實的詩句。」

 

　　本書的譯者李宗榮是中研院研究員，寫了許多嚴肅的社會學論文，然而除了學者之外，他的另一個身分是詩人，而且和聶魯達一樣早慧，二十三歲即以〈幻愛〉得到中國時報文學獎新詩組首獎，二十八歲又以〈如果飛魚躍出〉得到史上獎金最高的情詩徵文首獎，與此同時，也是他翻譯《二十首情詩與絕望的歌》的時候，當年的他已從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尚未到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正在報社做編輯工作，每天給政治版面下標題，其餘時間一邊寫詩，一邊譯詩。

 

　　和聶魯達一樣，學生時代的李宗榮曾經投身一場狂飆的學生運動，以青春熱血探問公理與正義之事。也和聶魯達一樣，除了革命之外，愛情與詩歌曾經是宗榮生命中的不可或缺。或許是因為他的心境與聶魯達特別貼近，他的譯筆也就特別傳神。

 

　　「還有誰更適合向我們絕望而美麗的青春述說革命與愛？」在一篇名為〈愛是最溫柔的暴動〉的散文裡，宗榮曾經如此形容聶魯達的詩對他的啟發與影響。

 

　　多年之後回首再看， 宗榮在三十四歲那年出版的詩集《情詩與哀歌》與《二十首情詩與絕望的歌》似乎有某種關聯，或說呼應。兩個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詩人，雖有各自不同的人生，卻因為詩與革命而有了跨越時空的交集。

 

　　我與宗榮認識多年，見證過他的青春歲月，當他要我為他所翻譯的聶魯達詩集寫序時，我卻翻開他的絕版詩集再次閱讀，因為我知道那是一個曲徑通幽的入口，通往愛情與詩歌的共感之地。

 

　　而在那共感的彼方，總是愛情太短，遺忘太長。

 

　　於是聶魯達的詩句成為註解，是譯者對於「絕望而美麗的青春」之追憶，也是每一個走過愛情但還未抵達遺忘的人們共同的心境。

 

 

　　我在二十餘歲準備負笈美國求學之際，開始翻譯二十首情詩與絕望之歌這本詩集。猶記得那個時候人生徬徨，出國貧瘠的行李中，除了字典與郭松棻與幾本社會學，就是謄在《人間副刊》稿紙上的聶魯達的譯稿。芝加哥的冬日陰冷憂鬱。記得熬過第一年大雪寒冬的某個晴日，我在校園裡的咖啡廳踟躕的改著稿件，抬頭望見窗外融雪過後的哥德式校園，一度讓我對著這些顛簸的譯稿怔忪。

 

　　後來隨著這本詩集的譯稿在副刊上刊載與出版，許多詩句在中文的閱讀世界中開始流傳；網路上的部落格，影片，朗誦，音樂與大眾電影都曾採用這本詩集的譯文，讓我深刻感受到聶魯達詩作感染人心的力量。

 

　　聶魯達寫作這本詩集時，是一個身上充滿詩歌與夢想的年輕人。他在十幾二十歲的年紀，離開智利南方的家鄉到首都聖地牙哥求學。在自傳中他提及目睹其它詩人因窮困而餓死，自己也曾流浪在青年旅館與街上，接受陌生人的馬鈴薯與洋蔥救濟。那也是智利社會運動狂飆的年代。他加入工人群眾，目睹被鎮壓的遊行，在學生雜誌上鼓吹抗爭，加入了左派革命，成為一個政治和文學的激進分子。

 

　　也是在這個年紀，他遇到了這本詩集的繆思，他鍾愛的戀人。這本詩集可以說是聶魯達在聖地牙哥的浪漫學生時期初識愛情的紀錄。整本詩集夾揉了聶魯達故鄉的大自然濃郁氣味與成長時期的愛的哀傷。他自述曾經躲在海港裡廢棄小艇裡讀書，目睹頭頂的天空顯現著神聖的藍。海浪，鳥群，樹叢，花朵，與散發香味的莓果與愛情；聶魯達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準備要化身為詩歌。他以都市的波希米亞生活與戀愛的經驗，加上家鄉的風土素材，在這本詩集把對土地的謳歌與女性的愛戀做了詩意的昇華。在智利南方土地豐富的自然語彙中，可以感受到聶魯達像對待宗教般的體會愛情的絕對。

 

　　而聶魯達年輕純真的心靈所展現的才華，大概是這本詩集最珍貴的地方。雖然僅是薄薄的詩作，卻是年輕的聶魯達以詩人之姿初次面世的美學展現，奠定了他作為詩人的完整人格。這本詩集可以說是聶魯達之所以成為聶魯達的起點。

 

　　這本詩集不像聶魯達中年以後的情詩那樣技巧熟嫻，指涉與布局清楚，情感與韻律恰到好處。我在翻譯的過程中，經常感受到詩句間指涉的曖昧與意象的難解。有時候可以體會到年輕詩人的柔情，有時是阻塞而起伏，絕望與死生經常反覆；有時畏怯哀傷，有時又是男人般的霸道任性。相較於中年聶魯達詩句是人生的餘裕所展現的豐美，這些早期詩作所散發的莽撞單純與靈巧，反而有一種純樸的美。

 

　　聶魯達曾自述，寫作這本詩集時，許多筆下描繪的感受是自己也從沒體驗過的。這大概很像他在描繪自己開始寫詩時，詩句像降靈會一樣在大街上召喚年輕詩人的狀態。

 

　　我在初次嘗試翻譯這本詩集時，每每在他深富情感的筆觸中受到感動。自己年少還寫詩的時候，作品〈如果飛魚躍出〉也曾因而受到影響。在這首詩中，我嘗試以達悟族的飛魚跟海洋的意象，結合愛情的思念與慾望，來描繪族人的生存受到毀滅性核能廢棄物危害的悲哀。

 

　　翻譯詩句最難的應是用恰好的中文來表達作者的原意。聶魯達把詩的韻律視為詩的血液。把詩句翻譯成為意象流暢的中文而仍保有一定的音樂性，是翻譯聶魯達最大的挑戰。猶記得年輕時初試翻譯之際我嗜讀洛陽伽藍記，這部以華美而精練的駢文刻畫繁華文明殞落的作品，也許或多或少的影響著我。聶魯達許多繁複的連句，如何透過我的感受而能優雅的傳達，如何簡練的收尾與剛好的音樂性，大概是我作為一個譯者的心情。希望最後所展現的成品，多少符合了這本詩集作為一本經典的氣質。

 

　　譯者是作家忠實的僕人。此次因翻譯重新出版，訂正了幾個錯誤。有些句子也更精整收斂。我自忖，這應該是個更好的譯本了。中年如我，也有幸複習了聶魯達年輕時寫下的歌詠愛情的美好而哀傷的句子。回顧自己年輕時面對這本詩集的心情，不免感受到時光的唏噓。

 

　　聶魯達在自傳中曾提及，他看到許多感情永誌不渝的戀人因為這部悲傷的詩集而在一起。對我來說，年少時的許多幸福悲傷與遺憾也都曾透過詩句被收藏。相信對於許多喜歡聶魯達的讀者來說，這本詩集也會珍藏他們難以消失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