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彩虹萬里百花開
《梁山伯與祝英台》是屬於我們的電影神話。
香港邵氏公司出品的《梁山伯與祝英台》1963年4月起先後在香港、台灣、星馬等地上映。它在台北以及全台各地創下的驚人賣座紀錄，改寫了整個華語電影產業的發展進程。我們若因這段歷史為這部電影冠上一個「神話」的傳奇頭銜，想來並不為過。
1988年，邵氏《梁山伯與祝英台》第九度在台灣大規模商業發行，之後，這部銀幕經典，伴隨它的創作軌跡，以及曾經震動整個華人文化圈的巨大影響，漸漸化為銀海裡的星屑塵埃，然而就在它即將隨風消逝的關鍵時候，整個電影產業跨步邁入數位年代，數位化之後的《梁祝》便再以影展特別放映之姿，重現銀幕，影音光碟、串流平台，不但延續了它的藝術生命，更使它得以繼續累積傳奇的光環，持續吸引慕名而來、意欲一探究竟的新生代觀眾。
神話不就是這樣形成的嗎？先有震撼當世的事蹟，進而一傳十，十傳百，久而久之，代代相傳。
多次搬上電影銀幕
「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與「孟姜女萬里長城」、「白蛇傳」、「牛郎織女」並稱為中華文化裡的「四大傳奇」。在華語電影的發展歷程中，也一再被不同世代的電影工作者搬上銀幕。
1926年，邵氏娛樂王朝在上海設立的天一公司推出《梁祝痛史》，由邵氏兄弟中的長兄邵醉翁親自執導，金玉如飾演梁山伯，胡蝶飾演祝英台。這部自題為「稗史影片」的《梁祝痛史》，算是邵氏昆仲在上海娛樂圈奠基立業的重要作品，與之齊名的尚有《義妖白蛇傳》等名片。
這類「稗史」電影並非「正史」。它以歷史故事、古典傳奇為核心，自由詮釋，發之為奇想，頗得小市民的歡喜。根據現存劇照及文獻，《梁祝痛史》劇中人物身著民初造型，並非我們想像中的「古裝片」。至於它是否與同時期問世的古典題材、時裝新釋電影（如《紅樓夢》等等），有異曲同工之妙，尚待影史專家進一步解讀。
進入有聲電影年代，古裝片在抗戰之初「孤島上海」大行其道，電影大王張善琨以麾下「中國聯美影片公司」為出品單位，在1940年推出岳楓編導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古典美人張翠紅飾祝英台，袖珍小生顧也魯飾梁山伯，電影歌曲包括〈懷春曲〉、〈相思曲〉、〈長亭十送〉等等，由黃嘉謨撰詞、黎錦光譜曲；片中尚有韓蘭根飾四九、嚴化飾馬文才，整體卡司並不弱。
戰後，張善琨千山萬水來到香港，先隱身幕後，協助李祖永建置永華影業，後轉身創辦長城影業，推動攝製彩色片，最早開拍的劇情長片有兩部，一是胡蝶主演的「鎖麟囊」故事，片名為《錦繡天堂》，另一則是王丹鳳、韓非合演的「梁祝」故事，片名為《瑤池鴛鴦》，由程步高導演，陶秦編劇。
相較之下，1926年的版本加入新時代背景，又有惡霸橫行、打抱不平的故事元素，1940年的版本則將故事時間設定在唐代，以科舉為山伯等士子主要的求學動機。1949年拍攝，後於1951年在各地公映的《瑤池鴛鴦》，則將故事格局拉至皇朝廟堂之上，加入天子賜婚馬家，英台不得不從的情節。
1954年問世、中國大陸名震一時的彩色片《梁山伯與祝英台》也是擲地有聲的超級名作。這部戲曲片精心保存了越劇舞台表演元素，由范瑞娟飾演梁山伯，袁雪芬飾演祝英台，不但襲捲大江南北，且由香港向海外開拓市場，前進南洋，轟動各地。
「梁祝」身為「四大傳奇」之一，舉凡粵語片、廈語片、潮語片、台語片——統統都拍過「梁祝」，而且拍過不只一次，演出者也不乏一代名伶。比如李鐵導演、任劍輝和芳艷芬合演的彩色粵劇電影《梁祝恨史》便曾廣受歡迎；李泉溪導演、美都歌劇團的彩色歌仔戲電影《三伯英台》也在台灣影壇留下一筆醒目的紀錄。
1962年的夏秋之交，香港兩大製片勢力——邵氏和電懋之間的《梁祝》雙包競拍，是本書記述、評論的重點。邵氏李翰祥導演版本與電懋／國泰的嚴俊導演版本，於此際兩相對決，前者不但大勝，且完全扭轉華語影史的發展，後者則在首映之後浮沉銀海，至今失傳。
