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迷宮：一段以人性丈量中國的旅程

名人推薦：這本書記錄的人性滅絕和人性復歸的故事，還原了一個時代的歷史。這種方式寫下的歷史，有血有肉，有情有景。
——楊繼繩（記者、作家，著有《墓碑》、《天地翻覆》）

●這一群孤兒的命運，折射出時代、社會、人性的方方面面。但詳細瞭解他們過去與現在的存在方式，殊為不易。經過艱難曲折的努力，楊猛做到了。
——雷頤（歷史學家）

●孤兒的尋親常常是徒勞的，但徒勞不等於沒有意義。楊猛先生耐心地將孤兒的努力與無力一一呈現出來，尋找親人的過程讓人絕望，也只有尋找可以緩解絕望。
——王曉漁（文化學者）

試閱文章（一）：〈記憶的迷宮〉
河南安陽。江陰尋親會結束幾天之後，我找到了鄭玉珍。

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鄭玉珍在上海市普育路孤兒院門前被發現，當時穿紅棉衣，身上找到兩封信。信中說棄兒一歲三個月，據此推斷生日為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

在孤兒院待了僅僅幾天，五月二十二日，鄭玉珍就被領養了。收養者是一個河南的殘疾軍人，經常打她，被鄰居告到了街道主任那裡，終止了抱養。於是橡膠廠鄭姓工人收養了她，成了她的第二任養父。

鄭玉珍是少有的保留了父母物證的棄兒，這比較少見。或者這位媽媽幻想著以後可以憑藉信物與女兒重逢。可惜關鍵資訊缺失，無法知曉書寫者後來的命運，也沒能幫助鄭玉珍找到家人。

隨著我這個不速之客的出現，原本閒散的下午消失了。這些年，日復一日的家務、偶爾作為社交參加的廣場舞，占據了前橡膠廠女工鄭玉珍的大部分日常生活。所謂「前」有兩層含義。鄭玉珍曾經服務了幾十年的橡膠廠已不復存在，那家工廠在計畫經濟年代為化工部定點生產橡膠製品，後來消失在疾風暴雨般的國企改革歷史中；鄭玉珍退休多年，她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定格在圍著單位過活的計畫年代，至今都感到與當下生活的格格不入。

六十二歲的鄭玉珍走進臥室，拉開大立櫃抽屜。兩封信插在抽屜邊上。她取出信，返回客廳坐定，打開其中一封，抖抖信紙，薄而脆的紙張發出窸窸窣窣的聲音，撞擊著空氣。

「這就是媽媽留給我的信。」她念叨著，神態和姿勢都肅穆起來，悲傷掛在臉上，眼睛潮濕，彷彿在舞台帷幕開啟的前夕，努力醞釀情感作為出場的鋪墊。

一片遊雲遮住了窗戶，房間暗淡下來。她的生母像下午的陽光突然消失，只留下了這兩封信。留下了關於那個真實自我的唯一線索，沒有多餘的資訊，此生再也追尋不得。媽媽就像曾經作為精神寄託的橡膠廠一樣，說沒就沒了。本來鄭玉珍還以為會伴著車間揮之不去的橡膠味道終老。可是廠子說垮就垮了。對鄭玉珍來說，那只是生理意義上的母親，一個橫亙在生命中的無法驅散的陰影。世事無常，至今令她百思不解。

人們在上海街頭發現了這個被遺棄的孩子。那是早上，趕著上班的穿著黑色和藍色中山裝的男人，紮著紗巾遮蔽風沙的女人，圍攏過來，發出各種議論。她停止哭泣，抬頭看到周圍陌生的臉，但是沒有熟悉的媽媽的臉——這一幕常在鄭玉珍記憶中出現。

