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於市面上所有分析李安的文字,不咀嚼、不抬舉。欲知「案情」如何,唯有翻開案卷。
──孫雅為│天下雜誌《換日線》資深編輯、影評人
林慎架構出一座跨時空的精神橋梁…⋯尋找屬於我們時代的解答與反思。
──解昆樺│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紀錄片導演
自成一家之說……研究一般習慣性地依賴西方理論,林慎從中國文化思想和經驗切入以閱讀李安,展現其原創視野。
──郭力昕│評論工作者
李安和魯迅……看似光譜的兩端,其實卻辯證地相似,這正是本書所展現出的卓絕洞見。
──趙鐸│影評人,Podcast「字戀男與變焦女」
跨界學者林慎的穿針引線下……形成一篇跨越時代與藝術形式的融會貫通。
──喬治鎊/黃柏鈞│影評人
李安(1954-)和魯迅(1881-1936)之間的摩登復古因子,由劍橋大學博士林慎用獨有的劇情重組方式發現,是理解二人以至華人生態的重大突破,創造出深化李安─活化魯迅的契機!歷經父親驟逝,李安的中期作品以悵然若失為標記,失格、失常的「暴走案情」對應了魯迅筆下何種華人集體精神創傷?又有否積極意義可言?根據調查所得和李安名場景編成三部曲:
○冰暴篇(早期1990s):西方夢盛行,《囍宴》拍華人赴美假結婚,《冰風暴》拍美國迷失年代。
○山湖篇(過渡期2000s):《臥虎藏龍》、《斷背山》、《色,戒》困境殊途同歸,天人同悵然。
○海宇篇(關鍵期2010s):《少年Pi的奇幻漂流》、《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自我批判和昇華。
巴黎電影〈第七藝術宣言〉發表一百週年,「第七藝」在同地意外發展成叢書。透過魯迅的沉思,調動李安的景深,懷著信念如初:好電影可以啟發出時代出路。
林慎是涉獵廣泛的新一代作家,屢獲兩岸導演、學者、評論、文化人推薦。黃綺琳導演稱「直達電影內核的詮釋中得到啟發」、港大中文學院主任林姵吟稱他「展演了類狐狸型學者的駁雜多變」、藝術家黃宇森稱他為當代的「文藝復興人」、序言書室稱他「有能耐隨手拈來,將理論當成故事,出入如漫遊」。
作者簡介:
林慎
著有《第七藝》影學叢書、《巴別人》小說、散文集、鑑藝論和警論等等。劍橋法律學院博士,建立體系去回應魯迅和李安,美學和國族,提出「偽真論」(Missensicals)的思想家、小說家。被歸類狐狸型學者和當代的文藝復興人,序言書室將他的風格與猶太裔哲學家班雅明作比較。
香港洪流中棄理從文,著書立說為志。自我流放巴黎,但願有些什麼傳世,孩子身處好一點點的世界。
Dr. S. Lam (Cantab) is a contemporary thinker and best-selling author of The 7th Art Treatises, Policier Treatises, Connoisseur Treatises and Babelians (novel). His work explores modern social ethos and presents original "remedies," most notably the Missensicals. Critics have described him as a modern Renaissance man, with a style reminiscent of Walter Benjamin.