1994年，徐克導演新拍《梁祝》，以偶像明星為號召，主打時代笑料、青春詮釋。2003年則有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和台灣的中影公司合作動畫長片《蝴蝶夢》，蕭亞軒的梁山伯、劉若英的祝英台，本土綜藝天王吳宗憲是馬文才，也是全片主述者。來到2008年，又有別名叫《劍蝶》的《武俠梁祝》，以梁祝的故事原型發散聯想成武俠版本的梁祝故事，與當年天一公司的「稗史」《梁祝痛史》相較起來，不知何者的奇想幅度更大。
那麼多的《梁祝》，那麼多次搬上銀幕——本書試圖想探究的便是「為什麼」——為什麼1963年公映的邵氏出品、李翰祥導演《梁山伯與祝英台》，會成為改寫電影歷史的關鍵作品？
從這條「梁祝改編」的脈絡來看，「題材」應該不是它最主要的原因。這則電影神話的形成，在「四大民間傳奇」的原始故事加持之下，應該有別的因素，有別的催化，才造成了這樣全方位的「現象級」巨變。
單就台灣而言，整個電影產業有太多面向被這部《梁祝》重新定義。它就像一次巨大的海嘯，能量在持續行進中不斷累積，餘波蕩漾幾千幾萬里。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是這部電影？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為什麼會形成如此驚人的結果？
古典美的啟發
1982年的夏天，7月底、8月初的一個週末下午，筆者第一次走進戲院親炙《梁祝》風采。
遠遠還在戲院對街時，就已經聽到樂聲大作，小小年紀，心急如焚，催著家人再快一點！來不及了！買好戲票摸黑入場，一邊尋找座位，片頭字幕的水墨人像便同時一幅幅飛入眼簾，伴著化蝶舞曲的曼妙樂聲，竹笛、拱橋、喧天鑼鼓、陽關大道，鏡頭流轉間，早已將我一口氣吸入那個令人驚粲的古典世界。
只見一個周身銀白、美若天仙的古裝女子出現在畫閣欄前，幽幽的女聲吟唱襯在背景。
「這個是祝英台？」我輕聲問道。
家人回答：「樂蒂」。
好多好多年之後，想起這段往事，筆者突然驚覺——這會不會也是當年的觀眾第一次看到《梁祝》時的震撼？
文化的深度、典雅的氣韻，電影才開始，筆者已經能明顯感覺到它和我們習慣的其他影片，有很大的不同。
梁兄哥凌波在1980年代仍然是形象鮮明的公眾人物。尤其對我們小孩子來說，每次見她在公開場合露面，舉手投足盡是超級巨星的丰采，彷彿整條銀河凝結成一個光源亮點，由她負責牽引，負責帶領，走到哪裡，微微一笑，就能拉開一天一地的宇宙光燦。
然而，初次見面的「樂蒂」還有「導演李翰祥」卻是既陌生又令人好奇、「曾經存在」而且「曾經偉大」的電影工作者。《梁祝》在我身上，活生生起了「銘印效應」，使我把那個美好的古典印象直接和這些元素連結在一起，旁及當時我已有記憶、已能辨認的凌波、邵氏，以及其他種種。
回到1963年的《梁祝》首映當下，有沒有可能，當年的台灣觀眾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銘印效應」，而且對應上的是由全新發行策略力捧出來的「新星凌波」，從而掀起無與倫比的旋風，所向披靡？
這樣的假設和玄想，幾乎無從證實。但透過仔細閱讀當年的報章文獻，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梁祝》當年還「打中」了平時不看國語片的幾種觀眾組成。其中更有所謂「高級知識份子」、「社會菁英」、「意見領袖」，這群大教授、大學者，在沒有電影研究、電影評論的基礎之下，憑著對《梁祝》的衝動與熱愛，振筆疾書，各處發表。電台、報館等先後舉辦《梁祝》座談會，大家討論《梁祝》、熱愛《梁祝》，政府要員點評《梁祝》，市井小民癡迷《梁祝》，《徵信新聞報》更開出重磅社論，針對《梁祝》現象深入剖析。
塵封在這些故紙舊堆裡的資訊，讓《梁祝》轟動台北、轟動台灣的文化面貌愈來愈清晰。它從原本只是一部商戰電影，到最後超越自己，形成完整的「文化現象」。