成長路上，兩封信一直保存在鄭玉珍身邊。這使她產生錯覺，生母並沒走遠，而是在不遠處一直注視著自己，近到隨時可能跳出來摸一摸自己的臉似的。

現在她明白這一幕幾乎不可能發生了。就像橡膠廠破產永遠不會復生一樣。

鄭玉珍忍不住想像寫信的女人：她是什麼樣的人？殘忍拋棄了女兒，又留下語意晦澀的信，她想要告訴世人什麼？

每次打開信，都像打開令人煩惱的一段秘密。她控制不住情緒，喉嚨發出悲鳴，在庸常生活的強大慣性面前，這樣的痛苦即使被激發出來，也明顯氣力不足。

「骨肉分離最為悲慘，提筆眼淚汪汪，這樣撫養一個小囡都沒辦法，我青年的婦女真可慚……」

她開始輕輕地誦讀這封信——不是念，而是誦讀、研判、破案。彷彿那不只是一封信，而是一段命運的符碼。用這種儀式化的方式，才能匹配其隱含的令人生畏的意義。

字裡行間的口氣，是那個年代特有的婉轉。行文有些沒頭沒尾，還帶著經由社會主義改造而未完全消褪的私塾氣，字裡行間的轉折，又像是出自某個街頭代筆師傅之手。如是，則可推測那位痛苦的生母並不識文斷字。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這天發生了什麼變故，令媽媽扔掉了自己？鄭玉珍嘆了口氣。她中學畢業就進了工廠，理解力有限，此時寧願媽媽當初講得直白一些，好讓她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

「她也是痛苦得很，走投無路了，才會把親生的孩子丟掉。」她自言自語，然後搖搖頭，拿起第二封信：

育兒院負責同志：

我是一個很悲慘的婦女，心中苦悶的人。
這個是我親生的女兒，寄於人家之地，已有一周歲另三個月，我自己的生活扣撫養之費，靠身上的衣服賣掉度日，我亦寄與人家處居住，過著很悲痛的日子，養這個小女時難產，身體未全，人家見我眼中之釘，她的爸犯了錯誤去勞教，我在紙上敬求院中把我女兒收留這唯一的要求。

取名方荷。

這一封自然是留給孤兒院的，「方荷」就是鄭玉珍的本名。從信中看，似乎家裡遭了禍，父親勞教，年輕的母親不堪生活壓力、不得已做出了斷，遺棄了親生女兒。那個年代，一個彷徨的女人，除此之外，難道還有別的選擇麼？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位媽媽的哀嘆：在新社會還有像我這樣痛苦的人！這又有誰能夠想到？

她回憶起，養母一九七四年去世以後，善良的養父就告訴了她的身世，並敦促她尋親。也是在這一年，鄭玉珍作為獨生子女進了養父母所在的橡膠廠，成為一名會計。周圍工人都知道她的身世，讓她倍感壓力，也因此更勤逸工作，怕遭人非議。

一九八○年前後，鄭玉珍由一個上海籍工友帶領，跑去上海一帶尋親，根據那封生母遺留的信找到了在普育路的上海孤兒院。結果看門師傅毫不客氣地說：「這把歲數還找什麼找！估計你們都是私生子才被扔掉的！」這話令鄭玉珍十分難過，自此斷了念頭。

「有時候想不通，偷偷哭。」她告訴我。

進入九○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的衝擊，過去旱澇保收的廠子眼看就黃了。一千多號人的棲身之所頃刻間煙消雲散。為了生存，鄭玉珍開始擺攤做起了小買賣，賣些襪子之類的日用品。攤位就在廠子的門前，一晃五、六年。直至幹不動了，決定徹底退休。

她二○○○年加入了安陽的尋親者組織，去江南尋親七、八次，想當然爾無一成功。這麼多年來，親媽留下的兩封信一直陪伴著她孤獨的心靈。

讀完兩封信，鄭玉珍陷入了沉默。她不甘心半個世紀的積怨都讓信上這模稜兩可的幾句話概括和奪走。

「活了一輩子不知道自己是誰！」她自言自語。每當鄭玉珍結束自己的故事，在表達遺憾的情緒的時候，就重複這句話當做暫停鍵。

太陽完全消失了，房間的光線暗淡下去，鄭玉珍沉默的剪影望向窗外。

從鄭玉珍家的窗口望出去，在安陽市行政東區的中軸線上，有一座占地龐大的中國文字博物館，收藏著刻在龜甲上的文字，記錄了遠古中國的秘密。安陽是古老中國的文明腹地，華夏民族很早就意識到「記錄」的價值，這個記錄——書寫——發展了一個民族的文明史，令今人看到先人對天空、大地的瞭解，對生育和死亡的體驗，並在此後源源不斷的記錄裡保留下帝王將相和時代興亡。