章節試閱
第二節 《第七藝》影學語言(摘錄)
案件式敘事的限制和三個書寫層次(案件方面、文化方面、影學方面)
案件式敘事不是沒有缺點的,我認為也要在早段先陳明,免得惹來更多的質疑。例如利用案件式敘事結構的角度,我們肯定會易於發現人的不正常,總有些誘因或者失格的結果,本身就是錯的,才能「立案調查」。但真實的世界中,黑白往往不是分明的。所謂的失格、失能,在別的族群、文化、歷史時代,可能是沒有什麼大錯的。訪問中,李安便表達過「厭惡權威、厭惡用集體的、制式的、是非黑白的模子去簡化、判斷人性,『或者用一個很簡化、符號性的東西去凝聚力量。有那種力量,我就要想辦法把它打散,把它解構掉,』李安表示,解構之後,透過檢討、溝通,『彼此了解,就不會那麼劍拔弩張。』」(蘇育琪 2011)
於是在「打散、解構掉」的人性觀點上,我們再去重組,無疑就跟電影格式的來回調整一樣,失真了。這是一個如實反映的問題。我的對應是盡量在利用的時候,會以大文化背景來作人物困境的適當緩衝。跟個人困境的犯案誘因不同,大背景是每個人都會面對的。譬如說魯迅寫的人血饅頭,在百年前出現過,今天沒停下。吃不吃人血饅頭是個人的選擇,但人血饅頭確實影響了我們的社會,這是肯定存在的,不是失真的。於是我們以小的電影去啟發思考,進入更寬廣的思考內容時,便可以順應打破一些簡化的力量,去接近和還原更深入、更複雜的普世面貌。「電影應該是一個provocation(刺激),不是一個statement(宣言)。真正好的電影,是一個刺激想像跟情感的東西,刺激大家討論。」李安說。(ibid;他亦強調:「文化這種東西,要維護很困難……一斷層就沒有了……我覺得我有責任,要留下一些東西。」)
我也是循著這樣的思維去看他的電影,真誠和開放的特質。他要做的不是如哲學家或者影學家一樣,舉出一整套自己的理論,而是刺激人的思考,促進彼此了解,減少劍拔弩張的正面衝突──雖則這樣的場面常在他的作品中出現。於是他的電影之用也就能解答到了,是一種幫助我們超克時代、人性、困境的刺激品。要去強辯出他的想法是黑而不是白,就如啃食餐盤而忽略餐點,是本末倒置的。
更何況,案件式敘事本身也是諸多層面的其中之一,不同的層面有相輔相成的作用。首先是案件式敘事結構,以此來找出一個新角度、新視野,來抓住一些茫茫中的重點。其次,便是一個文化的動機,一個《第七藝》系列的初衷,找尋電影性和背後的主體性。弱主體性的研究本身就是由於文化主體有待形成和深化,它是有明顯的弱點,處於明顯的弱勢,(見AT1〈序〉和AT2〈序〉)有些什麼在阻礙,也有些什麼必須努力保衛(李安說的維護很困難,但「有責任,要留下一些東西」),促使我們在既抑壓又有公心的時刻,產生超克的情緒。換言之,這也是時代的案件,但我視之為跟案件式敘事不同的層面,因為這是有關李安影學考究之上的,更多是我們企圖從魯迅等資源中找到的力量(尤其見本書後段的創傷後成長,或雅稱逆境昇華的部分)。
第三個層次屬於影學的範圍,也有跟前兩者的對照關係。文化主體性從電影中看出來,就如一幅幅視覺概念圖,生動地告訴我們一個時代的人是怎樣想的。從更實際的方向思考,一時、一地製作出的作品,都為其時代和其地方的主體服務,作品有幸具有縱時性與傳世性的話,更可影響一代又一代人。台灣研究前輩、《第七藝II》的推薦人簡明地說兩者間的關係:「本地自製的電影不振、自製的電視劇不興,台灣主體意識的表達與鍛鍊,就是空談。」(馮建三 2021, p.281)主體性跟電影性──我的用詞中指的是有關電影本質的思考:什麼是電影?好電影多指什麼?──其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了解電影性,它藝術和工業並有的特質,對了解時代虛的思想和實的限制都有好處。舉一些李安相關的例子,他早期中華例外意識特別濃厚的「父親三部曲」,獲台灣新聞局和中影公司的支持,含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親美之餘亦對「華夏老父」有頗多諷刺。而後來的《臥虎藏龍》有了中、美、台、港的兩岸三地加美國的資金和人才陣容,則換成了普世的路向,在傳統華夏思迎中間,夾雜了迎合西方地「著意經營迷人的東方凝視意象……針對西方觀眾所想像的東方、神祕、江湖世界。」(譚以諾/紅眼 2020;見備註)於是形成的作品既崇尚壓迫下的出世思想,亦不失個體自由上的實際行動追求。這一切的思想交流平台,又以電影獨有「比人大,人必須謙卑」(李安,見電影新作 2006)的獨有視覺刺激所帶來。
