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和前此出版的《中國治平要略》,即《中國歷代農政之實施》,是姊妹篇。一個是本諸原則說,一個是就「見諸行事」上以立言,原合稱為《中國農政》,所以很可以合起來看。
本書是從農業上談政治,而其根源,則是在從性情上談農業,因此拙著《中國農業與農民之文化的省察》一書,以及其他有關農業與庭園花木之作,原思總名為「中國農書」者,也是很可以合起來一看的。
從性情上談農業,已有不少人士認為不是當今之所宜。而從農業上談政治,更有許多人們譏之為實乃目前之迂語。其實性情之際,自古難言,何況今日?農業之道,不談則已,談則必迂。只不過難言,終不可不言,迂道更大有異於苟道。以言政治,尤須知其難言,而絕不可安於苟道。本此立論,縱使舉世非之,亦不暇顧。然人若果能平心以觀,靜氣以求,究亦不難見出此心此理,實乃古今聖哲之所同然,本書又何敢逞其私見呢?
先哲張橫渠有「為天地立心」之言。及今思之,那只是求心靈的醒覺,而思從混沌中,把至大的心靈透出來。他又有「為生民立命」之語,及今思之,那只是求生命的安頓,而思從生物界,把至高的生命透出來。他接著又說道「為往聖繼絕學」,及今思之,那也只是求性情的安排,而思從軀殼裡把至真的性情透出來。最後他更說道「為萬世開太平」,及今思之,那更只是求人文的化成,而思從物化的趨勢下,把至為實在的歷史文化永續下去。
太平之道,是人文化成之道,而人文化成之道,亦復是至為簡易之道。時至今日,那只要於昏昏沉沉裡見出心靈,就得了。那只要於蹦蹦跳跳裡見出生命,就得了。那只要於花花綠綠裡見出性情,就得了。但當人們一思及昏昏沉沉裡,究毀滅了多少心靈時,當人們一思及蹦蹦跳跳裡,究損壞了多少生命時,當人們一思及花花綠綠裡,究埋沒了多少性情時,則時至今日,也就大可令人不寒而慄了。
雖然如此,那仍須得求救於一至大的心靈,至高的生命,至真的性情與夫至為實在的歷史文化。若不唯此是務,那就無怪乎今日世界會一下子出現著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在魔宮劍影下,在絕對鬥爭中,會有人道之窮,會有性情之災,會有一大心靈的窒息,會有一代接著一代的生命的玩弄,則更成了人類歷史上亙古未有的奇禍。
《史記•太史公自序》稱:「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失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
由春秋到戰國,更大有類於當今之世。六國亡了,秦亦隨即崩潰。在那裡,荀卿特稱「秦無儒」,整個心靈透不出。在那裡,法家之治是「以吏為師」,整個生命透不出。在那裡,商鞅等,《史記》都稱其為「天性刻薄人」,整個性情透不出。於是歷史文化在那裡經了一大曲折,而當整個心靈,生命與性情不能久窮久塞而思變思通時,則心靈一現,生命一顯,性情一露,秦之一代,便告終結。今千載之下,我們從張良的博浪椎擊處,還儘可看到當時的心靈。我們從項羽的破釜沉舟處,還儘可看到當時的生命。我們從劉邦到做了皇帝而猶喜冠其微時的「劉氏冠」處,還儘可看到當時的性情。要知性情、生命與心靈之不可磨減,就儘足證明著秦之一代必歸於亡,而代之以興者,也必然會是大漢。
王莽之後,是光武中興,我們從劉秀的「自兄演之死,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也儘可看到當時的心靈、生命與性情之「否而復泰,塞而復通」。
由魏晉南北朝至隋末,能表現其一個偉大的生命的,是李世民。由殘唐五代至宋初,能顯露其一個深厚的性情的,是趙匡胤。由此,便來了一個生命的詩的時代,又來了一個性情的哲學的王朝。
朱元璋驅逐了元人而王天下,當其致函於其故人田興時,他寫道;「朱元璋自朱元璋,皇帝自皇帝,朱元璋不過偶然做了皇帝……」這知道自己只不過是偶然做了皇帝,這便儘會為那心靈、生命與性情,通透著一個大消息,讓大明的天下,放出歷史文化的異彩,而絕不偶然。
像以上這樣概括地把心靈、生命與性情,解釋著無數王朝的更替,自亦不難用來解釋著當今世局的推移。在人類的歷史中,心靈是本。在人類的世界中,生命是本。在人類的文化中,性情是本。而與此深相聯結,為時已數千年的便是農業,故農業是本業。據此本業以論政治,則從行所無事的無為中,見治道;從真常裡見治體;並以「心性即政治,義理即經濟」為治學;更從而求治術於「簡單化」之中,求治才於天性之中,以形成一種治風於新禮樂之中。這對當前的世局,總不致會是一種無本之談。
人必須是一種歷史文化的動物,那是由於人必須安頓於一種歷史文化之中,而與一大心靈,一大生命,一大性情,相呼吸,相聯結,並「相忘於江湖」。否則,便是天地喪心,生民喪命,往聖喪學,萬世喪亂。在喪亂中,人窮則呼天,呼父母,這是常情,也正是本性。心靈從天那裡來,天是一個不可知的宇宙實體。生命從父母那裡來,父母更絕對是父母。而性情之際,則正是天人之際。這一呼天,呼父母,便顯露了人的情性。人是性情中人,事是性情中事,因之,人間終於會是性情中的人間,世界也終於會是性情中的世界,而歷史文化之大用,農業政治之大用,便是促進這人間和這世界的早早到臨。
本書分治道、治體、治學、治術、治才、治風六章,因所採取之體裁關係,可議之處,如理論之明確性不足,如構造之組織性不嚴,皆誠如不少友好之所評,使一己不能不加以虛心的接受。只是文字之體裁,終亦有關於人之性情,如讀者對本書所提出之許多觀點,亦多少感覺其生動,則此一體裁之在今日,未可全廢,亦正如不少友好之所論,而使一己似無捨此就彼之必要。如何之處,只有竭誠求正於高明。又本書印行不易,承詠滄昌祜及人生社諸友直接間接之協助;附此誌謝。又本書治道、治才、治風、治術等章,曾先後分別發表於《新亞校刊》,《農聲》,《建設雜誌》及《中國內政月刊》等,併此聲明。
民國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程兆熊自記於臺中農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