而像鄭玉珍這樣一個卑微的棄兒，卻被排除在外，時間模糊了他們的期盼，並不完整的書信也無法為他們保留下更多關於身世的線索。

無論劉南香、蔡秀琴，還是鄭玉珍、李海栓和馬紹洪，他們的人生足跡完全不同，分布在不同的生活空間，卻在某一點上具有了相似之處——他們都是來自上海的棄兒。

追溯棄兒的隱秘身世，如同通過掌紋去臆斷人生一樣不現實。我認識了越來越多的「上海孤兒」。他們年近花甲，都聲稱在上世紀五○年代末被親生父母拋棄在上海，又追隨莫測的命運漂流到中國各地，此生都背負著「國家的孩子」之名，這名字帶給他們榮耀，卻也給他們帶來屈辱。

以今天的眼光看，他們出生的五○年代，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一個集體主義盛行而個體形象模糊的時代，並沒有留下詳盡的線索。他們追尋自我的努力，很可能是一場徒勞。

我想，唯一明晰的路徑，就是根據他們記憶中殘留的畫面，做一幅拼圖，重構家鄉資訊。在認識了越來越多的上海棄兒之後，我請求他們描述記憶中關於家鄉的畫面，以及回憶脫離親人前的那些幽暗時刻。

（摘自：輯Ⅰ＿上海迷宮）


試閱文章（二）：〈洛陽的救贖〉
晚間，我到達洛陽。霓虹燈映紅了城市夜空，空氣中滿是塵土的嗆人味道。這個歷史上的十三朝古都，經受過戰爭、革命和城鎮化浪潮的洗禮，跟其他的中國城市變得沒什麼差別。

曾經，古代洛陽的城市規畫影響了日本京都。我在京都旅行時產生了親近感，感受到唐代的精神遺存。今天，舊時洛陽的印記埋於地表之下，地表之上高樓林立，汽車轟鳴，人頭攢動。一切都被時代覆蓋和翻新。讓人幾乎忘記，腳下的土地曾經擁有過富有韻味的市井生活。

我們的步履太過匆匆，告別貧窮和匱乏，急於擁抱全新的物質生活。我們還沒有壯大，根系就被拔起，繁華掩蓋了文明的斷層。代價將是什麼？

當白修德到達當時河南的省會洛陽，夜幕中一列火車駛入視野，人們像垛劈柴一樣塞進悶罐車，到處瀰漫著尿臭和屍臭。在這裡，他將發現人性在自然、氣候，以及官僚系統和傳統的多重壓力下，如何變得原始，回歸野蠻獸性。

天亮時，白修德經過荒蕪蕭索的街道去洛陽的天主教堂。教會是災區唯一和理性世界聯繫的紐帶。他意識到，單憑一己之力無法進行有效的調查，於是決定依靠在當地擁有耳目和信眾基礎的教會。來自愛荷華州埃爾多拉多（Eldorado）的湯瑪斯．梅根（Thomas Megan）主教擔任了白修德的嚮導。電影《一九四二》中，白修德敲開了位於山上的一個小教堂，露出了蒂姆．羅賓斯扮演的傳教士梅根的臉。

影片宣傳中稱梅根是個虛構人物，實際上，梅根神父確有其人。河北的天主教研究者甘保祿（Paul Midden）告訴我，他在美國讀書時發現，此前梅根神父的名字，按照舊譯一直寫作「米干」，所以，「梅根」這個名字並沒有留下太多的記錄。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神職人員都被遣返回各自國家，後續線索中斷。