運用犯罪學的知識於影學當中,對讀者來說並不會特別陌生。我在研讀《傾城之戀》、《007:空降危機》(Skyfall)時,都運用過正統遊戲來進行剖析「位移與錯置」。(見CT2)正統遊戲脫胎自維根斯坦的語言遊戲概念,當初被我用來研究大型社會運動。當時的其中一個觀察是參照系出現位移,亦即人們賴以判斷事物的價值觀因為時代變遷而出現變化,容易使人產生城市衰亡的感覺。李安電影中有大時代的背景,西方夢、戰爭、家庭破裂的迷失年代,主要視線不是感慨城市、國家的衰亡(如「Skyfall」的名副其實天空下沉),更多是人的反應。亦因此我認為將重點由「為什麼感到天空也塌了?」變化成「什麼驅使人們作出失格行為?」是更合適的做法。這兩個問題都是在問一些失常的狀態,而這個根本的疑問起點都有來自犯罪學理論或多或少的影響,例如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說的「失範」(anomie)或者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 theory),問題意識的基礎都是來自失序、失常。
接下來我會用一些影學語言,來舉例說明《第七藝》跟魯迅和李安的共通思想用途。老讀者可以溫故知新,亦可以見到影學透過新思想和新素材得到的活現和延伸。
繁我自省(林慎AT1)─三角形主體(魯迅)─文化父子觀(李安)
電影實際上是基於不安和未知而誘發的可能性循環預演,基於以往參照系而得出來;那又矛盾地成為對已消逝物的記憶憑證,原地無法還原,推倒便不能重來,變成虛實交錯的歷史痕跡,因此被珍而重之地視為反映眾生相的「文化底蘊」……透過自十七世紀從西方傳入中國的光影幻術,這種可能性得以化為具體視覺影像。(AT1, p.33, 144-5)
李安在《十年一覺電影夢》〈序〉(張靚蓓 2002)中分享過拍攝《綠巨人浩克》時的心境和相關想法:「拍完《綠巨人浩克》,我才真的認命,人到中年,歲月不饒人。以前身體根本無須考慮,如今還要去與它共存。《綠巨人浩克》之後,我身心俱疲,很想就此收手;可是如果不拍電影,整個人又會很沮喪。就在父親首次鼓勵我繼續拍片時,我決定拍《斷背山》。」令李安身心俱疲的《綠巨人浩克》片內直接有父子之間,劇場一樣的燈光之下,舞台之上,來一次當面對質,也是直接可以對應繁我自省的「自我意識不同面向的當面對質」,本質上是為「不同的我就是不同階段、磨折後的自我呈現。」(AT1, p.17, 24)啟發繁我理論的來源是香港文學家劉以鬯,他憶及王家衛對他說:「《酒徒》中的『我』也是你;《對倒》裡的淳于白,大半也是你。」並且指出寫小說的人就算不用第一人稱,「因為人物的一切都是作者的感覺」。(盧瑋鑾&熊志琴 2007, p.137,亦見下文)「一切都是作者的感覺」一樣可以套用在李安作品上,某程度上解釋早期的父親情結,中期的反思和鬆緩,到後期的掙脫和昇華。
「李安的電影,經常採取違反常規的角度:從南軍的角度看南北戰爭(與魔鬼共騎)、剖析『超級英雄』的父子情結與心理創傷(綠巨人浩克)、從恐懼的角度塑造漢奸(色,戒)、大俠也在倫理與慾望間掙扎(臥虎藏龍)。」(蘇育琪 2011)李安作品被視為真誠的悲憫寬容,同時又「違反常規」,出現不同程度和類型的失格反應。為何失格?自然是有其環境和內在誘因,於是也刺激我們不得不去反思文化和家庭之事。
現代國家常被官民塑造成一個崇高的集體,相反,家庭卻是面臨種種瓦解的。在西方的個體自由和個人主義風潮下,家族被拆件成為「一人做事一人當」,缺乏家庭支援,自然又將各式各樣的責任外放到公私營機構,製造各式各樣受官方控制的職位和市場就業機會,由英國教會衰落到香港廟堂力量殆盡,都是同一「老調子」。