儒學及政治思想大師徐復觀、法學大家薩孟武，跨足美學領域，以千餘字宏文細評《梁祝》，徐文載於《徵信新聞報》，薩文載於《中央日報》，影響極其深遠。徐復觀稱《梁祝》將華語電影自「上海衖堂文化」、「香港騎樓文化」中解放出來，以「面向故國山河的本來面目」打造出精致且純淨的古典美感。薩孟武同樣給予至高佳評，稱其為「中國第一部好電影」。
不過，更值得注意的還是《徵信新聞報》在社論裡點出，觀眾不自覺將《梁祝》諸多元素和許多美麗的回憶連結在一起，故園景物，山河風貌等等。從這樣的說法繼續深思，該文觸及的思想核心，其實正是「文化原鄉」的銀幕再現。這層理解，也和邵氏、李翰祥等意欲在光影世界中打造出屬於東方文化、中華文化的美妙宇宙，不謀而合。
彩虹萬里百花開，蝴蝶雙雙對對來
撰作本書，算是一次階段性的探索總結。筆者於此試圖分析品味的，正是這部電影乃至於整個時代，美麗的要素、動人的原因。我衷心希望這部影片裡的點點滴滴，不僅只是一部老電影「前朝英雄」似的偉岸身影，或者，被當成操弄意識型態時的祭品。
《梁山伯與祝英台》當然值得傳代，當然值得不朽。
如果它還能帶給新生代觀眾、新生代創作者更多的啟發，也不枉五、六十年前，有一群電影人，兢兢業業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心血、美感和品味，傾吐集結起來，完成了這部作品，在面對全球市場的產業策略當中，在東南亞華人世界的商戰競爭前線，這部作品因緣際會在台北、在台灣，意外發酵，成就了這段空前絕後的電影神話。
2021年4月24日，我與出版社簽下合約，算算時間，正好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首映58年紀念。簽約時手上已經累積不少散稿，整編刪修，擴增新寫，忙得不亦樂乎。
差不多一個星期左右，在4月29日，有幸應邀至台南藝術大學參加資深影評大師黃仁逝世一週年的紀念活動。想起20多年前初次向黃仁老師請教關於李翰祥導演的種種，年近古稀的他興奮地帶著我進到他堆滿資料的藏寶樓，半部華語電影史全都在他的頂樓加蓋屋簷之下。他找出《西施》電影的特刊、《梁祝》的宣傳照，堅持要複印給我參考，他還翻到《梁祝》首映時台灣片商發出的幾頁新聞稿。黃仁老師在當年《梁祝》狂潮裡，是少數「逆風」的評論人，曾經對《梁祝》及整個爆紅的現象提出幾篇精采的針砭，談優點，也談缺點，立論公正，發人深省。
在那次紀念活動過程中，最重要的貴賓是年高德劭的李行導演。李行導演當時身體已經十分孱弱，依然堅持兼程南下，親自在紀念會上侃侃而談，追憶他與黃仁超過一甲子的影劇情緣。
會後，我們參觀南藝大音像所黃仁老師的紀念書房。李行導演要我靠近他，我蹲在他輪椅前，他拉著我的手，諄諄說起幾年前我曾參與寫作的一本書，李導演回想起來，覺得甚為歡喜，正好遇見我，就當面嘉許幾句。他還問起我最近有什麼新的計劃。
「我正在寫一本關於《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書，《梁祝》問世馬上就要滿60週年了！」我答道。
李行導演說，現在年輕的一輩可能已經不認識《梁祝》和李翰祥了。他頓了一頓，稍稍加強了語氣：「你一定要好好寫。」
2021年8月，李行導演與世長辭，那次在台南是他生前最後一次的公開行程。
我特別想在這裡完整記述上面這段對話，因為，我希望能為李行導演，為我自己，也為那個已經逝去的電影年代，留一個永遠的紀念。
《梁祝》故事結束在雨過天青，彩虹萬里。而，打從1982年那個夏日的週末下午開始，每次走進戲院重會《梁祝》，幾乎總會遇到打雷下雨，戲院裡轟隆隆，戲院外也嘩啦啦。電影最後，彩蝶雙雙，走出戲院，迎接我們的也必然是雨霽之後的地朗天清。
走筆至此，耳邊響起李行導演的叮嚀，也響起《梁山伯與祝英台》最終的化蝶之歌，歌曲的第一句是這樣唱的：
彩虹萬里百花開。
是為序。
陳煒智
2022年 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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