甘保祿在美國神父萬德華（Edward J. Wojniak）的著作《原子彈使徒》（Atomic Apostle）一書中，發現「米干」的身影，「米干」已經被稱為「梅根」。萬德華一九五七年寫的這本書是梅根最為詳實和權威的傳記。

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二日，梅根出生在美國愛荷華州的埃爾多拉多，一九二六年五月成為神父，隨後被派往中國河南南部的信陽一帶傳教。梅根熟練掌握了漢語，在他親自參與、推動下修建了一批中國風格的教堂，以及部分以國畫形式表達的教會要理。

根據白修德回憶，梅根神父敦實、樂觀、強健，是一個忠實的天主教徒。饑荒來臨，梅根要求所有的傳教士們都在各自傳教站點為難民們開設救濟中心。光是在新鄉，他就開設了兩個可以容納兩千多人的救濟中心。當時在河南有多個不同教會的傳教士在活動，雖然彼此教義都是行善，但是為傳播福音具有競爭關係。饑荒面前，過去的競爭對手攜起手來。美國人加入歐洲人的行列，天主教和新教攜手。這種超越了門派之爭的合作，建立在一個共有的社會心理基礎上，將鬆散的自由個體連接在一起。在中國社會，比起宗教作為社會的紐帶作用，宗族、家族結構更常見、更有作用。本土宗教雖然具有群眾基礎，但在民間趨於功利主義，不具備整合社會的能力。

梅根是愛爾蘭裔美國天主教徒。另外兩個義大利天主教會的傳教士——弗拉特里內神父和丹尼里博士，則是梅根在鄭州的連絡人。當時美國人正在歐洲戰場和義大利人廝殺，現在，兩個敵對國家的傳教士卻成了合作夥伴。在鄭州，美國原教旨派的阿什福斯先生也參加了他們的工作。《原子彈使徒》寫道：「保護難民成了主教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工作。但正因如此，強姦或搶劫的事件在傳教站內一次也沒有發生過。」梅根也在新鄉人民心目中成了見義勇為的英雄。

影片《一九四二》中，梅根神父借給白修德一匹驢，白修德獨自前進災區。事實是，白修德認為應該去看看瀕死的人，去豐富他的寫作。在二、三月的料峭寒風中，白修德和梅根一起騎馬進入重災區，去巡視死亡地帶。

此後白修德目睹的慘狀，摧毀了他的意志。讀他當年的記錄，可以感受到末日般的氣息。出了洛陽不到一小時，白修德就遇見了第一具死屍。那是一個年輕的女子，無人收葬，讓大雪覆蓋住了眼睛。隨行的攝影記者拍下了野狗從沙堆裡扒出屍體啃食的照片。他們在路上看到有人在用刀子、鐮刀和菜刀剝樹皮，把榆樹皮磨成面來吃果腹。「愛樹軍閥」吳佩孚當年種下的榆樹全被剝光了樹皮。白修德在洛陽天主教堂的醫生那裡看過一份消化道梗阻病人的病例，病人吃了大量的無法被身體消化吸收的東西，嘔吐不止，又不能動手術。白修德被告知，棉籽餅在所有不適合吃的東西中算是最有營養的，但卻會引發腸道梗阻和腸功能綜合症。白修德拜訪了湯恩伯將軍在洛陽辦的孤兒院。孤兒院裡散發的汙穢氣味讓他難以忍受。四個孩子塞進一張嬰兒床，「一旦死去就會馬上被清除掉」。

騎馬穿行饑餓的村莊在當時也成了一件危險的事情。當白修德和梅根神父策馬穿過橫躺在土路上的乞丐群時，很擔心一旦停下來就會被饑民掠奪，甚至殺死他們的馬。於是白修德不得不狠心，快馬加鞭穿過人群，甚至揮起皮鞭抽打那些饑民伸過來的手，有時就像是戲耍這些饑民一樣，扔一把花生，或者向空中撒一點錢，引誘他們去爭搶，讓出通道，他們才得以快速離去。