然而人們關心的如何達到一個權力和勢力均衡的狀態,如何達到烏托邦或者前著所稱的「警國」(Policieria,一個充滿雙重警政精神的政治狀態,見PT1, p.18),卻會忽略了當中的過程。從一個到下一個穩定的狀態,中間通常都有很多的未知數,是暫態(transient state)。暫態是一個系統學的用詞,被借用於《第七藝》影學用語之中,意指過程中系統有變導致失衡,要經過這一段不定的時間,方能回到平衡的狀態。由於視電影為:一、歷史痕跡;二、以過去為本的預言,兩者的縱疊物,是「基於不安和未知而誘發的可能性循環預演」,尤見於日新月異的地方,「如果換轉在一個十年如一日的小城市,新知就是舊聞,倒不會出現這麼多歷史碎片和預言。」(AT1, p.124)繁我就是在暫態下特別容易顯現。
如此看來,李安式「失態」也是暫態,人物爆發,案件當場發生,在社會體制、禮教、父子關係中的吶喊和小反叛,都是由一個穩定狀態到下一個(或者同一個)穩定狀態之間的暫態。蘇育琪說的「違反常規」,內戰時期(《與魔鬼共騎》)、暴怒怪物之路(《綠巨人浩克》)、大戰與日占(《色,戒》)、失竊和自盡(《臥虎藏龍》),無一不是這樣的暫態,也是過渡期。說的都是大變、突變(綠巨人)、突如其來的誘惑下,打破了平衡,人心思動,繼而動武或動情,引發族群情緒的故事。
社會處於暫態是理解電影的一個方式。如果一地、一人、一族一成不變,人們的創作預言,預演可能性、內省和外省的動力,都會很不一樣。要放在底片上紀錄下來,就是因為我們有些什麼想拿出來分享,希望大家注意,一同思考。李安進而解釋電影的技術方面說:「有些腦袋裡面的想像或夢境,本來就是沒有譜的,可以講、可以溝通的東西就是『術』,『術』很重要,手抓到什麼東西,要怎麼去做才能呈現抽象的東西,才能讓看的人能夠有一些體會,啟發他們的想像。」(台北金馬影展 2021)拍電影有技術可言,而光影技術也是定義電影性的東西,去啟發想像。
劉以鬯的文學乃至王家衛的電影中,便透過不同的技巧,將時空中不同階段、不同角色的「我」釋放在故事之中。在上冊已出現過三角形主體的觀影方法(AT4第二章),那是由魯迅的文學中提煉出來的。作為電影人,李安更直接和具體地演繹繁我,方式擴展到劇場、銀幕以外。葉錦添參與了《臥虎藏龍》的美術設計,說當時的任務之一是將焦點放在人物上,「讓北京成為一個『場域』,而不是一個『歷史』,把戲劇推向人性,而非事件,空間不再是物理空間的重塑,而是意象。」(2008, p.194;亦見沈乃慧 2013)跟杜琪峯的燈光劇場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李安的父子觀,也是跟繁我有很大相關,比喻華夏文化,跟接下來說的也有相通的地方。
李安在交流場合直言無諱,最初關懷的就是他自己。〔直到《色,戒》,「想表達的是:『王佳芝就是我』,有如法國小說家福樓拜(Gustav Flaubert)透過《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1857)宣稱:『艾瑪就是我』(Emma, c'est moi)。」見彭小妍 2020〕繁我自省,委婉風格,其實是一脈的。「尤其是第一片子,我關懷的人文其實關懷的是我自己,把自己亮出來給大家看,把我的心事講出來,我覺得關心我自己就是關心了觀眾。」(電影新作 2006)繁我自省在中國的語境中,他認為困難在於中國群體性很強,「人權、人性的剖析上面還不夠勇敢,還不夠精到」,(ibid)李安認為到現今一代,很多人會有自我的覺醒。誠懇地展現對人性的關懷,便是公德。
不過,繁我自省是為了族群之事,企圖擺脫暫態,到達一個更理想的境界。好電影便大多帶有繁我自省。李安指出電影宣揚道德之處,他認為「用一種很溫暖甚至很做作的方式去做它,也不要逆著它憤世嫉俗,覺得我不逆著它我不是藝術家。」而他生性溫和,所以不會劍走偏鋒,「我的個性如果寫出來那是王羲之王派的行書吧,我是喜歡比較圓潤一點,像鵝的脖子一樣,起筆、下筆我都要一個三折法,這樣做得比較安心,對得起觀眾,對得起我自己,這是我的個性。」(ibid)在這個地方,李安的看法加強了繁我自省的可能。繁我自省當然可以是飽經磨折的,如《第七藝I》討論的銀河影像和陳健朗的《手捲煙》,但也可以是李安說的王派行書、三折法的一種,條條大路通羅馬。
(……)
第二節 《第七藝》影學語言(摘錄)