在親身經歷了上述死亡慘景之後，白修德心理崩潰了。在一個荒蕪村莊的廢棄教堂裡，白修德承受著人間悲劇的巨大壓力，跪下來為眾生祈禱——作為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此時白修德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用拉丁文開始祈禱，並不覺得褻瀆了自己的信仰。

白修德記錄下的這些細節，呈現出強烈的宗教救贖色彩，超越了一般的新聞報導的範疇，尤其令我著迷。在中國新聞史上似乎缺乏記錄宗教和社會關係的傳統。一路上，白修德和梅根成了精神夥伴。兩人經常一起高唱聖歌。為了振作白修德飽受打擊的精神，策馬走在前頭的梅根教白修德為死者唱安魂曲。如果白修德學得還算正確，梅根就教他唱下一句。他們之間的唱和，就像是對生命本質的追問，在空靈大地迴響，就像是對人類可見的一切苦難的深切悼念。這是饒有意味的畫面。或者，白修德相信，在死亡面前，唯有信仰能解救心靈於虛無。

電影《一九四二》裡面，虛構了梅根神父的中國弟子小安的形象。小安在大災之年四處傳道，虔誠希望主能救災民於水火，當日本人的轟炸機將逃難災民當成中國軍隊轟炸射殺，小安看清了現實，精神陷入了錯亂。他承受著無法排遣的痛苦，向梅根神父質問道：「上帝知道這裡發生的事嗎？上帝知道了為什麼不管？既然魔鬼老是戰勝上帝，那信他還有什麼用？」

這個細節深究下去很有意思。小安對宗教的期待流露出某種中國特色的實用主義判斷。據說，電影原來的版本中，小安最後瘋了，最終沒能找到困擾他的答案。在殘酷的生存問題上，上帝自然無力救贖肉體。這種實用主義和作為精神信仰的宗教本質上是有區別的。宗教的價值僅僅是為了幫助我們緩解面對死亡的恐懼嗎？小安的質問到白修德的懺悔，是從紛擾的外部世界轉向內心平靜世界的必由之路。

——

我租了一輛單車，從新城區一路騎向老城區，去尋訪白修德記錄中曾經造訪的那間天主教堂。新城區就像所有其他的中國新興城區一樣，充斥了大而無當的現代化商廈、寬闊而嘈雜的街道；而老城區則保留了上世紀八○年代的建築格局，陳舊局促——舊城改造成本過於高昂，很難做出政績，於是很多城市管理者寧願另闢蹊徑建造一座新城區，彼此倒也相安無事。這構成了中國城市發展的一道普遍景觀。

洛陽老火車站附近一個僻靜胡同裡，教堂原址已經改建成了社區幼稚園，又在對面新建了一個氣派的新教堂，紅白相間的外飾、尖聳的塔樓，塔尖上還掛著耶誕節彩旗，而這個時候已是夏季。我到的時候正值中午，陽光把地面曬得很燙。院子裡堆滿建築材料和混凝土。有一個小建築隊正在施工。兩個瘦削的年輕人，其中一個赤著上身，跟包工頭商量某個建築細節。看大門的師傅走到我身邊，指著那個赤膊男人說，那就是神父。

我走上前向神父問好。操著山西口音的神父尷尬地笑了笑，迅速跑回屋穿了件背心。他正忙著監工修造一間新宿舍。他指著教堂對面告訴我，幼稚園的位置，就是原來的天主教堂，「過去面積很大，還包括教會辦的學校和孤兒院。後來新中國成立，那兩個義大利神父都被趕走了。」

神父接了一個電話，臨時要外出，交代另一位神父跟我聊聊。這人穿著藍白相間的襯衣，戴了一副時髦的紅框眼鏡，對我十分警惕，謹慎訥言。他告訴我，他倆都來自山西。我指著門口「三自教會」的牌子問他：「你們都是三自教會的嗎？」他面呈不悅，說，「我們只信奉上帝。」

大概他對我突然產生了誤解，或者把我當成了什麼組織派來的耳目一類角色。他不願意再搭理我，一直警惕地觀察我的舉動。我走入寬敞安靜的主堂，觀賞被布置成地方風格的內飾，想像梅根時期的教義到今天還遺留了多少、又如何以本土化的形式繼續影響世人？神父一直不遠不近盯著我，在我走出教堂大門的一瞬，他突然在我身後關上了大門。

——這座嶄新的教堂和外面雜亂的胡同，屬於兩個平行結構，互不干擾。很多時候，宗教的存在被限制在一扇大門之後。

秩序才是中國社會運行的本質。神的出現，注定會消解人間秩序，為世襲的權力所不允許。自上而下的社會系統不光壟斷了世俗權力，也不會讓渡精神世界的主宰權。中國的社會結構裡，缺乏宗教和社會組織這些中間力量制衡，權力直接作用於個體身上。宗教可能扮演的角色注定有限，無法形成強大的信仰共同體，對抗人性的不完美，以及稀釋來自系統的壓力。

我行走在繁華和破敗交織的洛陽街頭，身邊世界和梅根時代截然不同了。我們獲得了極大的物質滿足，期待著精神世界也突破混沌。

梅根在一九四八年由中國返回美國，他想再次回到河南完成未竟的傳教計畫，但是沒被教會批准，為此梅根傷心流淚，最後去了一個黑人堂口繼續服侍上帝，於一九五一年病逝。

政權更迭之後，絕大多數「洋鬼子」都在一九五三年前被驅逐出境，在河南的傳教士們更是首當其衝。他們建立的醫院、學校、教堂被沒收，在「文革」中遭到破壞。此後幾十年，傳教士甚至在整個中國大地上銷聲匿跡了。

那些有形建築和財產消失了，但是對生靈的讚歌猶在，文字記錄保證了記憶的存在。儘管文字也有可能被剷除，以至於今時今日的人們將前人的奉獻徹底遺忘。看到白修德的文字記錄，那些虔誠的身影和對豐饒精神的讚美，伴著鄉間孤獨的馬蹄聲再度鮮活如新。

（摘自：輯Ⅱ＿白修德之路）

試閱文章（一）：〈記憶的迷宮〉
河南安陽。江陰尋親會結束幾天之後，我找到了鄭玉珍。

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鄭玉珍在上海市普育路孤兒院門前被發現，當時穿紅棉衣，身上找到兩封信。信中說棄兒一歲三個月，據此推斷生日為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

在孤兒院待了僅僅幾天，五月二十二日，鄭玉珍就被領養了。收養者是一個河南的殘疾軍人，經常打她，被鄰居告到了街道主任那裡，終止了抱養。於是橡膠廠鄭姓工人收養了她，成了她的第二任養父。

鄭玉珍是少有的保留了父母物證的棄兒，這比較少見。或者這位媽媽幻想著以後可以憑藉信物與女兒重逢...

自序＿穿越中國的旅行

輯Ⅰ＿上海迷宮
．「上海孤兒」
．國家的孩子
．尋親大姐
．中國式尋親會
．記憶的迷宮
．無錫尋蹤
．告別上海
．分裂的DNA
．尋親不遇
．尋隱者
．又見上海

輯Ⅱ＿白修德之路
．重回嵖岈山
．消失的中國記者
．被遺忘的潼關
．洛陽的救贖
．出鄭州
．野史記錄者

輯Ⅲ＿薩爾溫江的戰士

自序＿穿越中國的旅行

輯Ⅰ＿上海迷宮
．「上海孤兒」
．國家的孩子
．尋親大姐
．中國式尋親會
．記憶的迷宮
．無錫尋蹤
．告別上海
．分裂的DNA
．尋親不遇
．尋隱者
．又見上海

輯Ⅱ＿白修德之路
．重回嵖岈山
．消失的中國記者
．被遺忘的潼關
．洛陽的救贖
．出鄭州
．野史記錄者

輯Ⅲ＿薩爾溫江的戰士