案件式敘事的限制和三個書寫層次(案件方面、文化方面、影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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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推薦序 光影、鐵屋、電影院──林慎在李安與魯迅之間案件式敘事的影學論述實驗〉
文/解昆樺(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紀錄片導演)
林慎以「摩登復古」作為線索,穿梭於李安的電影敘事與魯迅的文學筆鋒之間,架構出一座跨時空的精神橋梁。李安以影像作為語言,藉西方夢的幻滅、華人文化反思及父權失能的焦慮,將個體與家國、傳統與現代、自由與壓抑,乃至性別之間的張力,鋪展在銀幕上。魯迅則以筆墨鋒利地剖析「鐵屋困境」,將歷史、文化與人性揭露得淋漓盡致。兩者雖處於不同時代,卻在文化批判、倫理困局與個體掙扎上達到某種隱晦而深刻的對話。
在《臥虎藏龍》中,玉嬌龍掙脫不了傳統束縛,躍下深淵,消解於自由與虛無的邊界;在《斷背山》中,男性間的愛情在壓抑與自我否定間被無情扼殺,徒留漫長而孤獨的歲月;在《色,戒》中,女性情感與國族義務間的掙扎,成為她最終命運的祭品。這些角色的命運與魯迅筆下祥林嫂的哀嘆、阿Q的自欺欺人,乃至〈狂人日記〉中的「吃人」禮教,構成遙相呼應的文化寓言。
林慎以「案件式敘事」解讀李安的電影語言,每個角色、每個場景皆彷彿是一樁文化記憶的再現、一樁人性幽微處的審判。李安透過精緻的影像語言,建構了一座幽深而脆弱的人性舞台,讓觀眾在暗流洶湧的敘事中直視文化傳統的幽靈與現代性的創傷。
而在這場跨越影像與文本的對話中,魯迅的文字成為李安影像敘事的可疑形跡,而李安的電影則成為返讀魯迅雜文的視覺化當代詮釋。身為現代文學與電影研究者,我另外建議能從李安相關訪談或李安自己文字,找到他對魯迅的看法。當然,李安當世猶在,我們也可把握機會當面向他提問魯迅。總之,在林慎此書中,李安─魯迅兩者,在「摩登復古」的命題下,成為彼此的回聲。如此一來,觀眾與讀者被引領至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思想場域,在影像與文字交錯的縫隙間,尋找屬於我們時代的解答與反思。
〈推薦語〉
「林慎參照魯迅的思想內涵剖析李安的電影,旁徵博引,慧眼獨具,自成一家之說。電影文化研究一般習慣性地依賴西方理論,林慎從中國文化思想和經驗切入以閱讀李安,不僅展現其原創視野,也深具意義。」──郭力昕(評論工作者)
「跨界學者林慎的第七藝系列第五冊,首度從當代電影的互通聲氣,轉為文學與電影的遙相輝映,以史上最負盛名的電影導演之一李安及文學作家之一魯迅作為主題,從『父親三部曲』驚豔世界起,李安在影壇長達超過三十年的偉大成就,在林慎的穿針引線下,與魯迅從《狂人日記》起短短十八年間便造成深遠影響的重要文學,形成一篇跨越時代與藝術形式的融會貫通。」──喬治鎊/黃柏鈞(影評人)
「本書揭示影像與人生的深層聯繫,別於市面上所有分析李安的文字,不咀嚼其電影的豐盛、不抬舉其創作的縱深,而以犯罪學角度研究李安的早期作品。欲知『案情』如何,唯有翻開案卷,隨作者藉電影啟發思想的出路。」──孫雅為(天下雜誌《換日線》資深編輯、影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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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時代影學──
第一節 當代的李安
第二節 《第七藝》影學語言
第三節 魯迅的晚清:當年國族危機給今天的啟示
──第二章 失格餘生──
第四節 尋根與絕後
第五節 伊底帕斯─弒父情結:「父親希望的樣子」vs.「我們比此更好」
第六節 困境的意義?劫後昇華的頑強意志!從尼采、魯迅到創傷後成長
附 錄 殘雪──另一位帶魯迅魂到現在的法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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